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世界经济进入后危机时代和中国经济处于“新常态”的历史背景下，党中央提出的“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战略构想，立足中国，影响周边，辐射世界。在当今的国际环境中，亚洲各国需要的不仅仅是贸易的联通，更重要的是形成一个全方位多领域相互融合的命运共同体，实现亚洲区域经济的共赢。“互联互通”的战略构想，目标明确，领域广阔，内容丰富，路径清晰，既利于己，又惠于人，尤其是在全球经济低迷，中国经济下行的新常态下，成为我们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核心机制。
【关键词】一带一路 互联互通 区域经济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中图分类号】F125 【文献标识码】A
刚刚过去的2014年，以其“新常态”发展时期的定位和“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发展战略的提出与落实，在中国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成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理政和“改革开放再出发”的标识性战略时点，无论是对于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的复苏与发展，还是对于正处于结构转变提质增效的中国经济，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与政策影响。
“一带一路”与“互联互通”
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时首次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设想。
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重要演讲，提出了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
“一带一路”的积极倡议，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惠及东南亚、南亚、西亚、北非、欧洲沿线各国，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谋求经济持续发展的宏大战略构想，这一战略覆盖了60余个国家，涉及近50亿的人口，影响重大，意义深远。
根据世界银行2015年1月13日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预测：全球经济增速在2015年有望达到3%，高于2014年的2.6%，但是低于世界银行去年6月做出的3.4%的预测。处于后危机时代的全球经济，重疴在身，复苏乏力，许多国家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危机和挑战。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动荡不已的经济形势，中国政府开创性地提出了“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通过凝聚丝路沿线国家的力量，打造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共同发展繁荣的“命运共同体”，抱团取暖，共御寒冬，开拓经济复苏发展的新局面。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是一个宏伟的工程，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到这项工程中，“一带一路”逐渐进入务实阶段，如何有效迈出第一步具有非常关键的意义。作为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有力抓手，习近平主席进一步提出了“互联互通”的倡议。在2014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一阶段会议中，习近平主席9次提到亚太“互联互通”，他指出：“面对新形势，我们应该加快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全方位互联互通格局。”作为此次APEC会议重要成果之一的《亚太经合组织互联互通蓝图》对硬件、制度、人员全方位互联互通进行了谋篇布局，并设立了至2025年亚太地区的互联互通目标。
根据2014年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4～2015年全球竞争力报告》统计，全球基础设施竞争力指数平均水平为4.2，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中，亚洲只有少数国家基础设施竞争力指数超过全球平均水平，部分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非常落后，而俄罗斯的基础设施竞争力指数为4.1，也未达到全球平均水平。②所以，“互联互通”的倡议大有可为，以“互联互通”作为“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突破口是非常可行的。
中国有一句古老的民谚：“要想富，先修路！”这是中国老百姓自古以来美好的企盼，更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亿万民众脱贫致富的经验之谈。在这里，“修路”只是一个形象的比喻，实际上代表着基础设施建设。通过上表我们可以看到，东亚各国的基础设施极为薄弱，鲜有国家达到世界平均水准，从而构成了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首要障碍。要想通过“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实现互利共赢的战略目标，积极有效地推进“互联互通”就成为丝路沿线和经济带国家的当务之急。
