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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党建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转化

【摘要】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为魂脉、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脉,对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合理内核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实现从“六合同风,九州共贯”到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为最高原则、从“民惟邦本”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价值立场、从“选贤任能”到造就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从“修齐治平”“为政以德”到共产党人“心学”、从“礼法合治”到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从“革故鼎新”“生于忧患”到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第二个答案的历史性跨越。这一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理论上推进魂脉与根脉的“互相成就”,在学理上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在实践中将传统政治智慧转化为可检验、常态运行的现代制度安排,在历史与现实交汇处涵养长期执政的文明底蕴,并为世界政党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关键词】习近平党建思想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 第二个结合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6.21.001

【作者简介】纪亚光,‌南开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主要著作有 《国共全面内战的缘起——抗战胜利之初美苏与国共和战关系研究》、《战后中国政党与政治研究》(合著)、《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党的建设创新与前瞻》(合著)等。

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华大地上生长起来、深受中华文明滋养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1]“植根”二字表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深度融入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在基因。既有相关研究大多围绕“第二个结合”的一般理论,讨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对党的建设这一具体领域中传承转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动力机制、呈现形态与深远影响,尚缺乏系统梳理。有鉴于此,本文循着“何以可能—何以必要—何以持久”的动因链条、“传统如何转化为现代”的实现机制与“转化产生何种效能”的历史影响依次加以考察,以期为理解习近平党建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转化这一原创性理论贡献,提供一个较为完整的分析框架。

传承和转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生动因

习近平党建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转化,蕴含着“两个结合”的理论逻辑、长期执政的现实逻辑、文化主体性的价值逻辑与管党治党的实践逻辑。这四重逻辑,构成由“何以可能”经“何以必要”到“何以持久”的递进式内生动因。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高度契合。探讨习近平党建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转化,首先要回答的是可能性问题。“‘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结合’不是硬凑在一起的。”[2]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虽产生于不同的历史时空,却在价值取向与思维方式上存在深层同构:天下为公、讲信修睦的社会追求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相通,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与人民至上的政治观念相融,革故鼎新、自强不息的担当与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相合;二者都从社会关系而非孤立个体的角度来理解“人”。这种契合还植根于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突出特性,正是这种绵延不绝又不断自我更新的文明品格,使中华文明在同马克思主义的交融中不断实现新的跃升。

契合不仅提供结合的可能,还规定结合的方式。这一过程不是要素叠加的“拼盘”,“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3]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以真理之光激活中华文明的基因;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实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使之不断实现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民的内心;同时,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对党的建设而言,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回溯,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保持理论生命力的自我要求,也是真正为党员干部所理解、认同和践行的实践要求。

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现实需要。可能性并不等同于必要性。习近平党建思想之所以持续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资源,内生动因在于回答“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

其一,历史镜鉴的现实需要。中华文明积淀丰厚的治国理政智慧,其中吏治的兴废尤为关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总结分析我国历史上吏治的得失,是要加强和改进干部管理工作,为跳出历史周期率、实现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提供借鉴”。[4]历史上任人唯亲、结党营私、买官卖官等积弊,构成历代王朝走向衰亡的重要原因,这一教训与我们党给出的“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在问题意识上高度贯通。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借鉴始终以批判为前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5]可资借鉴者是治理经验,必须剔除者是依附于封建等级结构的用人积弊,转化的方向则是现代政党的制度化治理,而非旧有治理形态的简单移植。

其二,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需要。随着党的组织规模持续扩大,党员队伍和自身状况也在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党的建设面临新情况新问题和新挑战。全党必须立足新的实际,寻求新途径、探索新方法,不断丰富解决问题的思路,更好地认识和运用党的建设规律,提高党的建设质量。西方政党多以周期性选举维系合法性,易陷入短期利益博弈;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需要更为深厚的文明支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严于治吏、正己修身、居安思危等治理智慧,经创造性转化后沉淀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理念与制度,为新征程上党的建设实践和理论创新提供丰厚的精神和文化滋养。

其三,制度创新空间的拓展。“‘结合’打开了创新空间。”中国共产党开创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与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天下共治理念以及“共和”“商量”的施政传统有着深刻关联;确立单一制国家形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则顺应向内凝聚、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发展大趋势,承继“九州共贯、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中国文化大一统传统。[6]这表明,传承和转化并非文化复古,而是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从而拓展国家治理与政党治理的制度张力。

坚守理论创新根脉的主体自觉。如果说执政需要构成外向的功能性动因,那么文化主体性的确立则构成内向的价值性动因。“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7]文化自信来自文化主体性,而这一主体性正是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建立起来的。对党的建设而言,这意味着党员干部的政治认同不能仅建立在制度约束之上,还要建立在文明归属之中;文化主体性一旦确立,党的建设的合法性论证便拥有自身的坐标系,无须以外部标准反证自身。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8]强调“我们要虚心学习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但我们不能数典忘祖,不能照抄照搬别国的发展模式,也绝不会接受任何外国颐指气使的说教”。[9]守根脉与拒依附,恰是文化主体性的一体两面。

