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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系统”

【摘要】驱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力量,并非来自单一动力,而是由政治动力、国家动力、社会动力和国际动力这四重向度相互交织而成的动力系统。政治动力,体现为人民领袖指引和政党领导,是启动和推进现代化的首要动力;国家动力,以强大国家能力、健全国家体系和成熟国家品格为前提,通过规划、组织动员与资源配置、发展动能等推动现代化;社会动力,源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民营经济,以及中国独特的家庭功能;国际动力,既表现为中国对外部压力与世界潮流的积极接纳,以及由此转化而来的自主行动,也表现为中国构建新型国际秩序、推动全球南方现代化、为世界注入和平发展动力的主动担当。中国式现代化是这一动力系统驱动的伟大成果,这一动力系统也是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结构凭据。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 动力系统 政治动力 国家动力 社会动力 国际动力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6.21.009

【作者简介】刘建军,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式现代化、基层政权与社会治理、城市政治学,主要著作有《中国式现代化十五讲》(合著)、《单位中国》、《社区中国》等。

长期以来,世界范围内能够进入现代化行列的国家、地区与人口总数,基本上维持在17%~20%区间。在亚洲48个国家中,以往能够被列入现代化行列的,只有韩国、日本、新加坡、以色列。中国式现代化,从根本上改变世界范围内现代化在国家、人口、地理、制度等多重维度上的宏观布局。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式现代化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驱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系统是什么?这个动力系统是如何孕育出来的,又是如何在一种积极的态势中驱动着中国这艘大船前行的?这是本文要回答的主要问题。

“动力系统”的内涵

在自然科学中,动力系统是指工程上提供动力的机械装置,或数学中描述状态演化的模型。[1]本文借用“动力系统”这个概念,意指中国式现代化的驱动力量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种要素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动力装置和动力组合。系统论提出,任何系统都是一个整体,而不是各个部分的机械组合或简单相加。系统的整体功能,是各要素在孤立状态下所不具备的。系统中各要素不是孤立地存在着,每个要素在系统中都处于一定的位置,起着特定的作用。各要素之间相互关联,构成不可分割的整体。[2]从过去的经验可知,任何国家的现代化都不是靠单一动力推动的。那种试图把现代化归因于单一变量的做法,要么是对历史的无知,要么是对自己理论建构的盲目服从。尤其是文化论或文明论的解释,虽然有趣,但很容易演化为对一个民族国民性的肯定或否定,或者对某种文化的褒扬与贬低。正是因为这一原因,韦伯(Max Weber)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才不断遭到质疑与批评。无论韦伯写作此书的动机如何,其客观上都塑造了一种关于现代化动力的文化解释,而且这种理论不断强化着西方世界对其他各国现代化的误解。[3]时至今日,把现代化简单归因于新教伦理或某一文化解释的做法,已经不合时宜。

本文基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历程,提出现代化发展实际依赖于一套动力系统。这套动力系统由政治动力、国家动力、社会动力和国际动力四重向度组合而成。政治动力往往是一个国家启动现代化的发动机,国家则是落实政治动力的一套装备与体系。国家动力最为重要的体现,就是对社会的改造和重塑。社会动力来自推进现代化的社会主体与经济主体,一个国家正是依靠经济与社会提供的强大动力,才能使现代化的成果充分涌流,并稳步夯实社会进步和社会稳定的基础。国际动力一方面体现为一个国家积极应对外部压力、顺应世界发展趋势,另一方面体现为一个国家积极介入国际事务、参与构建新型国际秩序的国家能力和国家实力。事实证明,如果一个国家丧失接纳和应对外部压力的能力,则必然要被现代化的洪流裹挟,甚至会被现代世界抛弃。以上四重动力是相互交织的,任何两种动力之间都存在着非常紧密的联系,联系机制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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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动力系统的四个向度相互作用,共同构成现代化的动力装置。当然,受制于特定历史—社会—文化条件,每种动力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条件下发挥作用的程度是不同的。这就是说,在动力系统中,每种动力向度的强度是不同的,强弱不同的组合塑造出不同的现代化面貌。现代化发展不能仅依靠单一力量,而是需要一整套动力系统的联动协同。比如,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就是这一动力系统的典型实践样本。在传统燃油车领域,西方企业凭借专利壁垒占据优势,曾在一段时期主导产业赛道。我国依托国家顶层战略布局,确立纯电动新能源发展方向,同时充分释放民营企业市场创新活力,依托政企协同实现产业弯道超车。再如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进程,也体现国家统筹、市场落地的双向驱动逻辑。随着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在现代化能源底盘经历快速重构的背景下,中国依靠这一动力系统积累了一定的产业链优势。[4]评判现代化的动力成色,关键在于考察系统内外各主体能否形成良性互动,是否具备持续迭代、自我更新的内外联动的发展势能。

