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世界历史是一个时间换空间的非同步的现代化过程，在“时空压缩”下，现代化有多少副面孔，民粹主义就有多少副面孔。如果把明显可感的民粹主义概括起来，就知道民粹主义表现形态是有定式的，那就是情绪化、短视化、碎片化、极端化和工具化。把民粹主义通行的共同特点嵌入“现代性”话语框架，就成为理解全球化进程中政治生态的一个重要视角。
【关键词】民粹主义 全球化 社会转型 【中图分类号】D73/77 【文献标识码】A
每当社会遇到明显的发展困境、危机与再转型，民粹主义便随之而起
全球化危机既加剧了能源资源导致的发展硬约束，又加剧了生态环境导致的发展硬约束，也可能加剧了转型不成功导致的发展硬约束。自19世纪后期至今，每当社会遇到诸如此类的“硬约束”，就会出现明显的发展困境、危机与再转型，民粹主义便随之而起；几乎每隔三十年左右就爆发一次较大规模的、具有相当影响的民粹主义运动，其间歇性的出现对世界历史进程造成了不容忽略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中东北非殖民地纷纷建国——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是世界历史进程中现代化的初始化内容。但后发现代化国家的民族独立，并不意味着夯实了现代性根基。其民粹主义总是与魅力型英雄并存，民众与英雄之间互相崇拜。曾经依赖民众的精英人物一旦上台，便蜕变为专制者。上台之后的英雄们并不急于也不善于，甚至可以说是不愿意进行现代化制度建设。20世纪60年代之后，独立后建立的政权基本上为军事政变所推翻。卡扎菲、本·阿里、阿萨德、萨达姆等人本来就是从社会底层起家的魅力型民间英雄。他们建立的貌似强大而专断的政权缺乏现代意义的组织性，本质上具有民粹主义性质。在现代化进程中，全球性危机激发了民粹主义的反向运动。这就导致了现代化“自反”：一方面是后发现代化国家因现代性残缺不全，对外的民族独立是以牺牲国内的自由民主为代价的，结果让西方借“阿拉伯之春”或“颜色革命”以民粹主义方法促使中东北非的民粹主义政权纷纷易手。另一方面，原生现代化的西方由于过度“现代化”，由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金融海啸，进而引发欧债危机和世界性经济危机，这种系统性危机不断催化出民粹主义新形态。
在社会急剧转型的关键时候，对于“民粹主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令人奇怪的是，爱之者用它，恨之者也用它。从“乌合之众”到“政客运作”再到“国家操纵”；从“非暴力不合作”到“体制外暴力冲击”；从传统的阶级斗争到有组织的“新社会运动”；从左翼革命到右翼政治复兴……无不借力于民粹主义。因为现代性有多少副面孔，民粹主义就有多少副面孔：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的民粹主义，有作为一种社会运动的民粹主义，有作为一种政策策略的民粹主义，还有作为一种政治心态的民粹主义，等等。民粹主义犹如现代性，“没有定义，只有历史”，既是一种可建构的“幽灵”般的模糊幻象，又是“屡败屡战、屡战屡用”的金刚不破之魔器，还是一个迂回反复的世界历史难以拒斥的过程。
20世纪90年代后，新民粹主义在欧洲和北美复兴，并活跃在多个国家和地区
民粹主义在世界历史进程中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早期民粹主义阶段。19世纪末在美国、俄国以及东欧出现了第一代民粹主义。美国在19世纪晚期爆发了著名的“人民党（Populist Party）”运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法西斯主义利用民粹主义的动员方式登上了欧洲的政治舞台，结果是纳粹主义的覆灭和冷战时代的到来。二是经典民粹主义阶段。20世纪50-70年代全球兴起的第二代民粹主义，尤以拉美的民粹主义复兴为甚，成为拉丁美洲政治的主流。三是“新民粹主义”阶段。20世纪80年代后，尤其是90年代冷战结束后，新民粹主义在欧洲和北美复兴，恰好与世界政治转型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相叠合，活跃在多个国家和地区。
新民粹主义有三个着力点：一是着力于反全球化之类的“新社会运动”社会动员；二是着力于反对移民的本土民族主义（极端化就是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反对欧洲一体化进程、反伊斯兰和福利主义；三是着力于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发展。进入21世纪，尤其是一些中东欧国家相继加入欧盟后，新民粹主义政党在多国政坛活跃甚至上台执政，在欧洲议会选举中也占据了一定席位。新民粹主义已经在不断泛化。
