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为湖北省社科院院长宋亚平在“中国农谷·带头人”论坛第四届年会暨国家治理高峰论坛第二届湖北峰会上的讲话。
由人民日报人民论坛杂志社与荆门市委联合举办的“中国农谷·带头人”论坛第四届年会暨国家治理高峰论坛第二届湖北峰会在荆门召开，对于我们“三农”学界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改革开放以来，在荆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都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巨大成就，并且还不断地创造出许多在全省全国都具有重要借鉴价值与推广意义的宝贵经验。同时，今天的论坛，吸引了全国这么多的专家、学者，还有全国各省许多先进农村的优秀党组织的领头人，可谓是高朋满堂，共筑“互联网+”和当代农村社会治理的美好明天。
上午，人民日报社、湖北省委组织部、中共荆门市委领导人在开幕式上对本次论坛的目标、任务提出了殷切的希望。农业部原常务副部长万宝瑞同志以“新时期我国农村发展的面临的趋势与政策建设”为题，作了一个非常精辟、非常精彩的主题报告。腾讯公司的美女CEO作了一个“筑梦新乡村”的演讲。国家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李周先生是我国“三农”学界的理论权威，他的许多研究成果对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进行科学决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今天的主题发言“互联网+农业：嫁接阵痛与农业现代化转型”讲得非常深刻。
目前，无论是否做好了准备，也不管愿意不愿意，我们都已经不知不觉地走进了一个“互联网+”的新时代。什么叫“互联网+”新时代呢，今天上台的各位来宾都在发言中作出了自己的诠释。我个人认为，所谓“互联网+新时代”，就是充分利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这个平台，与其他相关产业、事业实行跨界融合，不断地释放新动力、创造新产品、追求新模式、构筑新业态、推出新管理，从而促进经济社会高效率、可持续地繁荣发展的历史新时期。
不知大家想过一个问题没有，我们今天为什么会对“互联网+”模式这么感兴趣？为什么都在热切期盼“互联网+”的模式能够尽快渗透和覆盖到“三农”领域？我觉得，这是因为农村农业在当前的发展过程中遭遇到了很多麻烦与纠结，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而且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但是，“互联网+”模式的横空出世，就像在黑暗夜幕中看到了闪闪发光的北斗星，从而为我们充分利用信息科学的技术支撑来破解“三农”难题增添了希望，坚强了信心。
那么，我们的“三农”工作当前到底存在哪些困难，希望或者需要通过“互联网+”的模式来拯救呢？
大家都知道，1978年“分田到户”之后，在“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老子自己的”这一时代最强音的强烈刺激下，广大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农业生产的繁荣发展不仅将中国农村带进了由贫困奔向富裕的历史“拐点”，而且也让农产品供给长期短缺、无论买什么都必须凭“票证”的困境，几乎于一夜间成为了人们苦涩的记忆。更重要的是，农村改革的巨大成就，直接开启了中国从传统计划经济到现代市场经济的全面转型。
但是，我们也冷静地看到一个客观事实，即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兴奋剂”作用与边际效益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普遍下降，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发展的步伐逐渐放缓。安徽省小岗村农民严宏昌2008年对我说过：“分田到户之后，一年跨越温饱线，卅年未过小康关”。从全局角度讲，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依然突出，农业基础设施和技术装备依然落后，农村社会事业和公共服务水平依然较低，农民持续增收的困难依然严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依然在扩大，不少地方的各种生产要素如同“泄洪”一般向城镇流淌。我每次下乡调研，看到很多地方都是绵延不绝的“空心村”和“老人屯”，大块的“插花”荒地、陈旧残破的水利设施、广种薄收的稻田麦地。我曾经回过当年上山下乡当农民的生产队，发现那里早已经不再有青年男女的喧闹嘻笑，不再有房前屋后的鸡鸣狗叫，不再有田野里的耕牛悠悠，不再有晨曦中的炊烟袅袅。传统而悠久的农耕文化和自然而纯朴的乡村活动正在逐渐消失，给人们的感觉好象是真的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因此，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决议对“三农”形势有一个实事求是的判断：“农业基础仍然薄弱，最需要加强；农村发展仍然滞后，最需要扶持；农民增收仍然困难，最需要加快。”由于农业发展缓慢，农民增收困难甚至相对贫困化，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城乡差别不断扩大，严重制约了国家经济建设与社会进步的健康协调发展，甚至直接影响到国家政治秩序的稳定和我们党中央确定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战略目标的实现。因此，“三农”问题逐步演化为举国上下高度关注的社会“焦点”和“热点”话题。
人们不禁要问：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以来一直处在“鲜花”和“掌声”之中，为什么这个政策的实际效用在经历短暂的轰动与辉煌之后，便很快陷入了长时期难以恢复的“疲惫”之中呢？更何况从中央到地方，大家都未曾过半点懈怠，特别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新阶段之后，全国每年用于“三农”领域的各项财政资金已累计高达万亿元，为什么“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繁荣”这一目标体系的实现却始终还是个无法得到有效突破的“老大难”问题呢？
