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阶段自1992年至2003年。这个阶段恰与冷战结束后中日关系进入问题多发期以及两国国力逐渐趋近的历史过程重合。在此期间，虽表面上关于搁置默契的话语正在日本的政坛和官场淡出，但大平首相等拟定的应对钓鱼岛问题的二重方针，依旧保持着一定的影响力。进入这个阶段的标示性事由是，1992年中方在所制定的领海法中明确将钓鱼岛划为中国领有国土。对此，日本外务省以中方改变了邓小平与园田直会谈所确立的共识和原则为理由，通过外交途径对中国政府提出抗议，但就如当时日本副总理兼外相渡边美智雄在外务省抗议后的讲演中指出的“我们没想给日中关系的不睦播下火种”、“在我任内不会进一步采取措施”[⑰]等内容所示，自民党政权依然维持了在搁置默契框架内的应对姿态。1996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后，日本官方立场进而变化：不仅政府积极划定排他性经济水域，自民党也在用于大选的党公约中首次明确提出“与中国不存在领土问题”的纲领口号。[⑱]此后，中日间无领土问题和强化实际控制的说辞在日本媒体频频出现，但此时因中国方面坚持正面外交交涉，使搁置默契仍在操作层面作为交涉原则维持着原有的功能。如1996年夏秋再次发生日本青年社成员登钓鱼岛建灯塔的事件后，中国外交部认定此行为违反协议和侵害了我方主权，遂通过新闻发言人表示“严重关切”，[⑲]又于9月提出“强烈抗议”；[⑳]钱其琛外长还约见日本外相池田行彦，要求日方从“两国关系的大局出发”，严守搁置默契。[21]日本政府在中国政府的外交压力下，随即作出不承认所设灯塔和拒将该灯塔载入国家海图的决定。1997年5月日本国会议员西村真悟登上钓鱼岛事件被媒体曝光后，中国副外长唐家璇召见日本驻华大使予以抗议，[22]而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即刻解释说事先已告知西村不得登岛，外相池田行彦则强调要以不损害日中友好大局为原则处理此事。[23]用日本外务省高官的话讲，当时自民党政权的“真心”是希望日中关系能够稳定化，为此甚至认为最佳的处置案应是“冻结”钓鱼岛问题。[24]故2003年初自民党政权出资租借钓鱼岛中的南小岛等三岛，一定程度上确也有稳住局面的考量。
第三阶段自2004年至2009年自民党下台。此期中国经济持续迅增与日本经济一直低迷的状况形成鲜明的对照，与此相应两国民众围绕历史认识问题和现实利益及安全形势的意识对立也在不断加深，这个背景使中日双方在政治互信和领土问题的处理上接纳对方意见的空间变得越发狭小；而美国方面一再表明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防卫的姿态，也更加助长了日方急欲实际控制岛屿的企图。2004年3月，7名中国人士趁日方巡逻人员不备登上钓鱼岛活动的事件，使自民党政权维持搁置默契的姿态发生根本转折，当时小泉纯一郎内阁首次提出根据国内法即入国管理法进行处理的原则，这是试图把否定搁置默契予以制度化的举措，不仅致上述应对钓鱼岛问题的二重方针严重失衡，也等于宣告日本在钓鱼岛事件的处理方式上将由之前的政治解决转变为司法解决。亦即中方人士一旦触碰日方在钓鱼岛的所谓实际控制线，那么搁置默契在外交交涉和国际政治上的制约性，皆丧失殆尽。但纵然至此地步，后因中方通过外交途径连续对日抗议和积极交涉，[25]小泉内阁最终以钓鱼岛问题处理不能影响对华关系大局，把所捕中国人士送回中国。[26]最终，还是以政治解决的方式收拾了事态，所谓司法解决不过是徒有其名。[27]可见，不以领土问题影响两国关系大局的原则，还是被此期的自民党政权作为事件处理的政策底线。而对日方人员涉及钓鱼岛的行为，自民党政权也依然采取抑制和管控政策，如2004年日本海上保安厅为防止事态复杂化，拒绝了日本青年社提出的登岛要求；[28]2009年4月，甚至连日本石垣市大浜长照市长向外务省申请赴钓鱼岛做地方税调查，也被中曾根弘文外相以“为不刺激中国”和进行“平稳安全的管理”等理由而不予批准。[29]
