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伟大文明的伟大创新的欧洲一体化运动，尽管遭遇危机，但我们有理由坚信道路是曲折的，前景是光明的。在这转型的征途上，需要欧洲的政治精英具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定力，更需要欧洲民众具有不忘初心、团结互助、善于妥协、勇于探索的执着精神。
【关键词】 欧洲一体化 政策调整 转型 【中图分类号】F113.7 【文献标识码】A
欧洲一体化进程自上世纪五十年代正式启动以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伟大成就。一方面，成员国不断增多，一体化扩大进程持续不断。另一方面，目前欧洲一体化进程正在经历最为艰难和最为严峻的考验，其表现和背后的原因，以及调整和发展的前景，值得我们追踪研究。
欧盟所面临的危机和挑战是内外缠绕、长短期结合、堪称全方位的
其一，经济上，欧债危机冲击大、持续时间长、复苏乏力、通缩依旧。从2009年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算起，欧债危机的爆发至今已经8个多年头。欧盟、欧元区国家至今仍无彻底摆脱欧债危机荼毒。欧洲的经济近况显示：尽管经济总体来看已经止跌，但增长依旧乏力，公众预期普遍不振，自发的消费和投资依然不旺，加上全球大宗商品价格走低的打压，通缩阴影依然挥之不去，失业依然是发达经济体中相对最高的，日本、新兴经济体等增速降低恶化了其外部经济环境，迫使欧盟和欧洲央行在维持主导利率为负的同时，不得不将2015年3月推出的欧版的量化宽松政策延长至2017年3月；同时，尽管欧盟核心和外围成员国间经济指标的差异，较之危机急性爆发时期要收窄许多，被称为“欧猪国家”的“南部”诸国国债等负担有所减缓，但要实现欧盟《稳定和增长公约》所规定的3%和60%GDP的标准，仍相距甚远。
其二，难民危机来势凶猛，疲于应对，激发内部矛盾。尽管难民问题绝非新困，但去年开始，来自叙利亚、伊拉克以及伴随着伊斯兰国的崛起而形成的二战以来欧洲最大的难民潮，强烈地震撼了欧洲大陆，酿成了其内部空前的体制协调危机，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仅德国一国去年就接纳超过100万的难民，接到要求避难申请达47万多份。难民的接纳和相关资金摊派问题造成了原有制度（如都柏林法则）的失效，新的难民接纳和费用摊派制度又难以为所有成员国所接受，还一定程度威胁到了欧洲一体化的主要成果：人员自由流动的框架《申根协定》的全面实施。欧委会和议会的安置难民方案遭到了以匈牙利为首的维兴格拉德集团的强烈反对，也给意大利、希腊等带来巨大安置压力，同时也使得德国的接纳政策遭遇了其他成员国的“白眼”。这不仅造成欧盟成员国内部分歧显性化，而且也令英国和相关国家极端排外势力的疑欧声音找到蛊惑的依据，更迫使德国和欧盟为从源头上阻止难民进一步涌入、减轻负担而不得不求助于土耳其，使其蒙受欧洲媒体所称的“屈膝于独裁者之耻”。
其三，英国6月23日即将进行的公投将决定英国脱离还是存续欧盟身份，即使结果是选择留存，其后所隐含的“疑欧”、“脱欧”以及“去一体化”的倾向依然不容忽视。这反映出欧盟在当前全球化、老年化、经济低速化背景下，民粹崛起、政治图谱右倾化，欧洲一体化认同日益蜕化的现实图景，表明政治精英与草根普罗大众间的“民主赤字”不断加大。“个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的实用主义盛行，欧洲政治家囿于本国民意而缺乏引领和担当等问题突出。
其四，从先前的伦敦、马德里爆炸案到最近的巴黎、布鲁塞尔恐袭事件，暴露了欧盟内部安全遭受前所未有的冲击，形成了恐怖危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欧盟一系列战略上的失策，政策上的失误,包括不顾当地国情，用武力在利比亚、叙利亚等中东、北非地区强推民主，变相致使伊斯兰国坐大；内部移民融合政策不灵，使少数族裔青年等缺乏认同，深受极端组织蛊惑而沦为最熟悉而危险的恐怖分子；各国司法、警务系统缺乏协同沟通、信息共享，使一体化下的人员流动缺乏一体化的监管。
其五，乌克兰危机危机也凸现出欧盟相关友邻、外交政策等缺乏战略思考、协同一致的执行能力、驾驭全局的能力以及易受外部势力如美国等干预的弱点。对俄罗斯的制裁则令欧盟成员国自伤不轻，内部分歧重重。
欧盟在危机的压力下，开始了亦步亦趋的政策调整和转型探索，任重道远
首先，面对接踵而至、欧洲一体化正式启动以来少有的危机的冲击，欧盟正在积极应对，努力适应，实现经济和社会治理方式的逐步转型，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果。这在欧债危机的救助中表现得最为全面。在经济危机应对和治理机制的升级中，尽管亦步亦趋，但欧盟还是通过短期、中期和长期应对举措和救助机制的塑造，逐步缓解欧债危机，努力寻求新的增长动力。短期，即通过逐步尝试，创造性地组建了“三驾马车”的援救主体，从无到有地建立起了主权危机应对的欧洲金融稳定机制，募集资金5500亿欧元，救助希腊、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塞浦路斯等陷入危机的国家。同时发挥欧洲中央银行的作用，运用降利率、与其他央行联合干预、证券市场计划、长期再融资操作、实施欧版量化宽松政策等，巧妙地平衡“紧缩”和“增长”政策、“不可救助政策”与拯救面临脱欧风险的债务危机国家间的矛盾，缓解已暴露的危机；中期举措则通过实施强化财政纪律的“六部法”，推进“欧洲学期”，同步各成员国步伐和节奏，缔结“财政契约”以平息市场投机，再建市场信心和阻止新的主权债务危机的萌生；长期，则通过组建包括系统风险管理委员会以及银监、证监和保监委员会在内的跨国金融监管机构以及银行业联盟等举措，将金融管辖层级从成员国提升到欧盟层面。
其次，相当部分的政策嬗变和结构转型还在探索过程中。各种危机交织所暴露出来的经济增长乏力、收入分配不公、一体化认同缺失、对外政策失误、民主赤字严重等问题，正在促使欧盟及其成员国的领导人和政治精英反思金融全球化、人口老龄化压力下欧洲社会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体制性问题。包括动辄诉诸于全民公投的所谓直接民主方式是否是解决问题的最民主、最佳和最有效的方式，值得反思。最近德国总理默克尔提出的“自由市场+福利国家+社会对话+工业劳动关系”新国家模式，以及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最新提出的“要在欧洲融合中加入一个社会支柱”即可看作是经历了这多重危机后对新的欧洲社会和国家模式的思考和转型方向探索的最新认知，值得关注。
最后，作为伟大文明的伟大创新的欧洲一体化运动，尽管遭遇危机，但我们有理由坚信道路是曲折的，前景是光明的。在这转型的征途上，需要欧洲的政治精英具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定力，敢于担当的职业操守，探寻、设计最优转型路径的能力，和动员、诱导民众追的执行力；更需要欧洲民众具有不忘初心、团结互助、善于妥协、勇于探索的执着精神。
（作者为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教授，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
【参考文献】
①《欧委会计划延长“容克投资计划”》，新华网，2016年6月2日。
责编/申唯佳 美编/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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