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由于地缘政治和地理位置上的重要性，东欧从古到今都被周边大国作为称霸欧洲和称霸世界的重点或起点。受制于大国势力、大国文明，东欧民族和国家不得不在东西方大国的厮杀与博弈中求生存和发展。大国在划定势力范围和构建世界体系的时候往往以自身利益为重，极少考虑东欧民族或国家的利益与诉求，多半将它们当作相互之间讨价还价的筹码或争夺和控制的客体。这种国际政治现象时至今日仍有极强的穿透性，仍然影响着中东欧国家的内政外交。无论是冷战时期受制于苏联，还是如今的“回归欧洲”，起主要作用的还是大国势力的此消彼长。
【关键词】东欧 大国博弈 地缘政治 社会转型 文明冲突
【中图分类号】D73/77 【文献标识码】A
东欧是一个地缘政治概念，大体上源于冷战期间，指欧洲二战分裂后与苏联以及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民主德国、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等八个国家。在地理位置上，前四个国家地处中欧东部，后四个国家地处东南欧。东欧从何而来？又到何处去？这些国家冷战之前、之中、之后的社会发展各有什么特点？其中的主线是什么？影响它们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有哪些？通过纵向的梳理和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本文将展示东欧国家社会发展的曲折性、复杂性及其成因。
民族构成的复杂与不同文明的牵扯
比起与它同期相对应的西欧，比起与它相联结的苏联欧洲部分，东欧最独特之处就是地区的向心力比较差，社会发展主要受控于外部势力。造成这种特殊之处的原因，一是东欧地区的民族繁多、分布比较复杂，二是东欧民族受不同文明的牵扯。
东欧地区的民族既包括在政治体制和现代国家主权上强制划分的群体，也包括在历史传统和文化特征上彼此区分的群体。这两种群体在不同阶段各有侧重，但在更多的时期是交叉在一起的。东欧民族不仅数量多，而且使用不同的语言和信奉不同的宗教，因而构成就更加复杂。世界各地的语言与民族并不总是对应的，但在东欧则成了各民族的重要标识之一，基本上是什么民族讲什么语言。仅就主要民族的语言来说，东欧民族就有分属印欧、乌拉尔的两个语系，拉丁、斯拉夫、乌戈尔和阿尔巴尼亚四个语族，西斯拉夫、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东拉丁和匈牙利五个语支，共有波兰语、捷克语、斯洛伐克语、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斯洛文尼亚语、马其顿语、保加利亚语、阿尔巴尼亚语、罗马尼亚语、匈牙利语十种语言。如果再将其他少数民族的语言考虑在内，东欧的语言种类还要更多。
宗教是一种与人们对超自然力量的信仰相适应的社会文化现象，其社会功能除了可以解除人们的精神紧张，调节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行为之外，还可以整合社会。在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三个世界性的宗教中，东欧主要民族所信奉的就占了两个，即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天主教、东正教、新教等基督教三大派中，东欧主要民族所信奉的也占两个，即天主教和东正教。在东欧的主要民族中，有的民族内部也有少数人由于种种原因信奉与本民族主要信仰不同的宗教，如一些塞尔维亚人信奉伊斯兰教，一些阿尔巴尼亚人信奉天主教或东正教，但是，大多数民族整体信仰的宗教是一样的。
对民族而言，语言和宗教一方面可以强化民族的构成因素，通过共同的信仰增进人们对本民族的认同感；另一方面，它们又强化了民族的排他性，催生了不同民族之间的对立和冲突。比较起来，宗教由于自身的特点在这两方面的作用更为明显。处于天主教、东正教和伊斯兰教交汇处的东欧地区成了几大宗教力量此消彼长的场所，从而使这一地区各民族间的关系比较紧张。
除了语言和宗教之外，东欧民族构成的复杂性还有两个表现：其一，东欧广泛地存在着许多其他民族，如土耳其人、吉普赛人、犹太人等；其二，各种民族交叉分布，这在东欧民族国家形成之后特别明显，如南斯拉夫的阿尔巴尼亚人，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的匈牙利人，保加利亚的土耳其人，东欧国家中的吉普赛人等。西方学者将民族的这种分布状况形象地称为“马赛克”。①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分裂之后，这种“马赛克”现象更显严重。东欧民族与宗教上的复杂性产生的直接后果，就是东欧作为一个整体缺乏认同感和凝聚力，不仅形成不了单独的文明区域，而且不同民族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比较多，各民族之间的彼此认同感比较低。
