今年是“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作为全球化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经济的崛起已悄然改变着世界经济格局。然而，当下中国经济的发展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如何克服困难，迎接挑战，渡过危机，平稳发展。改革大棋如何落子，制度设计如何付诸实施？且听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理事兼副所长，国际货币金融机构官方论坛（OMFIF)顾问委员会成员、研究委员会成员向松祚博士怎么说。首先，他认为，“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来否定中国经济在过去三十多年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他还告诉笔者，“当前最迫切的就是切实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全面深化改革《重大决定》，不能犹豫，更不能走回头路。市场化改革是唯一正确方向。”
Q：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启到2016年，有几次突破性的改革令您印象深刻？
A：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是人类历史上少见的伟大奇迹，举世公认。纵观历史，经济增长并非“常态”，乃是十分稀缺的“现象”。令人印象最深刻的重大事件当然就是邓小平主导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成功扭转了国家的发展方向，改革开放成为时代主流，一浪高过一浪的改革浪潮随之大潮兴起。1992年邓小平著名的南巡讲话同样是彪炳史册的伟大故事，可以说，邓小平以大无畏的勇气力挽狂澜，让中国这艘巨轮重新回到改革开放的康庄大道之上。1990年代后期朱镕基总理以义无反顾之巨大勇气开启国有企业改革，是第三件令人印象极其深刻的重大改革举措。邓小平推进改革的关键理念是“三个有利于”，核心是有利于生产力的提升和广大人民的生活改善，他坚持“不争论”，看准了就立即实施，不要纠缠无谓的意识形态辩论——譬如争论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计划经济，什么是市场经济。我们能否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能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最根本的还是要依靠改革。当前最迫切的就是切实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全面深化改革《重大决定》，不能犹豫，更不能走回头路。市场化改革是唯一正确方向。
Q：您认为应如何围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做好新时期的经济工作？
A：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希望真正解决中国经济面临的重大结构性失衡或结构性供给失衡。经济结构的失衡源自投资结构的失衡；投资结构的失衡源自社会信贷或信用资源分配的失衡；信用资源分配的失衡则源自我国所有制结构的失衡或客观存在的“所有制歧视”。我国经济结构内在失衡表现在许多方面。核心还是李克强总理反复批评的“所有制歧视”——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在许多体制机制和政策方面没有站在同一个公平的起跑线上，民营企业在市场准入、信用获取等多方面面临许多障碍，国有企业确实拥有许多特权和优惠。今年上半年民营投资增速只有2.8%。十八届三中全会《重大决定》的基本方针就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就是要让所有企业一视同仁、公平竞争。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本质是体制机制和制度的改革，不是简单的压缩产能。“三去一降一补”当然很重要，但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真正取得成功，必须要真正按照市场化改革的基本方向，彻底改革国有企业、改革政府制度安排、建立真正法治化市场秩序。
Q：有人担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会带来一定的社会冲击，社会能否承受？如何确保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预期成效？
A：任何改革总有人要为此付出代价。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然迫使一些企业破产关门，一些员工将因此下岗失去工作。其实这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过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一个“创造性毁灭”过程。新的行业和新的企业蓬勃兴起，取代旧的行业和企业，这正是市场经济动态发展的自然过程。既然要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每个人每个企业都必须适应“创造性毁灭”。当然，我们需要建立和完善各种社会保障体制，帮助因为企业破产失去工作的人寻找新的工作、确保基本生活不受影响。应该说，经过30多年的积累，无论是从政府财政收入角度看，还是从家庭个人财富角度看，我国已有较强的承担各种改革成本和冲击的能力。不会因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造成重大社会冲击。关键是妥善安置下岗员工，帮助他们实现再就业，确保他们的生活水平不出现下降。政府和企业需要负起责任。事实上中央、国务院部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时，就已经充分考虑了如何安置下岗员工的问题。中央财政也有适当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