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航天技术加速迭代、商业航天蓬勃发展与大国战略竞争加剧,外层空间日益成为全球规则博弈与秩序塑造的重要场域,外空全球治理进入深刻调整期。外空资源开发、外空安全与安保、巨型低轨小卫星星座等领域面临挑战,如外空治理体系面临国际规则供给不足、治理机构权责分散、治理理念滞后等困境。推进外空全球治理法治化,需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构建大国承担相应责任、中等航天国家发挥协调作用、发展中国家广泛参与的多层次治理格局;推动治理主体从国家主导向公私协同转变、治理模式从事后追责向全过程风险预防转变;完善重点领域国际规则供给,强化多边治理机制协同,更好推动外空全球治理在国际法治轨道上发展。
【关键词】外空全球治理 外空安全 外空资源 多边主义
【中图分类号】DF99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6.21.007
【作者简介】李寿平,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研究方向为国际空间法、国际组织法研究,主要著作有《现代国际责任法律制度》《外层空间法专论》《21世纪外空活动新发展及其法律规制》《国际争端法概论》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外层空间是人类的共同疆域,空间探索是人类的共同事业。”[1]随着航天技术发展、商业航天兴起与大国战略竞争加剧,外层空间日益成为地缘政治博弈的延伸场域,并“逐步演化为权力竞争、规则博弈与秩序塑造的政治空间”。[2]作为外空全球治理的关键领域,外空资源权属配置、外空环境风险规制、外空安全军事威胁、低轨频谱资源分配等现实议题,均对现行的外空法治框架提出新挑战。航天大国的地缘政治竞争进一步加剧规则博弈的阵营化与治理机制的碎片化格局,致使联合国主导的现有治理体制面临规则供给不足、治理效能低下与治理理念滞后等现实困境。在这一背景下,中国2025年发布的《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为破解外空全球治理困局提供方向指引与行动框架。加强外空治理体系建设,既是维护外空和平安全、保障人类空间活动可持续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我国提升外空全球治理参与度、话语权与引领力的重要举措。
当前外空全球治理面临的新挑战
随着全球外空军事化利用和外空商业开发利用并行发展,现行国际法在资源权利界定、安全风险规制、安保义务配置及频轨资源分配等关键领域,均存在规范滞后、理论与制度博弈等现实问题。
外空资源治理规则缺位。伴随深空探测技术的突破性进展,月球水冰、氦-3及小行星矿产等外空资源的商业开发正从技术探索走向商业实践,外空资源开发利用亟待国际法治回应资源权属界定、活动协调、环境保护和惠益分享等关键法律问题。《外层空间条约》第2条确立“外空不得据为己有”原则,但未对空间资源的法律地位、开发权属、利益分配等关键问题作出明确规定。《月球协定》进一步提出,月球及其自然资源属于“人类共同继承财产”,这一观点具有一定合理性,[3]但由于缔约国数量有限,其规则尚未获得国际社会的普遍接受,实际影响力受到限制。
现行联合国框架下的制度磋商进展较为缓慢,具有普遍拘束力的管理机制尚未形成。美国、卢森堡、日本等国相继出台国内立法,明确赋予本国商业实体对所获取空间资源的所有权主张,由此引发相关国内立法与《外层空间条约》“不得据为己有”原则之间关系的国际法争议。美国试图依托《阿尔忒弥斯协定》构建以其为主导的小多边治理架构,推行“安全区”和外空资源开采优先权等规则。截至2026年8月,已有70个国家签署该协定,随着协定签署国增多,其对外空法的新解释和新发展可能产生影响。这种以国内立法和小多边安排为先导的治理路径,实质上是以“先占先得”的单边逻辑重塑外空资源治理秩序,与联合国框架下的多边协商进程形成博弈,这不仅侵蚀《外层空间条约》确立的全人类共同利益原则,更实质性地阻滞外空资源国际治理机制的可持续发展。
外空安全治理机制乏力。随着在轨航天器数量激增与空间碎片环境的持续恶化,空间物体碰撞、无线电频率干扰和失控再入等风险不断累积,外空安全治理正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据欧洲空间局(ESA)统计,当前地球轨道可追踪空间碎片已超过3.6万块,而不可追踪的微小碎片数量更是以百万计,进一步放大在轨运行安全隐患。目前,外空安全治理主要依赖《外层空间条约》确立的“妥为顾及”义务与磋商义务,以及空间碎片减缓指南等软法规则,具体履行标准、信息共享机制、避碰责任和事故处置程序仍不够明确。空间碎片权属不清等问题,对在轨识别与避碰提出新挑战。碎片所属国家难以精准溯源,导致磋商义务主体难以确定,碎片主动移除行为亦存在合法性争议。
