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全球化并未消解地缘空间,而是在高度相互依赖条件下重塑战略纵深的生成机制与表现形式。随着全球生产网络扩展、技术革命推进和权力结构流散,各国之间既相互联系,又容易出现断裂,外部体系风险会沿着产业、技术、资源和金融网络传入国内,战略纵深由传统的地理缓冲转变为维持关键功能、重新配置资源和持续生成发展能力的复合体系。地缘政治回归与战略资源约束,推动大国由追求空间广度覆盖转向关键区域、关键产业和关键能力的纵深经营,国防工业、通用技术和关键供应链日益成为竞争焦点。面对全球经济碎片化风险,国际合作应从一般连接转向兼顾效率、韧性与发展能力的深度连接,通过多边合作、产业融合、制度合作和能力建设,扩大各方战略选择空间。因此,战略纵深与国际合作并非相互排斥,而是可以在开放条件下形成相互支撑的“共同战略纵深”。
【关键词】战略纵深 地缘政治 全球化 国际合作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6.21.012
【作者简介】孙兴杰,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史、地缘政治、帝国与国家构建、货币政治,主要著作有《“东方问题”与巴尔干化的历史根源》、《印太还是亚太?——空间演化、地缘重组与区域秩序未来》(论文)、《美国战略收缩与中美关系演化》(论文)、《后帝国空间与国家构建:反思现代国际关系的原点与限度》(论文)等。
引言
所谓战略纵深,一般是指通过领土规模、地理距离、人口和工业腹地缓冲外部压力,为本国的力量集结、动员和战略反击争取时间,也就是以空间换时间。中俄两国的辽阔国土、美国的两洋屏障,都构成足够的战略纵深,形成战略优势。冷战结束以后,经济全球化、信息化和远程力量投射不断压缩传统物理空间,传统战略纵深的重要性一度受到质疑。然而近年来,供应链危机、关键矿产竞争、技术脱钩、制造业回流,以及地区冲突表明,战略纵深并没有随着全球化而失去意义,而是以新形态回归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战略议程之中。2017年,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中提出,“把深海、极地、外空、互联网等领域打造成各方合作的新疆域,而不是相互博弈的竞技场”。[1]应对世界百年变局,国际社会需要在新兴领域探索合作路径,构建合作新范式。
历史地看,全球化经历从“广度”向“密度”不断发展的过程。人类迁徙、新航路开辟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主要解决不同地区之间的连接问题,形成具有广度的全球空间;工业革命、跨国生产和现代交通通信网络则极大提高了不同社会之间互动的频率,形成具有密度的全球空间。进入21世纪以后,主要国家都已经被贸易金融、供应链、通信和信息网络纳入单一体系,高密度连接的同时易造成体系的脆弱性。具有广度和密度的全球空间并非均质的,如托洛茨基提出的“不平衡-综合发展”理论,沿着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形成“断裂”,由此带来全球空间的“深度”的议题。
从时间而言,线性进步的全球时间与多重的地方时间观形成断裂,抗拒全球化的地区成为全球化空间中的“黑洞”;从空间而言,不同国家都有战略安全考量,全面深度捆绑无异于丧失自主空间,构建战略纵深成为各国的本能选择。由此,全球空间在广度和密度得到空前发展的同时,“深度”成为当前极具迫切性的议题。与广度和密度不同,深度主要是不同行为体在生存、安全、认同等关键领域的连接、嵌入、融合的程度,并能够在危机期间形成替代、反馈和再生能力,更多地体现为行为体的韧性发展能力。从类型来看,深度可以分为地理深度:传统地缘政治关注的空间规模和配置,具有强烈的竞争性和排他性;功能深度:国际产供链合作网络跨越国家地理边界,一国的安全越来越依托于组织产供链体系的能力,由此具有鲜明的合作性;关系深度:主要是行为体之间在价值观、身份认同领域的认可度,因此,具有共享性。深度是体系性质和结构的维度,而战略纵深则具有操作含义。在当前新一轮的产业革命和地缘政治竞争局势下,战略纵深不再只是地理距离,而是国家在外部冲击下调动资源、维持运行、恢复活力的能力,既要保持自己的战略纵深,又要开拓新边疆,塑造全球共同战略纵深。新一轮全球化必须要解决“深度”问题才能实现再次跃升,从而构建具有广度、密度和深度的全球合作空间,朝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景迈进一大步。