“互联互通”的战略构想与基本内涵
2014年11月在由习近平主席倡议召开的“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对话会”中，习近平主席完整阐述了“互联互通”的内涵，他指出：“我们要建设的互联互通，不仅是修路架桥，不光是平面化和单线条的联通，而更应该是基础设施、制度规章、人员交流三位一体，应该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大领域齐头并进。这是全方位、立体化、网络状的大联通，是生机勃勃、群策群力的开放系统。”③
互联互通的内涵不仅仅包括基础设施的联通，还扩展到制度规章、人员交流的联通。这表明，在当今的国际环境中，亚洲各国需要的不仅仅是贸易的联通，更重要的是形成一个全方位多领域相互融合的命运共同体，实现亚洲区域经济的共赢。
互联互通的经济学要义就是要为资本、劳动力、技术、信息、服务等生产要素的通畅流动创造条件。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魁奈、斯密、李嘉图等都对要素流动做过详尽的阐述，要素在不同国家或者地区之间的流动会增加资源的配置效率，提高一国或地区民众的福利水平。不同国家间的政策壁垒、基础设施薄弱所导致的运输成本差异等因素，都会导致要素的国际流动成本要明显高于在一国之内的流动。“互联互通”的倡议就是要在减少要素流动成本的基础上，促进各国经济的交流与合作发展，提升参与国人民福利水平。
实际上，中国与周边各国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早已开始。在2009年10月，第十二次中国与东盟领导人会议中就曾提出应加大中国与东盟国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合作力度。2011年，在第十四次中国与东盟领导人会议时曾倡议成立中国—东盟互联互通合作委员会，加快推进互联互通。中国一直致力于加强与周边各国互联互通，但并未将其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习近平主席将“互联互通”的倡议作为亚太经济发展的长期规划，得到了亚洲各国的积极响应，这说明“互联互通”对于中国以及周边各国经济、政治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互联互通为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增长增添动力。2014年5月在河南考察时，习近平主席第一次提及“新常态”。他说：“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在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指出，新常态主要有几个特点：速度——“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结构——“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2014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为7.4%，再一次创下了历史新低。而IMF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称，预计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将放缓至7.1%，相较2014年下调0.3%。同时，2014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起步之年，2015年则是全面完成“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如何在新旧交替的时刻走稳步伐成为了经济发展的一大问题。在中国经济年会（2014～2015）中，国务院原副总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曾培炎指出：“从时间维度上看，新常态指的不是短期的一两年，也不是长期的二三十年，而是一个中期的概念。”面对新的形势，我们不仅仅要看到未来一两年的发展目标，还要在中长期内做好战略部署。互联互通的倡议在我国新的经济背景下，正好符合了当下的发展要求，既有利于短期经济的增长，也符合长期的经济规划。
首先，互联互通的倡议从基本层面上有利于解决我国工业产能过剩的问题。我国的产能过剩问题在经济结构亟待转型的时期显得尤为重要，这一方面需要淘汰落后产能，最根本的是进行技术升级，增强企业创新能力。但是，企业创新是一个长期的战略举措，并非一蹴而就，那么如何在当下解决严重过剩的产能，就需要扩大国际市场，拓展对外投资。在互联互通的倡议中，基础设施建设是最根本的一个环节，这对于解决我国部分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提供了一个契机。各国之间互联互通的加强更有利于打开国外市场，促进贸易往来。例如，大量修建铁路的合作有利于解决我国钢铁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印度尼西亚的港口建设为我国船舶业的出口提供了良好的前景。
其次，基础设施项目建设都是与各国政府相关联的大型项目，从政策、贸易等方面都对我国开拓国外市场，加强与周边国家的互利合作，稳定经济增长速度具有重要的意义。
再次，从长远考量，有利于促进西部经济的发展，解决我国经济东西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长期以来，我国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较大，西部是连接我国和中亚五国的桥梁，“一带一路”构想是我国西部发展的重大机遇。互联互通的倡议正是西部发展要迈出的第一步，切实加强与中亚、欧洲的互联互通，对于促进经贸合作、文化交流、社会安定具有重要意义。
