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口发展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构建中国人口学自主知识体系能够有效回应人口治理的基础性、战略性问题。中国人口学自主知识体系应遵循“问题—概念—理论—范式—话语”的逻辑生成,以中国人口发展实践为起点,推动问题意识的本土化,在经验研究与理论对话中生成标识性概念,进而构建原创性理论,形成本土化范式与规范化表达。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人口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取得显著成效,基础理论初步确立,原创知识谱系不断丰富,研究工具与数据基础不断夯实,知识的实践转化能力日益成熟,国际学术交流与对话能力有所提升。进一步完善和优化中国人口学自主知识体系,应针对实践需求,坚持问题导向,系统化提质量、精准化补短板,推动中国人口学自主知识体系走向更加成熟稳定。
【关键词】人口学 自主知识体系 问题意识 人口高质量发展 原创性理论
【中图分类号】C9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6.21.002
【作者简介】杨文庄,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研究领域为人口政策、生育支持政策等,主要论文有《以家庭建设筑牢人口高质量发展根基》《新时代背景下托育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与展望》《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实践及其优化》《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做好新时代优化生育政策工作》等。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人口发展是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事”,提出“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构建中国特色人口理论体系”。[1]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我国14亿多人口整体迈入现代化,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总和,将深刻改写现代化的世界版图。当前,我国人口进入减量发展的新阶段,呈现出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等明显的趋势性特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面临新的人口环境和条件。主要源于西方的人口理论和人口分析框架,难以充分阐释中国人口发展新常态。
人口发展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构建中国人口学自主知识体系能够有效回应人口治理的基础性、战略性问题。人口学为底层数据和现实研判提供关键支撑,为诸多社会科学实证研究提供难以绕开的重要变量和关键工具。作为典型的交叉学科,其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能够带动多学科本土化创新,赋能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整体建设。
构建中国人口学自主知识体系,在理论层面,能够形成本土化的人口学研究范式,补齐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理论短板;在实践层面,可为中国式现代化方案的落地实施夯实基础,提供人口领域专属的数据工具与分析模型,全方位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各领域的科学决策。
中国人口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概念与内涵
中国人口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着眼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立足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借鉴国际人口研究成果,由标识性概念、原创性理论、本土化范式和规范化表达等系统集成的完整知识体系。构建中国人口学自主知识体系,标志着人口知识生产从以引进借鉴为主走向自觉自主建构的跨越。
中国人口学自主知识体系应遵循“问题—概念—理论—范式—话语”的逻辑生成,以中国人口发展实践为起点,推动问题意识的本土化,在经验研究与理论对话中生成标识性概念,进而构建原创性理论,形成本土化范式与规范化表达。每一个环节,都要以能否解释中国人口现象、解决中国人口问题、推动中国人口高质量发展为标准。
人口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在“自主”,其核心是问题意识的本土化、知识生产的主体性和理论阐释的原创性。应基于中国人口实践,形成独立判断和规范表达。“自主”是“破”与“立”的统一,即破除对西方人口理论与研究范式的依赖,立足中国人口实际建构原创性阐释。需要强调的是,“自主”绝非排斥西方的理论与方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特别是要把握好3方面资源”,其中“三是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包括世界所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取得的积极成果”。[2]借鉴而不照搬、吸收而不盲从,是中国人口学自主知识体系开放性的边界所在。倘若将“自主”理解为独有、封闭,则研究成果将无法进行国际比较,无法吸收借鉴人类社会共同的文明成果,也无法向世界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从知识体系看,概念是知识体系的基础构成单元,也是理论创新的逻辑起点。中国人口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标识性概念,源于中国人口问题、实践和经验的提炼,必须具备鲜明的本土辨识度,区别于西方既定的概念体系;同时兼具通俗性与传播性,便于学界理解、阐释、讨论与应用。原创性理论以标识性概念为支撑,并在阐释中国人口现象的比较检验中不断修正与完善,以本土化研究范式与方法工具使概念与理论在数据与场景中落地验证,话语层面的规范化表达则保障知识成果的稳定传承与有效传播。
中国人口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特质,可概括为“魂、根、用、归”四个维度。魂,在于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根,在于立足中国人口发展的现实,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资源,提出人口高质量发展的阐释逻辑;用,在于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科学研判、统筹应对、妥善解决人口发展领域的各种新问题、新挑战;归,在于摆脱对西方人口理论和研究范式的路径依赖,形成具备标识性概念、原创性理论、本土化范式和规范化表达,适配中国发展场景的人口学自主知识体系。