全球化进展与战略纵深的重塑
战略纵深再次成为焦点议题,不是传统地缘政治的简单回归,而是全球化发展过程中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重大挑战。
全球化表现为“广度”的扩张,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经济结构重组,全球化从广度的扩展到密度的提升,最终需要面对“深度”的问题。《雷蒙·阿隆回忆录》提出,“柏林墙的倒塌摧毁了东西藩篱,全球化取消了南北藩篱,但也消解了美国和欧洲因资本主义垄断权而取得的红利。曾主导过世界经济20个世纪之久——最近这两个世纪除外——的亚洲强势回归世界舞台,拉丁美洲和非洲也紧随其后;特别是非洲因其充满活力的人口因素(2050年将有18亿人)、丰富的原材料(能源和可耕地资源储备)、正在崛起的企业家阶层、带来了每年6%的增长的大陆资本主义而成了一个发展的新天地”。[2]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被纳入世界市场之中。随着跨国生产、全球供应链、金融网络和数字通信的发展,空间扩张表现为紧密交织的合作网络。产品生产、技术研发、资源流通和信息技术分享越来越跨越国界,一国的发展空间也更多依靠于世界市场的连接程度。
全球化扩大体系容量,也改变权力结构。传统意义上的“中心-边缘”结构出现松动,21世纪的全球化越来越成为不同发展道路、不同文明传统,以及不同权力中心共同参与的全球化。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把“权力扩散”视为塑造未来世界的重要趋势之一,认为全球权力正在经历由西向东、由北向南,以及由一元向多元扩散的过程。[3]世界市场的扩大不断培育新的经济、技术和政治主体,西方主导的规则体系,一度巩固西方中心地位,但随着全球化的进展,西方主导地位持续弱化,一个高度连接但权力更加分散的国际体系逐渐形成。国家面临两难境况,“一面是市场的相互融合和社会之间的相互依赖,另一面则是身份认同感的强化和价值观的极端异质性”。[4]全球化扩大国家可以利用的战略空间,但也受制于多重边界形成的复杂空间,如果没有深度的连接,具有广度的全球空间就是被分割的,甚至是破碎的。
全球化使资本、技术、规则呈现出趋同态势,但区域化差异始终存在,曾经被掩盖的裂痕和鸿沟浮现出来,形成不同程度的“脱节”。所谓的“脱节”,指的是某些地区、国家或者社会部门未能稳定进入全球生产、资本、信息和规则网络,或者既有连接无法支撑其长期发展和内部稳定。全球化扩大连接规模,也不断制造新边界。当世界体系越来越朝着高密度方向发展时,脱节与断层的现象和影响就会更加凸显。[5]
脱节造成国际体系的破碎,也显示战略纵深的价值。全球化使脱节与断层突破传统国家间的地理边界而深入到国家内部,一个国家整体上可能深度参与全球市场,却在若干局部地区和关键环节存在明显“脱节”。比如,制造业高度发达但依赖外部能源和关键矿产,数字经济规模巨大却依赖少数关键设备和核心技术,军事装备先进却缺乏维持长期消耗所需要的工业生产能力。因此,存在于国家之间的“断层”转化为一个国家产业链、技术链、能源资源供应链和社会结构内部的功能断层。
全球化风险由体系向国家内部渗透与传导,对于一个国家来说需要构建兼顾地理、功能和关系三重意义的战略纵深。传统安全威胁主要表现为军事力量突破国家领土边界,战略纵深为遭受入侵一方提供组织抵抗、收复失地的回旋空间。在经济高度相互依赖的环境下,国家边界模糊化,经济社会中的关键节点汇聚各种权力资源而具有战略性,掌握关键节点的国家就可能把网络优势转化为政治和战略影响力。因此,功能深度就体现为对经济社会网络关键节点的掌控,战略纵深超出传统自然地理空间的含义,而具有多重战略备份的国家则可以有效应对危机,并且在危机后得到快速复苏,提高应对危机挑战的韧性。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以及即时通信技术的发展重塑身份与认同的空间,文明的边界已经渗透到城市社区之中,只有在身份认同形成深度连接,才能形成共享的空间。因此,战略纵深由传统意义上的地理纵深,向更具综合性的体系纵深转变,战略纵深既是空间的重构,也是战略空间的“升维”,不断拓展新边疆。