互联互通进一步加强了中亚的交通枢纽作用。中亚五国地处内陆，各国之间地理环境有所差异，但矿产资源均非常丰富，且都是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中国与中亚五国的贸易主要集中于农业和能源，中国的能源大量从中亚国家进口，中亚对于中国经济的稳定发展可谓意义重大。此外，中亚也是中国重要的出口国家。据统计，2013年，中国同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中亚四国贸易额达到402亿美元，比2012年增长13%。可见，中国同中亚的经济关联性日益加强。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中亚在古丝绸之路中就占有重要地位，中亚作为亚洲和欧洲的交通枢纽，联通着亚洲和欧洲的贸易。“一带一路”的构想给中亚五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但是，中亚五国受经济发展水平、技术、人员的限制，国内的基础设施建设一直比较落后，也制约了中亚的贸易发展。在基础设施建设中，中国一直致力于与中亚的合作，许多中国公司参与建设的公路、铁路、电网等都已建成，为中亚的经济发展注入了动力。中国和哈萨克斯坦的道路建设合作由来已久，2011年，继阿拉山口口岸实现中哈铁路接轨后，中哈第二条跨境铁路——新疆霍尔果斯至哈萨克斯坦阿腾科里铁路实现了接轨。塔吉克斯坦是高山国家，境内主要以公路为主，由于受战争的影响，许多公路处于年久失修的状态，外加修建难度较大，给塔吉克斯坦人民生活带来了不便，经济发展也受到制约。2006年，中国路桥公司进入塔吉克斯坦，并先后承建了塔吉、塔乌和塔中公路，这些公路的建成一方面改善了塔吉克斯坦国内的交通状况，更重要的是将塔吉克斯坦与欧亚通道连接起来，极大带动了塔吉克斯坦的经济。据北京市政府新闻办公室消息，我国拟建设莫斯科至北京的高速铁路，该铁路全程超过7000公里，沿途经过中国、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三个国家，列车运行时间两天，项目投入预计1.5万亿元人民币。此外，已规划建成的渝新欧、汉新欧、蓉欧、郑新欧、西新欧等铁路都经过中亚地区，促进了中亚各国的贸易发展。
随着互联互通倡议进入人们的视野，中亚各国都给予了积极的回应，通过互联互通的建设，进一步巩固中亚的交通枢纽作用，加强与欧洲、亚洲各国的经贸往来，有利于解决各国在后危机时代所面临的经济困境。
互联互通强化东南亚各国开放，引领太平洋、印度洋上贸易。东南亚各国作为“一带一路”中海上丝绸之路的沿线国家，与中亚各国不同的是，东南亚原有的基础设施已比较完善，互联互通会进一步加强东南亚国家之间的联通、市场的进一步开放，促进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从而加强太平洋、印度洋上的贸易往来。泰国境内原有的铁路比较陈旧，且都为窄轨铁路，脱轨事件频发。2014年11月，中国与泰国签订了长达800多公里的铁路合作项目，如果泰国政府通过加宽铁路的提议，那么该铁路修通后，将可以与缅甸、印度、中国、柬埔寨等国的铁路相连，也与中国倡议的泛亚铁路不谋而合，这对于加强亚洲各国的互联互通具有重要的意义，也将加快各国之间贸易、金融、服务等方面的合作。2014年3月，由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和马来西亚共同建设的马来西亚槟城第二跨海大桥通车。中国路桥公司与印尼公司合作建成印度尼西亚泗水—马都拉大桥，该桥连接经济最发达的爪哇岛和资源丰富但经济基础薄弱的马都拉岛。在建设过程中，中国路桥公司还为当地培训了一批技术人才，促进了印尼桥梁技术的进步。
此外，中国的高铁近年来备受关注，高铁技术引进吸收国外的经验，并根据国情、地理环境等进行了更大的创新，具有技术全面、成本优势、建设速度快的优点，在李克强总理的积极推广下，开辟了国外广阔的市场空间。中国的高铁技术与东南亚国家的合作将为各国的互联互通打开新局面。中国和泰国已经成立了中泰高铁联合研究中心。2014年7月31日，据泰国《曼谷邮报》报道，泰国军政府维稳会已通过两项投资总额达7414亿泰铢（1人民币约合5.1泰铢）的高铁规划，而这两条高铁线路分别经过泰国北部的清孔和廊开穿过老挝，最终与中国境内的铁路相连。
“互联互通”的实施重点与对策分析
在“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对话会”中，习近平主席指出了“互联互通”发展的五大领域：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这五个发展层面相互融合、相互依存，任何一个层面的缺失都会有碍于互联互通目标的达成。
政策沟通是互联互通的前提。互联互通建设是政府间合作的大型项目，项目合作首先需要各国政府间加强沟通交流，提供政策支持。各国政府间协商解决影响互联互通的制度和标准问题，切实降低人员、商品、资金跨境流动的成本与时间。在此过程中，应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照顾各方舒适度，不强人所难，不干涉他国内政。在互联互通倡议得到各国积极响应的同时，应该更加广泛地开展各国政府间的对话交流，在不损害各国利益的基础上开展经贸合作，实现共同发展的亚洲梦。
互联互通的展开应该首先找准着力点，从有政策优势的国家入手，再依次扩展到其他国家。中国与东盟国家早已达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在此基础上开展互利合作会相对容易。除此之外，据泰国媒体报道，泰国经济特区委员会批准选择5处边境地区，作为建设和发展首批经济特区地区。
设施联通是互联互通的出发点。在互联互通的倡议中，各国之间的基础设施联通是出发点。长期以来，亚洲各国经贸的往来受制于基础设施的不连通。中国公司对外承包的项目涵盖了道路、桥梁、电站、港口、通讯、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各个领域，正是要为互联互通的实现消除短板、夯实基础。同时，基础设施的联通也是一项惠及民生的项目。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大会上指出：“实现亚洲共同发展，根本出路在于经济融合。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融合发展的基本条件。”
贸易畅通是互联互通的最终目标。中国倡议亚洲各国互联互通，是希望通过加强各国之间的经贸合作，共同促进经济的发展，实现共同繁荣的亚洲梦。政策沟通、设施联通都是贸易畅通的基础。