政治动力

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来看,政治动力主要体现为人民领袖的指引和政党的领导。实际上,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政治动力始终是占有主动地位的。布莱克(Cyril Black)是少有的把现代化动力归结为政治驱动的学者,在《现代化的动力》一书中,他提出,现代化领导人在获得政治权力之后,必须长期奋斗以保持自己的现代化导向。经济和社会的转变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不同社会走向整合的时间差异显著。[5]难能可贵的是,布莱克把政治领袖置于现代化动力的重要位置,这一判断是恰如其分的。在人类历史的演进过程中,尤其是在现代国家作为重要政治实体得以确立之后,政治领导者与政党的动力功能拥有得天独厚的施展空间和实现土壤。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人民领袖和政党组织的动力效应尤为显著。

领袖在中国的地位,既源于中国的历史基因、文化基因和政治基因,又根植于政党要求和民族复兴的目标设定。对领袖的需求,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对权威性的追求。恩格斯认为,在现代社会之中,联合活动、互相依赖的工作过程的复杂化,正在取代各个人的独立活动。联合活动最为经典的特征便是“组织起来”,若没有权威还能够组织起来吗?[6]组织这一概念不仅仅是古德诺(Frank Goodnow)所说的“包含着承认秩序和服从正式确立的权威”,[7]更为重要的是,组织展示了崭新的灵魂、使命与追求。组织灵魂、组织使命与组织追求,比组织秩序更为重要。革命无疑是天下最具权威性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等非常规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意志的过程。获得胜利的政党如果不愿意失去自己努力争得的成果,就必须以武器对反动派造成一定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8]综合来看,领袖在中国的诞生,以及领袖强大引领能力的发挥与实现,是国家传统、革命传统、政党特性与发展要求这四重要素共同决定的。领袖与其他国家的“强人”与“政客”,有着本质区别。领袖与组织、人民和国家紧密相连,是前进方向的指引者与决策者。

领袖引领实际上是政治领导力的展开。政治领导有两种类型:组织内政治领导和组织外政治领导。前者具有结构化和制度化的特点,后者是一种面向整个社会和所有大众乃至国际社会的影响活动。组织外政治领导所提供的舞台是没有边界的。政治领袖是沿着四条路径、四种导向或者说是四个维度,展示其影响力的:一是关怀维度(consideration orientation),即人文导向,关注的是对人民情感的尊重;二是道德维度(ethic orientation),即价值导向,关注的是领导的正当性问题;三是发展维度(development orientation),即变革导向,关注的是战略思考、远景领导并追求变革;四是结构维度(structure orientation),即任务与规则导向,关注的是体制化、角色化的状态构建。[9]置于中国语境,关怀维度在脱贫攻坚中体现得比较明显,道德维度蕴含在思想政治教育与传统文化教育之中,发展维度在“三步走”发展战略中有较清楚的描绘,结构维度在整顿党风政风的中央八项规定中有比较集中的体现。以上四重维度在不同历史时期,视时代大局、任务情境等要素,有不同的侧重与权重。但总体来看,四重维度缺一不可,展示政治领导的基本路径,是政治领袖方向指引、领航掌舵的基本导向。