国际社会迄今尚未建立统一的太空交通管理制度(Space Traffic Management, STM),现有治理主要依靠机构间空间碎片协调委员会(IADC)制定的技术指南等自愿性准则,以及各国国内监管规则及运营商之间的自发协调机制。各国在信息共享、避碰责任分配和事故处置等领域规则差异显著。同时,空间态势感知能力和关键数据高度集中于美国等少数国家及商业机构,全球空间碰撞预警、信息共享和协调处置机制尚不健全,难以有效保障各国空间资产和外空活动的安全。
外空安保治理效能不足。当前,外空武器化与战场化趋势持续加剧,反卫星武器、抵近操作、电子干扰、网络攻击及商业卫星的军事化利用,形成多重安全风险叠加态势。有研究指出,当代外空军控规则本质上是大国战略威慑博弈的妥协性产物。然而,《外层空间条约》第4条仅禁止在绕地球轨道放置核武器及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禁止在天体上建立军事基地,对反卫星导弹、定向能武器、网络攻击手段等非动能反太空能力未作出限制性规定。
外空活动的军民界限持续模糊,商业主体可能由服务提供者转变为冲突参与者与攻击对象。而现有国际法对商业卫星军事利用、非动能攻击和国家监管责任缺乏明确规范,商业航天的大规模军事化利用正在重塑外空安保格局。《外层空间条约》第6条虽规定国家对非政府实体的外空活动承担国际责任,但对于武装冲突场景下商业卫星的法律地位、中立规则、国际人道法的适用等问题,现有国际法尚缺乏明确、统一的专门规范。核查机制、紧急通报程序和危机管控机制的长期缺位,大幅提升战略误判与冲突升级风险。
当前,个别国家将外空界定为“作战疆域”,外空军备竞赛可能由潜在风险演化为现实危机。大国围绕外空军控形成规则竞争局面,并进一步争夺制度主导权。“太空体系的主导国与太空崛起国相互争夺太空治理规则制定权,构建有利于本国利益的太空治理规则,进而形成有利于自己的太空秩序。”[4]国际社会在外空军控治理路径上存在显著分歧,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国家主张以“负责任行为”准则和透明与建立信任措施作为优先路径,中国、俄罗斯等国家则坚持优先谈判,缔结具有法律拘束力的防止外空军备竞赛条约。这一分歧短期内难以弥合,进一步加剧外空安保治理的失序困境。
巨型低轨小卫星星座治理矛盾凸显。巨型低轨小卫星星座的规模化部署,导致低地球轨道(LEO)轨道资源、频谱资源和安全运行空间日趋紧张,引发一系列外空环境治理问题。低轨治理职权分散于国际电信联盟(ITU)、联合国外空委员会及各国监管机构之间,规则衔接不足、运营主体法律责任边界模糊,制度碎片化叠加规则空白,进一步加剧外空治理风险。低轨利用已由传统的频率协调问题,演变为资源分配、运行安全、环境保护和商业监管相互交织的综合性治理难题。
现有治理机制侧重无线电频率的申报、协调,以及有害干扰防范,难以有效应对大型星座集中申报、频轨资源长期占用和公平准入等问题。国际电信联盟的“先申报先使用”(first-come, first-served)规则,客观上强化先发国家的优势,增加了后发国家获取和利用频轨资源的难度。有学者呼吁,国际电信联盟应打破单一“先占先得”模式,制定兼顾发达国家和后发国家利益且充分考虑人类共同利益的规制规则。[5]2019年、2023年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WRC)先后通过“里程碑规则”与“后里程碑规则”,意图遏制外空频轨资源抢占乱象,但该规则仍存在细化不足与监管漏洞等短板。面向外空可持续发展目标,亟需构建频轨资源共享机制,完善国际电信联盟框架下频轨资源申请使用的惩戒约束体系,推动低轨外空治理公平化、规范化发展。
外空全球治理困境的法理成因
当前外空全球治理的困境,集中体现为国际规则供给不足、治理机构效能低下与治理理念落后。在外空议题政治化程度持续加深的背景下,各国利益诉求分化加剧,普遍性的国际规则难以落地,治理实践长期依赖约束力有限的软法体系。同时,治理机构分散与治理议题广泛,导致治理机制碎片化问题突出。传统治理理念已难以适配外空活动商业化、军事化与基础设施化的新态势,进一步制约外空治理体系的迭代完善。
外空议题高度敏感与国际规则供给不足。外层空间关涉国家安全、战略威慑与全球权力格局平衡,外空军事化、资源分配或技术标准的规则制定,深度牵涉大国核心利益,使得国际规则谈判始终伴随高强度地缘政治博弈。例如,美国“金穹”计划公开发展天基进攻性武器,[6]将外空界定为“作战疆域”,刻意炒作“太空威胁叙事”,为其太空军事化行为赋予正当性,刻意制造阵营对立与战略对抗。在这一背景下,外空军控与资源开发沦为大国战略博弈的工具,规则制定进程由安全化逻辑主导,偏离外空开发利用服务人类共同利益的重要价值导向。
