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苏长和：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民族解放运动使命的完成，新兴独立国家如何搞经济建设成为国际关系发展的一个潮流。美国在意识形态布局上是对这些新兴独立国家推广对抗式民主制度，一定程度上导致这些国家出现分裂或者内部出现对抗的政治局面，进而影响到这些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冷战时期，以各种社会主义形式立国的发展中国家不少，但是从冷战结束到今天，这类国家或者这类国家内部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政党力量被相对削弱。
美国意识形态布局面临挑战，根子在于世界政治出现了新一轮政治自觉运动，不少国家对美国模式产生怀疑，美国模式的吸引力在下降。同时，美国强推意识形态的方式方法引起越来越多国家和媒体的反思，“颜色革命”的招数越来越被有警惕意识的国家所看透。可以说，今天美国在国际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外交中的优势受到影响。
美国全球战略布局为我国意识形态工作提供了重要借鉴。下一步，我国全球战略布局与意识形态工作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学理上要有力回击西方的人权民主意识形态攻势。西方媒体和教科书对我国投资进行系统的诋毁，从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工会、环境保护等各个方面进行歪曲性报道，不利于我国海外权益保护的舆论支持工作。对此，我们必须要有针对性的做法。目前，不少学术研究议程简单跟着西方媒体走，缺乏对中国海外权益和海外投资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阐述和解释，有影响力的阐释难以在当地落地生根。为此，要有一批能从原理上将西方宣传的自由民主人权话语体系的虚弱性讲清楚说透彻的学者和媒体，理直气壮地在国际学术对话中扭转我们在此方面被动的局面。同时，又要有一批熟悉中国道路、中国制度的学者，在国内外客观地介绍中国模式、中国道路。当前，以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为抓手，首要的是写出一系列能够被国内外接受和使用的教材专著，影响年轻人、外国人，尤其是要影响参加MBA和EMBA学习教育的企业界人士。
二是以文明共生代替文明冲突。要汲取美国全球战略中意识形态布局的教训，也就是从输出、对抗的意识形态布局，转为更具有话语制高点的不输出、不对抗模式。为此，需要在国际上强调文明共生、文明对话，而不是文明相互否定、相互贬低、相互冲突。当今世界谁能将不同文明聚合在一起进行对话，谁就能抓住未来并引领文明的发展。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在一定意义上帮了美国倒忙，使得美国陷入意识形态僵化和文明冲突自我实现的预言中。我们需要超越这种模式，通过在海内外举办文明对话、文明共生的研讨会、论坛等各种方式，明确反对文明之间相互贬低、相互敌意的舆论和行为，这是抓住世界民心的一个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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