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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域新质作战力量的演进态势与风险因应

【摘要】新域新质作战力量正深刻重塑现代战争的形态与战略逻辑,成为国家战争力量的重要构成。在当代局部冲突中,这一力量呈现跨域融合运用、无人系统支撑分布式作战、深度渗透认知信息域、优先运用于灰色地带博弈等特征。新域新质作战力量未来演进,将以人工智能赋能决策中心战、太空网络成为博弈场域、高超声速武器重塑攻防格局、生物技术催生人机融合、电磁频谱转型为独立作战域为主要方向。其从主权安全、战略稳定、国际机制、内部治理、法理伦理等多维度,持续改写大国竞争格局与全球权力分配。为此,需构建“技术—战略—制度—伦理”应对框架,通过加强战略认知、筑牢自主技术底座、参与国际规则供给、统筹发展和安全动态平衡,系统性化解安全风险。

【关键词】新域新质作战力量 战争形态 国际安全 战略稳定 全球治理

【中图分类号】E81/D815 【文献标识码】A

【DOI】 10.16619/j.cnki.rmltxsqy.2026.21.006

【作者简介】朱启超,国防科技大学国防科技战略研究智库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新技术与战略稳定、人工智能与国家安全治理,主要著作有《无人军队:自主武器与未来战争》(译著)、《人工智能与全球治理》(合著)、《人工智能武器化的发展趋势及治理策略》(论文)、《人工智能赋能国家安全:现状、趋势与对策》(论文)等。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打造强大战略威慑力量体系,增加新域新质作战力量比重,加快无人智能作战力量发展,统筹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1]这揭示了世界范围内快速迭代的科技之变、战争之变、对手之变,指明了新一轮军事革命中最为活跃且具有颠覆性潜力的关键变量。“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进新域新质作战力量规模化、实战化、体系化发展,加快无人智能作战力量及反制能力建设,加强传统作战力量升级改造。”[2]从更宽泛的国际安全角度看,世界主要国家纷纷加强新域新质作战力量建设与改革调整,这类力量已在多场局部冲突中得到规模化、高频度、持续性运用,引发广泛关注。伴随新兴技术迭代演进,新域新质作战力量运用边界已经超出传统军事领域范畴,成为国家战争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理解并把握世界范围内新域新质作战力量运用的新特点、新趋势,能够为我国科学规划世界一流军队建设重点方向、夯实强大国防实力、坚定捍卫世界和平提供有益镜鉴。

新域新质作战力量的发展运用特点

从学理层面看,“新域新质作战力量”是新科技革命驱动下,军事领域新兴作战域及新型作战力量的统称。把握这一概念的关键,在于理解“新域”与“新质”的内在耦合关系:“新域”指代网络、太空、电磁、认知等区别于传统陆、海、空等物理域的新作战空间;“新质”则指由人工智能、大数据、量子技术、高超声速、生物交叉等前沿技术催生的颠覆性作战能力。近年来的国际局部冲突表明,新域新质作战力量已成为战场上的力量倍增器,其发展应用具有以下鲜明特点。

跨域融合运用极致压缩“杀伤链”。传统战争遵循“发现—定位—决策—攻击—评估”的线性杀伤链,而新域新质作战力量的特点,在于通过技术手段实现跨域协同与打击闭环的极速化。在乌克兰危机中,乌克兰军队依托“星链”(Starlink)卫星通信系统保障指挥链韧性,利用商用无人机进行实时侦察,将目标信息通过加密应用程序传输给炮兵单位,将传统需要数十分钟甚至数小时的打击周期压缩至数分钟。[3]这种“传感器—射手”一体化模式,打破了以往军种与地理空间的界限,实现太空、网络与地面力量的深度融合。这一特点意味着新技术赋能下的“战略突袭”和“战术突袭”效应被显著放大。传统“战略突袭”或“战术突袭”依赖于情报欺骗与兵力集结的隐蔽性,而新域新质作战力量可在不实施大规模兵力部署的前提下,依托电磁与网络空间的“软杀伤”达成突然性攻击,令传统预警防御体系难以快速响应。