中国人口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发展历程
中国人口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发展历程,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中国人口学的起步与探索。新中国成立后,社会趋于安定、经济恢复发展,随着营养和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死亡率大幅下降,总和生育率保持了近十年的高水平,基本维持在6左右,[3]人口开始高速增长,人口总量在1949年到1957年的八年间增加了1亿。当时,我国工农业基础还很薄弱,难以承受如此高速的人口增长,在资金积累、粮食供给、就业市场等诸多方面都面临巨大压力,随之引发了人口问题大讨论。最具代表性的是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4]该文基于实地调研和人口数据,围绕节制生育、晚婚避孕、人口普查统计和提高人口质量提出系统主张,这构成了新中国成立后人口学本土化探索的重要起点。但由于“左”的思想干扰,节制生育的观点遭到批判,人口问题沦为学术禁区。此后又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人口学理论研究、学科建设、对外交流等处于停滞状态,中国人口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初步探索被迫中断。
第二阶段:改革开放至党的十八大,中国人口学的恢复重建与发展。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人口学迎来了发展的春天。当年全国总人口达到9.63亿,较1957年增长3亿多,由此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再度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随着计划生育工作全面推开,国家亟需人口学专业理论与方法支撑政策制定和实施,人口学本土化知识体系构建工作全面展开。事实上,早在1977年,在广东汕头召开的“全国人口理论学习班工作座谈会”上,与会学者就提出了建设包括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人口计划与规划、人口统计三大部类的学科体系,成为讨论本土人口学科体系的先声。[5]会议还提出了“逐步建立我们自己的、比较完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口理论体系”的发展目标。[6]以刘铮、邬沧萍、张纯元、吴忠观等为代表的老一辈人口学家系统阐发马克思主义“两种生产”理论,[7]使之成为当时国内人口研究最重要的理论基础。1980年起,联合国人口基金开始援助中国人口领域工作,资助一批学者出国进修,系统学习现代人口统计和实证研究方法。国内一些高校和社科院纷纷设立人口研究机构,人口学学科体系建设快速推进,专业学术期刊相继创刊,人才培养体系逐步铺开,诸多科研成果为国家人口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依据。
受特定历史条件制约,这一阶段的人口学发展也有其时代局限。人口工作以控制人口过快增长为中心任务,人口学研究主要服务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对中国人口转变规律的原创性理论概括相对不足,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学术自觉尚未充分形成。
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总和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以下,此后人口总量调控的压力逐步缓解,人口学发展一度有所调整和缩减。
第三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人口学自主知识体系自觉构建、创新发展。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逐步完善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8]推动人口工作从以数量调控为主,逐步转向统筹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协调发展,为构建人口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政治引领,开辟广阔空间。
中国人口政策开始渐进式改革。2013年,“单独两孩”政策出台,打破以控制人口数量为主的政策格局。2016年,实施“全面两孩”政策,进一步放宽了生育数量限制。2021年,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国家积极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着力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人口政策的根本性变革为人口学研究提供了鲜活的本土实践场景。随着人口政策从“限制生育”转向“支持生育”,源于西方经验的低生育率理论难以阐释中国超大规模人口背景下的生育水平下行与人口结构转型,要求中国学者立足人口国情和政策实践,提炼本土化概念与原创性理论。人口学研究视角从“控总量”转向“调结构、促均衡”,研究范式从过去的降低生育水平、控制人口数量转向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赋能人的全面发展,奠定了人口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价值根基。
面对中国人口转变时空压缩的特征,人口学界围绕西方人口转变理论的局限深入反思,人口学的学术自主性与理论原创性得到明显提升。人口研究不再是简单被动地解读政策,而是基于本土人口特征、规律和问题,主动自觉地进行概念、理论与方法的创新,人口学研究领域全面拓展至低生育水平治理、社会性别视角和婚育观念变迁、家庭发展建设、老龄化综合应对、劳动力资源开发、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人口结构和空间分布优化、民族人口和边疆人口、人口与资源环境、人口安全等诸多领域,中国人口学自主知识体系进入自觉构建、创新发展的新阶段。
“十四五”时期,中国人口发展出现转折性变化。2021年发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20年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9]2021年末全国总人口达到峰值为14.13亿,[10]2022年末总人口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60‰,[11]人口发展开始进入负增长阶段。近年来,生育水平在低位徘徊,总人口持续减少,少子化、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人口进一步向发达地区集聚。人口发展的这些新趋势,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新特征、新挑战。