外空规则制定实质上是全球空间利益分配和国际秩序重塑的过程,与各国战略安全、科技竞争和产业发展密切相关。空间资源开发关系未来深空活动主导权,低轨轨道和频率利用关系全球通信、遥感和数字基础设施布局,外空军控和安保治理则触及大国核心安全利益。基于差异化的发展诉求,航天先发国家立足技术与体系优势,倾向于通过国内立法、伙伴关系协定、技术标准和商业实践等方式,构建服务于自身利益的规则体系;后发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则更关注公平参与、利益分享与反垄断治理,双方治理诉求存在明显差异。
当前外空治理实践高度依赖不具备强制拘束力的软法规范,具有法律拘束力的硬法供给严重不足,导致外空治理缺乏有效的法律强制力保障。尤其在空间资源开发、巨型低轨小卫星星座建设、外空军备竞赛防控等关键领域,国际造法进程屡次受阻。美西方国家企图凭借主导概念制定、议题设定等优势谋取制度性权力,引导全球公域的规则与秩序竞争。[7]外空国际治理体现为全方位的国际战略性竞合博弈。
国际治理机构权责分散与协同治理效能低下。现行外空治理机制历经多阶段逐步形成,体系呈现明显的分散性特征。和平利用外空议题主要由联合国外空委框架统筹推进;外空军控和防止外空军备竞赛问题主要在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裁军谈判会议等机制下推进;卫星频率和轨道资源协调主要由国际电信联盟负责;空间碎片减缓和技术标准,则涉及机构间空间碎片协调委员会(IADC)、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等多个专业技术机构。不同机制的职责范围、成员构成和议事规则各不相同,存在议题衔接不畅、职能交叉重叠、统筹协调不足等突出问题。这种各自为政的治理架构,导致外空治理规则碎片化、标准不统一与落地执行效力偏弱,难以形成应对外空安全、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等新兴挑战的系统性方案。
外空治理普遍遵循的协商一致决策机制僵化,进一步加剧治理效能危机。在地缘政治对抗加剧的背景下,个别国家的反对即可阻碍共识形成,导致空间碎片减缓、军备控制等紧迫议题长期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治理效能持续弱化。此外,现行外空国际法缺乏有效的监测、核查与遵约机制。《外空活动长期可持续性准则》等软法文件以自愿执行为原则,不具有法律强制约束力,既无法界定外空军事行为法律边界,也难以约束部分国家的外空军事活动。在缺乏统一协调平台的情况下,太空交通管理、碰撞预警与危机响应等实务操作难以有效协同,治理体系的现实适配性与风险应对能力严重不足。
治理理念滞后难以适配外空发展新态势。现有外空治理体系主要形成于冷战时期,重点规范国家外空进入和利用外空等行为,强调国家责任、空间物体登记和损害赔偿等基础内容,在维护外空基本秩序层面发挥基础性作用。伴随外空活动商业化、规模化和军事化深度演进,传统治理理念的局限性日益凸显,已无法适配新时代外空治理的多样需求。
其一,商业航天快速发展重塑外空主体格局,私营航天主体从国家航天活动的辅助参与者,逐渐转变为重要独立行为主体。伴随商业火箭发射、商业发射场运营、空间资源开发等活动不断发展,外空活动的组织方式、风险结构和责任链条愈发复杂。传统以国家为中心的国际法规范,难以充分回应私人主体的风险管控、责任承担与跨国经营等新问题。其二,空间资源开发、巨型星座部署、空间交通和空间碎片治理带来的风险具备长期性、累积性特征,仅依赖传统的事后责任与损害赔偿机制,难以实现有效预防。其三,外空系统已成为通信、导航、遥感、交通等关键基础设施的重要支撑,外空活动安全与国家安全、经济运行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关联日益紧密。总体而言,新时代外空治理亟需实现系统升级:治理重心需从“能否和平利用外空”转向“如何实现安全、可持续和负责任利用外空”;治理理念需从国家间治理转向国家、私人实体和国际组织协同治理;治理模式需从事后追责转向全过程风险预防。
外空全球治理的法治应对
伴随外空资源开发、空间交通管理、巨型星座部署、外空安全等新兴治理议题持续涌现,现行国际条约体系已难以适配空间活动迭代发展的制度需求。破解外空全球治理的深层困局,需从规则供给、治理效能与价值理念三个维度共同推进,在恪守国际法基本原则与规范的前提下,推动重点领域规则具体化、治理机制协同化、治理理念普惠化。
革新全球治理理念,构建包容普惠的多边治理秩序。外空治理困境的深层症结,在于大国利益博弈与发展诉求之间的结构性张力。航天先发国家普遍倾向维系既有技术优势和行动自由,后发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则更加关注外空权益的公平获取、发展成果普惠共享,防范外空公共领域被少数国家垄断。因此,构建包容性的外空治理秩序,是实现外空国际法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阵营化治理模式。在大国战略竞争加剧和外空治理规则碎片化凸显的背景下,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将外空治理工具化、集团化和阵营化。近年来,以《阿尔忒弥斯协定》为代表的小多边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其在推动月球探测合作、技术标准协调和伙伴关系建设方面具备一定积极价值,但若将合作机制与航天项目参与资格相绑定,并以此形成排他性的规则体系,将进一步加剧对全球南方国家在空间资源利用上的权利弱化与控制。