在中国追寻现代化的过程中,政治领袖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所有的现代化国家中,中国的政治领袖对人民和国家所具有的领导作用是尤为突出的,对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的影响也是十分成功的。人民领袖爱人民,人民领袖人民爱,这是中国特有的包含着诸多历史和文化基因的政治景象。因此,领袖与人民的关系,是解读中国式现代化基本动力的重要视角。邓小平同志指出,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10]通过政治领袖领航定向,通过领导核心凝聚全党智慧,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式现代化最为重要的政治密码。“中央要有权威。改革要成功,就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现在中央说话,中央行使权力,是在大的问题上,在方向问题上。”[11]在邓小平同志看来,“只要这个领导集体是团结的,坚持改革开放的,即使是平平稳稳地发展几十年,中国也会发生根本的变化。关键在领导核心”。[12]

领袖就是核心。任何政治都包含着渴望领袖的基因。资本主义实际上借助资本的力量扼杀了政治对资源的再分配权利,从而以牺牲政治自主性的代价,切断了领袖产生的可能性,甚至一度掏空了领袖产生的土壤。目前,从世界范围内来看,管理过度、领导不足是很多国家政治领域的重要特征。政治领袖的短缺与商业领袖的勃发是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如果缺乏政治领袖的正确引导,人类社会则有可能在商业领袖开启的市场原教旨主义道路上陷入迷途。人类社会在资本化道路上的疯狂行为需要通过政治来平衡,同理,人类在政治化道路上的极端行为也需要通过经济领域的理性化来调节。

事实上,在先发现代化国家中,政治领袖的推动作用是一直存在的。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诞生的领袖群体,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政治领袖对现代化进程的推动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很多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的中断和受阻,往往与缺乏富有远见和责任感的政治领袖有关。当然,从现代化发展的规律来看,从魅力领导向制度领导的转变,或者说是两者的深度结合,是所有国家政治发展的重要趋势。如果要设定一个判断国家现代化程度高低的标准,那么领袖内嵌于制度之中,是成熟国家和现代化国家的基本特征之一。政党型领袖与意识形态型领袖的结合,是当今大多数国家领袖的基本类型。政党赋予领袖驾驭组织体系的能力,意识形态则赋予领袖治理的合法性,两者一同构成领袖推动现代化进程的动力源泉。

在组织化逻辑中审视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动力,是重要的视角。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定要认清,中国最大的国情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13]如果说马基雅维利时代政治舞台的主角是君主,那么当今世界各国政治舞台的主角则是政党。“政党替代君主”成为古今政治转折的分水岭。从时间上看,自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在英国议会中出现以来,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发展,都是在各种政党的直接或间接指导下展开的。政党的确立和发展,似乎成为现代国家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从空间上看,随着现代化和民主化潮流在世界范围内扩展,以政党为主角的现代政治,已成为世界上较为普遍的政治形式。虽然在很多国家,政党并非作为制度的直接组成部分而存在——许多国家的宪法都未规定政党在国家政治制度中的地位,但在现实中,任何一种现代政治制度的运作都离不开政党。正因如此,政党作为现代政治制度的实际“操纵者”,往往成为实际的政治权力中心。政党的领导人牢牢掌控政府的杠杆,其头脑始终与不断变化的大众思维、期望,以及政治体系自身的变化保持一致。从理想主义的角度看,他们如同一架庞大机器中精密的部件,既将大众的需求与政府的回应相连接,又使政府的行动从大众的反馈中得以调整,从而使政党持续牢牢控制政府。如果把一国宪法设立的政府比作一座庞大的工厂,那么政党就是这座工厂的发电机。只有政党这台发电机全力运转,机器才能启动,工厂才能进入持续的运作轨道。因此,人们习惯将政党组织称为“机器”,如果这台机器运作得当,就能为那些以“政治”为职业,并在选举中出力的人物提供各种职位。因此,我们可以断言:执政党为国家机器注入“政治能源”,是国家这座工厂的发电机。[14]政党的俱乐部化、家族化、私人化等,是很多国家政治衰退的重要根源。

韦伯曾提出过一个经典的命题:“政党居住于权力之家。”这一命题实际上指明,政党是以获取执政权力为目的的功能性组织。然而,中国共产党并不是韦伯所说的功能性组织。如果采用韦伯所定义的方式,我们可以将中国共产党视为“居住于人民之家”的政党。从这个角度来说,不仅中国共产党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难以比较,而且几乎所有国家的政党都是独特的、难以比较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跳出比较的陷阱,把一个事物置于其所依存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中进行分析。在当今世界,中国共产党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使命型政党”。郑永年提出,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国家政党的重要标志就是“使命型政党”,中国共产党走过的每一个阶段,都有非常明确的使命,从追求革命到追求发展,使命就是中国共产党向老百姓许诺的规划。[15]金冲及曾分析,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有一个在标题中没有列出来、但贯穿始终的突出主题,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报告从导言“中国共产党的庄严使命”到结语“展望我们的未来”,始终贯穿着这个重要主题。[16]