党的二十大擘画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人口规模巨大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特征。2023年5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的重大命题,强调:“着眼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战略安排,完善新时代人口发展战略,认识、适应、引领人口发展新常态,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加快塑造素质优良、总量充裕、结构优化、分布合理的现代化人力资源,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12]人口高质量发展作为重大的原创性理论,极大提升了新时代中国人口学的战略地位,为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指明前进方向,明确目标任务。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人口学界重塑研究逻辑与范式,确立以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为统领,以建立全人群全生命周期人口服务体系和激励机制为支撑,以积极应对少子化老龄化、综合开发人力资源、优化人口空间布局、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为主要任务,以维护人口安全、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和民族伟大复兴为落脚点的自主研究框架,提出一系列具有鲜明本土特点、时代特色的人口学研究课题,进行大量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性理论的凝练与研究,逐步摆脱对西方人口理论范式的路径依赖。同时,借助大型人口与家庭调查数据、人口普查数据以及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等先进工具,推动人口学研究向理论创新与实践赋能有机结合的转变。
总体来看,根据党的二十大以来对人口发展战略的规律性认识、战略性部署,中国人口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顶层框架初步形成,基础理论建设不断夯实,学科发展走向体系化、规范化。
中国人口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显著成效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人口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取得显著成效。
人口学基础理论初步确立,形成了有别于西方人口知识体系的学理逻辑。本土基础理论是实现学术自主的根基。中国人口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两个结合”为遵循: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人口发展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立足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命题提炼本土学理规律;同中华优秀传统人口文化相结合,对民惟邦本、家国一体、人地相宜、天人合一等传统人口治理智慧进行创造性转化,形成一系列适配中国式现代化场景的人口学本土概念和分析逻辑。
人口学原创知识谱系不断丰富,标识性概念与原创性理论体系初步形成。一方面,围绕人口高质量发展、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人口发展新常态、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人口安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党的创新理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中的原创性概念,人口学界深入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另一方面,立足超大规模人口、城乡二元结构等人口国情,凝练出大人口观、流动人口、农民工、未富先老、中国式养老等标识性概念,形成时空压缩式人口转变、人口城乡迁移双轨流动、人口数量空间回旋、人口红利阶段转换等理论阐释,为人口治理重心转移、顶层制度设计提供学理支撑的能力明显增强。
研究工具与数据基础不断夯实,本土化知识生产的支撑能力明显增强。在借鉴国际通用模型的基础上开展本土化修正,形成中国分区模型生命表、多维家庭人口预测模型和人口预测软件等工具。在联合国人口司的支持下,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联合神州数码开发人口宏观管理与决策信息系统-国际版(PADIS-INT),在多个发展中国家得到应用。依托全国人口普查、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和年度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等官方统计调查,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以及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等大型追踪调查和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等综合性社会调查,形成覆盖人口、家庭、健康、养老等领域的多层次数据基础,为理论创新和政策研究提供有力支撑。
知识的实践转化能力日益成熟,学理知识与国家治理深度融合。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牵头,联合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人口经济研究所等24家科研机构和《人口研究》《人口学刊》《中国人口科学》《人口与经济》等8家学术期刊单位组成中国人口学自主知识体系联盟,召开专题会议,开辟学术专栏,推出了一大批高质量人口学研究成果。定期举办中国人口学会年会、中国人口发展论坛、大运河人口与健康论坛、黄河人口论坛、长三角人口发展论坛、全国青年人口学者研究论坛等,搭建多个有广泛影响力、较高知名度、较强针对性的政产学研用一体交流的人口发展研讨平台,使人口学界创新学术成果持续转化为服务国家人口治理的有效知识供给。
国际学术交流与对话能力有所提升,中国人口学的国际影响力逐步扩大。依托国内出版的英文人口学期刊《当代中国人口与发展(英文版)》(China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Studies),以及联合国人口与发展委员会会议、国际人口科学研究联盟(IUSSP)国际人口大会等多边平台和国际学术组织,中国人口学界持续向国际社会介绍中国人口发展实践和人口治理经验,阐释本土概念和理论成果,中国人口研究的国际可见度和认可度逐步提高。
中国人口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不足与优化思路