因此,真正的多边主义并不等同于简单吸纳更多国家参与,而是要建立开放、平等、包容且非排他的国际规则形成机制。其一,保障主要航天国家参与。中国、俄罗斯、美国、欧洲等具有较强航天技术和空间活动能力的主体,对外空活动具有重要影响,其参与是形成具有实际约束力和可执行性的国际规则的必要条件。其二,充分发挥中等航天国家和新兴航天国家的协调作用。印度、日本、韩国、巴西、阿联酋等国家正在不断提升自主航天能力,凭借其技术实践、政策经验和规则主张,发挥沟通、协调和制衡作用。相关研究指出,中等强国的技术贡献、规则创新与话语传递,正在为全球外空治理创造新的均衡。[8]其三,切实保障非航天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平等参与权。外空虽具备高度技术性,但外空轨道、频谱、空间环境与资源权益属于全人类共同关切,不能因部分国家现阶段航天能力不足,便将其排斥在规则制定与利益分配体系之外。真正的多边主义应当以各国平等参与、协商和成果共享为基本要求,既保障具有较强航天能力国家的责任与贡献,也维护中等航天国家及非航天国家平等参与外空治理的权利,推动外空探索利用的福祉惠及全人类。
这一治理理念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高度契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各国利益相互依存和全球治理成果共享,其为包容性外空治理提供重要的价值指引。[9]《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提出,“倡导外空作为全人类共同的疆域,其治理应超越地缘政治竞争,回归为全人类谋福利的初心”。[10]外空全球治理不应成为少数航天强国通过技术优势和规则优势塑造“事实标准”的场域,而应逐步构建航天强国承担相应责任、中等航天国家发挥协调作用、发展中国家广泛融入的多层次治理格局。
健全发展中国家权益保障机制,落实外空惠益分享原则。外空活动的商业化发展创造新的发展机遇,但技术、资本和基础设施的高度集中也可能形成发展鸿沟。航天技术红利不应成为少数国家的特权。[11]为此,外空规则创制需充分考量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需求和关切,确保其在频轨资源分配、外空资源开发、空间数据共享等领域的平等参与权,吸纳非航天国家广泛参与治理实践,共同构建外空资源惠益分享规则。
一方面,保障发展中国家的实质性参与权。针对空间资源开发、频轨资源分配、空间交通管理和空间数据治理等涉及全球公共利益的问题,应充分发挥联合国外空委及其法律小组委员会、科技小组委员会的多边平台作用,在规则磋商中充分考虑不同国家航天能力和发展水平差异,避免少数航天强国通过国内立法、行业标准或小多边协定形成“先行规则”,再由其他国家被动接受。[12]同时,航天大国和具有较强航天能力的国家,应承担与其能力相适应的国际合作责任,通过联合科研、人才培养、技术培训、卫星应用项目、数据开放、发射服务合作等方式,助力发展中国家提升自主开展外空活动、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能力。
另一方面,构建与各国能力和发展需求相适应的惠益分享机制。在月球、小行星等外空资源开发领域,可探索建立国际登记、活动报告和收益贡献机制,对具备商业价值的资源开发活动,设置合理的国际贡献要求,并将部分资源开发收益用于支持发展中国家的航天能力建设与外空合作项目。在空间数据领域,持续扩大遥感、气象、导航和空间科学数据的开放共享边界,助力发展中国家开展灾害预警、气候监测、农业生产和公共卫生等活动。惠益分享不仅是道义要求,更是凝聚治理共识、增强制度合法性的重要安排。
综上,将公平、包容和普惠原则融入外空治理全过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不同国家间的利益分化,弱化外空治理的阵营化风险,并为国际规则形成筑牢广泛的共识基础。唯有如此,才能切实“巩固和优化多边机制,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治理架构,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和新兴航天国家在外空治理中的代表性和话语权。”[13]