中国共产党的灵魂,在其所承担的使命之中。因此,中国共产党是世界范围内罕见的“使命型政党”。这一使命既来自中国文化的滋养,又源于其阶级性质。中国共产党是一系列崭新的文化使命、政治使命、国家使命等多重使命的集合体。能够超越个人和集团的利益,将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置于首位的政党,在很多国家是非常稀缺的。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的政党。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党的领导确保中国式现代化锚定奋斗目标行稳致远。党的领导激发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劲动力。党的领导凝聚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17]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党的领导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的内在关系。中国共产党不仅为国家机器注入高尚的政治灵魂,而且也成为汇聚民意、确定战略的领导力量,更从结构和制度上规定当代中国政治的组织逻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经济工作和经济领域本身就包含着政治问题,因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和经济建设本身就具有社会主义的政治性质,[18]而社会主义的政治性质,来源于高度组织化的政党。毛泽东同志指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19]在中国,领导党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的“领导”作用就是对治国理政的全局性领导与全方位领导。

纵观全球,存在“管理压倒领导”的趋势。政治领导力的疲软与缺失,是很多国家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政治领导因为权力分立、集团掣肘,从分立性的政治体系中逐渐隐退。在很多国家,政治领导的短缺,导致政府的失败、制度的失效与政治的动荡。特别是随着社会力量的日渐壮大,以及互联网社会的兴起,政治统治和科层管理已经难以覆盖所有的交往空间,使得执政者、政党以及领袖面对日渐复杂的社会问题而备受煎熬。中国的政治发展,为克服政治领导的疲软提供独特方案。领导党的存在,是中国政治发展在组织化轨道上获取崭新生命力的基础所在。这样由政党来领导国家和整合社会的政党国家(party-state),不同于多党制中政党轮流执政的资本国家。在资本国家中,政党屈从于资本,实质是组建资产阶级国家管理委员会的临时代表。在政党国家中,其基本的逻辑路线是,政党满足人民的内在要求,代表人民治理国家。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动力就是在这样的结构之中。

国家动力

国家动力,是指国家作为自变量,推动现代化有序展开与持续递进的能力。国家作为现代化动力系统的重要构成要素,是以强大的国家能力、健全的国家体系,以及成熟的国家品格为前提的。从理论上来说,关注国家的研究取向,或者“国家回归学派”,都充分关注国家动力。国家乃是塑造一国政治经济体制的关键动力。政府,或者更为准确地说,国家,是根本性的决定力量。国家决定市场结构,甚至企业本身。商业公司是国家的产物,其在国家创建的政策与法律下组织和建构起来。自由市场也是国家行为的产物,如果没有贸易和交易的法律框架,则无法通过法律体制来解决纠纷和执行付款的方式,阐明股东、经理人和工人权利或职责,市场将不会存在。[20]从人类历史演进的具体进程来说,现代国家的诞生是文明演进的重要成果。在这个由国家组成的国际体系中,一国若丧失完整主权,不具备独立工业体系、自主国防力量与综合统筹能力,则易遭受外部势力干预,现代化进程必然中途断裂。拉丁美洲、非洲、东南亚等部分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均印证这一规律。近代中国虽具备地方精英、民间资本等发展要素,但缺失统一、强大、自主的国家治理体系,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实践之外,其他所有现代化的尝试都以失败而告终。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国家治理成熟度不足,本土产业长期被外部资本控制,始终无法走出依附式发展的陷阱。国家这一政治实体是在国际舞台上进行表达和竞争的“家底”,国家提供的安全、秩序等,均是现代化得以推进的必要条件。