从地理纵深到体系纵深的演进
传统意义上的战略纵深主要依托领土、距离、人口、资源和工业腹地,通过空间缓冲与削弱外部力量的冲击,力量的有效性会随着投射距离增加而递减,地理空间成为战略能力的硬性约束。工业化和信息化时代后,交通、通信和远程打击技术压缩空间距离,产业链、资源网络和制度联系将国家能力延伸至疆域之外,地理意义上的战略纵深的价值下降。战略纵深具有体系性的复合含义,其是产业、资源、信息在空间的重组,以提高在风险挑战冲击下维持生存、自我修复的综合能力。
地理纵深仍然是战略纵深的空间基础,但产业和技术革命正在不断重新定义空间。传统地缘政治强调领土规模、天然屏障和战略腹地,较大的国土规模和防御纵深能够迟滞进攻,赢得反击的时间。俄乌冲突表明,国土规模、交通线和工业空间仍然是影响战争进程的重要因素。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也以战略要道为焦点,霍尔木兹海峡的地理位置随着这次冲突而被战略化。可见,一处地点的战略地位并非固定的自然属性,而是在军事技术、物流体系和政治关系的变化中形成并发生改变。
近现代以来的产业革命不断重塑空间形态和权力结构。工业革命以后,蒸汽动力、化石能源和海洋运输推动欧洲和北美成为世界工业生产中心,并形成以大西洋为中心的政治经济空间;20世纪70年代以后,集装箱运输、通信技术和全球分工体系的发展推动东亚进入新的产业中心。自然地理空间被技术和生产方式共同塑造为“功能空间”。因此,现代地理纵深的关键已由单纯的“距离”转向空间组织能力。广阔国土只有通过交通网络、产业节点、能源通道和信息基础设施有效连接,才能形成真正的战略纵深。地理提供空间,产业和技术决定自然地理空间能否以及如何转化为战略纵深。
近现代国际秩序的变迁表明,产业革命不断重新分配财富和权力。技术革命重新定义资源价值和生产体系,国家实力的物质基础也随着时代而不断变化,煤炭、铁矿石、石油等因技术革命而成为关键资源,“中心-边缘”的权力结构也在全球化空间中不断轮转。通用技术会重塑产业地理空间。布雷斯纳汉和特拉滕伯格把蒸汽机、电力、半导体和计算机等称为“通用目的技术”,其共同特征在于可以广泛渗透多个产业,并通过与其他创新形成互补关系并持续提高生产率。当下人工智能也具有“通用目的技术”的特征,它不只形成一个新产业,还可能改变制造、能源、交通、金融乃至军事体系的运行方式。
技术革新重新定义“战略资源”。煤炭的战略意义与蒸汽动力相联系,石油的地位与内燃机和现代交通体系相联系,而锂、钴、镍、稀土、镓、锗等资源重要性的上升,则与新能源、半导体和先进制造密切相关。资源由此具有鲜明的技术和产业属性。国际能源署的研究表明,关键矿产的风险不仅来自储量分布,还来自加工环节的高度集中,在锂、钴、石墨和稀土等领域,加工和精炼能力呈现出显著的地理集中。[6]因此,资源的战略纵深不能只看矿产储量,还必须考虑开采、加工、运输和制造等环节的能力。
产业纵深不只看企业或生产线规模,还要看产业体系在关键环节受冲击后能否继续运行。现代生产由材料、设备、技术、资本、人才和市场等要素共同支撑,任何关键环节长期中断都可能拖累整个产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显示,供应来源多样化能够降低重大贸易冲击,但这种韧性并非没有成本,其效果尤其取决于替代来源、产业链位置和转换难度。[7]进言之,产业纵深是在关键节点受阻时仍有替代和恢复生产的能力。
在人口与信息的大规模流动下,多元文明在近乎透明的高度流动性的空间中共存和互动,形成战略纵深新议题,即关系纵深。关系纵深来自稳定、多方并具有制度基础的连接。除了人口在全球范围内的跨界迁徙外,产供链在全球空间重新配置,打破国家的边界,跨国企业处于异域文明或者多元文明交错的环境之中,共享的文化和认同是信任的深层基础。关系纵深构成当前国家治理的重要议题,因移民、产业转移等问题,“中心-边缘”结构思维弥散于昔日的全球权力中心地带。比如,欧美国家的“铁锈地带”,[8]排外主义、民粹主义在一国内部形成巨大的裂痕,消解发达国家的政治与社会基础。在未来比较长时间,关系纵深不仅关乎全球治理,也是国家治理的议题,而一个国家内部治理失去了纵深,必然会大大削弱其国际战略能力。