与此同时，东欧的地理位置又特别重要。东欧是连接欧洲东部与西部的桥梁和扼守欧亚非三大洲的咽喉要道，分属不同文明的东西方大国从古到今都十分看重对这个地区的争夺和影响，这进一步分化了这里的民族和国家并弱化了东欧整体的内聚力。这些民族的肉体和灵魂被东西方不同文明撕扯。比如，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斯洛文尼亚等民族在人种上与欧洲东欧的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等民族一样，都是斯拉夫人，但宗教信仰却是欧洲西部最流行的天主教。在巴尔干半岛上的斯拉夫人中，塞尔维亚、黑山、保加利亚等民族主要信奉东正教，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等民族主要信奉天主教，马其顿人多数信东正教但少数信伊斯兰教。有西方血统的罗马尼亚民族主要信奉东方的正教，而有东方血统的马扎尔人（匈牙利人）信奉西方的天主教，巴尔干半岛的古老民族阿尔巴尼亚人则三种宗教都信。因此，长期以来，东欧的民族和国家摇摆和挣扎在西欧文明、俄罗斯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之间，在东西方大国的厮杀和博弈中求生存。
东欧地区历史上的“强国”与近代的民族国家
东欧的民族和国家缺少地区向心力，还与它们或辉煌或悲哀的历史记忆相关。这里的民族有的是直接由当地的土著居民发展而成，有的是外来民族逐渐演化而成，而更多的是由前两者融合而成。不论哪种民族，在其早期历史上都曾有过存在时间长短不一、大小不等、强弱不同的国家。在斯拉夫人的早期国家中，保加利亚王国出现得最早。681年，保加尔人打败拜占庭之后建立了第一保加利亚王国，一直存在到1018年。②波兰在8～10世纪出现以城市为中心的维斯瓦、玛佐夫舍、波兰等公国。963年，梅什科一世在这些公国的基础之上建立了统一的波兰王国。这个王国兴衰交替持续了九个多世纪，直到18世纪末被俄普奥三国瓜分后才不复存在。830年，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建立了大摩拉维亚王国，只存在了76年。但在波希米亚，捷克人又建立了延续700多年的捷克王国。880年，布拉尼斯拉夫建立了克罗地亚王国，一直存在到1090年。1200年，斯提芬二世建立了统一的塞尔维亚王国。在非斯拉夫国家中，阿尔巴尼亚从公元前5世纪起就建立了恩凯莱、陶兰特、伊庇鲁斯和阿尔迪安等王国，但到公元前3世纪陆续消失了。1000年，伊斯特万建立了匈牙利王国，存留时间长达500余年。罗马尼亚的瓦拉几亚于1290年、摩尔多瓦于14世纪中叶先后建立了自己的公国。
然而，由于内外多方面原因，东欧的早期国家没有一个能够延续下来，能代表它们自身文明最高成就的国家发展全都中断了，没有像英吉利、法兰西、德意志、奥地利、俄罗斯等那样发展成世界性大国。但历尽千辛万难东欧各民族始终生活在世界民族的大家庭之中，只是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都被打上了不同程度的欧洲东部或西部的烙印。与交汇于此的世界性大文明相比，东欧的文明显得太弱小了；与承载世界性大文明的大国相比，东欧的早期国家大多也处于弱势地位，偶尔坐大，也是地区性的和暂时性的。除了伊利里亚的几个公国出现的时间比较早之外，东欧其余的早期国家都出现在7～14世纪。比较一下时间就不难看出，这也是罗马帝国（公元前27～公元395年）、拜占庭帝国（330～1453年）和土耳其奥斯曼帝国（1300～1922年）兴起和发展的时期。奥斯曼帝国后延的时间虽然较长，但兴盛时期还是在18世纪中叶之前。这三个世界性大帝国在征服、统治东欧地区的时候，也强化或推行了它们的文明，如政治文明、宗教文明等。面对这些强大的帝国和帝国文明，东欧地区的各个民族都进行过抗争，有时甚至还取得了暂时的胜利，但是大多数抵抗者或者在抵抗的过程中、或者在失败之后，自身的文明不断褪色，而大国文明的色彩不断加重。
与此相联系，到了近现代，中欧和东南欧国家的社会发展更是笼罩在大国的阴影之中。甚至可以这样说，东欧地区近代民族国家的“生”、“死”和“怎样活”等重大问题都是由大国决定的。东欧的民族只能听命和认命，而无力抗争。
欧洲民族国家是在文艺复兴以后开始形成的，历时两个多世纪。在西欧，原本封建制度发达而民族认同不强的国家随着封建王权的确立、国际法准则的形成和民族文学文化的发展，逐渐确立了以国家为框架的民族认同。但在东欧，由于历史上的早期国家一体化程度不强以及长期受异族的统治和不同文明的影响，这里民族的政治发展并没有像西欧那样发生明显的变化。不仅如此，就在许多西欧民族国家崛起为世界性大国的时候，东欧各民族却处于东西方大国的压迫之下，为生存和独立而苦苦挣扎，直到1878～1919年间才陆续建立起民族国家。东欧民族国家的出现固然离不开各民族长期不懈的争取独立的斗争，但是，为它们开具“出生证”的却是东西欧大国。