我认为，这个“癌症”的真正“病因”就出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本身的“分有余、统不足”甚至“只有分、没有统”的缺陷性上。最典型的表现是：以千家万户高度分散的家庭为生产单位，如一袋子互不统属的“马铃薯”，虽然鸡犬之声相闻，彼此之间却很少发生经济联系。产前、产中、产后及存储、运输、销售等各个环节几乎没有必要的社会分工和社会合作，完全依靠农民自己带领老婆孩子单打独斗，基本上处在一种“万事不求人”的封闭境界。在这种相当原始的生产方式与增长模式的制约之下，不仅农业生产、农民增收非常艰难，规模生产与规模经营的局面也无法形成“气候”。因此，很多农村的农民每年只能维系简单的再生产活动而根本不可能促进农业升级换代和繁荣昌盛。
我承认，虽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基本符合当前农村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也适宜中国人多地少的具体国情，亦能够妥善解决广大农民分散就业的难题，但它确实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小农经济形态。这种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和增长模式的主要特征与基本内涵就是：生产资料细碎化，要素配置差，经营规模小，投入成本高，产生效益低，抵御自然灾害和市场风险能力弱。如果这个带根本性质的主要矛盾不能得到彻底解决，农业繁荣、农民增收、农村进步便只能是水中月、镜中花，永远无法抵达现代化的彼岸。从这个角度上来审视，当前中国的“三农”问题很大程度上已经不是个生产力的问题，而更关键更核心的是个生产关系的问题。
怎么才能有效地改造与调整农村的生产关系呢？我认为，当前最紧要、最迫切和最具全局性的头等大事，不是调整产品结构以实现特色经济，不是扶助龙头企业和种养大户以煅造产业化链条，不是加快土地依法流转步伐以追求规模经营，也不是努力推进小城镇发展以转移剩余人口，而应该是集中人力、物力、财力与精力去做三件事：一要有效提升农村社会组织化程度，二要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力量，三要健全完善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
提升农村社会的组织化程度，就是要彻底扭转从前普遍存在的那种由农民一家一户单打独斗、一盘散沙式的混乱无序和迷茫无助的局面，通过以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民主管理为基本原则的各种新型合作经济组织，把广大农民群众重新组织起来，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拧成一根绳、攒成一股劲，心往一处想、汗往一处流，通过互助合作克难奋进，促进发展，走共同富裕、共同上升之路，这也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追求。
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力量，就是要彻底改变过去公共资产被“吃光分尽”，集体所有制虚拟化和集体经济空洞化，基层政权无钱办实事办好事，不得不等靠国家支持的尴尬态势。农村党和政权的基层组织建设是否坚强有力，能否承担起领导农业繁荣、帮助农民增收、促进农村发展“主心骨”的责任，不能单纯依靠选用“能人”和“强人”，而关键得看良好制度安排下集体经济的发展。如果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的“钱袋子”鼓起来了，提供公共服务的手段多了，发展生产的条件好了，农民增收的渠道宽了，“村两委”的战斗力、凝聚力、向心率自然而然就强了，群众参与民主管理的积极性高了，农村经济繁荣与社会和谐稳定就会指日可待。
健全完善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就是按照改革开放的原则和利用市场经济的手段，尽快构筑一个多元化、多层次、多样性的综合配套、便捷高效的社会化服务体系。这个体系不仅能够有效地帮助农民解决产前、产中、产后各个环节以及生活中的困难，而且作为一根无形的纽带把分散的个体农户融合成一个具有内在关联的利益共同体。社会化服务体系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即能把传统的农业生产中“小而全”的封闭式篱笆墙拆除，促进社会分工的不断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显著提高，从而有力地支撑着农民通过农业本身来持续增收和推动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
上述三件事，实质上就是着力解决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长期存在的“分有余、统不足”甚至“只有分、没有统”的这种重大缺陷而进行的三大基础工程。倘若没有这三大基础工程的建设，广大农民群众很可能永远也摆脱不了“一盘散沙”的弱势状态；传统而落后的小农生产方式很可能一直会“涛声依旧”；国家制订的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路线方针很可能因农村缺乏有效的对接机制而难以贯彻推行；地方政府的各项惠农强农政策很可能由于“最后一公里”的阻隔而得不到真正畅通；农村生产力素质的提升和农业现代化目标的追求则永远是一个虚无飘渺的东西。所以，这三项工程建设是我们搞好当前“三农”工作至关重要的切入点和纲举目张的操纵杆。如果真正地抓好了，制约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进步的许多矛盾问题就必然迎刃而解，长期困于沉闷状态的“三农”工作格局亦随之全线突破、满盘皆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