新民粹主义有四个特征：第一，反对自由主义——新民粹主义在显示极端的同时保持了对民主的肯定，它们不是反对民主而是反对自由主义；第二，反对精英政治——新民粹主义不再主张作为人民的精英带领人民取得政治成果，而是主张反对精英政治；第三，新民粹主义首先出现在西欧，并广泛存在于中东欧国家，成为一个泛欧洲的现象；第四，左右聚合——新民粹主义不是一个单独的政党或者运动，而是在同一时期不同国家出现的、具有一些相同主题特征的一系列不同政党的政治聚合。西欧新民粹主义多为右翼诉求，并且各具特点，有地区民粹主义政党、种族民粹主义政党和极端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而中东欧新民粹主义却并非右翼，既有偏右的“强硬派”民粹主义（如保加利亚阿塔卡联盟、匈牙利尤比克党、斯洛伐克民族党以及捷克工人党等），还有偏左的“温和派”民粹主义（如斯洛伐克方向党和保加利亚欧洲发展公民党等）。
新民粹主义泛化有以下几个具体原因：其一，“入盟后综合症”加剧了民众对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怀疑，为新民粹主义的滋生提供了土壤。其二，民众厌倦和反感传统政党日益精英化，腐败丑闻不断。民众希望“非官僚”的人民领袖所领导的“超越传统左右”的新型政党来改变现状。加之传统政党左右翼的意识形态、理论主张以及竞选纲领走向趋同和中间化，出现了政治真空，为新民粹主义政党提供了发展空间。其三，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对新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和兴盛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四，欧洲新民粹主义政党还积极加强跨国政党之间的联系与支持，使民粹主义势力欧洲化、国际化，影响力大大增强。如欧洲民族运动联盟已经成为一个泛欧洲的极右政党联盟，这些新民粹主义政党包括极右政党相互支持，渐成合流之势。只要经济社会问题依然严重、民众心理缺乏安全感和寄托，它们就有生存的空间。新民粹主义泛化的根本原因还在于，世界历史进程中宏观体制现代化难以让多元主义因素与传统，在微观上正常发挥国家之外的整合功能，从而落入了所谓“现代化的陷阱”。
民粹主义“幽灵”徒有可变的躯壳而无不变的“灵魂”，在现代化进程中呈多样化交互式纠结状态
从现代历史演绎可见，民粹主义政治本质无定义而表现形态有定式。美国学者马泰·卡林内斯库通过历史与比较的考察，基于社会现代性与文化现代性相对立的分析框架，把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媚俗艺术、后现代主义这五个概念作为“现代性的五副面孔”，试图描摹出动态、多元、复杂、充满活力的现代性总貌，提出了许多颇具原创性和启发性的观点。①这对于我们研究世界历史进程中民粹主义问题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运思方式。
有人说民粹主义像“幽灵”一样幻象万千，其实这个“幽灵”却是徒有可变的躯壳而无不变的“灵魂”。民粹主义表面上似乎有一致的诉求方式却无核心诉求，即以民意的真实代表自居，其真实性却无法确证，只不过是反映了古今矛盾、内外矛盾、上下矛盾、左右矛盾……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多样化交互式纠结状态。如果把明显可感的民粹主义概括起来，就知道民粹主义表现形态是有定式的，那就是情绪化、短视化、碎片化、极端化和工具化，把民粹主义通行的共同特点嵌入“现代性”话语框架，就成为理解全球化进程中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视角，比现在流行的其他概念更能抓住西式民主在当今遭遇的实质性挑战——西方怂恿的颜色革命将民主推向民粹主义的陷阱，结果形式民主遭遇到了手段民粹的消解、现代体制遭遇到了非体制化的消解、确定性预期遭遇到了非确定性风险的消解……
新民粹主义开始有实质意义上的国际化问题，在新型恐怖主义危机中最容易孳生新型的民粹主义
早期的民粹主义运动基本上没有超出国界，经典的民粹主义有些国际影响也是抽象意义上的。进入21世纪，尤其是一些中东欧国家相继加入欧盟后，新民粹主义政党在多国政坛活跃甚至上台执政，在欧洲议会选举中也占据了一定席位。新民粹主义国际化首先是在欧盟范围之内，现在却开始有实质意义上的国际化问题了。
从发展趋势看，由于中东欧国家尚处于社会转型关键期，代议制民主正趋于巩固阶段，新民粹主义政党有偏右的也有偏左的，可能会阵发性地“骚动”甚至“夺权”，也可能极易得而复失——也就是说，还看不出东中欧新民粹主义的确定性发展趋势。而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则相对比较稳定，将继续发挥重要影响并有上台执政的可能，不过其极右的民粹主义主张在政党选举中总体上会处于非主流地位。②但近年出现的民粹主义国际化影响不但突破了国界，而且也超出了欧洲区域局限。部分新民粹主义政党越来越具有跨国联系、强烈的仇外情绪以及超越于选举体制之外的街头运动等倾向。欧洲众多极右翼政党还积极与世界范围的右翼组织取得联系，如2010年参加日本极右团体“一水会”举办的极右政党论坛，并参拜靖国神社。这些新民粹主义政党包括极右政党相互支持，渐成合流之势，势必对世界历史格局带来难以预料的影响。
