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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一带一路”行稳致远的路径选择

【摘要】自2013年提出以来,共建“一带一路”历经倡议擘画、实践落地到总体框架形成,步入由共建国家协同推动、精耕细作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与此同时,共建“一带一路”依然面临地缘冲突、共建国家政权更迭、债务周期波动,以及企业跨境经营等多重风险挑战。此类风险并非源自倡议本身,主要植根于经济全球化演进格局之中。新阶段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应坚持长期主义,推动合作从短期项目攻坚,转向长周期谋划;从分散式项目落地,转向构建系统性协同推进机制;从以政府主导推动,转向依托国际组织、多边平台和制度性框架;从侧重硬联通转向硬联通、软联通、心联通协同推进,把规则标准对接、数字经济合作等打造为互利共赢新增长点,做到有保有压、有进有退、有分有合、长短兼顾。

【关键词】共建“一带一路” 经济全球化 高质量发展 制度框架

【中图分类号】F12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6.21.010

【作者简介】陈文玲,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南开大学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国际战略、国际经济、宏观经济、流通经济,主要著作有《变局——中国智库专家视角》《中国与世界——以中国视角解析国际问题》《透视中国——中国宏观经济报告》等。

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十三年来,共建“一带一路”从中国倡议走向国际实践,既为我国开拓广阔国际市场、畅通海外资源供给,持续提升我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又以持续深化的国际合作夯实共同发展的基本盘,为促进全球繁荣发展贡献中国力量。截至2026年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已发展为覆盖150多个国家的国际合作平台,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累计签署各类合作文件超300份,落地重点项目超3200个,为共建国家创造42万个就业岗位,为全球南方国家实现现代化注入持续动力。

从理念倡议,到全面响应与落地行动,再到形成完整基础框架,塑造全球发展新气象,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历程具有鲜明渐进式特征,贯穿宏大全球视野与超长期谋划。在空间上,构建陆、海、空、网、冰立体化互联互通网络,“六廊六路多国多港”总体框架落地;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五通”基础上,[1]“硬联通”“软联通”“心联通”的一体化合作体系不断完善;[2]数字丝绸之路、能源丝绸之路、健康丝绸之路、绿色丝绸之路、创新丝绸之路、廉洁丝绸之路、安全丝绸之路等重点领域协同推进。对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别研究也由宏观框架的“大写意”阶段,进入精细化国别研判、项目落地评估的“工笔画”阶段。同时要看到,在当前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下,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风险与挑战并存,应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整体优化升级,以长周期视角谋划下一阶段推进路径。

共建“一带一路”演进历程:从“先手棋”到国际合作基本盘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时代背景。共建“一带一路”重大倡议,是基于当时全球经济格局、国内发展阶段作出的前瞻性抉择,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传统经济全球化模式遭遇结构性困境,发达经济体增长乏力,全球需求萎缩;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短板突出,工业化、现代化进程普遍面临资金、技术、通道三重约束。世界银行测算,2013年全球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资金缺口,每年约1万亿美元,财政能力不足、私人资本不愿进入长周期基建领域,成为工业化进程中的瓶颈。与此同时,中国制造业规模持续扩张,产能、工程建设能力、装备制造体系形成突出优势,亟须保障能源资源稳定供给。长期由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难以回应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诉求,全球发展赤字持续扩大。

与西方对外输出模式截然不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不附加政治条件,尊重各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旨在补齐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短板,打通区域产业链供应链,通过构建互联互通新格局实现互利共赢。西方此前的各类跨国基建计划,通常由出资国主导制定详细项目表,并要求受援国按照既定方案执行。与之相较,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中心逻辑是需求导向,是由共建国家提出发展倡议,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创21世纪人类新文明为理念引领,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基本原则,以“五通”为抓手的互联互通跨国经济合作,各方共同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开展国家间基于平等的互利合作。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成功实践。自2013年提出以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历经从理念落地、机制搭建到项目实施、普惠民生的推进过程,在基础设施联通、经贸投资往来、多边机制建设、民生改善、绿色创新、人文交流六大领域实现系统性突破,其实践成果覆盖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欧洲、大洋洲,深刻重塑区域经济地理格局。经过十三年持续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已成为当今世界范围最广、规模最大的国际合作平台,[3]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依托遍布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欧洲的合作网络,保障能源资源进口多样化,降低对单一通道、单一市场的依赖;拓展外交空间,巩固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关系;持续提升我国标准、技术、装备、服务的国际影响力,为中国新质生产力出海搭建平台。