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早在1861年底就联合成为统一的罗马尼亚并于1866年通过了相应的宪法。但是，欧洲各大国直到1878年7月才在《柏林条约》中正式承认，同时将比萨拉比亚划归俄国。保加利亚的“自治公国”地位也是《柏林条约》给予的，但在地域上只包括保加利亚北部和索非亚地区。阿尔巴尼亚1912年从俄、法、英、意、德、奥六国外长在伦敦召开的会议上获得了形式上的独立，但实际控制者还是六大国，其领土和人口尚不及阿尔巴尼亚人所希望的一半。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1929年改称南斯拉夫王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等国的“出生证”则是被各大国“放在”了1919年的《凡尔赛条约》当中。《凡尔赛条约》的制定者根据自身的利益和需要规划了东欧各国的边界，因而使这一地区以民族、宗教、领土、历史为载体的文明更为复杂。欧洲各大国给东欧国家开具的“出生证”都带有种种限制条件，拿着这些“出生证”面世的中东欧国家或者有“内伤”或者是“肢体不全”的“残疾国家”。比如，《特里亚农条约》将匈牙利3/4的领土和2/3的人口割让给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讷伊条约》将保加利亚的西部马其顿地区分别割让给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罗马尼亚和希腊。由此造成的民族分布上的“马赛克”现象成为这些国家在相互关系上以及与大国的关系上难以愈合的“创伤”。表面上看，凡尔赛条约确立了东欧各国的独立主权地位并且划定了它们的疆界，但背后又潜伏着无限的危机。在这里，“很可能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个是少数民族，其中一些人安于他们的境况，一些人从最初就吐露过他们的敌意，许多人在经历多年令人沮丧的不平等待遇之后，终于满怀怨恨”。③
大国交易与东欧的诞生
地缘政治意义上的东欧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其突出的特征就是与苏联紧紧绑在一起，故有“苏东”、“苏联东欧”、“苏东地区”等说法。可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和之中，民主德国是法西斯德国的一部分，匈牙利、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站在法西斯一边，属于轴心国。波兰、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阿尔巴尼亚亲法国和英国，但都没能逃过被法西斯国家瓜分、占领的命运。其中，波兰还是被德国和苏联瓜分的。无论哪一类国家都没有与苏联结盟的。这些国家在政治体制上有的是资产阶级共和国，有的是君主国，德国还是法西斯国家。在经济体制上都是以私有制为基础，但发展程度上差别很大，有的是发达的工业国，有的是工业—农业国，有的是比较落后的农业—工业国甚至是农业国。
东欧这些国家不论是追随德意的，还是紧跟英法的，或是试图在德意、英法和苏联之间搞平衡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命运都很悲惨。捷克斯洛伐克1939年3月被德国肢解，阿尔巴尼亚1939年4月被意大利占领，波兰同年9月被德国和苏联第四次瓜分，南斯拉夫1941年4月被德意占领。匈牙利在战争期间倾全国之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持德国，可当它在严重失败面前略有动摇的时候，1944年3月就被德军占领。罗马尼亚为了保住在《凡尔赛条约》中从邻国获得的领土，20世纪20～30年代先是试图在东西方大国间搞平衡，后与德意结盟。然而，德国为了平衡匈牙利和保加利亚，1940年8月迫使罗马尼亚接受维也纳仲裁，将领土和人口的1/3先后划归苏联、匈牙利和保加利亚。保加利亚为了实现领土收复和扩张在战争中与德国为伍，虽然进退都不像匈牙利那样尽力，但仍没能避免成为德国的“殉葬品”。
总之，这些国家二战前没有与苏联结盟的，在社会发展上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没有共同之处。然而，地理位置上东中欧和东南欧的这些国家怎么成了地缘政治上的东欧了呢？
有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世界社会主义等方面的著述都比较强调这些国家某些具有共性的内在因素，如共产党的领导、人民的意愿、反抗或抵抗法西斯运动等。毫无疑问，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但是，最重要的或许不是这些。比如，从共产党力量的角度看，在后来成为东欧的这些国家中，共产党虽然在二战之前就存在了，但总体上说都是规模较小的，处境艰难，活动有限。除了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两国的共产党之外，其他国家的共产党战后初期在国内政治生活中还不占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在后来成为西欧的那些国家，如意大利、法国和希腊等，共产党不仅人数甚众，而且拥有可观的武装力量。可是，这些共产党后来的命运却恰恰相反，东欧的共产党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主宰，而西欧的共产党只能在政党政治中求生存谋发展。
