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趋向常态化、规范化和法治化，而“围猎官员”成为反腐中频繁被提及的现象。研究发现，不能慎欲、不能慎权、不能慎趣、不能慎友、不能慎微的官员最容易被“围猎”；官员被“围猎”的方式有交易型、情谊型、要挟型等几种。
【关键词】权权交易 官员落马 底线意识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被“围猎”的官员类型
一是不能慎欲。七情六欲是人之常情，但欲望不仅有良莠之分，还存在收放有度和放纵膨胀的不同结果导向。不能慎欲的官员无法驾驭利益诱惑下膨胀的权力，进而将手中的权力当成攫取私利的工具，心中无责、心中无民，自生贪念、主动寻租、拉帮结伙、人身依附。自己本身不干净、不廉洁，就必然会成为行贿者“围猎”的对象，最终被“围猎”，又“围猎”他人。
二是不能慎权。部分官员尚不能跳出“官本位”理念的窠臼，他们在政策制定、执行和反馈的各个环节里崇尚人治理念，本着权大于法的心态，搞“一言堂”，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常常违背民主集中制，违背公意，违背法律，用自己手中的权力肆意施加影响。这必然使那些为了达到自己目的、追逐最大利益的行贿者想尽办法去接近，这些拥有实权的官员也必然成为被“围猎”的对象。
三是不能慎趣。官员在兴趣培养上应该时刻谨记自己人民公仆的身份，不能越界，也不能无度。被“围猎”的官员或贪图声色犬马，或追求珠光宝气，或崇尚封建迷信，或沉迷古玩字画。尤其在社会选择越来越多元化的背景下，有些别出心裁的“猎手”更是会根据官员的爱好进行针对性“围猎”，这种私人定制型的腐败现象依旧层出不穷。
四是不能慎友。因为工作的原因，许多官员会接触到社会各阶层的人。社会交往本无可厚非，然而一旦朋友圈从形成到持续的动力和保障来自于权力时，官员被“围猎”的几率也将大大增加。“合作伙伴型”“掮客型”“私人定制型”“同乡会型”等朋友圈中，广泛充斥着各种公私不分的政商关系。
五是不能慎微。官员在细节方面持有侥幸心理，抵挡不住层层递进的诱惑，直至信念动摇。在“温水煮青蛙”的效应下，他们在被“围猎”的过程中往往始于不拘小节，而最终失去气节。
官员被“围猎”的方式
一是交易型。这种“围猎”官员的方式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权权交易。两类权力主体为促使非法利益的“合法化”，而成立攻守同盟，在利益输送中互通有无，这通常发生在人员的提拔和调动、职称评比、项目审批等事项上。其二是权钱交易。在权力寻租和兑现中构建了违法和失范的政商关系和上下级关系，尤其体现在重大工程项目招标投标、卖官鬻爵、土地出让、企业特许经营、国有企业改制等方面。其三是权色交易。官员骄奢淫逸，这也让“美人计”有了可乘之机，在美色输送的源头端，官员、商人甚至是情妇二奶本身都在寻求利益诉求的权力兑现。
二是情谊型。“围猎”官员是一个持续性和麻痹性的行为，“猎手”在“围猎”官员的过程中，从细微入手，从日常出发，很可能一开始仅仅是吃饭喝茶送点小礼品，继而事无巨细都能主动帮官员妥善料理。情感投资基础逐步稳健之后，“猎手”自然在很多方面会得到权力的青睐和回报。这种典型的“温水煮青蛙式”的情谊型“围猎”方式，往往能在潜移默化中软化官员的警惕性，淡化官员的底线意识。“我不是从思想品德、为人上结识既相互促进又清淡如水的朋友，而是交了一批重哥们义气，又带有铜臭味的老板朋友，思想逐渐发生变化，贪欲也随之培养起来，最后被这些所谓‘朋友’温水煮青蛙。”2015年1月，贵州省委原常委、遵义市委原书记廖少华在庭审时如此供述。
三是定制型。厦门特大走私案主犯赖昌星常说，不怕领导讲原则，就怕领导没爱好。官员喜欢赌，“猎手们”便在业务牌局上故意输钱以输送赌资；官员沉迷美色，“猎手们”则进行性贿赂；官员喜欢古玩字画，则出现“雅贿”；官员重视子女的教育问题，则有“猎手”免费资助子女出国留学；官员喜欢摄影，“猎手们”则免费送上昂贵的摄影器材以及包揽摄影过程中的各项经费。有针对性的私人定制型“围猎”在近年来的落马高官群体中层出不穷，如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收受的大量玉石，竟然占受贿总额近八成。
四是曲线型。一些官员的抗诱惑能力较强或者因位高权重而难以直接接触，“猎手们”则通过曲线“围猎”的方式从官员身边的亲属、朋友和秘书等群体下手，通过间接效应达到自身的最终目的。如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刘铁男被检方指控受贿3558万，而刘铁男亲自经手的有104万，其余绝大部分受贿金额则是通过其子刘德成收受所得。