推动公私协同治理,规范商业航天全域发展。商业航天的快速发展正深刻改变外空活动的组织方式、利益结构和风险形态。随着商业发射、卫星互联网、在轨服务、空间碎片清除与外空资源开发等活动不断兴起,商业主体已由传统的航天活动参与者逐步转变为外空治理的重要行为体。传统以国家为中心的治理方式,已难以充分覆盖商业实体的活动风险。[14]新时代外空治理亟需实现范式转型,构建国家、商业主体与国际组织共同参与的协同治理体系。
其一,构建国家监管、行业自律与国际协调相结合的公私协同治理体系。根据《外层空间条约》第6条,国家对其政府机构和非政府实体开展的外空活动承担国际责任,并负有授权和持续监督义务。各国应完善国内立法,细化商业航天活动的准入条件、安全标准、保险要求、环境保护义务和损害赔偿机制,明确商业主体在发射入轨、在轨运行、退役处置、碎片减缓等全过程中的法律责任,实现国家监管责任与商业主体责任的有效衔接、精准落地。
其二,充分发挥商业主体和行业组织在规则形成中的积极作用。商业航天企业掌握大量技术、数据和运营经验,在空间交通管理、轨道避碰、空间碎片减缓和技术标准制定等方面具有重要影响力。未来可推动建立跨国商业航天行业组织和专业合作机制,引导企业共同制定轨道运行、安全操作、数据共享和空间环境保护等技术标准与行为规范,形成国家法律、行业规则与国际准则相互补充的治理结构。同时,联合国外空委、国际电信联盟等国际机制应加强对商业实践的关注,主动吸纳企业、行业协会和科研机构参与议题磋商,有效提升国际规则的现实适应性和可操作性。
其三,推动治理理念从事后追责向全过程风险预防转型。现行国际外空法主要围绕空间物体登记、国家责任和损害赔偿等事后救济机制展开,对风险识别、事前评估和过程监管关注相对不足。然而,在巨型卫星星座部署、外空资源开发和商业碎片清除等新型活动背景下,风险往往具有累积性、跨境性和不可逆性,一旦造成轨道拥堵、空间污染或大规模碎片扩散,将对外空可持续发展造成长期损害。因此,应借鉴国际环境法中的预防原则和污染者付费原则,[15]推动风险治理关口前移,依托《外层空间活动长期可持续性准则》,建立外空活动的环境影响评估、轨道容量评估、碰撞风险预警以及重大活动事前通报等常态化防控制度。意大利2025年出台的《政府空间与航空航天政策指南》,将环境可持续性作为空间活动许可标准,构建全维度安全保障体系,为事前预防理念的落地提供国家立法样本。
补齐制度短板,加强外空治理国际规则供给。针对当前外空国际规则供给严重不足的问题,国际社会亟需聚焦外空资源开发、空间安全、军事安保和低轨利用等关键领域,加快规则细化、解释更新与制度建构,依托日趋丰富的多边实践,推动形成可落地、可执行、可监督的法治化规范体系。
在外空资源开发领域,联合国外空委法律小组委员会空间资源活动法律问题工作组持续讨论空间资源活动的法律框架,形成《外空资源活动初步建议原则草案》,并拟于2027年形成一套初步建议原则,提交联合国外空委审议并寻求协商一致。该制度成果旨在规范外空资源开发行为,确保深空活动合法合规、安全有序、可持续开展,为后续法律文书的制定奠定坚实基础。
在空间交通管理领域,2025年联合国外空委大会第68届会议同意设立空间态势感知专家组,2026年该专家组在科技小组委员会框架下进一步开展实质性工作,支持外空委成员国推进空间态势感知方面的全球协调与合作,[16]为全球空间交通协调提供新的多边机制支撑。针对巨型星座引发的碰撞风险,国际社会需进一步提升空间物体等级和空间态势感知透明度,搭建全球性信息共享平台,[17]建立卫星运营商之间的强制避碰信息通报与协调机制。
在外空军控领域,应积极推动在裁军谈判会议框架下重启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的条约谈判,明确禁止外空部署武器、禁止对外空物体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的刚性法律义务。2025年12月,第80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中国、俄罗斯共同提出的“不首先在外空部署武器”和“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的进一步切实措施”两项决议。[18]然而,决议通过仅意味着国际社会在一定程度上达成政治共识,具有普遍拘束力的条约缔结仍存在现实障碍。后续仍需“从维护外空战略稳定性的高度推进防止外空武器化和军备竞赛的外空军控”,[19]深入探讨实质性义务内容和军控规则,通过累积技术共识,逐步回应有关核查机制的争议与关切,为推进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外空军控规则谈判创造条件,推动外空安全治理的法治化进程逐步突破地缘政治博弈困境。