在基础设施“硬联通”层面,“六廊六路多国多港”、多领域联通的推进路径与布局,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从愿景蓝图转化为落地实效。陆上方面,持续推进六大经济走廊建设,中巴经济走廊作为旗舰项目,建成喀喇昆仑公路升级改造、瓜达尔港配套港区、能源电站集群,补齐巴基斯坦电力短缺短板,将瓜达尔由偏远渔港打造为印度洋区域商贸支点。中老铁路作为第一条以中方为主投资建设、全线采用中国技术标准、使用中国设备并与中国铁路网直接连通的境外铁路,自2021年通车以来客货两旺,打通中南半岛北部陆运瓶颈,带动沿线农业、旅游、矿产开发。截至2025年12月,累计发送旅客超6250万人次、货物超7250万吨。[4]雅万高铁作为东南亚首条高速铁路,落地印尼,标志中国高铁技术、标准、装备、运维全体系成功出海。匈塞铁路建设稳步推进,打通巴尔干半岛陆路通道,补齐欧洲东南部铁路短板。中欧班列常态化开行,截至2026年10月,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4万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7个城市,以及12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跨境基础设施网络加速织密,增强亚欧内陆地区连接东西、沟通南北的枢纽功能,[5]打通亚欧大陆陆路物流通道,构建陆、海、空、网、冰多维度立体化互联互通网络。

海上方面,希腊比雷埃夫斯港在中方运营后,集装箱吞吐量全球排名大幅跃升,成为地中海核心中转枢纽;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科伦坡港,肯尼亚蒙巴萨港等港口项目,完善印度洋航运节点,支撑国际海运航线优化。

航空方面,中国与共建国家持续扩大航权安排,新增大量国际客货运航线;数字通道方面,跨境海底光缆、跨境陆地光纤网络持续铺设,跨境通信骨干网覆盖东南亚、中亚、南亚,数字基础设施成为硬联通的新组成部分。冰上丝绸之路稳步探索,北极航道商业航行实践持续推进,开辟亚欧贸易的备选海运通道。

在经贸投资与产业合作层面,贸易规模稳步扩容,投资合作模式不断创新。2013~2025年,我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总额持续增长,机电产品、新能源装备、工程机械、通信设备成为主要出口品类;能源、矿产、农产品、特色原材料是主要进口品类,双向贸易结构持续优化。2025年,中国与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23.6万亿元,年均增速高于我国外贸整体增速,[6]各方形成跨境分工网络,大量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产业链。中国企业对外工程承包、直接投资带动共建国家就业、税收、产业培育,大量当地民众获得稳定就业岗位。同时,我国获得稳定的能源、矿产资源供给,拓展装备、机电、新能源产品海外市场,助力国内产业升级。

对外投资方面,我国在共建国家直接投资聚焦制造业、能源、矿产、物流、园区开发,境外经贸合作区成为产业合作核心载体。根据商务部数据,截至2025年底,中国企业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累计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区超过100个,入区企业超6000家,直接投资额突破1000亿美元,带动共建国家税收超30亿美元,创造就业逾40万个。如泰国罗勇工业园、越南龙江工业园、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等,带动纺织、装备、电子加工产业集群落地,帮助共建国家建立本土制造业体系,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第三方市场合作持续拓展,中国企业与欧美跨国企业、共建国家本土企业联合投标、联合运营,在能源、基建、水务等领域落地一批项目,降低单一国家投资的地缘敏感度。

在多边金融与机制平台建设方面,多边开发体系实现从无到有的跨越式发展。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2016年正式开业,截至2025年12月31日,亚投行111个获批成员,累计批准360个项目,融资总额超690亿美元。[7]项目遍及能源、交通、水利、通信、城市基础设施,不附加政治条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长期低成本基建融资,成为全球多边开发体系重要增量力量。丝路基金坚持市场化运作,以股权投资方式支持共建“一带一路”重点项目,和亚投行形成互补。