无人系统支撑“去中心化”分布式作战。地面、空中、水下等物理空间无人系统的广泛使用,是当前新域新质作战力量发展应用最直观的体现,具备成本可控、兵员损失风险小、可大规模集群使用等特征。在2020年纳卡冲突中,阿塞拜疆大量使用以色列制造的“哈洛普”巡飞弹、土耳其制造的TB-2“旗手”察打一体无人机,系统性摧毁亚美尼亚坦克、防空系统与后勤车队,在多要素配合下,于冲突中后期显著改变战场态势、取得战场主动权。[4]这种无人系统频繁、成规模、可消耗的运用模式,重塑了传统装甲部队的作战逻辑。更值得注意的是,无人化正在催生“去中心化”的分布式作战形态。传统军队依托层级分明的指挥体系,而无人系统网络可采取“蜂群”“狼群”或“鱼群”战术,每架无人机或无人艇自主执行局部任务,通过共享数据实现协同增效。这种模式在区域拒止对抗环境中尤其有效,其使对手难以通过单一节点摧毁或瘫痪整套作战体系。但需要指出的是,无人系统的广泛运用能够降低战争的门槛,决策者更容易因“零伤亡”而倾向于使用武力,从而增加国际冲突升级的风险。

物理域对抗向信息域认知域扩展不断催生新的“混合战争”。新域新质作战力量的运用早已超越物理域,向认知域与信息域深度渗透。这一特点在乌克兰危机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交战各方借助社交媒体、深度伪造内容、人工智能生成信息、网络舆论操纵等手段,塑造内外叙事、瓦解对手士气、动员国际支持。美国元宇宙平台公司(Meta)、科技公司谷歌、社交媒体平台X(原推特)等,作为典型的非国家行为体,在多场武装冲突中深度介入认知与信息域对抗,其算法审核与内容分发机制往往难以维持客观中立。[5]由此引发关于“主权”与“干涉”的法理争议:一国利用算法推送定向信息以干预他国民众认知,是否构成干涉内政?当网络平台在战时封禁某国官方媒体账号,其行为是否具有“国家行为”属性?这类问题使得《联合国宪章》既有规范的适用面临困境。认知域战争本质上是争夺叙事合法性与解释权的较量,其影响往往比物理摧毁更为深远,能够动摇对手的社会心理认知和价值根基。

在灰色地带冲突中优先投入使用。新域新质作战力量在介于和平与全面战争之间的灰色地带冲突中被频繁使用,灰色地带冲突涵盖网络攻击、经济胁迫、情报破坏、代理人战争等博弈。网络和智能领域的新兴技术手段往往具有“可抵赖性”。例如,网络攻击可伪装为黑客行为,无人机越境侦察可以解释为“技术故障”,国家借此实现战略或战术目标,而不触发对手明确的军事回应。在乌克兰危机和美以伊冲突中,针对供水、电网等关键基础设施的网络渗透破坏,是典型例证。[6]这些行为所造成的破坏丝毫不亚于常规军事打击,但由于其“低烈度”特征,被攻击方往往难以依据国际法实施对称性报复。这种“非对称反击”困境,使得新域新质作战力量的发展运用成为中小国家对抗大国的重要抓手,加剧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特征。

技术依赖导致新的战略脆弱。新域新质作战力量的运用也暴露其内在的脆弱性。高度依赖卫星导航、通信链路、数据存储与算法模型,意味着任何单一环节的失效都可能导致系统性瘫痪。在乌克兰危机中,俄方多次实施网络攻击与火力打击,试图切断其“星链”终端与指挥链的连接;俄军自身电子战系统也暴露出对美军GPS干扰的脆弱性。此外,供应链若配置不当,可能使得技术优势方面临“卡脖子”风险。这揭示出技术依赖与战略自主之间的悖论,即越是拥抱新域新质作战力量,国家就越可能面对技术受制于人的风险。正如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在《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中所指出,技术变革是国际体系权力转移的驱动力,但技术的扩散同样会削弱技术领先者的优势。