对于东欧的出现来说，苏美英等大国在战时的合作和战后的势力范围划分是关键的促成因素。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建立了国际反法西斯联盟，而苏美英则是这个联盟的核心。它们不是一般的国家间联合，而是奉行社会主义制度和奉行资本主义制度的东西方两类国家之间的合作。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与英美正式结成了反法西斯同盟。它们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进行的合作是全方位的，同时也很复杂，自始至终伴随讨价还价并伴以明争暗斗。单从欧洲战场格局看，英美与德国的战场在中欧的西部和南部，而苏联同德国及其仆从国的战场在中欧的东部和东南部。1944年春，苏联红军把敌军赶出国土后，越过苏波边境迅速向中欧和东南欧挺进。在这种背景下，1944年10月，丘吉尔和斯大林通过密谈就今后各自活动的区域、范围和程度的划分达成了默契，这就是后来所谓的“巴尔干百分比”。以后两国外长又多次协商，这个百分比的具体比例也有改动。最终，中欧的东部和除希腊之外的巴尔干半岛都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参见下表）
苏联红军在追歼德国法西斯军队的过程中，先后解放了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消灭了匈牙利、保加利亚的法西斯势力，清剿了罗马尼亚境内的德国军队，配合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解放了贝尔格莱德，没有到过的只有阿尔巴尼亚。战争结束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德国东部由苏联占领。匈牙利、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成了战败国，盟国在这些国家中设有管制委员会。委员会名义上由苏美英三国共管，但实际运作中却本着谁占领、谁负责的原则，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苏联。“占领土地的人也要把他自己的社会制度强加在自己占领的土地上。每个人都强加他自己的社会制度。只要他的军队有力量这样做。不可能是别的。”④在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反法西斯的抵抗运动主要是由共产党领导的，因而在客观上与苏联的联系十分密切，也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从大西洋到乌拉尔山脉的欧洲很久以前就分成两个各自单独发展的部分，一部分与古罗马和天主教联系在一起，另一部分与拜占廷和东正教联系在一起。但是，二战之后，这两个欧洲之间的边界向西移动了几百公里，一些认为自己属于西方的国家蓦然发现自己此时处于东方了。”⑤米兰·昆德拉的这段话反映了一部分中欧和东南欧国家民众的心态，也是后来他们逆反苏联控制和苏联模式的隐形底色。
东欧社会发展的主线
东欧的产生是美英苏大国之间博弈的结果，这里的民族和国家全部被西欧大国及其承载的文明所抛弃，被置于苏联的控制和影响之下，成为地缘政治上的东欧。政治、经济、外交等“硬联系”的“切割”容易，可文化上“软联系”的“切割”却不易。在冷战岁月中，几乎所有国家都以不同的方式进行过抗争，或者希望保留自身文明的某些特征，如建立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或者希望回归西欧文明的某些方面，如建设具有人道面貌的社会主义。但是，东欧国家在这些方面的尝试开始是“喜剧”，进行过程中是“闹剧”，而结局都是“悲剧”。
没有美英苏之间势力范围的划分，这些国家也不可能与苏联结盟和走上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在东欧国家的社会发展中，社会主义既是连接苏联与东欧国家的一条纽带，更是苏联控制东欧国家的一种手段，而且后者从属于前者。
1944～1948年间，为了维持与西方国家结成的战争联系和维护在战后的既得利益，苏联没有支持甚至反对东欧国家迅速确立社会发展的苏联模式，而推行一种被称为是人民民主的社会制度。有学者指出：“斯大林之所以让东欧国家建立人民民主制度，不急于实行社会主义，主要是从同西方国家关系的策略角度，也就是从苏联当时外交政策的需要考虑的。”⑥其实，人民民主制度就是斯大林维持战时与西方大国合作关系的一种具体化。问题在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出于对苏联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能敌视和反感，再加上独霸天下的欲望，不可能将战时与苏联的合作持续下去。丘吉尔的“富尔顿演说”，凯南的“遏制政策”，马歇尔计划和杜鲁门主义等都是针对或打压苏联的。
