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主体功能区战略在引领国土空间高质量发展中发挥关键作用,自其实施以来,地方发展理念发生深刻转变,战略格局基本形成,配套政策逐步完善,同时面临战略引领与传导效能尚未充分释放、传导机制不健全、政策精准度不足、保障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当前,人口结构变化、城镇化转型、新发展格局、气候变化和科技革命,正在重塑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的底层逻辑,也对战略的精准落地提出更高要求。新形势下,应以战略融合、功能划分、分类施策、制度保障为主线,依托“五级三类”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建立“分区+指标”传导机制,以“3+N”分区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以差异化政策激发区域新动能,健全监测评估与动态调整机制,为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供空间基础。
【关键词】主体功能区战略 国土空间 高质量发展 战略融合 优势互补
【中图分类号】F205/TU984. 11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6.21.004
【作者简介】张炳智,中国国土勘测规划院院长、研究员。研究方向为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主体功能区战略、国土空间规划、耕地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主要论文有《深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践 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推动发展方式向存量提质增效转变》《以资产组合供应激活自然资源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坚持规划引领 推动耕地高质量保护》等。
主体功能区战略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重大战略,在引领国土空间高质量发展中具有关键支撑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要求完善和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细化主体功能区划分,推动形成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国土开发协调有序的空间发展格局。系统总结当前国土空间发展面临的形势与挑战,梳理主体功能区建设的发展历程、成效及存在问题,研究提出主体功能区战略引领国土空间高质量发展的总体思路与实施举措,是一项十分重要的课题。
国土空间发展形势与挑战
当前,我国国土空间发展步入结构深度调整、动力加速转换的关键阶段,人口结构与分布变化、城镇化转型、新发展格局构建、全球气候变化、科技革命等多重新形势相互交织,深刻重塑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的内在逻辑,对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引导资源要素合理配置提出新的更高要求。
人口结构与分布变化催生空间结构优化新需求。老龄化、少子化特征凸显,城乡人口结构发生深刻调整。我国人口规模于2021年达到峰值后进入负增长阶段,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持续攀升,截至2025年底升至15.9%。[1]出生人口连续多年下降,少子化进一步加剧老龄化进程。与此同时,人口“乡—城”流动持续主导城乡格局重塑,“城—城”流动人口规模不断扩大,城乡人口分布格局深刻变化,对城乡空间资源配置形成新的挑战。
人口流动加剧空间分化,给区域资源配置带来新压力。自改革开放以来,人口持续向主要城市群、都市圈集聚,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成为人口集聚的主要载体,部分区域中小城市和县城人口外流压力持续加大。同时,人口收缩范围不断扩大,省际分化特征明显,22个省份常住人口出现负增长,其中东北地区尤为突出。区域人口流动呈现新趋势:长距离跨省流动减少,东北地区人口外流态势有所收窄,西部地区转向省内就近城镇化,中部地区跨省外流与省内集聚并存,东部地区人口向城市群、都市圈近郊集聚。上述新变化推动资源配置需求深度调整,对统筹区域产业布局、优化空间结构、完善时空联结提出新要求。
人口红利逐步收缩,依托人口规模驱动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2012年前后,我国劳动力由供给过剩转向总量短缺,此后逐年减少,2025年末较2011年峰值减少约10%。劳动力供求关系深刻变化,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人口数量红利对经济增长和空间扩张的支撑作用明显减弱。我国劳动力需求正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传统依赖劳动力规模投入支撑大规模开发建设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亟须转向依靠人口素质提升与创新驱动释放发展新动能,这对各地科学确定发展定位、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提出新挑战。
城镇化转型推动国土空间开发方式深刻转变。其一,我国城镇化中后期发展重心由规模扩张转向品质提升。近几年,增量扩张空间明显收窄,发展重心加快由大规模增量建设转向存量提质改造,城市更新、低效用地再开发成为主要路径,国土空间开发方式由外延扩张向内涵提升、节约集约转变。随着城乡人口结构变化和居民生活水平提高,人民群众在衣、食、住、行、学、医、养、游等方面的需求持续增长,对膳食营养、情感慰藉和心理满足等高层次需求更加注重,陪伴经济、体验式消费等新业态不断涌现,对城镇空间结构和品质提出更高要求。城镇空间开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更加注重内涵提升与品质塑造,统筹布局高品质生活服务设施、多样化消费场景及公共开放空间,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其二,土地财政难以为继,依赖增量扩张的土地开发模式亟待转型。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依托土地财政发展累积的各类问题逐步凸显,以地谋发展的模式可持续性不断弱化。