双边关系方面,我国同150余个共建国家签署合作备忘录、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海关检验检疫、标准互认等各类协议,建立双边经贸联委会、产能合作工作组、口岸合作委员会等常态化政府间对话机制,形成多层次政策沟通网络。连续举办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倡、主办的层级最高、规模最大的多边外交活动,[8]每届论坛发布大量合作成果清单,形成高层引领、多层对接的合作机制。

在民生普惠与减贫协同方面,大量中小型民生项目落地,直接惠及基层民众,夯实民心基础。除大型标志性工程之外,农业技术援助、乡村供水、医院改扩建、疫苗援助、防灾减灾工程、职业技能培训项目广泛铺开。在非洲多国,中方农业专家组推广杂交水稻技术,大幅提升当地粮食单产,助力粮食安全;在东南亚、中亚,援建医院、疾控中心,开展医务人员联合培训,向大量共建国家提供疫苗、医疗物资,践行健康丝绸之路理念。与此同时,大量项目在建设、运营阶段,坚持本地用工、本地采购,开展技能培训,不只满足短期就业,更致力于培育本土工程师、技工队伍,将工程建设转化为本国人力资本积累。世界银行2019年政策研究工作报告估算,到2030年,共建“一带一路”相关投资可在全球范围内帮助至少760万人口摆脱极度贫困,帮助至少3200万人口摆脱中度贫困。

在绿色发展、创新发展方面,多领域合作持续拓展,绿色丝绸之路、创新丝绸之路成为共建国家新增长点。我国与共建国家在光伏、风电、储能、电网改造、低碳城市、生态修复领域合作快速推进,大量海外光伏电站、陆上风电项目落地,帮助发展中国家低成本推进能源转型,减少化石能源依赖。项目环境管理体系持续完善,推行全周期生态评估,探索绿色投融资工具。创新合作方面,我国和数十个共建国家设立联合实验室、技术转移中心,聚焦新能源、农业育种、防灾减灾、通信技术开展联合研发。数字丝绸之路加速推进,5G网络、跨境电商平台、海外仓、智慧城市项目落地,跨境电商带动中小企业出海,帮助共建国家特色农产品、手工艺品进入中国市场。多语种语料支撑的算力合作、人工智能合作成为新赛道,中国与东盟多国探索共建区域算力基础设施与本土化大模型,推动数字技术普惠。

在人文交流与心联通方面,教育、文化、旅游、智库、民间往来持续深化。截至2026年10月,中国已在32个国家建成38家鲁班工坊,累计培养学历生3万余人、培训非学历生16万余人次。[9]国家语言文字政策研究中心数据显示,2022年全球已有超过180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中文教学,超过80个国家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正在学习中文的海外人数超过3000万。[10]我国持续扩大共建国家来华留学生奖学金规模,开展联合办学、职业教育合作;文化年、艺术节、文物联合考古、博物馆巡展常态化开展。旅游方面,近年来,跨境旅游持续升温,共建国家互为重要客源地。智库二轨外交蓬勃发展,国内与海外数百个智库建立常态化交流,开展国别研究、政策研讨,搭建民间沟通桥梁,破除信息壁垒。

在推进全球治理改革方面,构建南南合作新平台,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传统全球治理体系长期由西方国家主导,发展中国家话语权不足。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平等协商,尊重各国主权,不干涉内政,不附加政治条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区别于西方援助模式的新选择,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方向演进。

实践证明,共建“一带一路”不是单方面输出,而是双向互利。对中国而言,拓展能源资源多样化供给渠道,释放工程建设、装备制造、新能源等产业优势,培育外贸新增长点,拓展外交空间,提升中国标准、技术、服务的国际影响力;对共建国家而言,提供摆脱贫困、加速经济发展、补齐基础设施短板的重大机遇,打通对外通道,培育本土产业,创造就业,获得发展资金与技术支持;对全球而言,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南南合作提供新范式,弥补传统多边机构在基建融资领域供给不足的短板。