新域新质作战力量的未来发展趋势

伴随人工智能、网络、太空等前沿技术持续迭代,新域新质作战力量的发展将沿着多个方向演进,深刻重塑未来战争样态与国际安全范式。

人工智能赋能的“决策中心战”加速演进。从战争形态看,现代战争正由“平台中心战”“网络中心战”向“决策中心战”转型,其中人工智能日益成为驱动战争形态演进的关键变量。当前人工智能主要应用于辅助态势感知、目标识别与后勤优化等环节,随着技术迭代将逐步介入作战计划制定乃至交战决策环节。在乌克兰危机中,俄乌双方都充分认识到无人机的重要性,并大力建设专门的无人作战力量;美国国防部长提出,计划2027年建成运行四星级自主作战司令部,依托联合全域指挥与控制(JADC2)架构打通跨军种、跨盟国的数据实时融合,并由人工智能提供最优行动方案。[7]这意味着,战争节奏将从“人类反应速度”转向“算法反应速度”,而后者往往快于前者数个数量级,这一趋势将对国际战略稳定构成严峻挑战。当人工智能可以在微秒级作出决策时,人类指挥官将面临“要么信任算法、要么放弃时机”的决策困境。[8]

按照约翰·博伊德(John Boyd)提出的OODA循环(Observation-Orientation-Decision-Action,观察—判断—决策—行动)理论,若人工智能在“判断”与“决策”环节取代人类,战争博弈将从“人机对抗”演变为“算法对抗”,其不可预测性与失控风险将显著上升。在核威慑等高敏感领域,若人工智能系统被用于预警与反击决策,一次误报便可能触发灾难性连锁反应。因此,“有意义的人类控制”正成为军控领域讨论的重要议题,其本质是如何在技术效率与战略稳定之间艰难寻求平衡。

太空与网络空间成为决定博弈胜负的重要场域。太空正从传统的“支援性领域”,加速转变为全新的“交战领域”。[9]随着低轨卫星星座的爆发式增长,太空资产已成为现代战争不可或缺的“神经中枢”,其战略价值与脆弱性同步上升。反卫星武器(ASAT)、定向能武器与针对卫星的网络攻击手段日趋成熟,太空逐步成为大国冲突前沿。网络空间的发展趋势更为复杂:一方面,网络攻击向自动化、智能化方向发展,溯源难度与防御成本同步增加;另一方面,网络空间的地缘政治化趋势日益加剧,各国将网络技术视为数字主权的关键要素,并通过数据本地化、网络边界管控、出口管制等手段强化自身安全边界。从国际安全理论来看,未来“网络阵营化”可能成为国际体系的新特征,其逻辑类似于冷战时期的军事同盟,但基础不再是地理边界,而是技术生态的割裂与对抗。

高超声速武器颠覆传统攻防态势。高超声速武器的出现,正从根本上颠覆传统的防空反导体系。与弹道导弹不同,高超声速导弹可在大气层内实施大幅度机动,使现有拦截系统难以形成有效防御。同时其极快的飞行速度大幅压缩决策者的反应时间,洲际级飞行从发射到命中目标可能仅需10~15分钟,区域级冲突则可能缩短至2~3分钟。[10]这种“时间压缩”效应,将迫使各国在危机中倾向于采取“预警即发射”的被动态势,从而显著增加误判和意外升级的风险。从国际关系理论视角看,高超声速武器的发展可能加剧“安全困境”。一国部署高超声速武器,会引发另一国“第一次打击能力”被削弱的担忧,若缺乏信任沟通机制,将引发螺旋式军备竞赛。

生物技术推动军事领域人机融合。生物技术正从民用领域向军事领域加速渗透。基因编辑、脑机接口、神经增强、合成生物学等技术尚处在早期探索阶段,但其军事化应用潜力正逐步显现。例如,利用基因编辑技术开发生物武器、通过脑机接口实现士兵与武器系统的直接交互、借助合成生物学制造新型生物材料用于战场维修等,均已进入多国国防实验室的研发计划。[11]这一趋势引发两方面的学术关切。其一,生物武器与化学武器的技术边界日益模糊。《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核查机制本身存在短板,而新兴技术使得“防御性”研究与“攻击性”应用的区分难度上升,双重用途困境加剧。其二,“后人类”军事伦理的挑战日益凸显。当士兵被植入芯片或服用认知增强药物时,其“人类主体性”如何界定?战争中的道义责任是否应被技术本身所分担?这类议题将长期受到学界关注,并扩展至国际安全治理范畴。