土地供应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持续减弱,国有土地出让面积连年缩减,2025年全国土地出让价款较2021年峰值减少约52%,以地融资模式抬高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还易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促使地方加快重塑城镇建设投融资机制,摆脱对土地财政的路径依赖,探索更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新发展格局推动国土空间开发开放格局重构。首先,产业链供应链外部安全风险进一步凸显。受全球产业分工重构影响,国内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链呈现外迁趋势,导致关联产业链空心化,传统技能劳动力就业空间收窄。粮食供应链稳定性亟待增强,我国大豆等大宗农产品对外依存度偏高,海外产地地缘因素扰动、远洋运输通道波动直接冲击国内粮食保供空间韧性。能源安全重要性持续提升,伴随全球地缘格局深度调整,国内能源资源禀赋与消费空间错配矛盾突出,能源保供的空间约束持续收紧。
其次,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深刻重塑国土空间开发开放格局。在“双循环”影响下,国土空间开放格局从“沿海—内陆”梯度开放,转向沿海、沿边、内陆“多中心、网络化、全方位”的立体开放。以中西部城市群、都市圈和重要中心城市为重点的国家“新三线”战略腹地、关键产业备份平台,成为新形势下的建设重点。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关键物流通道与内陆开放节点,正推动形成支撑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基础设施网络。国土空间开发纵深逐步拓展至全域,构建综合性空间发展单元以应对日益严峻的国际形势和极端状况,具有重要现实必要性。
全球气候变化对农业和生态安全格局带来重大影响。其一,农业生产风险加大。1961~2025年,全国平均年降水量每10年增加6.3毫米,年平均气温每10年升高0.31℃;第六次国际耦合模式比较计划(CMIP6)的全球气候模型预估显示,未来我国多数地区年降水量和气温呈上升趋势,北方地区尤为显著。热量与水分条件的变化,直接影响农产品主产区的熟制、生产周期、品种结构与规模布局。部分地区在复种潜力提升的同时,面临干旱、高温、冻害等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同步上升,应在农业空间格局优化中统筹考量气候变化适应要求。
其二,生态系统风险加剧。2025年,全球参照冰川平均物质平衡量为-1091毫米水当量,为有观测记录以来消融强度第二高的年份。[2]我国西部6条代表性冰川均呈加速消融趋势,部分高原咸水湖泊水域面积快速扩张,其中青海湖面积2015~2025年平均每年扩张22.8平方千米,[3]对周边淡水水源、牧民草场、住房乃至青藏铁路等重要基础设施安全构成威胁。同时,冻土退化、水源涵养功能下降、生物多样性受损等问题在重点生态功能区逐步显现,生态系统稳定性和服务功能面临严峻考验,对生态保护修复和生态安全格局维护提出更高要求。
其三,城镇洪涝、地质灾害频发。近年来,我国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频次增加,导致部分城市严重内涝;全国沿海海平面上升速率为4毫米/年,沿海城市群、都市圈等城市化区域抵御洪涝灾害的压力持续加大。同时,西部山区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多发,一些地区受地质灾害威胁较为突出,对城市化地区安全韧性建设和防灾减灾空间布局提出迫切要求。
科技革命重塑空间组织模式。其一,全球新一轮科技与产业变革重塑要素空间集聚逻辑。人工智能、大数据、工业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加速发展。截至2025年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超过1590EFLOPS、建成万卡智算集群42个,[4]位居全球前列,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跨区域高效融合,促进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营销服务各环节在更大空间尺度上优化配置。全国产业“多中心、网络化”空间格局持续强化,带动区域城镇功能完善和分工细化,中心城市创新策源功能与周边中小城市制造转化功能联动愈发紧密,对创新载体建设、产业空间承载、资源要素配置提出全新要求。
其二,产业自主创新与转型升级对传统用地管控路径提出新要求。随着产业自主创新与转型升级需求持续增强,共享制造、柔性定制、平台经济、低空经济等跨环节、跨领域新产业新业态加速涌现,突破传统产业空间刚性边界,空间复合利用、弹性布局、灵活落地等新需求日益凸显。传统“单一功能、固定用途”的用地分类管控模式及路径依赖弊端逐步显现,难以适配新业态“研发—中试—生产—服务”一体化、快速迭代的空间需求,亟须完善土地管理适应性调整机制,强化土地政策精准供给,提升用地管控对产业创新迭代的适配能力。
其三,要素驱动与创新驱动深度融合,培育区域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中西部地区依托风光水资源禀赋优势,加快集聚风电、光伏、水电、储能等新能源基础设施及上下游配套产业,能源生产向西部纵深推进,对跨区域能源输送通道预留、调峰调频和储能设施选址等提出系统性要求。推动要素驱动与创新驱动有机融合,促进能源等要素布局与科创资源协同配置,注重存量空间资源盘活利用,提升空间功能品质和资源资产价值,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
主体功能区发展历程、成效与制约
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来成效显著,主体功能区理念深入人心、战略格局基本形成、配套政策逐步完善;然而,在战略空间引领效能、配套政策精准度和保障机制等方面仍存在短板,需在新的起点上健全制度、优化实施,推动战略全面落地见效。