在低轨星座治理领域,需系统破解大型卫星星座规模化部署带来的频轨资源竞争、资源占用以及有害干扰等问题。其一,在继续发挥国际电信联盟频率协调和轨道资源管理职能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卫星发射、使用、退出的全过程监管,防止频轨资源囤积与占用。其二,完善频轨资源公平分配机制,兼顾效率与公平原则。有学者提出激活国际电信联盟《组织法》第44条“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特殊需要”原则,在低地球轨道频轨资源分配中为非航天国家预留合理份额。[20]其三,明确外空活动有害干扰的识别标准和构成要件,提升国际磋商机制的有效性。有研究指出,有害干扰包括“计划进行的外空活动或试验”“和平探索和利用外空为目的”和“有合理的理由相信潜在有害干扰的存在”三层要件,[21]为冲突判定提供学理支撑。未来亟需构建程序化的国际磋商流程,如在外空委下设立中立、专业、安全的国际协调机制,[22]激活《外层空间条约》第9条的义务功能。
推动构建外空协同治理机制,提升多边协同与履约效能。当前外空全球治理主要面临治理机构分散化、规则碎片化等问题。构建有序高效的外空法治体系,必须坚定支持多边主义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推动各类治理机制功能整合、协同联动,全面提升规则落地执行能力。
强化联合国在外空治理中的核心地位。联合国拥有广泛的成员基础和强大的国际代表性,是外空全球治理的核心多边平台。联合国外空委作为联合国系统内负责和平利用外空事务的关键机构,发挥着整合规则议题、促进政治对话的枢纽作用。对于空间资源开发、空间交通管理、空间环境保护等尚处于规则形成阶段的新兴外空法律议题,外空委法律小组委员会能够在恪守传统国际法原则的基础上,推动外空法治体系动态完善。面对复杂地缘政治压力,外空委仍持续推进条约、原则、最佳实践准则创制等工作,[23]为外空全球治理持续输出公共产品。
推动多机制协同治理与功能整合。当前外空治理已逐步由传统单一议题治理转向多重风险治理,国际社会应以外空委为核心协调平台,统筹整合各类专门机构职能。例如,大型卫星星座治理既涉及频率协调,又关联轨道安全、空间碎片和商业监管;空间资源开发既涉及资源利用,又涵盖环境保护、国家责任和国际安全。对此,仍需不断调整和完善联合国外空委三大会议机制和特色工作组机制,[24]在议事协调、规则整合和凝聚共识方面发力。同时,加强外空委、联合国其他机构、专业国际组织之间的制度协调。探索建立跨机构联合工作组、专家委员会或者定期联合会议机制,进一步强化信息共享与议题联动。此外,充分发挥专业技术标准的规则供给作用。建立专业技术机构的工作成果向外空委法律程序转化的制度化通道,将经过广泛实践验证的技术规范逐步纳入国际软法,并在形成国家普遍实践和法律确信后,推动其进一步法律化。
提升治理规则的执行效能。现行外空法律体系虽已确立国家责任、空间物体登记、损害赔偿,以及避免有害污染等基本制度,但部分规则仍具有较强的原则性。在空间交通管理、大型卫星星座、空间资源活动等新兴领域,尚缺乏统一、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国际规范,其治理在很大程度上仍依赖指南、准则、透明与建立信任措施与国家自愿履行。因此,提升外空国际法治水平,不仅需要增加规则供给,还应着力完善履约、透明、监督和责任追究机制。
一方面,健全国家履约与活动透明度机制。在现有联合国登记和报告制度基础上,逐步建立覆盖外空活动全生命周期的信息披露和透明机制。频率资源申报和联合国空间物体登记并非单纯的行政程序,而是实现透明度、国际协调和轨道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重要制度环节。[25]对于商业航天活动,则应要求各国将对私人实体的授权和持续监督情况纳入相关报告,从而使《外层空间条约》第6条所确立的国家责任真正落实到国内监管层面。
另一方面,完善空间物体登记与损害赔偿制度。扩大《登记公约》的登记信息范围,将大规模星座的轨道参数、通信频率、处置计划、保险覆盖等纳入强制登记事项。同时,立足商业航天活动的新风险特征,进一步完善责任规则,针对无线电频率干扰、服务中断、空间环境损害以及其他新型损害形态展开规则研究,提高国际责任制度对新型外空风险的回应能力。完善《责任公约》的损害赔偿条款,将频谱干扰、数据服务中断、环境生态损害等非物理损害纳入考量范围,建立与国家监管责任相衔接的追偿机制。
结语
外层空间是人类共同的疆域,其和平、安全与可持续利用关乎全人类的共同命运。当前,伴随大国战略竞争加剧、技术变革迭代加速和商业航天蓬勃兴起,外空活动秩序正经历深刻重塑,以《外层空间条约》为基石的现行国际外空法律体系,正遭遇前所未有的结构性挑战。外空资源治理机制缺失、外空安全治理成效不足、外空安保治理进展缓慢、巨型低轨小卫星星座建设等问题所面临的法治困境,根源在于国际规则供给不足、治理机构权责分散和治理理念滞后于外空活动的实践发展。破解外空全球治理的现实困局,需要国际社会依托联合国多边框架协同行动,更新外空治理理念,加强国际规则供给,优化治理机制架构,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外空治理由依赖软法向软硬规则协同发力转变、由碎片化分散治理向系统性协同治理转变、由大国博弈向全人类合作共赢转变。