根据中国商务部提供的数据，2013年，中国与中亚四国贸易额达到402亿美元，其中中哈贸易额达到286亿美元，中乌贸易额首次突破40亿美元大关，增幅分别为11.3％和58.3％。习近平主席与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达成了2015年中哈双边贸易额达到400亿美元、2017年中乌双边贸易额达到50亿美元的目标。通过互联互通倡议的实施，这个目标有望完成。中国与东盟国家在2010年已经建立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实现了7千种产品取消关税。2015年，新加坡也将加入零关税协议。在配合互联互通倡议的基础上，我们有理由相信亚洲各国贸易会上一个新的台阶。
资金融通是互联互通的保障。长期以来，中亚、东南亚各国基础设施的建设均受到资金不足的制约。基础设施的投资，一方面需要大量的资金，据世界银行研究报告，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投资每年的需求在１万亿美元左右。亚洲开发银行预测，2010年至2020年，亚太地区约有１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需求。另一方面，由于基础设施的建设一般工期较长，造成大量的资金投入后在短期内难以获得回报，投资风险较大。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能够为亚洲各国基础设施建设提供的资金有限，同时，亚洲各国亟待进行互联互通建设，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出资400亿美元成立的丝路基金和由中国倡议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意义非比寻常。
2014年10月24日，包括中国、印度、新加坡等在内的21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的财长和授权代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签约，共同决定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中国财政部长楼继伟指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将是一个政府间性质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按照多边开发银行的模式和原则运营，重点支持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一方面，中国主导成立亚投行旨在与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形成互补。世界银行行长金墉表示，“仅靠世行提供的资金不能满足亚洲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目前有足够大的市场让各方都有发展空间；世行和亚投行将是互补和合作伙伴关系。”另一方面，亚投行建立后，秉持着开放包容的发展理念，通过联合融资等方式将有利于不断深化亚洲各国之间的互利合作。
但是，亚投行的成立并未获得亚洲各国的全力支持。韩国、日本均未签署《筹建亚投行备忘录》，韩国经济副总理崔炅焕表示“对于支配结构和保护条款问题上存在不同意见，正一直与中方持续进行协商”。而日本方面拒绝的理由是，新银行与现有的亚洲开发银行分工不清。日本媒体则表示，日本担心中国通过金融援助来对亚洲国家施加影响力。以日本为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总裁中尾武彦周也表示不欢迎亚投行的成立。面对质疑，应该申明的是，首先，中国倡议成立亚投行是以互利共赢为前提的，中国历来是一个主张不称霸的国家，中国的崛起也不是建立在打压别国的基础上。但是，获得所有国家的认可是有难度的，我们需要认清自己的发展路径和目标，坚定自己的发展理念。其次，亚投行是否会成为中国对亚洲各国施加影响的工具，需要通过亚投行在各国经济建设中发挥真实的作用来证明。
民心相通是互联互通的纽带。互联互通不仅仅是基础设施、贸易的联通，还有各国人民之间文化的交流。民心相通，可以增加各国相互理解包容，才能在更广阔的领域内实现互联互通。数千年以前，古丝绸之路已为东西方人民的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从魏晋到隋唐，西亚的拜火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先后传入中国，外来文化技艺也大量涌入中国，包括制糖、酿酒工艺，造船缝合技术，以及东罗马、阿拉伯、波斯、中亚诸国、印度的医药、音乐、歌舞、天文、历法等。同时，中国的造纸术、印刷术、火药等也通过丝绸之路传到西方。
现代的中亚五国包含着多民族、多宗教文化的融合，伊斯兰教为主，还有部分民族信奉东正教、佛教、基督教、犹太教等；而在东南亚地区存在更丰富的宗教信仰：天主教、佛教、高台教、伊斯兰教、基督教、拜火教等。在不同的宗教信仰之下，我们应该求同存异，避免因为信仰不同带来的文化冲突。
除了宗教文化的交流，各国之间还应该共同分享教育、科技的成果，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基础上，加强技术人员的培训和交流，以共同促进技术创新。习近平主席提出：“未来5年，中国将为周边国家提供2万个互联互通领域的培训名额，帮助周边国家培养自己的专家队伍；同时，在教育方面，加强大学之间的专家学者、留学生的交流。”④
通过上述分析表明，“互联互通”的战略构想，目标明确，领域广阔，内容丰富，路径清晰，既利于己，又惠于人，尤其是在全球经济低迷，中国经济下行的新常态下，成为我们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核心机制。令人欣慰的是，新年伊始，在前几年提前布局的基础上，我国各沿线省份已进入实际操作阶段。根据上海证券报的报道，在近期陆续召开的地方两会上，沿线省区市浓墨重彩地将“一带一路”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中，对今年的推进工作做出具体安排。全国有20个省份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或高层会议中明确了各自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的定位及发展重点。一些核心区内上市公司更是“闻鸡起舞”，整合资源投身其中。