主体功能区的发展历程。主体功能区概念提出阶段(2002~2009年)。为应对快速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区域发展失衡等问题,主体功能区概念应运而生。2002年,《关于规划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提出,确立空间平衡与协调原则、强化规划空间指导与约束功能;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功能区概念;2006年,“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主体功能区概念,这是我国独创的兼具应用性、创新性、前瞻性的综合地理区划,旨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主体功能区形成发展阶段(2010~2017年)。主体功能区实现从规划到区域战略、再到国家基础制度的升级。2010年,国务院印发《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作为指导未来全国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的布局总图,是国家层面探索空间规划的重要实践。同年,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将其上升为国家战略。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加快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坚定不移实施主体功能区制度。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完善主体功能区战略和制度的若干意见》,强调通过空间规划改革划定“三区三线”,实现主体功能区战略精准落地。
主体功能区改革融合阶段(2018~2023年)。为深入推进“多规合一”改革,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确立“五级三类”国土空间规划总体架构,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全面融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同年《全国国土空间规划纲要(2021-2035年)》印发,明确主体功能区战略格局优化方向,在重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秩序中发挥重要作用,是建设现代化国土空间体系、构建高质量国土空间格局、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必然要求。
主体功能区深化实施阶段(2024年至今)。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积极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体系,强化国土空间优化发展保障机制,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202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主体功能区战略制度相关中央文件,以优化战略取向、功能分区、支持政策和实施保障为重点,健全主体功能区战略及配套制度体系,为新形势下深入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提供总体遵循。2026年,自然资源部支持典型地区开展主体功能区制度创新先行先试,持续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进一步优化国土空间布局,推动各地立足主体功能定位实现高质量发展。
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实践成效。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以来,各地转变发展理念,地方发展方式深刻转型,逐步从“想干什么”转向“适合干什么”“该干什么”,牢固树立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积极探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路径。依托“多规合一”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统筹划定“三区三线”,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精准落地,强化空间规划的战略性和政策性,为各地开发保护定规矩、划边界、明底线,推动各地形成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
主体功能区战略格局基本形成,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和自然资源要素配置提供重要引领。《全国国土空间规划纲要(2021-2035年)》立足新形势新要求,推动城市化地区向多中心、网络化、开放式、集约型方向转型,强化“两横三纵”城镇化战略格局;落实大食物观、强化水土匹配,稳固“七区二十三带”农业发展格局;推动从山顶到海洋的全生态系统保护修复,筑牢“三区四带”生态安全格局。农产品主产区耕地面积总体稳定,保障全国约60%的粮食产量;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用地占全国比重稳步提升,覆盖约82%的全国陆域生态保护红线;城市化地区作为新型城镇化的关键空间载体,承载全国约61%的常住人口、约76%的国内生产总值。[5]
配套政策体系逐步完善,差异化发展导向更加鲜明。按照《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部署,国家层面,国务院相关部门先后出台财政、投资、产业、人口、环境等9项区域政策及绩效考核评价制度(“9+1”),初步构建起中央与地方上下衔接的政策框架。其中,财政转移支付发挥关键支撑作用,自2008年设立生态补偿资金以来,截至2025年,中央财政累计投入超过11287亿元,覆盖819个县级行政区,对改善当地民生、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省级层面,部分省份结合实际进一步细化财政、投资、绩效考核等政策举措,如吉林、浙江、黑龙江等省推行差别化绩效考核制度,提高生态文明建设相关指标权重,有效激发地方生态保护的主动性。
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中的制约因素。主体功能区战略空间引领效能不足,传导落实机制尚不健全。主体功能区战略是通过空间治理推动多战略融合的关键抓手,当前其对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土空间体系的支撑作用仍显不足。一是重点区域落实国家重大规划战略的空间统筹力度不够,区域重大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乡村全面振兴规划、海洋强国战略等相继部署,主体功能区战略在空间层面承接引导上述战略落地的实现路径尚不明确;二是对经济和产业布局的引导力不足,一些地区产业布局对本地区资源禀赋考量不足,为追求经济总量盲目招引产业,项目同质化、低效竞争问题突出。
战略实施配套政策体系尚未健全,政策精准度与实施精细度不足。一是政策体系亟待优化重构,随着国家人口发展等形势变化,原有政策体系中涉及人口、民族、气候变化等的部分内容已不适应当前发展需要;现有政策主要面向重点生态功能区制定,农产品主产区、城市化地区政策供给不足,涉农财政资金门类多、总量大,但综合使用效益不高。二是各领域政策衔接协同不够,分属不同部门的政策与主体功能区战略导向的关联性尚待提升。三是政策约束性强于激励性,农业功能突出区域因缺乏针对性激励政策,主动申报农产品主产区的意愿不强,[6]能源资源富集区等特殊功能区目前尚未制定有效的配套政策,制约地方落实战略的积极性。