所以，苏联与西方国家的战时联盟没能持续多久，很快就被1947年开始的“冷战”打破。“冷战”指的是1947年开始的美苏之间除了直接动用武力以外的一切敌对行为，范围涉及政治、经济、外交、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苏联同西方关系发生的变化反映在东欧政治发展上，主要体现为政治上实行了共产党的一党制，经济上实行公有制基础之上的计划管理，对外关系上完全倒向苏联一边，完成与西方的“硬切割”和与苏联的“硬连接”。从这时起，“东欧国家国内生活中清楚地出现了一种新的取向，那就是社会组织的斯大林模式”，⑦东欧国家发展的苏联模式变成了苏联彻底控制东欧的标志，至此，真正地缘政治意义上的“苏东地区”正式形成。
在以后的40多年里，东欧国家在内政和外交方面紧紧地依附于苏联，苏联则是加强对东欧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的控制。原本充满多样性的、“万花筒”般的东欧被迫接受统一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东欧的独立自主诉求与苏联的大党主义、大国主义之间，从一开始就存在着矛盾与冲突。完全照抄照搬苏联模式、接受苏联的领导与尊重本国国情、实现本民族利益相违背，探索一条适合自身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寻求主权独立和与苏联的平等关系又受时代条件和国际环境的制约。这样一来，冲破苏联模式、摆脱苏联的控制和要求独立自主就成了这一时期东欧社会发展的一条主线。
夹在相互对立的东西方大国之间，东欧这些小国无权、无力也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与苏联结盟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无奈之举。但是，这些国家身上有多种反对苏联控制和苏联模式的基因。在无法公开抗争的环境中，这些基因常常以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本国特色等形式表现出来。苏联出于自身发展的需要，随着时间推移也必须对体制中的各方面弊端进行改革，同时也要求东欧国家同步跟进以便牢牢地控制住东欧。原本就排斥这种模式的东欧国家当然乐不可支，不仅跟进，甚至在改革方面走得更远，企图摆脱苏联模式和苏联的控制。于是，改革就时常突破苏联所能够允许的底线。改革还是不改革，改革到什么范围和程度，实际上也都成为苏联控制东欧的一种手段。
苏联对东欧的控制甚至到了出兵镇压的程度。但因属于“苏东地区”内部的事务，西方国家对此只是袖手旁观，从没有从国家角度或国际法角度干预过，更不用说武力干涉了。当然，西方在舆论宣传上攻击、明里暗中支持东欧国家的反对者等方面不遗余力。但是，这些毕竟拿不到台面上来。所以，在东西方大国关系和苏联控制不变的情况下，连接“苏东地区”的纽带就断不了，东欧国家怎么改革都不可能摆脱苏联控制和苏联模式。
转型还是回归？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各国相继发生了急剧的社会制度变革，即所谓的东欧剧变，其实质就是脱离了苏联控制和苏联模式，就是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关于东欧剧变的原因，近20多年来，世界上不同的人们怀着不同的心境做出了许多不同的解读。如果不作价值上的判断，除了东欧国家内部政治、经济和民族等方面的深刻危机，一个不可忽视的关键因素就是苏联放松了对东欧的控制和放弃了苏联模式。这又反向地证明了东欧的社会发展受制于大国的事实。
戈尔巴乔夫1985年成为苏共新的领导人之后，面对苏联长期积累下来的重重内政外交难题，立即摆出一副与过去决战的架势，“竭力推行改革，力图使党内和全国人民相信，只有进行某些改革，才能使已经处于病态的经济不至于更加恶化”。⑧所以，他先是在1985年苏共中央四月全会上提出加速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在1986年2月召开的苏共第二十七大上又明确地提出了根本改革经济体制的方针。1987年，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详细论述了自己的改革设想和对外政策的新思维。在前一方面，戈尔巴乔夫主张在指导思想上实行多元化，也就是苏共不再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唯一的指导思想；在政治上实行多党制和议会制；在经济上搞私有化，从根本上改变苏联的经济基础；在军队里搞非党化和非政治化。在后一方面，戈尔巴乔夫提出战争不再是政治的继续，用普遍安全取代军备竞赛；两种社会制度的国家应当和平共处，国际关系应非意识形态化；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不难看出，与以前苏联领导人的改革不同，戈尔巴乔夫实际上是在颠覆苏联模式。