中国人口学自主知识体系处于由初步构建走向系统完善的阶段,尚存一些短板弱项。其一,本土概念、原创理论的系统性、规范化不足,一些研究范式和工具方法较陈旧,一些方面的研究仍存在急就章、碎片化等问题,削弱了对人口发展形势与影响的精准研判与科学阐释。其二,受学科壁垒与科研资源分散等因素制约,复合型、协同性创新能力不足,交叉领域的原创知识产出薄弱,适配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前沿理论空白亟待补齐。其三,对人口学学科发展规划、人才培养、成果评价、科研投入等方面重视程度有待提高、支持力度有待加强。其四,在西方主导的国际学术格局下,中国人口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话语权、影响力与人口大国的研究体量与实践地位仍不匹配。
完善和优化中国人口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化党的创新理论特别是关于人口发展重要论述的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落实关于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的实践准则,立足当下我国人口发展新常态,着力提炼中国人口学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性理论,加快建成体系完整、逻辑严密、适配国情、面向世界的高水平人口学自主知识体系,为科学制订中长期人口发展规划、推动人口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支撑。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服务国家战略。统筹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四大维度,打通生育、养育、教育、医疗、就业、住房、保障等一体化研究链条,兼顾个体生命福祉、家庭和谐幸福与国家人口高质量发展大局。锚定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科学研判未来人口变动态势,产出兼具前瞻性、科学性与可操作性的人口治理决策依据,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实现学术价值、社会价值与战略价值相统一。
坚持立足实践,促进协同创新。紧扣超大规模人口国情、压缩式人口转变、人口负增长、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等重大现实问题,从人口治理实践提炼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性理论。把握人口学强交叉学科属性,联动社会学、经济学、公共管理、医学、法学、教育学、地理学等组建复合型科研团队,打通基础理论、实证调研、应用对策、教材编撰、期刊建设、人才培养全链条,为自主知识体系创新突破夯实基础。
坚持守正创新,积极开放借鉴。传承人口学科优良学风,树立“扎根中国实践、形成中国理论、解决中国问题、提供中国方案”的学术导向,依托人口普查和大数据开拓生育力保护、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银发经济、人工智能与人口发展等前沿领域。主动甄别、扬弃域外理论成果,借鉴域外先进的人口统计与定量模型,巩固深化人口学研究从“引进借鉴”向“自主建构”的转型,开展高水平的国际学术交流。
完善中国人口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点任务
完善和优化中国人口学自主知识体系,应立足已经取得的成效,针对实践需求,坚持问题导向,系统化提质量、精准化补短板,推动中国人口学自主知识体系走向更加成熟稳定。近期重点在于凝练标识性概念、形成核心命题和稳定解释框架;中期重点在于完善本土数据、模型、教材和人才梯队;远期则应形成能够参与国际对话的概念译介、议题设置和规则表达能力,建设适配中国式现代化、逻辑自洽、特色鲜明且开放包容的中国人口学自主知识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断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努力构建一个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13]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重要抓手,构建中国人口学自主知识体系也必须以三大体系建设为重点。
通过学科体系提质优化,筑牢人口学知识体系的架构基础。学科体系是按照研究对象、研究范畴和研究边界所划分形成的专业门类,也是人才培养与科研组织架构,是知识体系建设的骨架与载体。
打破行政与学术壁垒。推动人口学一级学科建设,培养高素质专业人才。搭建统一的人口数据库和共享平台,围绕人口高质量发展、少子化老龄化应对、优化人口空间分布、维护人口安全等重大战略问题,开展有组织的科研攻关,形成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重构人才分类评价体系。坚决克服唯论文、唯帽子等倾向,改变以外文期刊论文为主要评价依据的做法,提高本土问题议题、原创理论成果、实地调查研究和决策咨询报告在人才评价中的权重,探索本土权威期刊与外文期刊的分类认定标准,夯实人才梯队的本土研究根基与能力。
健全制度化跨学科融合机制。设立交叉学科人口专项基金和重大研究课题,推行跨学科学术年会常态化,强化人工智能、大数据与人口研究的融合研究与教学,搭建高水平研究技术平台。
通过学术体系提质优化,夯实人口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学理内核。学术体系是某一领域内由核心概念、基础理论、分析范式和研究方法以及命题假说等构成的一整套理论与研究逻辑系统,是知识生产的内核,也是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
挖掘适配本土国情的人口学真问题。要聚焦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人口发展重大问题,在生育支持政策优化、养老服务体系完善、区域人口均衡发展、维护人口安全等场景中提炼真问题,摒弃照搬海外议题的惯性,使人口学研究扎根中国大地。
强化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性理论的规范化建构。在形成标识性概念谱系的基础上,梳理整合碎片化研究成果,厘清内在理论逻辑,推动形成可阐释本土人口现象、解决本土人口问题的原创性理论体系。
以数智化赋能研究方法创新。引入数字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建模和空间计量等方法,开展大数据驱动的人口监测、分析和预测研判,以方法创新推动知识创新,推动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数智化转型。
通过融通话语体系,拓展本土人口学知识传播效能与国际影响力。话语体系是承载标识性概念、原创性理论和专业性术语、学术观点的表述范式、叙事逻辑和传播载体的总和,是沟通交流、推广表达的工具。
搭建标准化的国际转译体系。系统梳理本土原创的概念、理论等,制定统一的学理阐释标准与国际译介规范,编制核心概念国际译介辞典,设立外译专项基金,支持双语期刊和术语译介建设。
搭建人口学话语传播平台。依托专业期刊和学术会议,开设人口学自主知识体系专栏,统一标识性概念表述;面向政务系统和社会搭建通俗化解读体系,实现学术话语、政策话语、大众话语的贯通。