主体功能区保障机制不够完善,影响新形势下主体功能区战略优化实施。一是缺少跨部门协调机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的牵头指导部门尚不明确,清单修订工作推进不顺畅,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与国土空间规划用途管制的衔接机制有待理顺。二是主体功能定位与国家重大战略部署、行政区划调整、机构职能设置等的动态联动不足。三是差异化绩效考核机制不完善,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考核尚未充分体现主体功能差异化要求。四是监测评估与部门协同管理机制不健全,部门间社会经济数据与资源环境数据的共享通道尚未打通,难以支撑各项工作有效开展。
主体功能区战略引领国土空间高质量发展的总体思路
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更好引领国土空间高质量发展,必须立足我国国土空间发展的阶段特征与战略需求,从深刻把握战略内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创新工作思路方法三个方面协同发力,切实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土空间高质量发展优势。
深刻把握主体功能区战略内涵。主体功能区战略是国家各地自然地理格局与资源禀赋,对经济区位、功能结构和空间格局进行宏观部署的总体方略。该战略遵循全国“一盘棋”理念,以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为基础,明确不同区域的主体功能定位,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分类施策引导各地因地制宜、实现差异化协同发展,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培育各具特色的发展动能,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
生态文明理念的制度载体。主体功能区战略要求树立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空间均衡理念,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根据不同国土空间的自然属性确定差异化开发方向,尤其注重将生态产品供给作为发展的重要内容,把提升生态产品生产能力作为国土空间开发的首要任务,实现社会、经济、生态效益相统一,促进资源节约与生态环境保护,集中体现生态文明理念的本质要求,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发挥基础性作用,有效支撑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的宏观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立足区域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统筹粮食安全、生态安全、经济发展等国家重大战略,构建农业、生态安全、城市化三大战略格局,形成全国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的基础框架。依托“两横三纵”城市化战略格局,推动形成以19个城市群为核心支撑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格局。作为在国土空间统筹引领各类国家战略的基础底盘,主体功能区在空间层面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与新型城镇化战略,明确划分农业、生态、城镇不同功能定位,以县级行政区为基本空间单元配套差异化政策,推动形成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国土开发有序的空间发展格局。
打造国家空间治理的综合政策平台。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的“多规合一”改革,必须超越空间管控技术工具的定位,从公共政策维度系统把握国土空间规划的功能属性。主体功能区进一步凸显空间规划的政策属性,在国土空间治理中发挥基础性支撑作用。其跳出单个地块用途管制与规划许可的局限,搭建以县级行政区为基本空间政策单元的治理平台,为各类涉及区域发展、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的政策提供统一的制度接口与责任载体,推动空间规划与公共政策深度衔接,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重要的空间政策支撑。
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对高水平安全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统筹。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必须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将国家安全要求贯穿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全链条,以科学空间统筹推动高水平安全与高质量发展良性互动。
统筹粮食、生态、能源资源、边疆等多领域安全需求,夯实国家安全的空间基础。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底线思维与问题导向,在筑牢粮食安全、生态安全、经济安全根基的基础上,将水资源安全、能源资源安全、文化遗产安全、国防安全等纳入主体功能区战略框架,夯实国家安全的空间基础,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打通资源优势向发展优势的转化通道,因地制宜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树立科学的资源观、优势观,立足不同地区资源禀赋特征,以深挖地域特色优势资源为中心,以激发区域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为导向,健全与主体功能区定位相适配的差异化政策体系,畅通资源优势、功能优势、产业优势、发展优势梯次转化路径,塑造高质量发展新空间、新动能。