注释
[1]《再接再厉乘势而上 加快建设航天强国》,《人民日报》,2024年9月24日,第1版。
[2]刘波:《从地缘政治到外空政治:概念拓展与理论重构》,《太平洋学报》,2026年第4期。
[3]龙杰、张韬:《外空矿物资源国际开采制度的法理基础与实施路径》,《国际法研究》,2024年第4期。
[4]何奇松、王彦博:《中美构建国际太空秩序的博弈》,《国际论坛》,2025年第2期。
[5]杨宽、侯佳美:《卫星频率和轨位资源分配机制的新发展及其完善》,《中国航天》,2021年第11期。
[6]郭晓兵:《美“金穹”系统加剧太空冲突风险》,《环球时报》,2025年5月24日,第7版。
[7]翟崑:《全球公域国际战略的突破创新》,《人民论坛》,2023年第5期。
[8]戴未来:《外空政治时代中等强国治理战略与外空治理范式变革》,《国外政治研究》,2025年第1期。
[9]杨宽、卢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外空治理中的法律化及落实——以“外空资源开采国际规则”的制定为视角》,《科技与法律》,2024年第4期。
[10]《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2026年6月17日,https://www.gov.cn/zhengce/202606/content_7072454.htm。
[11]徐能武、刘若男:《外层空间“泛安全化”与外空治理去安全化机制构建》,《外交评论》,2026年第4期。
[12]王卿、王拓:《太空交通管理法制化探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3期。
[13]蔺陆洲:《完善外空治理 让航天科技成果更好造福人类》,《人民日报》,2026年3月25日,第9版。
[14]蒋圣力、王夷磐:《商业化空间碎片清除的法律问题探析》,《科学决策》,2026年第1期。
[15]K. Hopej, K. Malinowska, "Environmental Law Principles as Guidelines for Protecting the Outer Space,"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Environmental Law, 2023, 18(35).
[16]UNOOSA:《科学与技术小组委员会关于第63届会议的报告》,2026年3月27日,https://www.unoosa.org/res/oosadoc/data/documents/2026/aac_105/aac_1051346_0_html/AC105_1346C.pdf。
[17]龙杰、张韬:《低轨大型星座下空间交通管理的安全挑战与应对》,《国际安全研究》,2024年第3期。
[18]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防止外空武器化问题》,2026年4月,https://www.fmprc.gov.cn/wjb_673085/zzjg_673183/jks_674633/zclc_674645/wkhdd_674655/201811/t20181107_7669120.shtml。
[19]徐能武、高杨予兮:《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的国际规范:复杂态势、理论逻辑与因应思考》,《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5年第6期。
[20]J. Li, J. Su, "Activating the Principle of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Special Needs of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the Distribution of Low Earth Orbit Frequency/Orbit Resources," 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 2026, 50(1).
[21]尹玉海、林灿杰:《外空低轨巨型星座的治理困境破解——以有害干扰的磋商机制为视角》,《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1期。
[22]尹玉海:《深空探测活动中的国际协调机制缺位与回应》,《中国航天》,2026年第3期。
[23]D. Kendall, G. Brachet, "COPUOS: Current and Future Challenges," Air & Space Law, 2023, 48(Special Issue).