由以上概述可见，与这一过程国际局势和中日关系的复杂多变相应，自民党历届内阁对搁置默契的认同和奉行力度确在弱化，而对钓鱼岛的实际控制则在加强。不过，时至21世纪初叶，因中日双方有关人士的努力维护，自民党政权尤其是外交当局内基本上还存在着基于搁置默契的政策意识和对华交涉观，从而使岛争一直没有发展至严重阻碍两国关系大局的地步，这样的应对显然与继之上台的民主党政权在“撞船”、“国有化”两事件中全面否定搁置默契的存在、任意抬升钓鱼岛事件在中日关系格局中的地位、竭力将领土争议国际政治化和坚持以国内法原则处理的立场有明显不同。那么，曾将颠覆了自民党政权的搁置默契原则的民主党政权的事件处理斥为“极其愚蠢”乃至“外交败北”[30]的安倍等自民党政要，为何上台后会在该问题处理上全面承袭民主党路线，甚至在强硬程度上有过之而无不及呢？
三、安倍内阁否认搁置默契的原因及其问题
安倍内阁盘算迫使中方走国际司法解决途径以使最终结果有利于日方，比较显而易见。但更应看到的是，日本还意图利用岛争局面延续而达成更大政治目的。以下就后者略作分析：
第一，为凸显比民主党更为正统的保守政党本质，故需要饰以更强硬外交姿态的形象。随中日岛争已成亚太敏感的国际政治问题，围绕钓鱼岛问题的外交折冲空间已极其狭小。在打开对华局面上难以有所作为的状况下，先在外交姿态上比试强硬，在安倍内阁看来是既易做风险又小的策略选择。历史上自民党向以保守政治的正统自居，并拒绝承认其他政治势力对日本社会建设的贡献性；即便至近期，如安倍等该党政要在就民主党政权的对华外交问题的思想成因进行分析时，也经常会将此归结为民主党的“亲华”或“媚中”立场。故在民主党依旧坚持原有强硬立场的现在[31]，安倍内阁如在对华姿态上示弱，就不只是出尔反尔的政治品行问题，而是将在日本国民面前自撼其一直鼓吹的保守正统和政治鹰派的地位。可见，安倍内阁否认搁置默契论的一个主要理由实际是建立在极为功利的对党利党略的算计之上。日本战后多数自民党内阁是靠内政外交的显绩而树党的形象丰碑于民心，而并非仰仗玩政治姿态秀来建构执政威望和政治地位。因此，安倍内阁如果一味完全无视自民党政治家与中国领导人基于政治谅解的交涉结果而一意孤行，也就无异于向世人证明该党现有的治政能力，尤其是国际事务处理水准，未必在民主党之上。
第二，迎合民众中激增的内敛保守对外意识，试图为再建自民党长期政权累积支持基础。近年来，以中日经济规模总量的对比发生逆转和两国关系问题迭出为背景，国民之间的情绪对立正趋于深刻化。但如果为了维持高支持率而对闭锁狭隘的对外思潮投其所好，甚至利用来转移民众对国内弊政关注的视线，那就等于自己在营造泡沫式的统治基础，并为选民再度抛弃自己创造条件。在此问题上如稍具历史视野，就会明晓自民党执政的大部分时期所以能在钓鱼岛问题上基本维持稳定局面，实际是与其背后始终有相当民意对搁置默契持一定认同的舆论环境无法分开。如1979年发生钓鱼岛事件时，《读卖新闻》就一面劝告日本政府以“坦诚的姿态”“慎重应对”，另一面则呼吁“日中两国以合作”，“在国际社会创出良好的解决领土纷争的先例”。[32]总之，日本民众希望有强有力的政府，是指望能妥善解决既有的对外问题，而不会稀罕其长于惹出国际对立；如果说民主党政权因治政日浅，一定程度得靠“民意牌”来夯实脆弱的统治基础，那么对于组阁以来一直保持了高支持率的安倍内阁来说，如不能借助这个有利条件，以内外政策的开拓性和建树性取胜于反对党，选民也许在几年后会用选票正告其长期政权之梦终成水泡。