以主体功能区战略为基础,构建“空间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立足各地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与比较优势,统筹平衡国土空间供给与需求,构建以全国国土调查成果为底图底数、以“三区三线”为底线约束、以主体功能区战略为引领、各类国家重大战略融合协同的“空间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凝聚战略实施合力。
准确把握新形势下推进主体功能区战略和制度体系的思路方法。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落地见效,科学的思路方法是关键。必须坚持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相统一,在战略融合、功能划分、政策供给、制度保障等方面持续发力,不断提升战略实施的科学性、精准性、系统性。
深化“多规合一”,推动国家战略融合。深入落实“将主体功能区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城乡规划等空间规划融合为统一的国土空间规划”,将主体功能区战略融入国土空间规划全过程。以“多规合一”的国土空间规划为载体,强化主体功能区对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乡村振兴战略、海洋强国战略等国家重大规划战略落地的空间支撑与要素保障作用,围绕重点区域优化主体功能综合布局,推动各类战略在空间层面精准对接、协同落地,构建支撑参与国内外竞争的综合性发展单元,放大国家重大战略空间叠加效应。
强化精准实施,细化主体功能分区。突出功能导向,延续优化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城市化地区三类主体功能区划分,在此基础上叠加划定能源资源富集区、历史文化资源富集区、海洋空间重点优化区等特殊功能区,提升国土空间复合承载能力,拓展国土空间战略纵深,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
突出因地制宜,注重分类施策。充分发挥各地比较优势,依托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针对不同主体功能定位配套差异化政策,推动要素合理配置、有序流动、高效集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充分激发各地区内生动力与创新活力。
加强制度保障,形成治理合力。聚焦主体功能区全过程监测监管机制不健全等突出问题,健全覆盖战略实施全流程的制度链条,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凝聚国家空间治理合力,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主体功能区战略引领国土空间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措施
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由顶层设计加快落地见效,需切实将主体功能区战略要求全面贯彻到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全过程,从规划体系纵向传导、功能分区优化布局、差异化政策精准激励、实施机制闭环保障四个关键环节持续发力。
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深度融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国土空间规划是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关键平台与主要抓手,将主体功能区战略要求全面融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构建纵向传导落实机制,确保战略意图层层传导、逐级落地。[7]
依托“五级三类”国土空间规划体系,自上而下逐级传导主体功能定位。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深度融合,国家级规划要明确全国主体功能区战略格局、重点区域、政策方向与制度框架;重大区域(流域)规划要明确主体功能区综合布局及省际协调要求;省级规划要明确省域主体功能区布局、县域功能定位、配套政策与实施机制,因地制宜划定其他功能类型;市、县、乡级规划要落实上级规划确定的主体功能定位,结合实际细化主体功能,做好规划分区与三条控制线的衔接传导。
建立“分区+指标”纵向传导机制,推动主体功能精准落地。分区层面,推动主体功能区与市县规划分区衔接,农产品主产区规划分区应适度扩大农田保护区、农业发展区的面积规模、占比或集中连片度;重点生态功能区规划分区应适度提高生态保护区、生态控制区的面积规模、占比或集中连片度;城市化地区规划分区应适度扩大城镇发展区的规模、占比或集中连片度。指标层面,将主体功能区要求转化为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用水总量、碳排放强度等约束性指标,以及城镇集聚能力、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生态产品供给等预期性指标,并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实施差异化分配。构建“分区管控+指标约束”的纵向传导链条,保障主体功能区落地实施。
强化与发展规划、相关专项规划的协调衔接,发挥战略引领约束作用。发挥主体功能区作为衔接国土空间规划与发展规划的指挥棒作用,以主体功能定位统筹区域空间布局与要素配置;以主体功能区战略为基础,对包括项目类专项规划在内的各类规划开展“空间一致性评估”,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对专项规划的战略指引作用。
以“3+N”主体功能分区构建优势互补的区域经济布局。区域经济布局是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的经济支撑。坚持分类指导、突出功能导向,在优化三类主体功能区布局基础上,叠加培育特殊功能区,推动形成主体功能清晰、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突出功能导向优化三类主体功能区布局,充分发挥区域比较优势。农产品主产区要严守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打造现代农业发展示范区;重点生态功能区要严格保护生态空间,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城市化地区要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主体形态,优化空间结构和功能布局,提升经济和人口集聚能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通过分类引导,形成三类主体功能区优势互补、协调联动的空间格局。
