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加快城乡户籍制度改革，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及农民自由迁徙、安居乐业创造基础性的制度条件。户籍制度问题的实质是与户籍挂钩的各种福利和保障问题。户籍制度改革的核心是将户籍制度与差别化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剥离，这也是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前提。首先从制度上全面取消农业与非农业户口划分，统称为居民户口，按居住地登记户籍，实行统一的城乡户口登记制度。根据城镇工作生活年限逐步解决城镇户籍，全面落实放宽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落户条件的政策；切实转变特大城市现行的行政性人口和户籍控制和管理方式，充分发挥市场对人口流动和城镇规模的基础性配置作用，如通过产业调整以及消费水平和生活成本的市场机制对城市人口进行调控；在农村推进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实现农村产权与户籍的分离，为城乡居民双向自由流动创造条件。在户籍制度改革基础上，使城乡居民真正从市民和农民身份向同等的公民身份转变。
第五，加快建立完善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构建农业社会化服务新机制。当前农技推广服务体系仍存在主体不强、多元不力、投入不足、体制不顺、机制不活、整合不力等问题，为此，要坚持主体多元化、服务专业化、运行市场化的方向，进一步完善“以钱养事”的新机制，深化公益性农技推广服务体系的改革，大力发展市场化和社会化农技推广服务体系，形成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科研主力的多方参与的协同创新和推广服务体系。建议进一步推进乡镇农技、农机、畜牧、水利、水产等涉农乡镇事业单位的改制，将经营性、行政性和执法性职能分离，培育农技社会化和市场化体系；整合现有的涉农技术推广部门，以县市或农业品种生产区为基础构建农技咨询、测评和推广综合性服务平台；对农业院校和科研机构参与农业技术研发推广给予更多的政策支持；确定政府农技推广专项基金以支持农业企业和农业合作社开展农技培训、良种推广以及农业保险等。
第六，加快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创新和完善乡村治理机制。迄今为止，作为基层社区组织的村民委员会及基层党支部都是以集体土地所有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是“村社一体”、“政经不分”、“城乡分割”及“组织封闭”的体制。村集体土地的产权关系决定着村委会及党支部的人员边界、管理边界、服务边界以及民主自治边界。村民自治仅仅是拥有村集体产权的“村民”的自治，也只有本村的村民才可能享受村社区的福利，村党支部也仅仅限于村党员参加。外来居民和党员被排除在村委会和党组织之外。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公共和社区服务、自治民主及党组织建设都具有排他性和封闭性。然而，农村及整个国家改革开放已经打破了村社区的封闭性，尤其是随着经济和社会流动，村社区的多种所有制的发展，社区的地权关系、居民关系日益多元化和复杂化，大量的党员流动，农村社会从静止、封闭向开放和流动转变，迫切需要改革和创新基层组织、管理和服务体制。为此，要加快推进集体经济产权股份化改造，并实行政经、村经及经社分开；大力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及农村基层社区化党建工作，将村民委员会制度改制为农村社区委员会制度，村支部转变为社区党支部，明确农村社区是农村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承担基层社会的组织、管理和服务功能，实现管理对象从集体村民向全体居民转变；组织体制从村组体制向社区体制转变；基层民主从村民自治向社区自治转变；基层党组织从集体单位制向社区地域制转型；城乡基层组织管理也从城乡居村二元体制向城乡一体化的社区体制转变。与此同时，建议设立社区发展基金，加大对农村社区建设的投入，加快农村社区建置的整体布局和规划，完善社区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引导农民向社区聚集；大力培育社会组织并引导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提高农村社会管理民主化、科学化和社会化的水平，建立健全符合国情、规范有序、充满活力的乡村治理新机制。
第七，进一步加大农村公共设施、环境整治、生态保护的财政投入，建设美丽幸福乡村。从调查来看，当前农村最迫切的需求主要在四个方面：其一是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如农村污水处理工程、饮水安全工程建设、农业水利设施以及进一步改善农村交通和道路等；其二是农村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主要包括社区一站式服务大厅、室外活动广场、室内活动设施以及养老、治安、文化等服务设施建设；其三是农村社会服务设施，特别是要求进一步完善农村银行、邮政、购物等市场和社会服务设施；其四是农村环境整治和生态保护投入。尤其是要建立农村垃圾清运处理体系，农村污染处理系统，农业面源污染监控和防治体系（农药化肥等使用的监控）以及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支持体系等，加大对农村规划的投入，对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土地利用、产业结构及空间布局等进行统一规划；建立农村清洁卫生、污水处理、新农技推广等的支撑体系。进一步拓宽“一事一议以奖代补”的范围，整合各类财政资源，按照“渠道不乱、用途不变、各司其职、集中使用”的原则，凡性质相同、用途相近的，都应纳入乡村建设，统筹安排，集中使用，并设立单独账户统一管理。抓紧制订美丽幸福乡村指标体系，以引导和评估乡村建设的水平和质量。
总之，当前我国农业和农村综合改革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大胆探索，有破有立，通过改革突破农业和农村发展资源和技术的瓶颈，通过改革打破僵化的体制机制的桎梏，通过改革释放农业、农民和农村的活力，为我国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繁荣及美丽乡村建设创造条件，奠定基础。
项继权，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教授、博导，中国农村综合改革协同创新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研究方向为地方和基层治理。主要著作有《民权与民生：中国农民权益实证调查》、《走出“黄宗羲定律”的怪圈：中国农村税费改革的研究与咨询》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