国家动力得以展开的前提,是国家作为独立完整的体系完全确立下来。这是后发国家推进现代化、与先发国家进行体系性竞争的前提和“本钱”。从一些国家的经验看,国家动力疲软或缺失,会对现代化产生严重制约。有的国家长期面临外部军事干预,领导人安全与政治自主难以保障;有的国家高层安全遭遇外部袭击,政治核心面临直接威胁;有的国家内部整合不足,民族武装割据替代统一治理;有的国家一度建设失效,基本人员物资流通都依赖非正式甚至非法势力维持。[21]可以说,一个国家若对内对外的国家安全屏障都很脆弱,国家作为独立完整体系未能真正确立,现代化之国家动力就难以有效发挥。

国家建设完成之后,现代化能否推进,取决于国家能否以健全的制度体系和坚实的物质基础提供持续动力;缺少任何一个条件,现代化便会成为空中楼阁。有学者提出,国家发展动力有其内部结构,根据占主要地位的关键驱动力的不同,构成三种国家发展动力的结构,分别以生产力、发展力、创新力为关键驱动力。[22]国家发展动力,与本文讨论的驱动现代化的“国家动力”有诸多重叠。在现实过程中,作为现代化动力系统的国家动力,主要通过政府的积极行为实现。因此,中国式现代化为我们重新理解政府提供别具一格的背景与土壤。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政府被赋予多重内涵,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第一是政党政府。政府是政党意志和战略部署的执行者与落实者,与议会制类似,实行议行合一,决策、执行与监督形成一个闭合的循环。第二是人民政府。这一特性来源于社会主义的规定性,即人民至上,政党和政府没有自身特殊的利益,一切为了人民。第三是公道政府。这一特性体现政府摆脱资本控制与绑架的超越性,即政府不是资本和金钱的奴仆。第四是贤能政府。中国政府在价值取向上,绝不是西方政府理论中所谓的“必要的恶”,而是与中国文化及人民利益相一致的“最大的善”。第五是有为政府。中国政府承担的事务、管理的范围,以及托底的责任较为广泛。“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彰显中国政府具备的全天候、全方位的支撑性力量与保护性力量。[23]

人民政府、公道政府、贤能政府、有为政府的动力均来源于中国共产党。洛克(John Locke)在《政府论》中提出,立法机关是给予国家以形态、生命和统一的灵魂。[24]那么对于当代中国而言,政党为政府注入灵魂。从这一视角看,政府是中国式现代化成长的重要“动能”。“动能”这个词,能够准确地揭示出中国政府的力量。政府动能与现代化速度有着密切的关系。例如,在面对各层级出现的问题和需求时,中国政府能够快速应对,在干部培养、公共议题化解、公共危机处理,以及确立责任主体等方面,都展现出一种别具一格的“政治速度”。[25]中国政府释放出的动能是多方面的。其中,以下三个方面的动能是关键。

规划动能。政府规划是体现中国政府动能的重要方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26]发展规划是用来治国理政的。国家发展规划是治国理政的纲领,县市区的发展规划也是本地五年的“施政纲领”。[27]

组织动员和资源配置动能。政府通过组织动员和资源配置,对人、财、物进行统筹调配,为治理与发展注入更加强劲的能量,而且这一能量远远大于其个体能量与自然能量之和。就像现代企业组织一样,可以通过特定的制度形式把更多人组织起来,释放出原来个体劳作和家庭作坊难以释放的能量。科斯(Ronald Coase)认为,企业能够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减少交易中的摩擦和冲突,整合各种生产要素以实现规模经济,并有效规避市场中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在科斯眼中,企业是一种为了提高效率而产生的组织,能够实现对资源的更优化利用,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市场的信息不对称。[28]如何把企业的上述优势引入政府是重塑政府的关键。旧政府理论将政府与僵化、官僚主义以及低效率等联系在一起,强调企业与政府的不可通约性。从中国政府治理实践看,国家展现出较强的组织动员和资源统筹能力。在这一点上,新加坡也具有类似特点,表现出较强的组织化治理特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府,其政治属性在政治、组织、意识形态等方面,为组织动员和资源配置能力的发挥提供重要保障。