五是要挟型。在网络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利用数码设备拍下官员违法乱纪的行为，并以此作为把柄，要挟官员为其谋取不正当的利益，日趋成为当下官员被“围猎”的一种方式。2008年2月，重庆市北碚区原区委书记雷政富被肖烨等人以不雅视频相要挟，以借款为名索要300万元。在明知被设局敲诈的情况下，为防止不雅视频曝光，雷政富依然利用手中的职权意图平息此事，直至最终东窗事发，身败名裂。
官员遭“围猎”的深层原因
一是官员自身底线意识的缺失。纵观中共十八大以来落马的官员，一些官员在仕途早期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但他们的政治信仰却随着职位的一再升迁而缺失，追求小群体利益，这是他们最终被“围猎”致落马的主要原因。官员道德修养的不足，被“围猎”官员在自律、自省、自制等方面存在缺陷，无视党纪国法，难免前功尽弃。二是“围猎”行为的麻痹性和隐蔽性。许多“围猎”行为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并将对权力的“围猎”隐藏在日常的生活中或交汇在亲情与友情的发展中，赋予了“围猎”行为以人情往来的“伪正当性”外衣，极具麻痹性和隐蔽性。“围猎”行为的麻痹性和隐蔽性，不仅能有效击溃官员的抗拒防线，也加大了纪委和检察院工作人员成功侦破案件的难度。三是公共权力缺乏制度化约束。改革开放以来，公共权力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道路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缺乏制度性约束的权力也时常被人所诟病。四是社会对“金钱依附于权力”观念的盲目崇拜和复制。市场化改革推动了中国社会组织权责利益关系的不断分化，在资源向资产转变，资产进一步转变为资本的过程中，政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种背景下，也让许多人笃信权力对财富积累的作用，而不管这种权力运行的模式合规与否。
官员“解围”的途径
一是提升自身修养，管好“身边人”。加强对官员的廉政教育，从个体的心理上塑造和提升官员道德素养，增强公仆意识；不断强化对官员父母、子女、亲朋等身边人的思想政治教育，消除他们的侥幸心理，以便对官员个人的廉洁工作起到积极的帮助作用。
二是优化监督体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首先，要确立各监督部门独立的法律地位，并赋予独立的调查权。在党、人大和政协等机关监督方面，要简化监督程序；在政府内部审计、监察等部门方面要增强其独立性，赋予其切实的独立审计和监察的权力；在检察机关和和审判机关方面，要提高查处力度和审判公平性，在不放纵任何腐败行为的前提下，实现司法公平。其次，要引导公众监督，拓宽检举渠道，建立和宣传保护检举人人身安全和合法权益的制度，消除民众的后顾之忧。最后，要充分发挥新闻媒体在搜集信息和宣传方面的作用，同时要特别利用网络媒体监督主体虚拟化的实际，合理规范与充分发挥其正面作用。
三是完善制度，促进立法，“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在制度设计上本着以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原则，逐步完善相关的约束制度和公开制度。完善信息公开制度，保障民众的知情权，使权力的行使过程有足够的透明度；推进建立财产公示制度、官员个人及家庭财产申报制度等，逐步实现官员收入透明化。
四是加大执法力度，严惩行贿、受贿。严厉惩治受贿行为，提高受贿犯罪成本，增强震慑效用。与此同时，加大对行贿犯罪的打击力度，打掉“围猎”网，在一定程度上斩断受贿人权力寻租的利益链，形成强大威慑，使官员不敢受贿、不能受贿，令行贿者不敢行贿、不能行贿。只有贿赂共同体被打破，才能从根本上遏制贿赂腐败滋生蔓延的土壤，净化社会风气，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北京大学研究生周隆武、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梁佩对此文亦有贡献)
【参考文献】
①于学强：《“一把手”腐败：原因与防治》，《中共四川省委省级机关党校学报》，2010年第3期。
责编/刘瑞一 美编/于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