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经过三千多年的发展，历经多重图腾的激荡、诸子百家的融合、两汉佛教及近代西学的东传，逐渐形成了以儒家为主体、佛道为两翼、西学为足喙的格局；又以圣贤或作或述的历史实践与《四书》《五经》《老子》《庄子》《坛经》《法华经》等核心经典的理论诠释为内核，辐射到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以及百姓的日常生活，使得中国文化的存在和传续呈现出精英士人与大众百姓、经典与民俗、显与隐、道与器、文教与民心、种子与果实的二元结构特征；二元之间又相得益彰，互为因果；这一特征就决定了中国文化的稳固持久、日生日成、以至于神妙莫测的特性。故中国永远是老而弥笃、旧邦新命，中国文化从根脉到树干再到枝叶花果一以贯之，无时不存，无乎不在，博大精深。
所谓“博”，是指丰富渊博、而非单一贫乏，意即中国的文化生态极其丰富多元。不只是世界各种文化久远以来在此风云激荡，而且中国文化的核心“道”意已经充分贯彻流淌于这片人文沃土养育出来的诸多文明样态之中，琴棋书画诗酒茶花、中医武术饮食起居、技艺工程人伦日用等等，都已经是中国文化核心精神的流注，都是抽象的“道境”的开演，其开演的过程又渐次呈现出“道境”的不断具象化、具体化，从无到有、由点到线、由线及面、由面至体、由体而无所不至，所谓“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画前”。
“大”有二意：一是广大，不局限于一地一族，而是广土众民，和合相依。二是正大，儒家首重立志，要以修身为本，以天下为己任；佛教首重发心，以四弘大愿开显清净污染之菩提大悲之心；道家也是要荡涤俗情，与天地并生，与万物为一。“精”，是“精纯”“精微”、精益求精、纯一无杂，中国文化由隐到显的各个层面都有其精微的结构和层次，都绝不容许其间有半点含混和儱侗。
“深”则是指经过历史漫长的积淀，中国的一切风物，包括天地山川、日月湖泽、甚至一草一木等等，都已经被“斯文”所“潜移默化”了，文化的种子遍布中国，不知何处在孕育、何处又已在新生，故中国这片土地上没有“鸡窝”，哪里都有可能飞出“金凤凰”，普通人家未必不是龙潭虎穴，平阳浅水亦可卧虎藏龙。
中国文化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但往往是“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所谓“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其间的差别即在于或自发地浸润于其中而浑然不知，或自觉地栖居于其内而日进其德；而所谓“文化人”的责任就是要能知觉到此（“为往圣继绝学”），然后薪火相继、继续以文化的力量（“制礼作乐”等）从自觉走向自为，来化育斯民，所谓“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 、“为万世开太平”；当然，这一过程也不必追求妇孺皆知人人能懂，而做到“民可使由之”即可，由之再进一步进德修业自强不息。
能够具足“博大精深”四德的文化，世界上只有中国；能够生在中国，并自觉接受这种文化的熏陶化育，是莫大的幸福。
中国文化人文底蕴之深厚，是远超一般浅见薄识的，而其之所以能够形成这一高度、广度和深度的原因，至少有三：中国文化本来源自于人心的自然、本然、天然，而人心本含德性、本自清净、本来广大、本具深微、本有神妙；中国文化扎根于天人之际的洞察，天地为物不贰、生物不测，故人可参赞天地、经纶世务；中国文化强调“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认为要尊德性而道问学，但最终要落实为笃行，要知行合一，要理事无碍，故与其说中国文化体现为理论思想，毋宁说更体现为做人做事，所谓“自古无不会做事的圣贤”。
理解了中国文化的二元结构特征，对于其间大“道”的领悟之途便不能或不宜停留于经典的学习，要想具体的感受到、真切的体会到传统文化的神髓，“下学上达”便是一条切实可行的、不可或缺的必经之徒；而这一过程的展开又有多种方式，譬如由艺臻道、譬如民俗民风等等。
尧治河村，在村书记孙开林同志的带领下，继全村实现致富发家之后，又以“尧造围棋、以教丹朱”的记载，开启“文化兴村”的现实实践，这一实践本身是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的，而这一实践之所以能够开展、以及开展的程度如何，都将决定于孙书记及全村人民对于中国文化二元结构的理解和落实。（本文为中国政法大学哲学系副主任李虎群在第二届“尧文化与中国梦”高峰论坛上的研讨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