发展动能。发展动能建立在规划动能、组织动员与资源配置动能基础上。换言之,规划动能、组织动员与资源配置动能,目的是释放出更大的发展动能。例如,主体功能区规划通过明确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和生态功能区三大空间,约束和引导开发行为,为资源配置和区域发展提供稳定框架,体现规划动能向发展动能的转化。[29]发展动能可能是中国政府与很多国家政府区别开来的重要标志。政治使命、民族使命、文化滋养等多重要素,共同塑造中国政府的发展动能。可以说,中国政府的发展动能,根植于深厚的政治文化土壤。

如果把现代化的国家动力置于全球中来审视,会有更为广阔的比较视野。在全球资源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现代化建设必须依托整体性国家力量参与国际博弈。国有企业、本土核心产业不只是单纯市场经营主体,更是支撑国家综合竞争能力的关键载体。部分国家主动向域外大国让渡主权、依赖外部军事保护,属于依附型现代化模式,与我国依靠完整的国家动力驱动的现代化有着根本不同。

社会动力

国家的现代化,需要通过企业、家庭、个人这一连串的实实在在的行动者,得到具体落实,这是现代化的社会动力结构。从历史上看,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相较,中国所经历的社会革命,扫清了诸多阻碍现代化的残余力量,为推进现代化奠定了崭新的社会基础,也提供了强劲的社会动力。尤其是把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写入宪法,在原理和制度双重维度上,规定国家与市场的关系框架,为经济主体活力的发挥奠定坚实的法律基础和制度保障。

中国式现代化的市场动力,来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这一体系既释放市场活力,激发市场潜能,又为国家驾驭和调控市场、防止资本绑架权力提供制度性保障。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国家动力与市场动力相辅相成。市场动力的重要体现,就是民营经济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起创造就业机会、吸纳就业群体、推动技术创新等一系列重要使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近年来,民营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30]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推进智能化转型过程中,华为、腾讯、阿里巴巴、字节跳动、百度、小米等,都已成长为具有较强国际影响力的新质生产力企业。

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动力,通过中国独特的家庭功能得以体现。中国独特的家庭功能,是中国式现代化动力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1979年邓小平同志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曾经提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31]以“小康之家”作为基本社会单元的现代化,确立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底盘与生活底色。小康之家的社会—经济功能,是中华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的一个直观而鲜明的标志。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密码,蕴藏在小康之家这一独特的社会组织之中。当前,中国在巩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果、迈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一方面确立了“一个也不能少”“一个也不能掉队”的现代化民生标准,另一方面通过全面脱贫和推进共同富裕,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与发展提供持久、稳固的社会动力。

由此可见,中国在充分释放和开发市场动力的同时,通过对社会的保护,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富有能动性的家庭动力与个体动力。社会动力的有效发挥,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社会基础,也为现代化和国家发展注入人文关怀,彰显现代化的价值取向与终极关怀。西方现代化发展历程存在难以根本克服的结构性缺陷:资本主导下的发展,天然催生阶层分化与社会对立,形成固化的贫富鸿沟,部分发达国家甚至以制度化手段,划分不同群体的福利准入门槛,将结构性的社会问题归因于个人能力,从而引发持续性的社会紧张,现代化也日益演变为少数群体的特权。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从制度根源上破解现代化与贫富分化绑定的困局。社会主义制度、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与完整的组织体系,是社会动力不断迸发的基础。社会动力并非抽象的理论表述,其可在微观社会单元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得到直观体现,从而让每个人都可以亲手去创造、去触摸中国式现代化可感可及的温度。

国际动力

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源头在哪里?这一直是学术界关心的重要话题。“冲击—回应”理论认为来自外部,[32]“在中国发现历史”的范式认为来自内部。[33]我们认为,中国的现代化既不是单纯的外部刺激的产物,也不是“中国中心观”的产物,而是中国人将外部压力,经过创造性的实践,转化为自主行动、自主探索的结果。中国式现代化的初始动因发轫于外部的刺激,但是世界范围内很多经受外部刺激的国家——如印度、非洲的部分国家——直到现在也没有走向整体现代化的道路。所以,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动因深藏于中国内部,即在中国人的积极行动之中。客观的事实促使我们超越二分对立思维,寻找外部刺激转化为积极行动和内生动力的原因,这正是“一分为三”方法论的重要体现。[34]