[24] 崔意茁、翁敬农:《联合国外空委历史沿革、三大会议机制及其特色工作组制度》,《国际太空》,2026年第5期。
[25]V. Glaude, A. Marchetti, S. O' Donnell, "Critical Registrations along the Satellite Lifecycle,"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9 October 2025, https://www.itu.int/hub/2025/10/critical-registrations-along-the-satellite-lifecycle/.
New Challenges Facing Global Outer Space Governance
and Its Responses Under the Rule of Law
Li Shouping
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ed iteration of space technologies,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commercial spaceflight, and intensifying strategic competition among major powers, outer space has increasingly become a key arena for global rule games and order shaping, and global outer space governance has entered a period of profound adjustment. Challenges arise in fields including outer space resource exploitation, space safety and security, and giant low‑Earth orbit small‑satellite constellations. The existing outer space governance system is beset by dilemmas such as insufficient supply of international rules, scattered power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governance bodies, and lagging governance concepts. To advance the rule of law in global outer space governance, we must uphold genuine multilateralism and build a multi‑level governance framework wherein major powers assume corresponding responsibilities, medium‑sized spacefaring states serve as coordinators,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participate extensively. It is necessary to shift governance actors from state dominance to public‑private collaboration and transform the governance model from ex‑post accountability to full‑process risk prevention. We should also improve the supply of international rules in priority areas, enhance coordination among multilateral governance mechanisms, and better advance global outer space governance along the track of international rule of law.
Keywords: global outer space governance, space security, outer space resources, multilateralism
责 编∕杨 柳 美 编∕梁丽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