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朱 力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 朱志玲
【摘要】社会心态作为一种动态社会心理现象，是社会变迁的反映。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贫富差距过大、社会公正失衡以及其他诸多社会问题导致不公平感、不安全感、焦虑、社会怨恨情绪等负面社会心态凸显。近两年来中央加大社会治理，一系列重大举措的出台对社会心态产生了重大影响。未来民众的不公平感、官民对立情绪、社会怨恨情绪将会稳中有降，高强度、高烈度的宣泄型集体行为会逐步减少。贫富对立依然会存在，网络中的批评、指责将会成为常态。
【关键词】社会心态 特点 趋势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社会心态是一段时间内弥散在整个社会或社会群体/类别中的宏观社会心境状态，是整个社会的情绪基调、社会共识和社会价值观的总和”。①作为一种“与特定的社会运行状况或重大的社会变迁过程相联系的‘动态社会心理现象’”②，包括社会心态在内的社会心理的变化是社会变迁的一部分，同时又是社会变迁的反映，社会心态是社会心理现象中最为变动不居的部分，社会现实的变化会在较短的时间内首先通过社会心态表现出来。当前的中国社会正处于翻天覆地的变化当中，人们的价值观、社会态度、社会情绪也随之发生了多重转变。近两年来，新一届中央政府加大了社会治理力度，全国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2015年以来，新《环境保护法》的实施、《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的施行、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的召开、持续性强力反腐等等重大举措的出台，不仅带来了社会现实的诸多变化，也导致了社会心态的变化。
近几年来社会心态的特点
社会公平感较低。近几年来，在利益快速分化的背景下，民众中存在着较为普遍的不公平感。据课题组在四省六市进行的一项社会心态调查结果显示③，九成以上（94.4%）的被访者认为当前的贫富差距太大，超过一半（50.2%）的被访者觉得自己当前的收入不合理，人们对当前社会的公平度认知均值低于中等水平。客观的说，改革开放以来整个社会的物质财富大幅度增长，绝大部分民众都从改革开放中获益，财富绝对值或多或少有所增长。不公平感主要是基于对财富绝对值增长幅度的比较而产生的。基于比较公众产生了相对剥夺感和不公平感。这种感觉不是由拥有的财富绝对值决定，而是由与别人比较后产生的差异决定。由于资源和机会在社会不同人群中的制度性配置不均衡，少部分人利用这种制度性便利甚至是通过非法手段在短期内快速积累财富，成为了处于金字塔顶端的人，而大部分人则处于不利的一端。
调查显示占比最多的农民、农民工、国企下岗工人、失业人员等，报怨贫富差距过大；中等以及中上收入群体，公平感最低，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有更高的社会参照群体，有更敏锐的社会洞察力，有更强的相对剥夺感。因此，虽然财富的绝对值在提升，然而比较之下，除了生活于社会金字塔顶端的权力、富裕阶层外，其他各职业阶层、各收入阶层，均存在着程度不一的不公平感，这是当前很多社会负面情绪的源头。
不安全感、不可信任感等负面情绪弥漫。近几年来，诸多的社会问题导致多种社会负面情绪蔓延。首先是强烈的不安全感。不安全感来自多方面。近些年来食品安全事件频发，劣质奶粉、毛发酱油、石蜡火锅底料、苏丹红、瘦肉精、毒大米、地沟油等等，所涉范围之广，影响之深，恶果之重难以想象。中国游客买空国外奶粉货架正是折射了这种食品安全危机。随着工业化的推进，严重的环境污染威胁着民众的健康。废气、废水、废渣的大量排放，给空气、水及土壤造成严重污染，雾霾挥之不去、癌症发病率升高，这些在带给人们深深思考的同时，也带给人们深深的不安全感。职业领域的快速更新以及激烈的竞争，尤其是2014年开始显现的倒闭潮、失业潮给很大一部分人带来了就业压力，对职业稳定性的忧虑冲击着人们的安全感。对于富人而言，对未来的不确定还伴随着对个人财富安全的担忧，移民潮正是在此背景下出现的。权力、富裕阶层可以有足够的能力和资源转移由社会问题带来的风险，并降低由这种风险造成的不安全感，而普通民众只能被动承受和忍耐。
除了不安全感弥漫外，当前社会中的低度信任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社会心理现象。多项研究结果显示，人际间的不信任在不断扩大，尤其陌生人之间的信任度更低。其次还体现在群体之间。官民对立的基础之一即是民众对政府组织的信任度降低。我们的调查结果显示，虽然民众对中央政府还保持着较高的信任度（信任度均值3.96），但是对县乡基层政府组织的信任度极速下滑（信任度均值3.14），以至形成了当前“央高地低”的级差信任格局。民众对警察组织（公安法院）的信任度也较低（信任度均值3.25），只比县乡基层政府组织的信任度略高，这既是警民关系紧张的根源之一，也是表现之一。除此之外，民众对房地产、餐饮、旅游等商业组织的信任度更低。低度信任会加大社会内耗，增加政府进行社会管理的成本，并且极易造成社会冲突。