共建“一带一路”从“大写意”框架迈向高质量的“工笔画”。通过不断建设,共建“一带一路”从谋篇布局的“大写意”阶段,进入高质量发展的“工笔画”阶段。在倡议推进初期,共建国家从积极响应到搭建合作框架、建立双边多边合作机制、落地标志性基础设施项目,重点解决“有没有”的问题。进入新阶段,主要矛盾发生转变,由过去基础设施供给不足,转向项目可持续性、商业可行性、共建国家社会接纳度、风险管控、规则对接等深层次问题,重点解决“好不好、能不能长期可持续”的问题。

从外部背景看,这一转型与全球地缘竞争加剧密切相关。个别国家对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有意曲解,出台针对性计划:七国集团(G7)推出的“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计划、印度主导的孟买至中东至欧洲经济走廊等,都涉及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市场。一些国家在大国之间采取平衡外交,政策摇摆,项目落地不确定性上升。2025年,七国集团宣布新增600亿美元基建资金投向东南亚、拉美,资金附带严苛的采购、劳工、气候条款。从内部实践看,一些早期共建项目重建设、轻运营,重工程落地、轻长期收益评估;一些项目商业回报周期过长,风险评估体系不完善;国内管理体制、外汇管理、企业考核机制的发展速度相对滞后,尚未完全匹配大规模企业出海、全球配置资源的需求,亟须进一步完善,以更好应对变乱交织的世界带来的新风险和新挑战。

共建“一带一路”面临的风险与挑战

大国竞争下的安全风险。2025年,美国政府发布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以“美国优先”为准则,聚焦“核心国家利益”,将西半球列为战略优先级最高的区域,[11]客观上加剧了其他国家的不确定性。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部分对外贸易项目面临共建国家政策调整压力。此外,2025年美国国会出台法案,要求对接受中国基建融资的国家实施出口信贷限制,直接施压拉美、非洲中小国家。部分中小国家采取“大国平衡外交”,同时对接多方资金,最大化自身收益,在中美之间摇摆。一些西方项目的特点是资金附带严格规则条件,强制采纳西方标准、法律体系、采购体系,限制使用中国设备和技术,本质是排除中国产业。

多点爆发的冲突与政治动荡风险。地缘冲突常态化,成为影响项目落地、跨境通道安全的重大变量。受地区冲突影响,部分海上通道和陆路运输安全风险上升,航运成本与周期面临较大压力。乌克兰危机、加沙冲突、中东局势复杂多变,直接影响中欧班列、霍尔木兹海峡能源航运通道的畅通。此外,应高度重视共建国家政权更迭带来的政治动荡风险,这类政治风险具有长期性,只要共建国家国内政治体制、社会矛盾没有根本缓解,政权轮替带来政策反转的风险便持续存在,项目中期收益、长期运营都高度依赖政策连续性,政权更迭会直接改变项目预期收益。

全球债务周期下的债务与我国企业海外资产循环风险。截至2025年底,全球债务总规模达到348万亿美元,全球债务周期高位运行,发展中国家偿债压力大,债务重组、主权违约事件频发,斯里兰卡、加纳、赞比亚等国先后爆发主权债务危机,项目还本付息压力凸显。2025年,埃塞俄比亚启动主权债务重组谈判,多个中资基建项目面临还款延期调整。与此同时,一些出海企业独立开展海外投资经营活动,在海外进行投资、生产和贸易,并将收益留存境外、直接用于国际市场再投资,从而形成跨国资本循环。这是经济全球化新阶段的客观现象,一方面拓展中国企业全球化布局;另一方面带来国内宏观调控、资本管理、税收监管新课题。