地理纵深、功能纵深和关系纵深共同形成复合体系性的战略纵深,但三者的角色以及变化速度具有很大的差异性。地理位置、国土规模和自然禀赋变化较慢,可以说是慢变量;技术路线、产业能力和供应网络因产业技术革命而迅速调整;伙伴关系、制度网络、身份认同随着互动密度的增加而不断分化和重组,文明差异会形成断裂,但同处单一空间之中,拓展和积累共享空间才能实现共存和持续发展。战略纵深的多样化是开拓全球空间的维度和容量,过去更多依靠“以空间换时间”,当下则越来越要用空间、功能和关系共同换取时间与选择,现代战略纵深是地理空间与各种能力共同形成的多层互动网络与战略余量。国家战略面对的问题由“是否拥有纵深”转向“如何配置和经营纵深”,如何把有限资源集中到关键空间和关键领域。
纵深经营与大国战略的新逻辑
当战略纵深由地理空间扩展为体系能力,大国战略的空间逻辑也在变化,从广度的扩展到配置和经营不同类型的纵深。冷战结束后,全球化扩展与大国影响力的空间扩张大体同步,全球化一度也被认为是美国化。近年来,地缘政治回归、大国竞争加剧和地区冲突频发,经济、科技、产业被纳入国家安全议程。虽然国家面临的风险复杂严峻,但最终要面临财政资源的约束,大国战略由追求空间覆盖的“广度扩张”转向关键区域、关键产业和关键能力的“纵深经营”。
地缘政治回归增加战略成本,大国重新排列战略优先次序,以追求更具有性价比的主导地位。大国战略始终存在广度与密度之间的张力,战略范围扩大而投入不能同步增长时,单位空间所配置的资源就会下降,形成“广而不密、广而不深”的局面,造成战略承诺与资源基础之间的失衡。在当前的地缘政治变局下,大国不仅需要维持既有军事部署,还要投入技术研发、国防工业、能源安全和关键产业,因而,难以同时保持高强度的投入。所谓“战略收缩”并不意味着实力衰退,而可能是主动控制战略广度,将资源重新集中于更重要的方向和领域,扩大本国战略纵深。
2026年美国《国防战略报告》强调本土防御和印太优先,同时要求盟友承担更多区域安全责任,本质是缩小广度,而聚焦战略纵深。欧洲在俄乌冲突和美国战略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加强自身防务能力,将“战略自主”同竞争力和安全韧性联系起来,其战略自主由降低外部依赖的“消极自主”,向主动塑造自身能力的“积极自主”转变。[9]日本将远程打击、综合防空、无人装备、机动部署,以及“持续性和强韧性”列为防卫力量建设重点。这些变化表明,大国正在明确聚焦核心方向,将战略资源投入到关键领域,提升抗风险能力。
高烈度冲突重新凸显工业能力,尤其是国防工业体系的重要性,功能战略纵深成为新形态。俄乌冲突以及中东爆发的冲突表明,战争形态正重新转向消耗战,而非短促的高烈度战争,财政资源和工业能力关乎消耗战的走向。无人机、卫星和人工智能固然重要,炮弹、导弹、维修部件和军工生产线同样重要,具备完整工业生产能力的国家就具有战略纵深。俄乌冲突爆发后,欧盟向乌克兰提供财政和军事援助,尤其是在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国几乎停止援乌之后,欧洲成为乌克兰的战略纵深;美伊冲突过程中,美国防空系统承压,从韩国等地调用防空弹药,显示出美国在弹药匮乏之际不得不将亚太前沿变成中东战场的纵深。在现代战争条件下,产供链体系以及工业能力成为战略纵深的新形态,基于比较优势的分工体系逐渐转向构建功能纵深,尤其是关键矿产、关键产业、关键通道等,也就是压缩广度,而强化纵深。美国在半导体、人工智能、关键矿产和无人机等领域加强国内投资、出口管制和供应链调整。日本依据《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及其配套制度,将半导体、蓄电池、工业机器人、稀土,以及其他关键矿产、无人机和卫星等列为“特定重要物资”,或重点经济安全保障领域。欧盟则在经济安全战略中把竞争力、风险防护和伙伴合作结合起来,同时强化外国直接投资审查、出口管制,以及对外投资风险评估,以降低关键技术外流和战略依赖。学界将这种趋势概括为经济政策的“安全化”,国家通过产业政策强化内部能力,同时通过联盟和伙伴网络重组外部供应链。[10]从战略纵深的角度来看,一方面要巩固国内战略纵深;另一方面则通过外部合作网络将盟国与伙伴作为战略纵深。可见,在全球化空间中,战略纵深已经超越原有的战略备份或者备而不用的含义。战略纵深也不是相比于战略中心的边缘,而是一种多中心的自我维持和重建,纵深与中心的转换取决于风险的方向及其冲击演化过程。因此,战略纵深超越自然地理空间含义,而具有时间内涵,危机来自不同方向时,不同区域、产业和关系网络可能分别承担支撑功能。比如,在贸易摩擦中,最先受到波及的经济区域会成为前沿,而其他经济中心则成为战略纵深。