在这种“新思维”的指导下，戈尔巴乔夫一改苏联以前控制东欧的做法，主张在“自由选择”、“绝对平等”和“互利合作”的基础上发展苏联同东欧国家的关系。1987年11月，戈尔巴乔夫在庆祝十月革命70周年的报告中明确地提出了苏东关系的新的基本原则：“这就是绝对的完全平等，这就是执政党对自己国家事业的负责精神，从爱国主义的角度服务于本国人民；这就是对社会主义共同事业的关心；这就是互相尊重、严肃对待朋友取得的成就和进行的试验，以及进行自愿的多种形式的合作；这就是大家都严格遵守和平共处原则”，“社会主义没有，也不可能有供所有人学习的‘模式’”。⑨
戈尔巴乔夫不仅推动苏联放弃了苏联模式、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而且鼓励和支持东欧各国摆脱苏联模式。比如，他赞成波兰实行多党制，甚至认为波兰的改革就是苏联改革的“当今和未来”。⑩匈牙利正式决定实行多党制后，戈尔巴乔夫认为这是对苏联改革的巨大支持。再比如，戈尔巴乔夫对试图坚持苏联模式的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领导人提出批评和谴责，明确表示“凡是主张保留原来由党控制的‘行政命令’制度的东欧国家领导人，苏联不再给予支持”。⑪正是在戈尔巴乔夫的鼓励和支持下，上个世纪80年代东欧才有可能发生以放弃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为主要特征的剧变。其实质是不仅抛弃苏联模式，而且中止了对苏联“一边倒”的对外政策。没有苏联自身的变化和它的允许、鼓励和支持，东欧国家不可能将苏联与它们自己紧紧绑在一起的纽带挣开，即单靠自己的力量不可能摆脱苏联模式。
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苏联于1991年底解体，分裂成俄罗斯联邦等15个独立主权国家。在控制了东欧近半个世纪的大国不复存在的同时，二战之前控制东欧地区的西欧以及美国启动北约和欧盟东扩，将这些国家拉入自己的怀抱。对东欧国家来说，由于摆脱了在过去近半世纪牢牢控制它们的苏联和苏联模式，原本就没有彻底消失的“西欧基因”重现并且主导了“返回欧洲”的社会发展进程。于是，东欧国家似乎不仅回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甚至回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
民主德国于1990年5月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联邦德国）合并成新的德国。南斯拉夫于1991～1992年间解体，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马其顿先后宣布独立，塞尔维亚和黑山则组成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南联盟）。2003年2月，南联盟改称塞尔维亚和黑山。2006年6月，塞尔维亚和黑山分手，成为两个独立国家。1993年1月，捷克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正式分离为捷克和斯洛伐克。至此，原东欧8国演变成了大大小小13个国家。⑫
东欧剧变之后的国家或剧变之后新诞生的国家都不再实行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价值取向上都从马克思主义转向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绝大多数国家的对外政策也从对苏联的依附转向美国和西欧。与此同时，作为一个独特的地缘政治区域的东欧成为东中欧和东南欧两个地理区域。在称谓上，各种相关研究文献中出现了“中欧”、“另一个欧洲”、“中间地带”、“中东欧”和“后社会主义”等各种说法，但最流行的称谓是“中东欧”。没有了冷战的藩篱，没有苏联的阴影，没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没有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中东欧国家不再有任何共同的硬性约束，在社会发展各方面上的差异性非常突出。