第三，适度保持领土问题引至的紧张，为宪法的修改或重新解释制作有利的氛围。修宪是自民党在1955年立党纲领中提出的誓愿，作为一个以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为基本宗旨并有长期执政经验的政党，哪怕点滴修改当初由美国人强加于日本社会、后又未有一字变更的现行宪法，就不只是基于政治逻辑的悲情主义命题，实质上也是一个与其执政的正当性与合法性相关联的问题。但令自民党困惑的是，在战后短期内帮助日本获得经济成功和实现大国地位目标的，正是这部所谓和平宪法，这也是该党高擎修宪大旗而近60年未果的主要原因。所以，对今后仍将坚持修宪立场和近期以可行使集体自卫权为目标的自民党来说，[33]首先要说服对此持不同意见的国民和自民党的执政盟友公明党，[34]而在这方面进行劝说和政治动员最便捷的手段就是维持有一定紧张感的国际安全环境。而在日本三处与外国有领土争议的空间中，唯钓鱼岛是被认作在其“实效控制”之下，故在渲染安全形势的紧急性方面也就最具有工具价值。不过，对日本国家发展的道路选择而言，修宪和行使集体自卫权本来就属“玩火”之举，如果还要为达此目的而不惜树敌于邻，岂非本末倒置的自虐式治术？
第四，害怕软化对华立场产生多米诺效应，会对日韩、日俄间的领土问题处理带来不利影响。在安倍内阁看来，日本有争议的领土中唯钓鱼岛“施政权”在手，如果大幅转换对华外交立场，势必为韩、俄两国的强争提供示范和机会。然日本与有关国家的领土悬案在起因、展开经纬和性质上各不相同，故在处置方式上不能随意比照，也难以取一种方式解决所有。且日本面临的领土问题在各自双边关系中的定位均不相同，一刀切的做法不符合外交常识。事实上，自民党政权以往处理与中国和苏联（俄罗斯）的领土问题之际，就一直是施行双重原则的。如日本学者所说：“在尖阁诸岛问题上，日中两国政府都公开打出搁置问题的方针；但对北方领土问题，日本政府却从来一直反对搁置争议”。[35]因此，日俄间的领土问题致使两国至今未能缔结和平友好条约；而1978年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时，双方则根据两国关系发展的大局，将签约与领土问题切离后缔结了条约。
第五，延续岛争状况以引出更多美国支持和国际战略利益。近年来，美国在其亚洲再平衡战略下越发加强对东亚问题的干预力度，日方对美方期待钓鱼岛问题存在又追求能予以掌控这个政策目标是了然于心的，所以安倍内阁在钓鱼岛问题上坚持强硬立场，实可收一石三鸟之功：首先，因呼应了美国的战略，有助于实现强固日美同盟这一日本外交的总目标；其次，可使日本借助日美同盟甚至利用与中国的对立提升自己的国际影响和软实力，如安倍掌政不到一年就历访十余国，即为借此“给国际舆论以日本冷静应对的印象，从而占据优势”，[36]同时可增强日本在亚太地区的存在感；再次，因配合美国在远东牵制中国向海洋发展方面有功，在对华制约上可望获得美国的更多支持，美国参议院通过的对华批评决议等就可谓是此类回报，日本甚至还可以利用白宫有早日举行中日会谈的期待，迫其重施小泉内阁时的举措，即在政要参拜靖国神社、慰安妇等历史认识问题上抑制对日批评。[37]然从钓鱼岛问题演变的经纬看，美国的战略和对策始终是建立在使其本国利益最大化的基点之上；而中日两国既为永久邻邦关系，理应坦诚面对包括领土争议在内的各种问题，对已具备条件者则以经得起历史验证的方式妥善解决，这才是国际事务处理的道理，如一味依赖他国介入甚至不惜发酵问题，使与邻国的对立乃至对峙常态化，这对于战后以来高度依赖于和平的国际环境进行本国建设的日本来说，岂非本末倒置的自损之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