主体性的坚守在理论上表现为,对“魂脉”与“根脉”的双重坚守。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划定了理论创新的边界:既反对数典忘祖式的自我否定,也反对封闭僵化的故步自封。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方能形成新的理论优势。就此而言,传承和转化并非权宜之计,而是党保持理论自主性、避免在概念工具与评价尺度上依附于外来解释框架的战略自觉,这亦是构建中国自主的中共党史党建学知识体系的必要环节。

凝聚民族复兴伟力的实践要求。习近平党建思想传承和转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生动因,最终要落实于管党治党的具体实践。全面从严治党既需纪律和制度的刚性约束,也要德行修养的内在滋养,后者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挥作用的主要场域。

在干部教育层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种文史知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领导干部也要学习,以学益智,以学修身”,并列举“‘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位卑未敢忘忧国’、‘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报国情怀”。[10]将中华民族气节观念纳入党性教育的内容体系,其功能不在于知识增量,而在于价值定向。在党性锤炼层面,传统德治资源被转化为共产党人的政治品格,强调“对领导干部而言,党性就是最大的德”。[11]在政德建设层面,则形成“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的要求,强调坚持从小事小节上加强修养,做到“严以修身,正心明道,防微杜渐”。[12]“三严三实”专题教育进一步把“心存敬畏、手握戒尺,慎独慎微、勤于自省”整合进党的作风建设话语。[13]由此,传统修身话语实现从个体道德自律向政党组织建设的功能转换:修身不再只是私人德行问题,而成为权力观、政绩观得以匡正的思想前提,以及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道德防线的内在支撑。

综上所述,契合性回答“何以可能”,执政需要与实践指向回答“何以必要”,文化主体性则回答“何以持久”。这一层层递进的动因结构,使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深深植根于中华文明的沃土,又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本色。

传承和转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

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为魂脉、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脉,对传统文化中的合理内核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经由这一转化,“从民本到民主,从九州共贯到中华民族共同体,从万物并育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从富民厚生到共同富裕”,[14]中华政治文明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跨越。

从“六合同风,九州共贯”到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中华文明自古就有“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大一统”传统,形成了“向内凝聚”的文明取向。习近平党建思想承接这一传统,并以民主集中制对其加以科学改造,把对“大一统”的历史向往转化为对坚强有力、上下贯通的领导中枢的现代政治认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党的领导,首先是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含糊、不能动摇”;[15]“党是我们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古人讲的‘六合同风,九州共贯’,在当代中国,没有党的领导,这个是做不到的”。[16]统一意志、统一秩序,是超大规模政治共同体的客观需要,而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则是适应这一客观需要的必然要求。

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大一统”传统治理理念的转化,不仅体现在观念层面,更沉淀为制度形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没有搞联邦制、邦联制,确立了单一制国家形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是顺应向内凝聚、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发展大趋势,承继九州共贯、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中国文化大一统传统。”[17]新时代党的建设明确“以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为最高原则”,[18]把“两个维护”作为党的最高政治原则和根本政治规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亦“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科学社会主义主张之所以能够扎根中国大地,正是因为其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相融通。这把“大一统”传统的现代转化,从政治原则层面落实到国家制度与国家治理体系的生成逻辑层面,为解决超大规模政治体的治理难题,提供兼具理论与实践逻辑的答案。

从“民惟邦本”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价值立场。民本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极富生命力的政治智慧之一。“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反映了历代治世者对民心向背的重视,构成中国政治文化的深层结构,与中国共产党秉持的“人民至上的政治观念相融”,为民本思想的当代传承转化奠定思想基础。

需要注意的是,传承绝不等于因袭。传统民本思想始终以“君”为主体、以“民”为客体,“重民”是为了“固君位”,其实质是统治策略而非价值目的。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史观,对传统民本思想予以彻底扬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19]“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20]“对我们这样一个长期执政的党而言,没有比忘记初心使命、脱离群众更大的危险”。[21]传统民本思想以“固君位”为归宿,而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则是长期执政条件下党同人民的血肉联系,二者的主体与目的实现根本置换,从而存在本质分野。

这一飞跃在党的建设实践中具象化为如下三重规定:一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被确立为党的根本宗旨,党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三是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从“富民厚生”到“共同富裕”,从“顺民心”到“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传统民本思想获得富于现代意义的实现形式。