明确特殊功能区划定规则和空间范围,分类培育特殊功能区功能优势,推动资源优势、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结合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实施,因地制宜叠加划定特殊功能区。能源资源富集区既要承担维护国家能源资源安全的责任,又要强化生态环境保护,推动产业链延伸,引导新能源与高载能产业协同布局;历史文化资源富集区要强化文化和自然遗产系统保护与活化利用,以高品质空间供给创造美好生活新需求;边境地区统筹发展和安全,既要发挥好巩固边防的作用,也要发挥好对外开放的前沿窗口作用;海洋空间重点优化区要服务海洋强国建设,支撑沿海高质量发展和依海高水平开放。
构建综合性空间发展单元,引导优质经济要素集聚和区域协同。依托城市群、都市圈和中心城市,衔接重大战略区域要统筹考虑区域人口、资源、产业、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等要素,强化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基础设施网络和城镇体系协同布局,提升国土空间承载能力和区域综合竞争力,形成功能协调、优势互补、特色鲜明的空间布局,统筹解决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城乡融合发展、大城市高质量发展三方面关键问题,提升区域整体竞争力。
以差异化主体功能区政策激发区域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坚持以系统化、差别化、协同化、激励化为导向优化主体功能区政策体系,立足不同区域资源禀赋与功能定位,因地制宜统筹底线管控与正向激励,推动政策从普惠化向精准化适配转变,充分释放主体功能区战略对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引导赋能效应。
紧扣“人、地、产、钱”关键要素,围绕提升安全韧性和空间品质,分类配置差异化支持政策。建设各类主体功能区、实现不同区域差异化协同发展,关键是统筹好“人、地、产、钱”四大要素。人是发展之本,土地是财富之母,产业是发展之基,资金是活力之源,四大要素深度关联,协同塑造空间功能。城市化地区要围绕建设绿色集约韧性城市,区分人口集聚、人口收缩等不同情形,结合防洪减灾要求,制定差异化的土地配置和公共服务设施配套政策;强化科技、产业、土地等跨区域联动,推动要素跨行政区协同配置,优化存量空间政策。农产品主产区要在保障粮食安全、保护耕地的基础上,按照“大食物观”理念优化农业空间结构和现代农业产业布局;健全一般性转移支付制度,整合使用分散的涉农财政资金。重点生态功能区要在维护生态安全的基础上,丰富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保护修复。能源资源富集区要优先保障能源安全,统筹战略性矿产资源探、产、供、储、销。历史文化资源富集区要保障文化安全,延续中华文脉,强化文化和自然遗产整体性、系统性保护,探索文化、旅游和城市建设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海洋空间重点优化区要保障海洋资源与权益安全,以陆海协同为目标创新用地用海政策,健全海洋资源开发保护制度。
推动政策导向由约束管控转向正向激励,同步完善底线管控规则。推进主体功能区建设并非限制地方发展,而是明确地方差异化协同发展规则,在强化“三区三线”等底线约束的前提下,推动配套政策由约束管控向正向激励转变、由保护优先向助推发展转变,强化正向激励作用,引导各地明确发展方向,避免同质化竞争,形成全国“一盘棋”格局,支撑构建新发展格局。
发挥主体功能区综合政策平台作用,强化跨部门跨区域政策协同。自然资源部门要会同发展改革、水利等部门,建立健全与主体功能区战略相衔接的空间发展要素分配和调节机制,协同完善产业、投资、财政、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文旅融合、农业农村等领域,以及应对气候变化配套政策,按照主体功能定位合理分解土地、水资源、碳排放总量和强度控制目标;鼓励城市化地区与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共建产业园区,完善经济指标核算和利益共享机制。健全要素协同配置和跨区域调节机制,引导各地实现差异化协同发展。
健全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机制。制度机制是战略实施的重要保障。坚持系统观念,健全协调、监测、考核等关键机制,确保主体功能区战略行稳致远、落地见效。
健全国家层面国土空间治理协调机制,凝聚空间治理合力。建立中央层面国土空间治理协调机制,明确部门和地方职责。围绕国家重大任务、重点项目、重要问题、关键政策强化部门对接,发挥部门合力。加强对重大问题的统筹协调,尤其对跨省区的重大区域战略建立国家协调机制,形成协同推进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工作合力。
健全监测评估和动态调整机制。充分依托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一体化成果,强化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的国家空间治理平台作用,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一本账”,统筹整合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等领域数据资源,推进数据共享共用。构建主体功能区实施成效监测评估指标体系,健全监测预警、综合评估、动态调整机制。制定主体功能区名录优化调整的规则与程序,结合国土空间规划体检评估、国家重大战略部署、行政区划调整等工作,动态优化各地主体功能定位。
落实差异化绩效考核评价制度,健全组织保障与法治保障。衔接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评价体系,针对不同主体功能区实施差异化绩效考核,将主体功能区战略落实情况,纳入中央对省级党委和政府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评价范围;同步优化省级党委和政府对市县党委和政府的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评价体系,依据主体功能定位设置市县差异化考核指标与权重,如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适当降低经济考核指标的数量和权重。聚焦绩效考核关键环节,分级分类优化考核导向,强化考核结果在评优激励、资金与要素配置、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的运用。
结语