目前，“一带一路”核心区域有16个省份，其中，“丝绸之路经济带”包括新疆、青海、甘肃、陕西、宁夏等西北5个省份，重庆、四川、广西、云南等西南4个省份，以及最新扩围的内蒙古；“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则囊括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海南等东部沿海5个省份以及最新扩围的山东省。此外，黑龙江、辽宁、河南和湖北也明确表态，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从地方政府工作报告对“一带一路”工作部署来看，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都是首要强调的一点，公路、铁路、港口、机场等项目建设是未来发展重点。⑤与此同时，中国政府的这一战略构想和政策安排也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政府的欢迎和认同，“一带一路”与“互联互通”正在国际范围内开始进入实际操作的阶段。我们相信，在中国政府的不懈努力和相关国家的积极参与下，一个繁荣和谐的新丝路经济带与一个合作共赢的新局面指日可望，福祉四方。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新入盟成员国与欧盟整合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为：05JJDGWO11）
注释
1表格数据来源于《2014～2015年全球竞争力报告》，由作者后期统计整理。由于《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并未包含全部国家，所以表格数据只包含部分亚洲国家。
2数据来源于《2014～2015年全球竞争力报告》。
34习近平：《联通引领发展 伙伴聚焦合作——在“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东道主伙伴对话会上的讲话》，2014年11月8日。
5《20个省份会战“一带一路”》，《深圳商报》，2015年1月28日，A13版。
Connectivity: the National Strategy under the "New Normal" of the Chinese Economy
Peng Gang Ren Yijia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that the world economy is in the post-crisis era and the Chinese economy enters a "new normal",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put forward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and the "Connectivity" strategic conceptions, which aim to rely on domestic resources, and influence the neighboring countries as well as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In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today, the Asian countries need trade connectivity, but more importantly, they need to form an all-direction and wide-range community of destiny through which they are integrated, so as to realize a win-win outcome in the Asian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connectivity" strategic conception has a clear objective, rich content, and feasible pathway and covers a wide range of areas. It benefits both China and other nations, especially in the face of the new normal that the global economy is weak and the Chinese economy is on a downward trend, it has become the central mechanism for implementing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strategy.
Keywords: "One Belt and One Road", connectivity, regional economy,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彭刚，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经济发展、世界经济、国际反贫困。主要著作有《中国经济发展——理论与实践研究》、《国际经济学教程》等。任奕嘉，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 编∕马冰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