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经济增长的下行现象是由于需求不足、特别是投资的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与治理通货膨胀根本不相干。中国经济不可能永远保持8%以上的高速度，就象汽车不可能总是挂在高档上运行一样。经济增长减速虽然是新常态的一个必然逻辑，但并不是经济新常态的所有现象和发展的全部内容。
【关键词】新常态 中国经济 硬着陆
【中图分类号】F120 【文献标识码】A
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有所减速，但仍然达到6.9%的增长率。对这个数字有不同的看法和解读，一些境外媒体和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经济发生了“硬着陆”，中国大陆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这个增长速度仍然属于中高速增长，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必然逻辑，速度降低并不意味着经济形势不好，关键要对经济质量、经济结构和未来发展动力做出分析和判断才能下结论。
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与治理通货膨胀毫不相干
一般经济学家讨论一个经济体是否发生“硬着陆”或者“软着陆”，都有一个明确的背景和前提，那就是针对治理通货膨胀后的经济结果和表象。“硬着陆”是指通过收缩银根（即金融市场上的资金供应），停止政府投资等货币和财政方式，再辅以行政和法律手段，将通货膨胀消除掉，但同时经济增长也被破坏，出现经济的停滞不前甚至衰退。“软着陆”是指在通货膨胀被解决的同时，经济仍然保持着适当的增长速度，各方面都未受到破坏，国民经济健康运行。
那么现在中国经济增长出现速度降低现象，是不是与治理通货膨胀有关呢？在经济降速之前，中国经济发生过通货膨胀吗？显然都不是。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政府在2008年-2010年三年间曾经采取过刺激需求的“4万亿元投资计划”，2011年出现过短暂的消费物价指数（CPI）增长略为偏高的现象，2012年之后，消费物价上涨较快的现象不仅消失，而且一直偏低，生产者价格指数（PPI）陷入长期低迷。
2011年之后，货币政策仍然是较为灵活和宽松的，广义货币供应量绝对值不仅继续增加，而且保持两位数增长，只在2014年略有减速，其他年份都保持正常增长，社会融资增量也只在2011年有下降，2012年后仍然连年增长。因此看不出2011年之后政府采取的宏观政策是应对通货膨胀的措施。相反，从2012年生产者价格指数出现回落和偏低现象后，中央政府实际上每年都有针对性地采取了短期的、结构性的以及区间性的小规模的需求刺激措施。所以2014年和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下行现象是由于需求不足、特别是投资的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与治理通货膨胀根本不相干。
从财政政策来看，从2008年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就一直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2010年是“4万亿投资计划”的第三年，财政赤字预算安排8500亿元人民币，占GDP的2.5%，2011年预算赤字安排仍然达到7000亿元，占GDP的2%，2012年预算赤字上升到8000亿元；2013年财政赤字再上升到12000亿元，2014年再攀升到13500亿元，2015年达到16200亿元，2016年再到21800亿元，而且财政开支的增长都保持两位数字增长并超过预算收入增长速度。
尤其重要的是，在经济下行期间，中国的就业形势稳定，2015年新增就业人数超过1300万，失业率依然保持较低水平。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调查，2015年12月我国调查失业率仅为5.4%，世界上能够达到这个水平的，基本只有中国、美国、日本和韩国这几个屈指可数的国家。而且虽然在经济下行压力下，商业银行风险控制的难度增加，但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比例仍然较低，2015年底为1.67%，中国最大的商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的不良资产率才1.5%，这与欧洲发达国家商业银行平均6%的不良资产率相比，形成很大反差。
可见，这些现象都不可能用所谓“硬着陆”可以解释的。把当下中国经济增长下行说成是“硬着陆” ，说明持这种看法的人太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
减速是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特征，但不是全部特征
虽然中国经济不存在发生“硬/软着陆”的前提，但中国经济确实减速了，那又怎么解释呢？
从经济学意义上分析，判断6.9%这个速度是高是低，并不是看它的数学意义上的绝对值，就好象说一个商品的价格贵不贵，并不是看价格绝对数字的高低，而主要是看它是否偏离价值以及偏离程度与市场供需的关系。经济中的实际增长率高低，也主要是看它是否偏离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偏离的程度与宏观调控的关系。那么什么是潜在的经济增长率呢？简单说就是在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资源要素的利用强度及其效率。过去增长速度高主要是因为潜在增长率高，现在，资源要素利用的强度不可能那么高了，利用效率也弱化了，新的要素正在培育，还没有完全形成新的增长动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从过去的8%以上降低到6%-7%左右，这是经济的客观规律。2015年我国经济增长达到6.9%，不仅与潜在增长率相适应，而且处于其高端。因此我们要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不需要再追求过去的高速度增长。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下降，其经济学的机理是：
首先，要素和资源供给的增长速度发生了减速性变化。中国经济过去长期依靠的廉价的劳动力充分供给已经并继续发生变化。从2012年开始，中国16至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开始下降。同时，城镇化增速减缓，呈现出减速的趋势。
其次，产业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工业化使资源和劳动力从农业转向第二产业，现在中国工业化已经进入中后期阶段，资源和劳动力开始向第三产业转移。第三产业的投资增长速度开始超过第二产业。但是，当下中国第三产业中现代服务业和传统服务业并存的现象十分突出，当资源和劳动力转向第三产业时，虽然可以增加就业，但未必能够提高经济效率，因为传统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并不比制造业高，因此这几年在中国出现了经济增长下行，但就业稳定和工资水平上涨的现象，原因就是因为大量传统服务业吸引了劳动力，解决了就业和工资，但并没有使经济效率和经济效益提高很多的结果。这种趋势性的变化是客观必然的，并不值得我们恐慌，我们也不可能再依靠过去那种短期刺激需求的措施使经济再恢复到旧常态去。经济增长减速虽然是新常态的一个必然逻辑，但并不是经济新常态的所有现象和发展的全部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