争取国际人口学术议题设置权。积极支持国内优秀学者进入国际人口学核心学术组织任职,有计划地申办高端国际人口学术会议,主动参与全球人口研究议题设置与学术规则制定,打造自主可控的高水平国际学术组织和交流平台,提升中国人口学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十五五”时期是推动我国人口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加快中国人口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关键时期,应加强政策统筹、夯实资源保障,明确阶段目标、重点工程和推进路线,确保中国人口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取得突破性重大进展。
注释
[1][12]习近平:《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求是》,2024年第22期。
[2][13]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第2版。
[3]路遇主编:《新中国人口五十年(上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116~118页。
[4]马寅初:《新人口论》,《人民日报》,1957年7月5日。
[5]尹德挺、营立成、郑澜等:《试论中国人口学的本土特色——基于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的视角》,《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20年第6期。
[6]曲海波:《试论我国人口学研究对象的确定及学科体系的建立》,《人口研究》,1988年第3期。
[7]参见刘铮:《人口理论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邬沧萍:《人口理论要回答新形势提出的新问题》,《第六次人口科学讨论会论文选》,1994年;张纯元:《马克思主义人口思想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吴忠观:《关于两种生产原理的三次论战》,《财经科学》,1985年第4期。
[8]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8日,第1版。
[9]国家统计局:《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结果发布会答记者问》,2021年5月11日,https://www.stats.gov.cn/zt_18555/zdtjgz/zgrkpc/dqcrkpc/ggl/202302/t20230215_1904005.html。
[10]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人民日报》,2022年3月1日,第11版。
[11]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人民日报》,2023年3月1日,第9版。
The Integrity and Innovation of China's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in Demography
Yang Wenzhuang
Abstract: Population development bears on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on the building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ng an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of Chinese demography can effectively respond to the fundamental and strategic issues of population governance. The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of Chinese demography should follow the generation logic of "problem–concept–theory–paradigm–discourse", starting from China's population development practice. It should localize problem awareness, generate signature concepts through empirical research and theoretical dialogue, and then build original theories and form localized paradigms and standardized expressions.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notable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in constructing the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of Chinese demography: foundational theories have been initially established, the genealogy of original knowledge has been steadily enriched, research tools and data infrastructure have been consistently consolidated, the capacity to translate knowledge into practice has grown increasingly mature, and the ability to engage in international academic exchange and dialogue has improved. To further improve and optimize the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of Chinese demography, efforts should target practical needs and follow a problem-oriented approach, systematically enhancing quality and precisely shoring up weak links, so as to move this system toward greater maturity and stability.
Keywords:demography,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problem awareness, high-quality population development, original theories
责 编∕周素丽 美 编∕澎 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