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之要在定规立矩
——先秦时期标准思想及其启示
作者：王 良 清华大学法学院
无规矩不成方圆。对治国而言，规矩体现为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一系列标准和制度。早在先秦时期，我国标准思想即已萌芽和发展，为秦代乃至后世的国家治理奠定了基础，对当今的国家治理也有一定启发和借鉴作用。
先秦时期的标准，是指先秦时期人们为了省时省力和实现利益最大化，对关系国计民生的一些事项提出规范化的程式和要求，包括律令和习俗。先秦时期的标准思想，按领域分，主要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按行业分，主要体现在农业、手工业、医学医药、兵器制造、工程建筑、水利交通、民间贸易等多个行业。
先秦时期经济领域的标准思想
基本经济制度方面。早在2000多年前，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中就有标准思想。孟子构造了一种理想化的井田制，其中包含政治追求、勘定地界等内容，贯穿着公平公正、统一协调组织生产的标准化精神。法家虽与儒家在许多方面针锋相对，但在维护经济秩序的问题上也主张标准化。法家的代表人物商鞅通过一系列法令，将其经济主张通行全国，把标准思想对实践的推动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
农业生产方面。这主要体现于技术标准和信守农时。《吕氏春秋》中列有《任地》《辩土》《审时》三篇，涉及选地、播种、施肥等方面，对耕作模式进行标准化分析，为耕种确立标准化示范。儒家重视天时、地利、人和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并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确立了相应标准，进一步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
手工业方面。手工业起源于工具制造。先秦时期，实用性是检验工具的重要标准。相应地，制造好用、管用的工具成为手工业发展的重要标准。《考工记》可以说是我国第一部关于标准化的专著，它分木工、金工、皮革等六大领域30个工种，记载了西周到春秋时代手工制造业的技术规格、规范以及制造方法和技术要求，规定了产品的生产制造标准和检验标准。
货币方面。最早的货币是实物货币，在先秦时期有金银、布帛、海贝甚至粟、谷等粮食作物。随着经济发展，开始出现人工铸币。秦灭六国后，将法定货币统一为圆形方孔的金属片，和贵金属一同沿用至近代。正是货币这种标准件的出现，逐渐替代了原先用以交换的各种物品，从而使交易过程更为便捷。
先秦时期经济领域的标准思想尚未进入理论论证层面，但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农业社会甚至是工商业社会的发展规律，从而为我国2000多年的传统经济模式奠定了基础，对后世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即使在今天看来，其在农业和手工业中的一些技术标准也有一定现实价值。
先秦时期政治领域的标准思想
政治体制方面。《周礼》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论述国家机构体系和官阶职位的著作。它在官僚制度上将300多个官职按一定标准分为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6类，分别以冢宰、大司徒、大宗伯、大司马、大司寇和大司空为首长，形成了上下有别、科学有序的官职体系。
伦理关系方面。先秦时期初步形成了以“礼”为标准的伦理关系。这种伦理道德标准，至春秋战国时期已在政治领域产生重要影响。礼作为“五常”之一、“四维”之首，成为传统伦理的重要基础，它通过一系列礼义标准将社会秩序固化。
法律制度方面。夏朝已形成了统一标准的刑法制度。《周礼》载：“司刑掌五刑之法，以丽万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宫罪五百，刖罪五百，杀罪五百”，可见夏朝已有5种刑罚、近3000条规定。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普遍制订了统一标准的刑法制度。刑法制度条文的内容虽不尽相同，但都对规范人们行为、确定政治行为标准发挥了重要作用。
先秦时期政治领域的标准思想虽朴素而简单，但涉及内容广泛。尤其是以“礼”为标准的伦理关系和以“刑”为标准的刑法制度的确立，为后世政治领域各种标准思想和实践奠定了广泛基础，对当今社会政治发展也具有启迪意义。
先秦时期文化领域的标准思想
语言文字方面。先秦时期，随着社会发展进步，出现了刻画符号、结绳等方式，并最终形成文字。甲骨文是我国可考文字的开端。春秋战国时期，我国文字一度出现差异化。秦朝一统后，以法律形式把小篆确定为标准文字，并允许民间使用隶书，为我国文字统一乃至文明的延续奠定了基础。
文学创作方面。这体现在文体的规范和写作手法的归纳总结上。《周礼》载：“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这里既包含风雅颂三种文体，又包含比赋兴三种艺术表现手法，后世的文学创作深受其影响。
音乐艺术方面。先秦时期有一套逻辑自洽的标准。《周礼》载，“皆文之以五声：宫、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前者是音阶的标准，后者是音色的标准。正是因为确定了这些基础性的标准，音乐才得以科学发展，最终成为一门艺术。
文体教育方面。《周礼》中提到，“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后被儒家演绎为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成为我国人才培养的重要标准。
先秦时期文化领域的标准思想，使我国文字形式具有统一性和一致性，并为文艺创作、文体教育等确立了基本规范，这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大一统国家的建立以及中华文明发展传承都具有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