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百鸟朝凤》出品人方励“跪求排片”事件引发热议。无论是“良心一跪”也好，是“道德绑架”也罢，“跪票房”已然成为一种拉动票房的有效招数。
在我看来，像《百鸟朝凤》这样的好电影，如果遇到的都是我这样的观众，根本不用跪求，早就满世界找着去抢看了。但对于另一拨人来说，即便因“跪求”之故踏进影院，却并未产生“幸亏没错过”的惊喜。我身边的80、90后，甚至觉得影院少给排片，是“太能理解了”，因为这不是他们眼中的“畅销影片”，他们不太为主人公的遭遇所感动，认为像唢呐这样的乐器就该这种命运，有啥好叹息好同情的，生活的洪流就是这样滚滚向前……
遂说到热播电视剧《欢乐颂》。剧中五个姑娘为前途、为金钱、为爱情的都市奋斗故事，据说极大地引发了青年人的共鸣，但对于知天命的我，却有点隔膜，甚至觉得，在一地鸡毛的“接地气”之外，似乎缺少我想象中的那种“情怀”底蕴，“格局”不够大。
不过，我转而问自己：这样作想，就一定是“正确”的吗？换在从前，我会非常坚持自己的立场和主见。但是现在，我有时会“检视自我”，自问有关“理想”和“情怀”的最终答案。比如，什么是“三观正确”？当“三观”落地的时候，它是什么模样？想想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吧。一部励志的电视剧，主人公充满理想，执着奋斗。结局呢？“理想”实现了，而那也只是让日子比较好过而已。假如撇开那些谈论“理想”的文学泡沫，让生活落地，人们所追求的，不就是“让自己的生活好起来”吗？
我们老一辈生活在《平凡的世界》和《百鸟朝凤》的年代，他们年轻人生活在《小时代》和《欢乐颂》的年代。既然彼此都是想“追求美好的生活”，怎么就可以这样蛮横地认定：咱们的理想是高尚的，他们的理想是世俗的呢？
而一部影视剧的成功，其显著标志应该是：它能否最大范围最大限度地打动观众？当我看到身边的年轻朋友频繁地谈论着“安迪”“曲筱绡”“樊胜美”等角色，甚至把剧中的所谓“十句最经典台词”广为传诵时，我清晰地看到，这部电视剧引发了他们的共鸣，他们情不自禁地进入角色，把自己的现实生活投射其中。
我再进一步深问自己：为什么我们习惯性地将青年人的“追求理想”和“追逐现实”弄成一对矛盾，甚至恨不得弄得你死我活？那个虚无缥缈的“理想”真的有那么重要吗？我们一直喜欢做“观众的教师爷”，但是我们提供过什么完美的关乎“理想”的答案吗？假如不能提供，又执着于“三观正确”，怎么能够给年轻人以“说服力”？
或许，我们要对他们刮目相看：不论对事业还是爱情，他们都更为现实。对于“时代精神已然改变”的诘问和担忧，我渐渐变得不再焦虑。我觉得对于“三观问题”，不妨以宽泛的标准去衡量。主人公美丽坚强、积极向上、百折不挠的精神风貌，怎么就没有“正能量”呢？不能因为“过多地追求物质”，就否定了她们“追求”的意义。世界名著里的女主人公，极大部分“追求物质”“贪慕虚荣”“喜新厌旧”“红杏出墙”，但是她们的形象对于时代的“缩影”意义，却是无比珍贵的。巴尔扎克的小说之所以成为认识法国社会的百科全书，不是因为它们有“丰满的理想”，而是因为它们有“丰富的现实”。
由此推及，这五个美丽女子——海归金领安迪、资深HR樊胜美、富家女曲筱绡、文秘邱莹莹、新晋实习生关雎尔，是当下“白领时代”的典型代表，她们共同谱写的这曲《欢乐颂》，具有浓郁的时代色彩，因之也具有一定的时代意义。当青年人已然成为这个社会的主角，我们的评价体系，是否也该作出某种调整？
我们不必用《百鸟朝凤》的视角去看《欢乐颂》，反之亦然。当有些艺术片“跪求”都难以求到高票房时，一部“不求人”的电视剧能够横空出世夺人眼球，其间的秘密和门道，需要我们深入探究。
（作者为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光明网专栏作者）
责编/周素丽 美编/于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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