在政治制度上，中东欧国家都一改单一共产党执政、单一苏联模式的现状。政党是多元的，其中不占主导的社会主义政党也是多元化的了。除由原共产党演变或分裂而来的社会民主党、社会党以及坚持信仰不变的共产党外，这个地区还出现了许多重建的或新建的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共产党以及其他类型的社会主义政党或团体。与此相适应，这些社会主义政党中虽然有坚持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但更多的信奉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即便是民主社会主义，不同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或同一国家不同的社会主义政党也因在社会上和选举中所处的地位而做出各自的解释，国别性、民族性和政党性特点比较鲜明。总结来说，社会主义政党也不再是中东欧占主导地位的政党，而是多种类型的政党之一。除社会主义政党之外，这些国家更多的还是极右翼、右翼、中右翼和中派政党等类型的政党。同时，社会主义不再是这些国家唯一的意识形态，而只是若干种“主义”之一。除社会主义之外，这些国家中还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等。多元化社会主义思想淹没在各政治思潮当中，多样化的社会主义政党生存于不同类型政党中间。
在经济发展上，中东欧国家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都已经确立起来，但发展和完善的程度并不相同，在此基础之上呈现出的经济发展状况也不一样。比如，以2013年的人均GDP为例，斯洛文尼亚最高，为22657美元；人均GDP在20000美元以下、10000美元以上的国家有五个，捷克是19243美元，斯洛伐克是18089美元，克罗地亚是13655美元，匈牙利是13344美元，波兰是13075美元；其余七国人均GDP都在10000美元以下，罗马尼亚是8778美元，保加利亚是7582美元，黑山是7318美元，塞尔维亚是5667美元，马其顿是5050美元，波黑是4866美元，阿尔巴尼亚是4108美元。⑬笔者曾经比较深入地访问过所有这些国家，GDP排名靠前的六个国家中，老城、老房屋、老街道保存得都很完好，新城、新楼房、新马路修建得都比较整齐、漂亮和宽阔；公共交通设施比较完善，档次也较高；窗口行业设施比较完备，服务也非常周到，现代化气息比较浓厚，人们的开放度也比较高。后七个国家的城市基础设施都比较陈旧和落后，现代化气息比较淡，但开放度都比较高。当然，人均GDP并不能完全反映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在这些国家中，相当多的人在海外打工，每年会将大量资金汇回或带回国。这部分钱不计在GDP之内，而算在GNP中。例如，阿尔巴尼亚360多万人中有100万在意大利、希腊、德国、法国及西欧的其他国家打工，每年带回或汇回阿尔巴尼亚的资金在十亿美元左右。类似的情况在其他小国中也普遍存在，对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很大的。
在“返回欧洲”的程度上，中东欧国家之间的差别也比较大。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既加入了北约又加入了欧盟，阿尔巴尼亚只加入了北约，克罗地亚只加入了欧盟。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加入了申根区，其中，斯洛文尼亚和斯洛伐克还是欧元区成员。马其顿、塞尔维亚、黑山和阿尔巴尼亚都已获得了欧盟的候选国地位，克罗地亚是北约的战略伙伴。虽然有个别国家（如塞尔维亚）对北约心存怨恨，但是，中东欧的所有国家要求加入欧盟，如今多数国家已实现了这个目标，其余的正朝这个方向努力。
综上所述，由于地缘政治和地理位置上的重要性，东欧从古到今都被周边大国作为称霸欧洲和称霸世界的重点或起点。这里的民族或国家虽然时常卷入国际政治的漩涡，可从来不是主角，只能是配角或牺牲品。大国在划定势力范围和构建世界体系的时候以自身利益为重，极少考虑东欧民族或国家的利益与诉求，多半将它们当作相互之间讨价还价的筹码或争夺和控制的客体。这种国际政治现象时至今日仍有极强的穿透性，仍然影响着中东欧国家的内政外交。就东欧近代民族国家而论，它们的诞生是大国战争的结果，后来的发展带有“集体漂移”的特点。它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受制于西欧，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受制于苏联，冷战结束之后又受制于西欧和美国。这种“受制”不仅是外交上的倒向，更重要的是社会发展模式的锁定。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东欧既没有被彻底征服，也没有完全独立。东欧的前生与今世如此，未来又会怎样？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注释
①Stephen R. Bowers, Ethnic Politics in Eastern Europe, London: Research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Conflict and Terrorism, February 1992, p.9.