贸易保护主义与全球物流体系阻滞的风险。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上诉机构停摆,多边贸易谈判进程受阻,其系统性、制度性困境亟待改革。个别国家将关税武器化、制裁常态化,推动经济问题泛安全化、阵营化,成为当前我国进行国际贸易面临的突出问题。在此背景下,关税日益被异化为大国博弈和制裁的工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提出对伊朗实施最严厉制裁,对购买伊朗石油的第三方国家启用次级制裁。能源、矿产大宗商品交易,随时面临单边制裁、冻结资产、限制结算的风险。全球贸易体系碎片化,区域贸易集团、排他性经贸协定持续增多,多边贸易体制被持续弱化。2026年,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正式施行,钢铁、水泥、铝制品等高耗能产品出口面临额外碳关税,直接冲击共建国家对华出口以及中资海外制造基地的产品外销。与此同时,全球物流体系的畅通运行面临挑战。航道博弈与基础设施破坏风险骤增,值得注意的是,海上航道不只是运油通道,机电产品、农产品、零部件等海量商品也依靠海运,航道安全风险对国际贸易体系影响愈来愈大。

生态环境风险与舆论环境风险。生态环境议题成为国际博弈工具,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跨境水体污染、海洋生态退化,既是共建国家社会关切,也是西方非政府组织干预项目的切入点。大型水电、矿产、港口项目,环境评估、生物多样性评估一旦出现短板,极易被放大,引发共建国家社会抗议,成为反对派攻击项目的抓手。生态风险兼具真实环境影响和舆论工具双重属性,必须前置纳入项目评估体系。此外,一些西方智库、媒体、政客持续构建系统性抹黑叙事,这套叙事分工明确,学术智库构建理论,媒体大规模传播,政客在国际场合反复引用,试图推动美欧联合抵制中国产品与投资。

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微观主体存在诸多风险。相比外部风险,内部制度短板是长期制约因素,国内制度体系对经济全球化布局的适配度仍需提升。随着企业大规模走出去,在全球配置资源、布局产业链、建设海外资产,现有外汇管理、国资考核、涉外法律、人才激励、海外风险保障体系也需要同步健全完善。一方面,应进一步完善外汇跨境流动、海外利润留存、海外资产确权、跨境商事纠纷仲裁机制;另一方面,应持续强化海外投资与人员的安全风险应对能力。

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需要更宏阔视野和务实举措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是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的基本盘,应坚持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作为统筹四大倡议的关键抓手。新阶段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总体思路:坚持长期主义,推动合作从短期项目攻坚,转向长周期谋划;从分散式项目落地,转向构建系统性协同推进机制;从以政府主导推动,转向依托国际组织、多边平台和制度性框架安排;从侧重硬联通转向协同推进硬联通、软联通、心联通,把规则标准对接、数字经济合作等打造为互利共赢新增长点,做到有保有压、有进有退、有分有合、长短兼顾。

时间维度:由短期项目推进转向长周期长远谋划。下一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应与共建国家一道,以2035年远景目标和本世纪中叶实现更为宏阔的目标为基准,谋划20年、30年超长周期互联互通、合作共赢布局。对于部分短期不盈利,但具备长期地缘、能源、产业、科技价值的项目,需以长周期视角评估,不能简单用年度财务回报等作为唯一评判标准。同时,一般合作与项目则区分商业收益、民生收益等类别,建立全面且多样化评估体系。

推进主体:由政府主导转向多方主体协同、国际组织赋能。早期共建“一带一路”项目以政府间协议、央企牵头为主。新阶段,应推动重大项目纳入联合国、世界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多边国际组织框架,把中国提出的重大倡议,转化为全球认同并积极参与的跨国经济合作行动。公共产品并非由中国单独出资、单独建设,而是由中国提出理念方案,联合国际组织、共建国家、第三方国家,并调动多边资金共同参与。

鼓励第三方市场合作,中国企业和欧美企业、其他国家企业、当地本土企业联合投标、联合运营,分摊风险。构建政府、央企、民企、多边机构、行业协会、智库多样化协同体系,政府重点做顶层对接和政策沟通,组织学者深化国别研究和风险研判,加强外交、外援、外汇、外贸、外事协同;企业作为经营主体,依托智库等第三方开展商业评估、投资决策,发挥行业协会的协调作用,避免恶性竞争和无序竞争。

合作重心:由硬联通优先转向硬联通、软联通、心联通协同,以规则标准、数字体系等软联通作为互联互通制高点。硬联通是基础,但未来竞争制高点在软联通,软联通主要体现在三大方面。

