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急能逼着市长管好空气
采取应急行动使空气质量短期内达标早有先例。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期间，各主办城市都采取过搬迁污染企业、机动车限行等措施“换”来连续多个蓝天。
贺克斌说，现在的应急措施不在重大活动时段而在重污染时段，虽然背景和具体措施有所区别，但一个共性是应急与长期的空气质量改善是一个有机组合。奥运会期间的很多措施使用过之后，很多人评价：“干得不错，有效果！”然后再加一句：“治标不治本。”但贺克斌认为，治标总能促进治本——毕竟做完这些事以后，有助于找到应对大气污染的规律，为全社会增加治理经验。“应急是没有办法而采取的一些短期措施，空气质量从根本上改善还是要靠减排、能源结构调整等长期措施，但应急的促进意义很大。”
有人调侃说，在被空气质量排名“折腾”得最厉害的河北省，现在最让市长着急的不是环保局长来找，而是招商局长来找。有的企业要来投资，谈了一半人家不谈了，因为这里污染最重。贺克斌说，应急预案中的信息公开具有很明显的倒逼效果，当一个地方的主管领导意识到每年要有多少次应急管理、每个月的空气质量排名是多少、每年年底主要污染物的均值下降多少时，自然会找到长效治理的方向。
环保部应急办副主任闫景军的体会是，应急有两个非常明显的作用：一是提高了地方的重污染应对水平——比如，在2013年1月华北地区大面积发生空气污染时，面对媒体质疑，地方政府和企业都不知如何回答，但到了当年12月，许多地方政府已经能够理顺各种关系，对很多问题都能很好地应对。二是促进了整体环境治理水平。比如石家庄市的应急预案中，针对水泥行业，先停没上脱硝设备的企业，再停不能正常稳定达标的企业，如果查出一次排放超标，下次启动应急预案时就先停这家企业。这鼓励了那些正常稳定达标、有高效防污设施的企业，保证了它们的经济利益，也实现了长效治理污染。
“重污染应急在我国是个新事物。”柴发合表示，“国十条”之前，根本没把重污染应对当做一项重要的措施，“国十条”出来后，“经过5年重污染天气大幅减少、再过5年逐步消除重污染天气”的目标明确了，各地政府才把它当成一项重要工作来看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