大国需统筹内外战略纵深,以合作方式妥善经营纵深。在全球化时代,国家治理成效成为大国在国际舞台的战略根基,因人口、产业、信息高度流动的国土空间,在全球空间中重新组合而形成“双重中心-边缘”结构,弱化大国对外行为的能力,战略纵深沦为“双重边缘”。从战略纵深的角度而言,特朗普的“美国优先”理念,本质是扭转类似于“铁锈地带”地区的双重边缘地位,使之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战略纵深。产业、资本、知识、人口等要素,在流动和配置过程中重塑空间格局,昔日繁华的中心因产业转移而趋于衰落,从而成为风险汇聚点和国内政治经济的破碎地带。人口流动、产业地理,以及多种信仰形成的国内断层,是大国实施“本国优先”的根本原因,当然,大国本身具有国际体系特性,脱钩断链,切断与外部世界联系,并不能弥补国内的断裂带,而是应该通过国际体系,尤其是世界市场扭转“铁锈地带”的双重边缘地位。激进的战略收缩会重塑战略前沿与战略纵深的关系,例如,“唐罗主义”以美洲为中心,意味着美洲成为美国的战略前沿,大大压缩美国作为全球大国的战略纵深。作为大国,需要平衡国际体系层面的战略纵深与国内政治的战略纵深之间的关系。
一方面,地缘政治变局是大国战略转向纵深经营的原因;另一方面,大国战略的新逻辑也在不断强化地缘政治的变局。战略纵深面临着多重矛盾和挑战:地理纵深、功能纵深和关系纵深三者之间的互动,需要以系统思维进行协调;战略收缩节奏与战略纵深巩固之间是相互作用的关系,战略纵深和广度并不是截然对立的,战略纵深是体系广度的“桩”,是支撑广度的锚点,急剧且无节奏的战略收缩可能丧失战略纵深,收缩就变成衰落;国土战略与国际战略之间动态平衡,大国的内政与国际体系深度嵌套,巩固国内战略纵深需要超越国土边界而在国际舞台上进行运筹。因此,战略纵深要超越排他性而走向国际合作。
深度连接与国际合作范式的重构
过去数十年的全球化主要围绕扩大市场、降低成本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展开,全球化大大增进人类的整体福利。可以说,具有广度的全球化体系已经是现实,而“向深”开拓还在继续,深海、深空、深地等“新边疆”持续增加人类社会体系的广度。体系密度攸关效率的提升和财富的增值,在广度和密度继续增进的背景下,体系深度是全球化演进的“惊险一跃”,强化深度的连接,是拨开当前地缘政治迷雾的关键,也是大国的国际责任所在。所谓深度连接,是通过产业、技术、基础设施和制度的多层嵌入,以提升抵御风险挑战的能力,增强持续合法发展的韧性。
地理空间依然是国际体系运行的基础,遵守《联合国宪章》的主权与领土规范,能够有效维护当前以主权国家为主体的国际体系的空间秩序。从历史进程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家无论大小强弱,在国际法上都是平等的,干涉或者侵略会造成一系列地缘政治冲突。国际关系史表明,地缘政治冲突阻碍全球化进程,造成多方皆输的局面。且基于领土原则的空间秩序被破坏,基于效率的合作网络就会受到冲击,合作网络重新被领土边界化。地理纵深是全球化的基石,大国合作的首要责任是超越势力范围的旧思维,积累和强化领土规范,共同维护全球化的地缘政治基础。
建立深度连接,以具有开放、互补、韧性等功能性合作网络缝合破碎地带。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断裂和重组不能通过以邻为壑、闭关自守得到解决,而是要通过修路搭桥、弥合裂痕得到纾解,不是减少相互依赖,而是如何改善相互依赖的结构。增加伙伴、多方渠道和替代方案,提高冲击后的调整与恢复能力,连接才能转化为战略韧性。深度连接的价值不在于形成排他性产业集团,而在于通过合作提高各方的生产和发展能力。未来国际合作不是为了扩大自身影响,而是要增加合作伙伴的发展能力,从而增加国际合作网络的枢纽,提升国际体系的战略纵深。在国际格局加速演进之际,发达大国和新兴大国需要合作建立深度连接,共同将断裂国家接入合作网络,而非建立排他性的小圈子。如巴尼特所警告的,“如果不做出足够的努力,吸引新核心国家与我们建立伙伴关系,帮助我们解决断层区域的安全问题,新核心国家就会被迫采取零和思维”。[11]只有当合作伙伴自身也因连接而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战略纵深建设才不会转化为新的地缘分割。许多发展中国家既希望利用大国资本、市场和技术,又不愿把自身发展战略锁定在单一阵营之中。它们更倾向于在不同领域维持多重合作,同时进入若干生产、贸易和制度网络,扩大自身选择,由此建立多方共享的战略纵深,增加应对风险时的选择。