较普遍的无能感。调查结果表明，有近一半的被访者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处理当下自己遭遇到的各种利益损害和生活挫折；也有近一半的被访者认为，自己没有能力掌控自己的未来，没有能力让未来的工作和生活按照自己的计划顺利发展。并且，这种无能、无助、无力感有显著的阶层差异，主要集中于低收入、低教育程度、低职业阶层以及低主观阶层群体。无能感其实是人们无力应对生活中遭遇的各种矛盾、问题和挫折，不能有效地掌控自己的生活，而出现的一种无可奈何、对未来丧失信心的状态。
一般而言，人们在生活中遭遇利益损失、问题以及挫折时总是会尽力想办法去进行补救。对于处于社会金字塔顶层的权力、富裕阶层而言，有足够的资源可以用来应对生活中的变故，转移风险，因此无能感较低。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没有能力调动足够的资源来应对生活中的各种问题，无能感比较容易产生。但是现代政治民主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社会制度应当赋予民众进行自我救济的能力。如果社会提供了畅通有效的利益表达、利益调节、利益均衡机制等制度化救济渠道，即便在生活中遭遇了利益损失和生活挫折，但对于改变现状、获得公平对待，人们还是充满希望的。如果制度化救济渠道堵塞，无论人们怎么努力也无法改变现状时，无能感就产生了。无能感就是从多次的碰壁、推诿、无奈、死心中产生，是一种无可奈何、无能为力的感觉，也是无望的起点。普遍性的焦虑情绪正是起源于这种无能感，人们无法应对生活中的种种不公平和不安全，也无法应对现实生活的压力。
官民对立贫富对立情绪较突出。不公平感、不安全感以及焦虑情绪的长期积聚，最终将发展为强度更高的社会怨恨情绪。流淌在民间歌谣和笑话中的不满、网络空间中怨恨式批评甚至谩骂、宣泄式集体行为等等都是社会怨恨情绪的诸种外在表现形式。社会怨恨情绪在本质上是群体与群体之间的情绪对立，当前这种群体之间的情绪对立较为突出的表现在民与官、贫与富之间。民众对官员群体形成了较明显的社会刻板印象。调查结果显示，民众普遍认为“权力腐败”是贫富差距扩大的最主要原因，“权力腐败”同样是当前最不公平的社会现象。同时，多项社会调查表明：民众认为党政干部是改革开放以来受益最多的群体。④民众对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社会不公平进行了外部归因，且归因于官员群体的权力腐败，形成了较明显的社会怨恨情绪。且此种怨恨情绪不仅仅指向腐败官员，更扩展到了对一切官员乃至整个公务员群体不加分辨的不满和仇视，产生了晕轮效应。公众对公务员群体的不满和怨恨不仅表明怨恨对象范围的扩大，还代表着怨恨程度的加深。
相比对官员群体的态度，民众对富人群体总体持有分辨而理性的认知，对依靠自己的能力合法致富者持有赞赏和肯定的态度，但是对那些通过“钱权勾结”的方式，通过弄虚作假、坑蒙拐骗的方式，以损害民众的健康甚至生命为代价积累财富的无良商家以及无节制炫富、为富不仁、视人命如草芥的富人则持有较鲜明的不满情绪。仇官和仇富是当下社会怨恨情绪的核心，群体与群体之间的情绪对立和冲突会带来较大的社会张力，给社会秩序造成威胁。
主观阶层意识决定民众的认知和情绪。客观社会阶级（阶层）是指基于职业、收入、教育等客观指标对社会阶级（阶层）进行归类所形成的阶层类别；主观社会阶级（阶层）是对社会地位归属或阶层归属的一种自我认知和认同。近些年的多项研究成果表明，主观阶层意识是影响人们态度、评价和情绪的最显著因素。主观社会阶层越低，不公平感、不安全感、焦虑情绪、怨恨情绪越强。这就意味着在当前社会中，真正对社会秩序构成威胁的并不是按照收入、教育、职业等客观标准划定的客观阶层，而是在社会比较中认为自己处于社会底层或中下层的人群。客观社会阶层与主观社会阶层不存在绝对的对应关系。决定客观社会阶层地位的是教育、收入、职业等客观标准，而决定主观社会阶层地位的则是与参照群体比较中感知到的落差。
人们选择的参照群体不同，在比较中感知到的落差不同，对自身所归属的主观社会阶层就有不同的认知。在我们进行的一项以“失业者、半失业者、乞丐、拾荒者等”社会底层群体为对象的访谈中⑤，较多的被访者表示平时接触不到有钱人和官员，选择的参照对象是“吃不饱饭的人群”，因此，多数被访者的主观社会阶层集中在“中下层”，部分选择“下层”，还有少量选择“中层”。而那些在客观社会地位上属于中层的人群选择的参照对象往往是更高的阶层，对比中往往降低了自己的阶层认同。这大概是当前社会中存在明显的阶层认同下移，出现普遍的底层认同的原因。普遍的底层认同影响着人们的认知、态度和情感倾向，也是当下社会出现较明显的不公平感、不安全感、焦虑和怨恨情绪的主要影响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