规则标准联通。推动中国在基础设施、新能源、轨道交通、港口和数字技术等领域的标准与共建国家对接,扩大标准互认范围。在目前国际规则尚不完善、我国具有实践优势的领域,积极探索形成可推广的标准与方案;在取得共识和经验后,可向国际组织提供,参与推动形成更加公正合理、先进适用的标准规则。标准规则是制度性影响力的重要载体。共建国家采用中国标准后,设备、运维、技术体系和服务能力容易形成稳定的协作关系,有利于提升长期合作能力和产业链协同水平。

数字、算力、人工智能体系。数字丝绸之路是软联通关键赛道。广西面向东盟开展大模型合作,与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合作建设国家通用大模型,相关国家提供配套政策和多方资源支持,我国则输出算力、语料、算法,帮助所在国家搭建本土大模型,这一做法值得借鉴。依托大模型、垂类行业模型、智能体,形成深度数字协同,如同互联网根服务器一样,构建区域数字底层生态。5G/6G跨境网络、算力网络、跨境数据治理协同,将是未来十年尤为重要的竞争领域。

文化产品、教育、人文输出。短视频、影视、演出、教育培训加快出海,持续推进心联通,夯实民意基础。文化产品的影响力,有助于削弱西方媒体叙事的影响力。扩大双边教育交换、职业技能培训,在共建国家建设职业技术学院,输出工程、新能源、数字技能培训。扶持国产影视、短视频、数字文化产品出海,构建本土化传播渠道,依托当地智库、媒体,讲好合作故事。

空间布局:坚持有保有压、有进有退、有分有合、有长有短。有保有压:重点保障共建“一带一路”能源通道等关键节点;压缩地缘博弈激烈、国内政局持续动荡地区的新增项目。硬联通项目宜分类施策,重点支持两类。一是共建国家发展需求明确、自主意愿较强,以共建国家自筹资金为主,中国和第三方参与,坚持市场主导、企业主体、商业可持续的项目;对新增项目严格执行准入清单管理,前置开展国别风险评估、商业现金流测算、社会影响评估和生态环境评估。二是符合双方长期共同利益、具有长期综合效益的项目,可保持必要投入。对周期过长、收益不足、政局和政策不确定性较大、地缘风险突出的项目,稳妥化解存量、审慎控制增量,原则上不新增同类投资。

有进有退:进的领域,主要是小而美的民生项目,以及投资国政治稳定、政策稳定、收益稳定、适宜长期投资并可预期的领域或者项目。对于我国在全球投资形成的存量资产必须全力维护,保障既有权益。增量投资审慎布局,守住西半球存量权益,新增投资避开高风险、被深度控制的区域。主动退出准备投资的部分风险极高、长期无法实现商业闭环的项目。

有分有合:既要为企业出海创造更好的国际环境,也要推动企业、行业协会、区域国别学者、智库以及法律服务、金融服务、物流服务的协同出海,组建出海经营的联合舰队,充分利用我国已经形成的制造业优势、人力资本优势、科技优势,在新一轮的国际竞争中,形成更多以中国跨国企业为龙头、带动所在国家形成全新产业链供应链集群的新布局,推动更多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迈向工业化、现代化。

有长有短: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既要有着眼于长周期的布局和谋划,也要有短期的和当期的布局和谋划,遵循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总目标,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区分短期民生项目、中期产业项目等,进行差异化项目选择,建立有利于企业长期发展的考核评估机制。

构建国内大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与海外投资经营活动协同联动的循环体系。引导海外资本实现高效配置和良性循环,实现与新发展格局相融合和链接的良性联动,避免海外资本循环产生的收益与国内经济总量指标脱节,形成对中国经济形势的误判;避免一些海外资本逃逸合理的监管。建立政策框架,引导海外利润合理回流,同时允许企业在合规前提下,在海外开展产业链再投资。完善大宗商品跨境贸易循环,依托海外仓、储备基地、港口仓储,构建全球商品流通网络,稳定能源、矿产供给,平抑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依托海外产业园,打造区域生产基地,面向东盟、欧美、中东、非洲和周边国家的市场,构建“国际科技中心研发+主体省份创新集成+在海外形成产业链供应链+全球销售”的分工模式,形成新的产业循环。