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之间的相互协调与促进。国家治理是全球治理的基础,无论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面临着国家治理的挑战,每个国家都需要战略纵深来提升应对风险挑战的能力和底气,整合地理空间、功能网络和身份认同三种纵深。全球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前提,甚至是“皮肤”,任何国家都无法超脱“皮肤”的束缚。一国的战略纵深可以成为他国的外部战略纵深,反之亦然,共同战略纵深可以为全球治理提供坚实的支撑,从而超越阵营化或者势力范围的窠臼。
当下讨论战略纵深,不是重新回到传统地缘政治的框架中。全球化并没有消解空间,而是通过产业、技术、资源、人口和制度网络重新塑造空间;大国竞争也不再只是争夺更大的地缘覆盖范围,而逐渐转向关键节点、关键能力和关键关系的纵深经营。正因为如此,“出现于历史断裂时期的新问题是不能用过去的概念或以往的解决办法加以思考和对待的。21世纪必须在全球化本身所具的独特性中去思考全球化,这样才能在其中谋划行动,而不能将20世纪甚至19世纪的种种类型或战略运用到全球化进程中”。[12]地缘政治变局下的战略纵深需要从静态空间观转向体系能力观,从单纯追求控制转向强调组织、替代和恢复能力,也因此,国际合作应从一般连接转向能够增强韧性、扩大选择并提升共同发展能力的深度连接。未来大国竞争的真正分野,或许不在于谁拥有更多外在空间,而在于谁能够把有限资源转化为更持久的体系能力,并在开放条件下形成更稳定、更具包容性的共同纵深。
注释
[1]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人民日报》,2017年1月20日,第2版。
[2][4][12]雷蒙·阿隆:《雷蒙·阿隆回忆录》,杨祖功、王甦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2、14、8页。
[3]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编:《全球趋势2030:变换的世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译,北京:时事出版社,2013年,第25页。
[5][11]托马斯·P. M. 巴尼特:《大视野大战略:缩小断层带的新思维》,孙学峰、徐进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第2~3、140页。
[6]《2025全球关键矿产深度报告:能源转型背后的资源博弈》,2025年9月22日,https://hzfimage.mofcom.gov.cn/attach/202512/20251204143207153.pdf。
[7]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Supply Chain Diversification and Resilience," IMF Working Paper, WP/25/102, 2025.
[8]戴长征:《全球治理中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较量》,《国家治理》,2023年第23期。
[9]严少华:《欧洲战略自主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国际问题研究》,2025年第2期。
[10]刘宁:《“脱钩”抑或“去风险”?——美国对华经济政策安全化的逻辑与可行性》,《战略决策研究》,2025年第3期。
Strategic Depth and a New Paradigm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a Changing Geopolitical Landscape
Sun Xingjie
