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上周宁夏的大事，莫过于习近平总书记来考察。习总18日来到固原，在这里，他参观了红军长征会师纪念馆，走访了扶贫农户的家，称村民是“老弟”，并说道“全国还有5000万贫困人口，到2020年一定要实现全部脱贫目标。这是我当前最关心的事情”
今年以来，习近平先后去到重庆、江西、安徽、黑龙江、宁夏调研考察，在这些地方，贫困人口牵动着总书记的心。那么，总书记在脱贫的问题上下达了哪些动员令？基层该如何落实？脱贫背后又有何根本性阻碍？
习近平的“扶贫箴言”：
发展产业是实现脱贫的根本之策
2016年7月18日至20日在宁夏考察，习近平说：好日子是通过辛勤劳动得到的。发展产业是实现脱贫的根本之策。要因地制宜，把培育产业作为推动脱贫攻坚的根本出路。
当地企业在加快自身发展的同时，也要在产业扶贫过程中发挥好推动作用，先富帮后富，实现共同富裕。
要因户施策、因人施策，扶到点上、扶到根上，不能大而化之
2016年2月1日至3日在江西考察，习近平强调：扶贫、脱贫的措施和工作一定要精准，要因户施策、因人施策，扶到点上、扶到根上，不能大而化之。
我们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将继续大力支持老区发展，让乡亲们日子越过越好。在扶贫的路上，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家庭，丢下一个贫困群众。
既防止不思进取、等靠要，又防止揠苗助长、图虚名
2016年1月4日至6日在重庆考察，习近平谈到：扶贫开发成败系于精准，要找准“穷根”、明确靶向，量身定做、对症下药，真正扶到点上、扶到根上。脱贫摘帽要坚持成熟一个摘一个，既防止不思进取、等靠要，又防止揠苗助长、图虚名。
抓工作不能狗熊掰棒子，去过的每个地方都要抓反馈
精准扶贫，不能制造“盆景”。习近平在今年两会期间明确要求：“抓工作不能狗熊掰棒子，去过的每个地方都要抓反馈。”在湖南团，习近平透露了一个细节：他去考察过的这些地方，有关部门都派人进行“回访”，有的打招呼，有的不打招呼。看到当地是在认真抓落实，习近平说：“这很好。”他强调：“要坚持以民为本，民有所想所求，我们就要帮助他们，为他们服务。”
扶贫机制要进一步完善兜底措施
2016年4月24日至27日在安徽考察，习近平来到花石乡大湾村，68岁的贫困户汪能保紧紧握住总书记的手，激动不已。总书记说：“老汪你好，来看望你们。习近平拿起桌上的扶贫手册，一边看一边询问老汪家的情况。听说老汪爱人有高血压，一年药费要花两三千块钱，习近平说，因病致贫、因残致贫问题时有发生，扶贫机制要进一步完善兜底措施，在医保、新农合方面给予更多扶持。
反思：乡村脱贫背后的阻碍
上层政策制定得好，不如乡镇政府落实得好。中国乡村为什么穷？这个问题可能需要更深入的剖析，比如“涉农腐败”问题。
涉农腐败是发生在农民身边的腐败，近年来主要体现为侵吞农村集体资产和国家强农惠农资金等直接损害广大农民切身利益的行为。随着国家对“三农”专项资金投入的大幅增加，农村建设和农业发展得到了极大改善，但与此同时，借机谋利发“补贴财”的现象也频频发生。“小官贪腐”成为了扶贫脱困的根本性障碍之一。
2013年，河南省鲁山县董周乡政府扶贫办主任马某与该乡盆窑村党支部书记范某、文书崔某在申报专项补贴资金过程中，骗取国家扶贫专项资金31万余元。2013年1月至2014年6月，重庆市检察机关共立案查办村社干部职务犯罪148人，其中套取国家支农惠农补贴的有61人。再以江苏省阜宁县检察院为例，2013年以来，该院共立案查办该领域职务犯罪案件14件20人，占同期查处职务犯罪人数的一半。
涉农腐败为何存在？
剖析体制机制缺陷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副教授段林萍曾在《国家治理》周刊发文，指出涉农腐败的根源：在我国，村干部不属于国家公务员体系，针对官员和国家公务员的法律法规和党内纪律条例往往无法约束村干部的行为。例如，国家对官员和公务员有不允许经商的规定限制，而对村干部却没有相应限制，即使乡镇有内部文件规定，也不能起到严格的约束作用。
而且，有的乡镇为了发展村级经济，提倡让先富裕起来的能人担任村干部，这导致一些村干部利用经商名义将村集体资产占为己有。另外，有关涉农腐败案件的司法解释缺失，农村基层组织工作人员身份性质难以认定，加上案件管辖分工不明确等因素，都导致“蚁贪”得不到有效遏制。
净化基层风气，保证中央政策上传下达
有何对策？
1完善村民自治制度
以村民自治制度防范村级权力的腐败，首先需要保障制度健康运行。一是强化民主选举的法治化、制度化，最大程度地保障全体成年村民一人一票、每票同值。二是强化民主制度设置，将农村主要权力进行分权设置；三是强化权力组织运行的公开化，包括将涉及村民利益所有事项的村务的内容、程序、时间、形式与监督方式等全部公开。
2强化涉农腐败的国家监管力度
乡镇政权组织作为设置在农村地区的基层政权组织，是实现执政党和国家对基层社会常态化、系统化治理的重要主体。当前的着力点主要在切断乡镇干部与村干部之间的利益链条，切实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明确乡镇党委和政府主要领导、主管领导、包村干部的监督责任，形成逐级负责、层层落实的农村反腐倡廉工作格局。
3加大司法惩治力度
强化司法惩治措施，一是要找准突破口，对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的主要违法犯罪人员，以及对地方团伙性腐败行为严加惩治；二是要健全犯罪处罚网络，建立信息共享机制与部门协调机制，形成党委统一领导、上下联动、左右互动、齐抓共管的防治大格局；
4抓住关键少数
涉农腐败是权力腐败，权力腐败是掌握权力的人的腐败。一是注重选人用人，保证村干部、能人选拔前的审核，选举过程中的公示，选拔投诉的甄别监察；二是适当提高待遇，至少保证村干部在基层基本生活水准之上，有基本的生活保障，并在政治上、社会地位上从优保障；
5发挥传统村社功能
将原有的家族、村落传统结社进行现代性改造，涤除封建帮规因素，注入新时代的法律意识、规矩意识、文明意识，形成村民活动、表达空间。最后是社会协同，将村民自组织的各种务工队正规化、规模化、文明化，注入政府力量和法纪意识，务工人员牵头组织带动村民的集体化水平，培育合作、妥协、契约、理性精神，形成制衡权力腐败的群众基础。
还可从注重传统人际关系、亲缘关系、地缘关系为中心的关系网络建设入手，以乡规民约、村邻规矩和家族规范为主体的互惠规范为基础，以传统礼仪、仪式等集体活动为载体，以家族、村社为单位，建成利益共享、和谐共处、共同参与的乡村共治系统，构建新的有道德信念规矩、彼此熟络相互约束的“熟人社区”，塑造不愿腐、不易腐的法治氛围与廉政文化。
（资料来源：新华网、《国家治理》周刊、党建网微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