主体功能区战略是推进国土空间治理的重大制度创新,是自上而下、上下联动推动高质量发展、支撑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空间基础。立足新发展阶段,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一方面,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杜绝“一刀切”,引导各地严格按照主体功能定位推进发展,防范同质化竞争与非理性扩张,切实形成全国发展“一盘棋”格局;另一方面,坚持协同共治,强化部门协同、上下联动与跨区域利益共享机制,持之以恒发力,持续塑造优势互补、集约高效、安全有序、美丽宜居的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为服务国家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注释
[1]《2025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2026年7月31日,https://www.mca.gov.cn/n152/n165/c1662004999980012234/attr/456802.pdf。
[2]《〈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2026)〉发布》,2026年7月2日,https://www.cma.gov.cn/2011xwzx/2011xmtjj/202607/t20260702_7898395.html。
[3]《2025年〈青海湖流域生态气象公报〉发布 青海湖面积扩大至4657.9平方千米》,2026年6月24日,http://www.qinghai.gov.cn/zwgk/system/2026/06/24/030102529.shtml。
[4]《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年)》,2026年5月,https://www.szzg.gov.cn/2026/xwzx/szkx/202606/P020260609600701801949.pdf。
[5]樊杰:《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发展历程和实施成效》,《中国土地》,2026年第8期。
[6]刘海丽、田志强、贾克敬:《主体功能区战略和制度的优化思路》,《中国土地》,2026年第8期。
[7]祁帆、邱思齐、赵成双苹等:《在国土空间规划中完善主体功能区政策制度》,《中国科学院院刊》,2024年第39期。
Taking the Major Function Oriented Zone Strategy to Guid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erritorial Space
Zhang Bingzhi
Abstract: The Major Function Oriented Zone Strategy plays a pivotal role in guid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erritorial space. Since its implementation, profound shifts have taken place in local development philosophies, the strategic framework has basically taken shape, and supporting policies have been gradually improved. Nevertheless, challenges remain, including the insufficient release of the strategy's guiding and transmission effects, imperfect transmission mechanisms, inadequate policy precision, and incomplete guarantee mechanisms. At present, demographic changes, urbanization transformation,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climate change,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s are reshaping the underlying logic of territorial space development and protection, raising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he precis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rategy.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we should follow the main line of strategic integration, functional zoning, category-based policy implementation and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Relying on the "five-level and three-category"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system, a "zoning+indicator" transmission mechanism should be established. The "3+N" zoning framework will be adopted to optimize the regional economic layout, differentiated policies will be introduced to foster new regional growth drivers, and the monitoring, evaluation and dynamic adjustment mechanisms will be improved, so as to lay a spatial foundation for better balanc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high-level security.
Keywords: major function-oriented zone strategy, territorial spac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strategic integration, complementary advantages
责 编∕方进一 美 编∕澎 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