Abstract: Globalization has not erased geopolitical space but has instead, under conditions of deep interdependence, reshaped both the mechanisms that generate strategic depth and the forms it takes. As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exp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accelerates, and power becomes more dispersed, countries are increasingly interconnected, yet those ties are also vulnerable to disruption. External risks can spill over into the domestic sphere through industrial supply chains, technological networks, resource flows, and financial linkages. Under these conditions, strategic depth has evolved from a traditional geographical buffer into a comprehensive system for maintaining critical functions, reallocating resources, and continually building development capabilities. The resurgence of geopolitics and growing constraints on strategic resources have prompted major powers to shift their focus from extending their geographical reach to the sustained development of strategic depth in key regions, industries, and capabilities. Defense industries, general-purpose technologies, and critical supply chains have consequently become central arenas of great-power competition. In the face of growing risks of global economic fragmentatio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should move beyond mere connectivity toward deeper forms of integration that balance efficiency, resilience, and development capabilities. Through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industrial integration, institutional cooperation, and capacity building, such cooperation can expand the strategic options available to participating countries. Strategic depth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can therefore reinforce each other under conditions of openness, giving rise to what can be conceptualized as "shared strategic depth."
Keywords: strategic depth, geopolitics, globalizatio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责 编∕肖晗题 美 编∕梁丽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