与先发型现代化国家的动力起源于内部不同,大多数后发型现代化国家都易受到外部力量影响。来自外部世界的刺激与压迫,都有可能形成正面的动力或负面的压力,这在正反两个方面构成后发型国家现代化的国际动力。例如,拉美现代化道路的特殊性,在于其从一开始就在现代世界体系的外围位置上被塑造,因而长期受外围经济结构制约;其独立后的现代化探索,很大程度上是在突破这一结构。[35]中国对现代化的渴望,得益于国际动力的激发,这是一个客观事实。重要的是,中国把这个外部激发转化为强大的学习动力与自主行动。中国历来重视知识,可以说,中国是一个学习型国家,中国社会是一个学习型社会,中华民族是一个学习型民族,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学习型政党,这一切都源于中国自成一体的文化基因和文化传承。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作为积极吸纳新型知识要素的学习型国家,并不意味着屈从和依附。相反,中国实现了从“学习型国家”向“自主型国家”的跃升,这正是国际动力转化为自主行动的体现。

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动力,正从主要接受外部输入,转向主动向世界提供动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等四大全球倡议,是中国为全球现代化贡献动力的重要体现。如果说学习型国家与自主型国家体现的是中国对待新型要素和外部压力的态度,那么责任型国家和引领型国家体现的则是中国的国际使命与角色定位。两者并行展开:学习与自主相互支撑,责任与引领相互关联。一般而言,一个国家承担的责任越大,引领作用越强;引领作用越强,承担的责任也就越大。如果责任与引领脱节,则责任可能成为负担,引领也可能偏离本意。中国承担的国际责任与世界引领,大体经历三个阶段:一是基于意识形态型责任的国际引领;二是基于和平与发展责任的国际引领;三是基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责任的国际引领。这一过程随着中国与世界交往的深化而依次展开。一方面,中国在积极应对国际压力和对接国际潮流的过程中,不断开发持续性的现代化动力;另一方面,在积极承担国际责任的同时,为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注入现代化的积极动力。中国对外部世界压力与刺激的主动接纳和自主转化,以及对世界现代化动力的主动贡献,构成国家现代化与全球世界现代化的良性互动,这对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国际动力在内容与路线上的不断拓展,指向构建新型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光明前景,即现代化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而是整个人类的共享与共荣。西方现代化模式内嵌着无法自我消解的动力困境:一方面,其原始积累与持续发展依赖于对外掠夺和殖民扩张;另一方面,其内部发展又不断制造社会分化、人口规模萎缩、关系密度降低、“单向度的人”、社会冷漠与异化等突出问题,形成自身难以克服的悖论。在其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僵化体系中,似乎看不到破解这些问题的希望和出路。中国为现代化注入的国际动力,关键在于突破上述西方现代化固有难题,创造了和平、可持续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动力,主要体现为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与合作共赢。一方面,这一国际动力体现为中国对世界大潮的主动接纳;另一方面,也体现为中国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全球南方现代化进程中的主动担当,彻底告别“现代化必然导致对外扩张”这一西方现代化路径的局限。不容否认,西方近代以来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战争劫掠、资源掠夺,以牺牲其他国家的发展为代价的。西方现代化缔造的不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而是资产阶级利益共同体。中华文明包含深厚的和平主义基因,自古秉持天下大同的价值理念,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超越资产阶级利益共同体的重要选择。面向广大发展中国家,中国积极构建互利共生的现代化合作路径,走共享共赢共荣型的现代化道路。特别是随着全球南方的兴起,中国的现代化模式为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提供借鉴。全球南方的兴起,标志着近代以来全球体系的重要转折。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这一转折提供重要的思想和制度资源。

结语

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不是单一的,而是多重的,是多重要素的交织交互。换言之,驱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源是一个系统。所以,“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系统”这一命题是重要的,这是中国把中国式现代化不断推向前进的结构凭据。