②不过，近年来，有的保加利亚学者提出，第一保加利亚王国是库勃腊特于632年建立的。参见Божидар Димитров,12 мита в бьлгарска история: Фондация. КОМ, София, 2005г. c3.
③［英］艾伦·帕尔默：《夹缝中的六国——维也纳会议以来的中东欧历史》，于亚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14页。
④转引自［英］本·福凯斯：《东欧共产主义的兴衰》，张金鉴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5页。
⑤Robert Bideleux ＆ Ian Jeffries, A History of Eastern Europe: Crisis and Change, Routledge, 2007, p.8.
⑥李宗禹等：《斯大林模式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374页。
⑦Т.В.Волокитина, Г.П.Мурашко, А.Ф.Носкова, Т.А.Покивайлова, Москва и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Становление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режимов советского типа (1949~1953):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М.:РОССПЭН,2002г, c.56.
⑧［美］达斯科·多德尔等：《戈尔巴乔夫——克里姆林宫的异教徒》，隋丽君、施鲁佳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1年，第194页。
⑨［苏］戈尔巴乔夫：《十月与改革：革命在继续》，http://sshtm.ssreader.com/bookinfo.aspx?ssid=11362717&lib=17，2008年6月20日。
⑩参见林军：《俄罗斯外交史稿》，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第420页。
⑪［英］雷切尔·沃克：《震撼世界的六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怎么葬送了苏联》，张金鉴译，北京：改革出版社，1999年，第210页。
⑫根据“科索沃感谢你网站”（www.kosovothanksyou.com），截止到2014年7月初，世界上已有108个国家承认它的独立，但包括俄罗斯、塞尔维亚、希腊、西班牙、罗马尼亚在内的近100个国家尚未承认科索沃独立。由于中国迄今为至尚未正式承认科索沃独立国家的地位，所以，本文暂不把它作为一个独立国家。
⑬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网，http://www.imf.org/external/index.htm。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Eastern Europe under the Shadow of Great Powers
Kong Hanbing
Abstract: Due to the geopolitical importance and geographical location, Eastern Europe has been considered the starting point or focus of any ambitious plan of its neighboring countries to dominate Europe and the world since the ancient times. Subject to the power and culture of strong countries, Eastern European nations and countries had to survive and develop difficultly amid the fights and game between the West and East powers. The great powers often pay high attention to their own interests in defining spheres of influence and establishing the world system and rarely take into account the interests and demands of Eastern European nations or countries, and in most cases they only make the latter their bargaining chip or the target of their competition. This kind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phenomenon still exists today and affects the domestic affairs and foreign policy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For them the thing that mainly works has always been the shift of power among the strong countries. It is like this both when they were subject to the Soviet Union during the Cold War and when they "return to Europe" now.
Keywords: Eastern Europe, great power game, geopolitics, social transformation, clash of civilization
【作者简介】
孔寒冰，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东欧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为世界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东欧政治与外交。主要著作有《科索沃危机的历史根源与影响因素》、《中苏关系及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东欧政治与外交》、《东欧史》、《寒冰走苏东》、《寒冰访罗明》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