进一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形成陆海空网冰立体化互联互通格局,建立全球通畅的物流保障体系。统筹国内六大基础设施网络向外延伸,现代水网、现代电网、新一代通信网络、现代能源网、物流网、算力网,优先向东盟、周边国家延伸,实现与中国数智化网络互联。打造全球现代物流体系,“陆海空铁公水”多式联运,提升中欧班列、远洋海运、跨境公路、航空货运协同能力。完善港口、保税仓、大宗商品储运基地布局,完善航运保险、海事仲裁、船舶维修配套。提升远洋航运保障能力,统筹商业航运与海上安全保障,维护全球航道安全。针对安全风险较高的航道,建立航运预警、备选航线调度、跨境航运保险联动机制。

建立国别风险分级清单,划分低风险、中风险、高风险国家,在海外形成区域差异化布局。建议把周边东盟、中亚、南亚作为优先区,持续深耕,推进产业集群、数字合作、能源互联互通;中东聚焦能源通道、绿色能源;非洲聚焦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农业合作;西半球守住存量资产,谨慎新增投资;欧洲依托第三方市场合作,发展绿色、数字产业合作。建立行业出海协调机制,由行业协会牵头,央企、头部民企组建海外产业联合体。同一国别同类项目,统一协商,避免多家国内企业低价恶性竞标。推动产业链抱团出海,龙头企业带动上下游配套企业整体入驻跨境产业园,形成完整产业集群,提升议价能力,降低单独投资风险。建立海外企业纠纷协调平台,规范国内企业海外竞争行为。

构建储备、通道、新能源转型、特高压与算力能源一体化体系。能源安全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主线。第一,持续扩大国家石油储备,完善企业社会责任储备体系,企业生产经营库存保持合理水平,健全石油储备体制机制,加强石油供需情况监测。[12]第二,多样化能源通道,陆上油气管道、海上港口储备、多航线海运并行,降低单一航道依赖,依托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等印度洋节点,建设原油保税储备基地,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缓冲支点。第三,加快新能源全球布局,光伏、风电、储能、绿氢出海,建设绿色能源基地,帮助共建国家能源转型,同时输出我国新能源产业优势。第四,特高压、智能电网跨境互联,推进跨国电力联网。探索能源算力一体化,把电力转化为算力词元(token)出口,把绿色电力转化为数字经济出口新优势,将能源优势转化为数字新质生产力优势。中国石油集团等能源央企可发挥优势,推动油气、储能、绿电一体化海外项目落地,打造能源丝绸之路标杆项目。

强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保障体系。构建适配高水平“走出去”的对外开放法律法规与管理机制,强化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行稳致远的保障体系,重点聚焦以下方面持续发力。

改革外汇管理体制,适配企业全球资本配置。优化跨境资金归集、海外利润汇回、境外融资、项目资本金出境的快速流通机制,实施差异化外汇管理,兼顾资本安全与企业经营便利,理顺海外投资经营活动资金流动的制度保障与监管规则。

改革国资考核评价体系,构建长周期考核机制。对海外基建等项目,不再单一考核年度财务利润,增加产业链带动、能源保障、民生效应等长期指标,拉长考核周期,激励决策者布局中长周期项目。优化海外人才激励机制,将海外任职经历纳入晋升体系,完善外派员工保障、家属安置、回国岗位安置政策,稳定海外人才队伍。

完善涉外法律与争端解决机制。推动建立跨境商事仲裁中心,培养涉外法律人才,完善海外投资保险、主权违约保险、政治风险保险产品。与共建国家签署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完善海外资产保全、纠纷解决法律框架。

建立风险防控、法律保护、海外权益保护综合保障体系。构建动态国别风险预警平台,整合外交、商务、智库、行业、企业数据,实时跟踪共建国家政局、法律、舆情、安全形势,分级预警,提前制定预案。建立项目全周期风险评估机制,立项、建设、运营、退出全流程评估地缘、政治、安全、生态、舆论风险。完善海外公民、海外资产安全保护机制,领事保护、安保方案前置。构建对外传播体系,建立常态化叙事机制,和共建国家智库联合开展研究,共同发布评估报告,提升可信度。