尤其是，随着国际恐怖主义的蔓延和恐怖事件的升级（诸如2015年11月13日在巴黎发生的重大连环恐怖爆炸枪击事件，就激起了法兰西民族的民粹化报复情绪），民粹化情绪会大大地感染民众，如果当局反应迟钝或处置过度，都可能使民意主流与非主流发生逆转，民族主义情绪与民粹主义情绪很容易合流而引发“政治共振效应”，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说不定就有可能取得难以预料的突破性进展。法国著名政治哲学家、现代政治思想史领域的杰出学者伊夫·夏尔·扎卡（Yves Charles Zarka）指出，欧洲某种程度上已经内化了新型恐怖主义袭击，主流价值观日益衰弱，从这个意义上说，2015年发生在巴黎的恐怖袭击比2001年的“9·11”事件带来的危机更加深重。它反映了主流文明间的冲突，对立变得更加内在化。
新形式的恐怖主义，不是外在于欧洲的敌人，而是内在于欧洲的。为什么现代的年轻人，在本国出生和成长，也有本国的国籍，但却对自己所在的国家怀有一种野蛮的仇恨？一方面是因为社会媒体的教化和误导，在精神上是一种社会驱逐。另一方面，西方社会已经变得只关注物质幸福、社会权利、购买力和社会保护。而欧洲的文明理想遭受批评，价值观衰弱，相对主义逐渐取代普遍主义，构成了新型恐怖主义危机的内部原因。在新型恐怖主义危机土壤上，最容易孳生新型的民粹主义。
越是后发现代化国家，制度化程度越低，民粹主义的毒副作用就越大，所以现代国家必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民众与精英之间的紧张关系，是大多数学者分析民粹主义的基本路径。但从这种基本路径却难以透视民粹主义国际化新动向并找到出路。现代性泛化推动了世界历史进程，同时也加剧了全球化矛盾。因为个人的日常活动具有全球性的影响。有人这样举例很有说服力：我个人购买某件衣服或某种食品的决定可能具有多种全球性含义。它不仅可能影响到生活在地球另一面的某个人的生计，还可能会加剧生态恶化的过程，而生态恶化则对全人类具有潜在的影响。日常决策与全球性后果之间的相互关联仍在不断得到增强，与不确定的时空扩展交织在一起，其反面便是全球性秩序对个人生活的影响，二者共同组成了新议程中的关键主题。
当下“民粹主义国际化”新动向，使后发现代化国家面临现代化陷阱。有学者说得好，把现代民主绝对化的做法，在具体实践中并不可行。因为民主天生就有两副面孔：一副是体制内代议制间接的精英民主，一副是体制外民粹化直接的草根民主。换句话说，体制外的、非投票的直接民主就叫作民粹主义。民粹主义是民主的镜像，从民粹主义镜像中，可以发现体制内代议制精英民主自身存在的不足而加以完善。对于民主制度来讲，民粹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说是一味毒性很重的药，但毕竟不是毒药，不泛滥则不一定成灾。但放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来比较，就明白了这么一个事实：越是后发现代化国家，制度化程度越低、转型越不彻底，民粹主义的毒副作用就越大，就越可能泛滥成灾。所以现代国家必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从制度上、文化上和日常生活上解决好民主问题、民生问题和民族问题，这样就能大大降低新民粹主义国际化泛滥成灾的风险。如果纠结于民粹主义现象碎片化研究就可能顾此失彼。我们必须依据历史唯物主义，深刻领悟经典马克思主义者看待民粹主义的方法论启示，因应国内民粹主义与国际民粹主义的不同特点而寻求策略变通，以增强中国的战略定力。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教研室主任、教授）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德意志意识形态》关键词谱系化研究”（批准号14FKS001）和中共中央党校重点项目“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研究”（批准号DXZD201301）的阶段性成果和马理部2015年度课题成果。】
【注释】
①[美]马泰·卡林内斯库，顾爱彬等译：《现代性的五副面孔》，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
②徐刚：《西欧与中东欧的新民粹主义异同探析》，《国外理论动态》，2013年11月。
责编/张夏梦 美编/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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