电磁频谱从辅助支援要素升级为独立作战域。电磁频谱作为信息传输的物理基础,其战略地位正从传统的“幕后支援”跃升为“核心战场”。[12]未来战争将在全频段、全时域、全空域内展开电磁对抗,涵盖电子攻击、电子防护与电子支援三大作战功能。新一代相控阵雷达、自适应干扰机与认知电子战系统的发展,将使电磁频谱的争夺异常激烈;量子雷达与量子通信的突破,可能引发“隐身技术”与“反隐身技术”新一轮竞争。电磁频谱优势将直接决定无人作战体系的生存能力与信息优势,掌握电磁压制优势的一方,更容易在物理域作战中占据主动。当前,各国纷纷将加快电磁战力量体系建设纳入国防规则,电磁频谱正从“作战支援”技术转变为“独立作战域”。[13]

新域新质作战力量发展运用对国家安全的影响

新域新质作战力量的勃兴,标志着国家安全威胁从传统领土、领海、领空边界,向太空、网络、认知、电磁等新战略空间加速扩散。[14]这并非简单的领域扩展,而是对国家安全内涵、威胁形态、防御逻辑与战略稳定机制的系统性重塑。这一趋势正加剧大国间的“安全困境”,并对全球治理体系构成前所未有的压力。

对传统主权与领土安全带来新的冲击。领土和主权作为国家安全的核心要素,正受到新域作战能力的持续侵蚀。网络攻击可跨越国界直接摧毁一国的基础设施,其破坏力不亚于常规军事打击,但攻击者往往隐匿于第三方境内,溯源与归因极为困难。同时,太空武器的部署不断冲击以领空为基础的传统边界认知:低轨卫星能够持续监视一国全境,反卫星武器可直接摧毁别国太空资产,而相关领域至今缺乏清晰、统一的国际法约束。二者共同构成“主权原则的技术性消解”,迫使各国重新界定“安全边界”并建立相应的防御机制。在网络空间与电磁频谱领域,传统物理边境的约束效力大幅弱化,国家亟需探索新的主权宣示与维护路径。

动摇传统战略稳定的逻辑基础。新域新质作战力量对战略稳定的冲击,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其一,高超声速武器与低轨卫星星座的组合,显著提升先发打击能力,削弱对手二次打击能力,动摇核威慑体系赖以支撑的“相互确保摧毁”(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简称MAD)机制。其二,人工智能赋能的自主决策系统,可能导致“误判”与“升级”风险急剧升高。[15]在冷战时期,危机管控通常依托人类决策者的理性推演与“摩擦”机制下的缓冲;进入人工智能时代,算法可能因数据偏差或逻辑错误,将“非故意挑衅”误判为“正式攻击”,从而触发不可逆的连锁反应,这实际上是对“危机稳定性”底层逻辑的侵蚀。此外,网络攻击直接威胁核指挥、控制与通信系统,构成新的不稳定因素。倘若一国核武器系统遭到网络渗透,决策者会陷入可能丧失核力量控制权的恐慌,而这种恐慌本身就可能成为冲突升级的导火索。

给军事同盟与集体安全机制带来新考验。新域新质作战力量的兴起,对既有同盟运行逻辑形成挑战。以北约为例,其集体防御条款建立在“传统领土攻击”的假设之上。然而,当一国遭受网络攻击或认知战攻击时,是否触发集体防御机制?若触发,如何判定攻击来源与威胁规模?这些问题均存在巨大争议。2017年“WannaCry”勒索软件攻击发生后,北约内部围绕是否启动集体防御条款的争论,便集中体现了这一困境。[16]这一案例暴露出同盟机制在应对“非领土性威胁”时触发门槛模糊的问题,网络攻击的匿名性、溯源困难与效果延迟等特征,使得传统“武装攻击”概念难以直接适用。此外,太空与网络领域的“灰色地带”行动,进一步加剧同盟内部“集体响应”的共识困境,由于不同成员国对威胁的感知程度、技术能力与法律立场存在显著差异,同盟内部难以在“是否构成威胁”及“如何回应”两个关键问题上达成一致,这实质上是“集体行动困境”在新兴安全领域的延伸。在全球层面,联合国安理会等集体安全机制在处理新兴威胁时同样效能不足。由于常任理事国之间存在技术竞争与地缘政治分歧,很难通过有效决议来约束网络攻击或太空武器化等行为,这使得国际安全治理某种程度上陷入“制度性真空”。