总之,当前我们面临严峻复杂的外部风险,同时面临重大机遇,中长期整体布局相较其他国家提出的相关战略或计划更具备韧性、弹性。面对重重矛盾与风险,我们需要保持定力,持续做好国别研究、项目研判、政策储备、系统研究,持续贡献智库思想力量,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行稳致远。奋进“十五五”,紧扣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八项行动,把握未来5到10年全球南方工业化、绿色转型、数字革命的历史机遇,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指引下,推动共建“一带一路”从基础设施联通升级为产业链、规则、数字、人文全方位深度协同的国际合作平台,为建设永续和平发展、共同发展、共享发展的世界夯实底层逻辑和实践根基。

注释

[1]《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人民日报》,2015年3月29日,第4版。

[2]《习近平出席第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2021年11月19日,https://www.gov.cn/xinwen/2021-11/19/content%5F5652067.htm。

[3]《白皮书:共建“一带一路”成为范围最广、规模最大的国际合作平台》,2023年10月10日,https://www.gov.cn/lianbo/bumen/202310/content_6907998.htm。

[4]《中老铁路累计发送旅客超6250万人次》,《人民日报》,2025年12月3日,第1版。

[5]曾向红:《上合组织持续高质量赋能亚欧地区治理》,《人民论坛》,2026年第19期。

[6]《2025年我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同比增长6.3%》,2026年1月26日,https://www.chinanews.com.cn/cj/2026/01-26/10559030.shtml。

[7]《亚投行,为全球发展注入新活力》,2026年9月28日,https://www.financeun.com/newsDetail/66002.shtml。

[8]《“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2026年6月,https://www.mfa.gov.cn/wjb_673085/zzjg_673183/gjjjs_674249/gjzzyhygk_674253/ydylfh_692140/gk_692142/。

[9]《教育部:我国已在32个国家共建了38家鲁班工坊》,2026年10月12日,https://ysxw.cctv.cn/article.html?toc_style_id=feeds_default&t=1791788889795&item_id=9631079272052847298&channelId=1119。

[10]《国家语言文字政策研究中心:81个国家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2023年8月16日,http://www.moe.gov.cn/fbh/live/2023/55470/mtbd/202308/t20230817_1074704.html。

[11]《美新版安全战略调整安全优先事项》,2025年12月18日,https://www1.xinhuanet.com/milpro/20251218/6080f9f2264b4795b0c92f04dd18b810/c.html。

[12]《关于印发〈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的通知》,2026年8月17日,https://www.ndrc.gov.cn/xwdt/tzgg/202608/t20260817_1407043.html。

Pathways to the Stead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hen Wenling

Abstract: Since its proposal in 2013,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as evolved from its conceptualization and practical implementation to the formation of an overarching framework, and has now entered a new phase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characterized by coordinated efforts and meticulous implementation among participating countries. At the same tim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ontinues to face multiple risks and challenges, including geopolitical conflicts, regime changes in participating countries, fluctuations in the debt cycle, and risks associated with corporate cross-border operations. These risks do not stem from the initiative itself but are largely rooted in the evolving landscape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o advanc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 this new phase, we must adopt a long-term perspective, shifting cooperation from a focus on short-term project implementation to long-term strategic planning; from the implementation of scattered projects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systematic mechanisms for coordinated advancement; from a government-led approach to one that relies 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multilateral platforms, and institutional frameworks; and from an emphasis on "hard connectivity" to the coordinated promotion of "hard connectivity," "soft connectivity," and "people-to-people connectivity," cultivating the alignment of rules and standards and cooperation in the digital economy as new growth points for mutual benefit and win-win outcomes, while ensuring a balanced approach that involves maintaining and scaling back, advancing and retreating, dividing and uniting, and balancing both short-term and long-term interests.

Keyword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责 编∕方进一 美 编∕澎 湃

[责任编辑:方进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