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面对商人的糖衣炮弹，官员只有建立起坚固长城，才能不被“围猎”。为此，官员自身要正、要硬；要坚守“齐家之道”和管好下属；要重建“官”与“商”良性互动关系；要加强制度规约，让制度管人。
【关键词】小官大贪 腐败堕落 清正廉洁 【中图分类号】D602 【文献标识码】A
近些年，随着党和国家加大了反腐力度，“老虎”和“苍蝇”一起打，一些官员纷纷落马，并呈现出腐败的新趋势和新特点。其具体表现为：窝案、串案多发，巨腐贪官尤其是“小官大贪”不断涌现，权、钱、色不分家，部分官员在受审时的糊涂表白令人费解。梳理落马贪官的堕落轨迹，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被商人“围猎”。在此，我们可打个比方：面对商人的糖衣炮弹，不少腐败官员既无枪炮又无掩体，甚至连钢盔都没有，直接将自己暴露出来，不中弹才怪呢！那么，作为党和国家领导干部，如何才能抵御商人等的猛攻，建起避免被“围猎”的长城，这是需要重视和认真思考的。
“正己”才能正人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不少贪腐官员在落马后受审时，为自己贪污受贿找出千奇百怪的理由：有的说是为养老作打算，有的归因于妻子儿女，还有的直说爱钱成瘾，更有的说是为国家保存着。但他们唯独没从自身找原因，即一个国家领导干部自身“不正”的“私心”问题。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孔子在《论语·子路篇第十三》中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因此，我们一方面要看到，落马贪官被“围猎”的情况；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他们之所以被“围猎”，是己身不正所致。要摆脱当下官员被商人“围猎”的困局，最重要也是最急迫的是，官员自身要正、要硬，否则一切都无从谈起。
官员要成为精神巨人，而不是凡夫俗子。与中国历朝历代执政者相比，中国共产党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这也是为什么它能从无到有、由小到大、变弱为强，最后取得政权的根本原因。这种特殊材料最主要的不在物质，而在精神，在大公无私、舍己为人、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幸福的奉献精神。拥有和保持共产党人无私无畏、一心为民的高风亮节，这是防止被商人打中的最重要的护身符。
古人云：“夫私，每起于一念之微，而害必及于天下之大，不可以不戒也。何也？人惟无私，则其识明，其守坚，其道平，其衷坦，何德不成？何功不立？苟一有私，则虽有过人之才，为私所挠，而皆不能以自见。”南宋理学家真德秀也说：“凡名士大夫者，万分廉洁，止是小善，一点贪污，便是大恶。不廉之吏，如蒙不洁，虽有它美，莫能自赎。”这就为当下官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是以“私心”为官，而是以“清正廉洁”去“执政为民”。
坚守“齐家”之道和管好下属
在中国古代，“治大国若烹小鲜”，又说“齐家，治国，平天下”。可见，“齐家”对于治国理政的重要性。另外，中国古代为官对胥吏的要求甚严，所以宋人云：“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当下贪腐官员之所以常被“围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治家和对下属管理不严。
中国古代十分重视为官要“禁家人”谋私：“居官所以不能清白者，率由家人喜奢好侈使然也。”许多官员的家人借权敛财，有的以权谋私，还有的在权力的保护伞下经商，日进斗金。对此，有的官员管不了，有的则不想管，有的则是没法管。试想，本来自己就不干净，怎能管住家人？所以，当广东省某腐败官员劝哥哥敛财要适可而止，尤其不要总是打着自己的旗号时，却遭到哥哥反讽，“管好你的老婆”。这可谓官场家族腐败的一个典型案例。
腐败的领导秘书在中国古代被称为“奸猾胥吏”和“衙蠹”。中国古代吏治弊病很多，所以，为其所立的“官箴”也多。如宋代陈襄在《州县提纲》中说：“夫吏之所出，皆民膏脂。以民之膏脂，而奉我之欢笑，于心宁亡愧？”加之恶吏狡猾，所以强调“吏言勿信”，“故凡吏有献说者，须察其可行，不可遽听。要在宽严适中，则亡弊矣”。今天，不少官员的秘书比以前的“衙蠹”有过之而无不及，成为腐败的高发区。他们或在官、商之间谋利，或于其间上下其手，或成为拉官员下水的“黑鬼”。如“上海第一秘”秦裕、“河北第一秘”李真等都是典型代表。
还有同学故旧、师生乡里，他们与家人、秘书等一起成为“官”与“商”勾结的传送带，也成为官员腐败的诱因。要想避免被商人“围猎”，官员一定要以身作则、管好自己身边的人。也就是说，不是让自己亲近的人成为商人借力的拐杖，变成滋生腐败的温床和一些毒菌传播者；而是让他们成为一块净土、一条隔离带和一个绝缘体，这样在“官”与“商”之间就有了一个安全阀和一把保险锁。
重建“官”与“商”良性互动关系
许多商人纯属正常经营，他们有良心、遵法纪，甚至有大道存矣，其财富也是靠辛苦劳动和无数汗水换来的。但这并不等于说，所有商人都安全可靠，因为“商业资本”是极易让人犯错的。另外，“官”“商”之间有时很难绝缘分开，二者需要相互帮助；但是，要避免“官”“商”走得太近，就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勾肩搭背”，更要避免二者之间没了界限，甚至官员成为商人，而商人又变成官员。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注意以下方面：
一是将“官”与“商”分开。这不仅表现在官员不经商，商人不做官；还表现在官员的家属不经商。简言之，要避免官员商人化或商人官员化。
二是“官”与“商”要保持一定距离，尤其是理性的距离。在较长一段时间里，“官”与“商”不分、难分，尤其是情感距离太近，有的亲密度甚至超过亲戚朋友和家人，这种“官商勾结”的“利益输送”影响极其恶劣。
三是“官”与“商”要平等。长期以来，在“官”“商”之间出现了异化关系，不是商人饱受官员奴役，就是官员变成商人的应声虫，结果令人大跌眼镜。例如，某省的政法委张姓书记曾被郭姓商人驱使，郭某在自己办公室曾对李姓朋友说，“我让张某2小时来，他绝不敢迟到”，没想到果真如此。面对郭某的傲慢和怠慢，张某乖乖听命，一副奴颜婢膝的样子。这个事例说明，“官”“商”关系已从一种不平等异化为另一种不平等。
四是官员要警惕奸商投其所好和钻空子。明代汪天锡在《官箴集要》中说：“小人惟窥伺其嗜好性格。如正己者，必无偏私之病。稍有私欲，鲜有不堕其计，而为所迷惑矣。虽欲廉正，其可得乎？”可见，官员要堵住商人的渗透，还要清心寡欲，形成良好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自觉抵制财色的侵扰。
还有一道坚固防线至为关键，那就是要加强制度规约，包括把好干部选人关，建立健全官员考核、监督、罢免机制，尤其是让人民群众成为官员任用的关键力量。只有让制度管人，让人民群众成为防止官员贪腐的监督网，商人的“围猎”才会减少，才会失效。试想，当建起科学的法律法规，将监督关口前移，那些为官目的不纯、吃喝嫖赌无所不用其极、贪污数字惊天的疯狂腐败，将会得到扼制。有了这四个层面建起的坚固长城，商人对官员“围猎”就会变成一场空。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 )
【参考文献】
①汪天锡：《官箴集要》，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2010年。
责编/刘瑞一 美编/于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