催生内部安全治理的复合型风险。国家安全既包含外部军事威胁,也涵盖国内治理的稳定与韧性。新域新质作战力量可能侵蚀内部安全维度,形成由外至内的复合型威胁,从认知渗透、关键基础设施破坏两条路径冲击国内安全秩序。在认知层面,人工智能驱动的深度伪造与虚假信息传播,通过算法精准投放与病毒式扩散,以极低成本放大社会矛盾、误导公众认知,成为消解社会信任、制造政治分裂的新型工具。2020年美国大选期间的“社交媒体干预”争议、多起未遂的无人机暗杀事件均表明,新域作战能力已经成为非传统安全威胁的重要来源。在物理层面,关键基础设施数字化程度持续提升,国家经济、能源、交通、医疗等领域高度依赖网络与卫星系统,一旦遭遇恶意攻击,单点故障会通过网络链路传导扩散,甚至引发社会系统性停摆。2026年2月28日,美以联合发动代号分别为“史诗狂怒”(Epic Fury)与“咆哮雄狮”(Operation Roaring Lion)的军事行动,网络攻击作为‌先发性、决定性‌的作战手段,大大破坏伊朗军事及民用基础设施,直接影响伊朗社会心理、政府决策与战场态势感知。[17]

对国际法与人道主义伦理形成严峻挑战。新域新质作战力量的发展应用,对现有国际法体系构成严峻挑战。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LAWS)能否遵循“区分原则”“比例原则”与“预防原则”,已成为关键争议焦点。[18]若自主无人机在作战中造成平民伤亡,责任应当由研发人员、指挥人员,还是人工智能本身承担,至今尚未形成共识。在国际法层面,网络攻击是否构成《联合国宪章》第51条意义上的“武装攻击”,是否能够据此行使自卫权,各国立场存在显著分歧。这种法律解释的滞后性,导致国际法“灰色地带”不断扩大,削弱既有规范体系的约束力。从伦理层面审视,“技术责任”的分散化,使得战争的非人道性可能被“技术黑箱”遮蔽。当杀伤行为不再需要面对面执行,作战人员的心理压力有所降低,但战争的道义成本并未消失,只是更多转嫁到平民群体身上。这种“道德代理的分散化”使得战争伦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亟需国际社会推动相关法律规制的协商与落地。

持续重塑大国竞争格局与全球权力结构。大国博弈早已突破军事竞争的传统范畴,延伸至政治、经济、军事、科技、产业、标准等全领域。例如,中国、美国、俄罗斯、欧盟等主要行为体,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太空、半导体、生物技术等领域的竞争,早已超越传统军事安全范畴,演变为综合国力的全方位较量。这标志着技术权力正成为结构性权力的核心要素。[19]

同时,技术扩散的“非对称效应”也在改变中小国家的行为选择。一些国家依托技术后发优势打造不对称威慑能力,乌克兰、伊朗等国在无人机研发、量产与实战运用上的探索就是典型案例。未来的国际体系将难以简单回归“两极”或“多极”格局,而很可能呈现“技术分层”与“联盟碎片化”并存的复杂图景,国际秩序正处在深度转型阶段。

新域新质作战力量的风险因应

新域新质作战力量带来的系统性变革,涉及技术竞赛与军事能力格局的重塑,更深刻触及战略稳定机制、国际规则体系和国家治理逻辑的根本性调整。因此,需要构建“技术—战略—制度—伦理”的综合应对框架,从认知重塑、能力建设、制度创新、全球治理等多维度,形成多层次、前瞻性的战略布局,以综合应对新域新质作战力量发展所带来的安全风险。