需要明确的是,构成中国式现代化动力系统的四大要素或四大向度——政治动力、国家动力、社会动力、国际动力,在驱动现代化的权重与力度方面有着先后与高低之别。其中,政治动力居于首要地位。缺乏价值引导的现代化,容易失去方向道路;缺乏领袖和政党领导的现代化,容易动力不足。政治动力为国家动力注入政治灵魂。缺乏完整主权、建设不成熟的国家,都难以启动现代化,也难以为推进现代化提供坚强有力的国家动力储备。正是在政治动力和国家动力的支撑下,社会动力的迸发以及对国际动力的积极接纳与主动供给,才能获得安全、秩序和能力上的保障。中国式现代化的四大动力紧密关联,任意两者之间都存在难以隔断的关系链条。四大动力的先后高低及其相互关联,是我们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动力系统的两个关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资本—福利—信息时代西方政治制度的困境与历史局限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3&ZD035)

注释

[1]参见刘永清、宋中昆:《大型动力系统的理论与应用——分解、稳定与结构》,广州:华南工学院出版社,1988年。

[2][22]复旦发展研究院:《国家发展动力——基于中国发展的理论建构》,北京:东方出版社,2026年,第133、137页。

[3]参见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4]参见赵宏图、陈文林:《从美以伊冲突看全球能源格局之变》,《求是》,2026年第17期。

[5]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段小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20页。

[6][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75、277页。

[7]弗兰克·J·古德诺:《政治与行政:一个对政府的研究》,王元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19页。

[9]刘建军编:《领导学原理——科学与艺术》第四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63~65页。

[10]《邓小平年谱》第四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665页。

[11][1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77~288、301页。

[13]《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190页。

[14]詹姆斯·布莱斯:《现代民治政体》,张慰慈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20页。

[15]郑永年:《如何用比较的视角来理解中国共产党》,2021年5月17日,https://iia.cuhk.edu.cn/en/node/81。

[16]《金冲及自选集》,北京:学习出版社,2003年,第328~329页。

[17]习近平:《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求是》,2025年第1期。

[18]曹沛霖:《制度的逻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329页。

[19]《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50页。

[20]转引自张振华:《理解发展:东亚奇迹的制度分析与理论解读》,天津人民出版社,2024年,第93页。

[21]盛韵:《作为外交官的高罗佩》,《文汇报》,2026年7月12日,第7版。

[23][34]刘建军、金美来、张远:《中国式现代化十五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5年,第195~197、16~19页。

[24]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129页。

[25]刘建军、马梦岑:《“政治速度”与中国城市治理的街道体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2年第5期。

[26]习近平:《正确认识和把握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求是》,2021年第2期。

[27][29]杨伟民:《如何编制适应形势、适合本地的“十五五”规划》,2024年11月1日,https://iugsd.tsinghua.edu.cn/news/view?id=863。

[28]罗纳德·H.科斯:《企业、市场与法律》,盛洪、陈郁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14年,第25~50页。

[30]李玉举、邓永波、肖新建:《民营经济发展前景广阔大有可为》,《前线》,2025年第4期。

[31]《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37页。

[32]参见费正清、邓嗣禹编:《冲击与回应:从历史文献看近代中国》,陈少卿译,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9年。

[33]参见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

[35]韩琦:《拉丁美洲现代化道路何以独特》,《学术前沿》,2026年第18期。

The "Dynamic System"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Liu Jianjun

Abstract: The forces driving Chinese modernization do not come from a single impetus, but a dynamic system interwoven by four dimensions: political dynamism, state dynamism, social dynamism, and international dynamism. Political dynamism, embodied in the guidance of the people's leader and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serves as the primary force to initiate and advance modernization. Premised on strong state capacity, a sound state system and mature state character, state dynamism propels modernization through planning, organizational mobilization,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fostering development momentum. Social dynamism stems from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system, the private economy and the unique functions of Chinese families. International dynamism is reflected not only in China's active accommodation of external pressures and global trends and their translation into independent actions, but also in China's proactive commitment to building a new type of international order, advanc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Global South, and injecting the momentum of peaceful development into the world. The four dimensions of dynamism vary in importance and reinforce one another, with political dynamism standing foremost and infusing a political soul into state dynamism. Chinese modernization represents a great achievement driven by this dynamic system, which also constitutes the structural foundation for its continuous advancement.

Keywords: Chinese Modernization, dynamic system, political dynamism, state dynamism, social dynamism, international dynamism

责 编∕李思琪 美 编∕澎 湃

[责任编辑:李思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