加强战略认知,完善顶层前瞻设计。新域新质作战力量并非简单的“新武器”叠加,而是战争形态与安全逻辑的范式革新。战略决策者需要主动更新认知,将技术发展视为战略规划的内生变量,而非被动应对外部冲击。这要求实现从“适应性反应”向“预期性塑造”的战略思维转换,即不再被动应对技术变革,而是主动引导技术演化的方向与节奏。在机制层面,应建立常态化的“技术预见”与“战略预警”机制,依托跨学科智库、技术评估中心与军事研究机构协同研究,预判技术突破的颠覆性影响,避免因技术代差陷入战略被动。这种“需求导向”与“技术推动”相结合的机制设计,有助于将技术的不确定性转化为战略的确定性。在国际层面,应积极发起并参与新域新质作战力量军事应用的战略对话,凝聚新兴领域安全治理国际共识,减少因技术误解与误判导致的潜在风险及冲突升级。

培育自主可控的技术创新生态。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面向人工智能、高端芯片、量子计算、高超声速和新材料等关键领域,必须持续加大战略与资源投入,通过“揭榜挂帅”“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等机制突破技术壁垒。同时,畅通军民两用技术快速转化通道,将商业航天、智能无人机、开源人工智能等民用前沿成果快速向军事领域转化应用,助力实现作战能力的非对称跃升。能力建设应同步配套人才体系与组织机制改革,重点培养通晓战场战术、掌握前沿技术的复合型人才,探索建立跨领域、跨军种的新型作战指挥机构,提升指挥链路的敏捷性,形成“技术驱动战术、战术反馈技术”的高效闭环。

加快填补国际规则治理空白。新域新质作战力量的广泛运用,尤其是自主武器系统与“灰色地带”行动的普及,给现行法律法规体系带来严峻挑战。在国内层面,应加快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明确人工智能武器、网络攻击、数据使用等行为的法律边界与责任归属,建立相应的伦理审查与监管机制。在国际层面,应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在联合国《特定常规武器公约》(CCW)框架下推动“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谈判进程;在网络空间和太空等全球公域积极倡导和平利用理念,主动供给新兴领域安全治理公共产品。

统筹发展和安全动态平衡。新域新质作战力量兼具发展机遇与安全挑战双重属性。应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和平利用与自主创新相结合原则,依托数字丝绸之路、国际月球科研站、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平台与合作机制,推进技术标准对接,搭建风险共担机制,将技术优势转化为制度性话语权与国际影响力。同步健全“技术安全审查”与“出口管制”协同机制,既要防范核心技术外流,也需避免“脱钩断链”导致的自我封闭。尤其要持续探索大国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内涵,以发展促合作,以合作稳竞争,以竞争促创新,以创新促进新的发展,依托高水平开放为国家安全筑牢根基,在自主安全与开放合作之间把握动态均衡,持续为全球战略稳定注入确定性。

结语

新域新质作战力量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深度与广度,重塑战争形态和国际安全格局,其既是技术迭代催生的必然产物,也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治理能力提出全新考验。面对这一深刻变革,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仅依靠单一军事手段难以化解其衍生风险。未来战争与和平的博弈,更多体现为算法、数据、伦理与规则交织下的综合博弈,考验各方的前瞻智慧与战略定力。就新域新质作战力量而言,风险根源并非技术本身,而在于技术失管、治理失效、伦理失序。必须统筹推进技术与制度创新,凝聚伦理与治理共识,将新域空间打造为释放发展新机遇的广阔平台,避免其沦为滋生对抗冲突、引发人道主义灾难的“新深渊”。为此,应坚持“技术—战略—制度—伦理”相结合的应对框架,秉持开放合作、负责任的立场,积极参与和推动国际规则构建,在变局中把握战略主动,筑牢国家安全屏障,为建设更加和平、稳定、繁荣的世界贡献力量。

注释

[1]习近平:《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求是》,2024年第15期。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人民日报》,2026年3月14日,第1版。

[3]朱启超、陈曦、龙坤:《无人机作战与纳卡冲突》,《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20年(下)》,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21年,第167~183页。

[4]毛炜豪、孙纯:《无人机使用的是什么弹药?今后会朝哪个方向发展……》,《解放军报》,2023年12月8日,第9版。

[5]刘军:《社交媒体对俄乌冲突的影响分析》,《人民论坛》,2022年第13期。

[6]参见G. Siboni, "A New Level in the Cyber War between Israel and Iran," INSS Insight, No.1328,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3 June 2020, https://www.inss.org.il/publication/iran-israel-cyber-war/;关于俄罗斯对乌克兰电网的攻击,参见Mandiant, "Russia-Backed Sandworm Hackers Disrupt Ukraine Power Grid Using Novel OT Attack Techniques," Industrial Cyber, 10 November 2023, https://industrialcyber.co/critical-infrastructure/russia-backed-sandworm-hackers-disrupt-ukraine-power-grid-using-novel-ot-attack-techniques/;关于朝鲜加密货币盗窃,参见Office of the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Annual Threat Assessment of the U.S. Intelligence Community, 18 March 2026, https://www.odni.gov/12654/2026-annual-threat-assessment-of-the-u-s-intelligence-community/。

[7]艾中良、李祯静、彭玉婷:《美军联合全域指挥与控制变革发展及启示》,《国防科技》,2025年第1期。

[8]朱启超:《人工智能武器化的发展趋势及治理策略》,《人民论坛》,2025年第2期。

[9]《中国的军事战略》,2015年5月26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5/26/c_1115408217.htm。

[10]《俄罗斯试射“先锋”导弹 可高速中变轨规避拦截》,2019年3月31日,http://military.people.com.cn/n1/2019/0331/c1011-31005205.html。

[11]《基因武器:靶向攻击特定人种》,《瞭望》,2024年第5期;闫文虎等:《美军研发“超级战士”》,《瞭望》,2026年第12期;另参见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Biotechnology Research in an Age of Terrorism,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2004, pp. 129-130, https://www.ncbi.nlm.nih.gov/books/NBK207449/。

[12]李京华、丁国如、徐以涛等:《面向电磁频谱战的群体智能初探》,《航空兵器》,2020年第4期。

[13]王大宁:《美加大电磁频谱建设投入》,2024年7月15日,http://military.people.com.cn/n1/2024/0715/c1011-40277937.html。

[14]刘海江:《新域新质作战力量“新”在哪里》,《解放军报》,2022年11月29日,第7版。

[15]张东冬:《人工智能军事化与全球战略稳定》,《国际展望》,2022年第5期。

[16]M. Adams and M. Reiss, "How Should International Law Treat Cyberattacks Like WannaCry?" Lawfare, 22 December 2017, https://www.lawfaremedia.org/article/how-should-international-law-treat-cyberattacks-wannacry.

[17]饶朝富、郝志超:《美以联军“史诗狂怒/咆哮雄狮”网络行动分析》,《军事文摘》,2026年第13期。

[18]龙坤、徐能武:《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军控——困境、出路和参与策略》,《国际展望》,2020年第2期。

[19]高文胜、安一婷:《结构性技术权力视角下美日技术联盟的强化》,《太平洋学报》,2025年第6期。

Evolution Trends and Risk Responses of New-Domain and New-Quality Combat Forces

Zhu Qichao

Abstract: New-domain and new-quality combat forces are profoundly reshaping the contours and strategic logic of modern warfare and have emerged as a vital component of national warfighting capacity. In contemporary local conflicts, these forces feature cross-domain integrated employment, distributed operations supported by unmanned systems, deep penetration into cognitive and information domains, and priority application in grey-zone contestation. Going forward, their evolution will follow several principal direction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mpowering decision-centric warfare, space and cyberspace serving as key arenas of rivalry, hypersonic weapons transforming the offense–defense equilibrium, biotechnology enabling human–machine integration, and the electromagnetic spectrum developing into a standalone operational domain. From the dimensions of sovereign security, strategic stability, international regimes, internal governance, as well as legal and ethical norms, such forces continuously restructure the landscape of great-power competition and the global power architecture. In this context, a response framework anchored in "technology–strategy–institution–ethics" should be established. By elevating strategic perception, consolidating the indigenous technological foundation, engaging in the supply of international rules, and coordinating a dynamic balance between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the security risks stemming from new-domain and new-quality combat forces can be addressed in a systematic manner.

Keywords: new-domain and new-quality combat forces, forms of warfar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stability, global governance

责 编∕杨 柳 美 编∕梁丽琛

[责任编辑:杨 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