从“选贤任能”到造就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重视选贤任能是中国政治文化的悠久传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选贤任能,始终把选人用人作为关系党和人民事业的关键性、根本性问题来抓。治国之要,首在用人。也就是古人说的:‘尚贤者,政之本也。’‘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22]在阐述德才标准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古人讲:‘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选人用人重德才,是古今中外治国理政的通则,区别只是德才的内涵不同而已。”[23]

传统选官制度虽创造了科举取士等极富价值的文明成果,却始终无法摆脱人身依附、门第等级和“重资历轻实绩”的痼疾。推动传统政治智慧当代转化的关键,在于为“选贤任能”注入现代政党的政治标准和组织原则。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提出:以组织体系建设为重点,着力培养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任人唯贤”。[24]这一表述把古训中的“贤”具体化为可考核、可监督的政治品德与专业能力,把“任能”制度化为党管干部原则下的选拔任用体系;进而明确好干部标准:“好干部要做到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且“好干部的标准又是具体的、历史的”。[25]与之并行的是对传统用人智慧中合理成分的激活。习近平总书记引用陆游“人才自古要养成,放使干霄战风雨”,强调“要让没有实践经历的干部到重大斗争中去经受锻炼,在克难攻坚中增长胆识和才干”,[26]为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原则下,如何实现传统用人智慧的创造性转化指明方向。

习近平党建思想对传统“选贤任能”政治智慧更深层的转化,在于对“德”的重新定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德包括政治品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等,干部在这些方面都要过硬,最重要的是政治品德要过得硬”;[27]要求“各级党委及组织部门要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正确用人导向,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努力做到选贤任能、用当其时,知人善任、人尽其才,把好干部及时发现出来、合理使用起来”。[28]由此,传统吏治中依附于伦常纲纪的“德”,转化为以理想信念、政治忠诚为核心的政治品德,并通过突出政治标准、严把政治关的制度安排落到实处。

从“修齐治平”“为政以德”到共产党人的“心学”。“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将为政者的道德修养视为国家治理的逻辑起点,形成内省、慎独、克己等“修齐治平”的修养原则。习近平党建思想充分汲取这一传统道统资源,并结合时代条件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种树者必培其根,种德者必养其心。’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修身养性的必修课,也是共产党人的‘心学’。”[29]

把党性教育称为“心学”,承认思想改造的内在性,指出理想信念的坚定最终要靠主体自觉;同时区别于传统心性之学的个体化取向,强调共产党人的“心学”不是独善其身的道德自修,而是以马克思主义信仰为内核、以党的宗旨为指向、以组织生活为载体的政治锻炼。传统的“正心诚意”由此转化为坚定理想信念、补足精神之“钙”,“吾日三省吾身”转化为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一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手段。值得注意的是,“种德者必养其心”在原始论述中直接服务于内因与外因关系的阐明:“全面从严,从根本上说要靠内因,同时也要靠外因促进内因起变化。”[30]传统心性论中“养心”的意涵由此转化为主体自觉与组织约束相互作用的实现机制,其理论落点已由个体成德转向政党建设。

在具体要求上,习近平党建思想对传统修身规范进行提炼和转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领导干部要讲政德”,“立政德,就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31]其中,明大德,重在铸牢理想信念、锤炼坚强党性;守公德,重在为民服务、克己奉公;严私德,重在约束言行、廉洁齐家。此外,通过引用“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自律关键是在私底下、无人时、细微处能否做到慎独慎微”。[32]“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以上重要论述接续了传统政治文化的评价尺度:“中华民族历来都有珍惜名节、注重操守、干净为官的传统”,[33]以此为基础,将古代士大夫个体化的道德自励,转化为马克思主义政党防微杜渐的党性锤炼实践。而“德”由私人德性上升为公共政治品质,是修身传统得以进入政党建设的关键一步。

从“礼法合治”到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德法并举、礼法合治,是中华法系与传统治理智慧的鲜明特征。习近平总书记引用“国家之败,由官邪也”,[34]道出了古人对吏治腐败颠覆政权的深切警惕;引用“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强调党的规矩“不能搞特殊、有例外”,要“使纪律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35]。同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法系凝聚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智慧,有很多优秀的思想和理念值得我们传承。出礼入刑、隆礼重法的治国策略,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理念,天下无讼、以和为贵的价值追求,德主刑辅、明德慎罚的慎刑思想,援法断罪、罚当其罪的平等观念,保护鳏寡孤独、老幼妇残的恤刑原则,等等,都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智慧。近代以后,不少人试图在中国照搬西方法治模式,但最终都归于失败”。[36]这为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提供文明史层面的论证:德法并举不是外来法治模式的替代方案,而是中华法治文明的现代赓续。

习近平党建思想对这一智慧的转化,突出表现为两个“同向发力”。一方面,推动治理的重心由“人治”转向“法治”,强调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长远之策、根本之策,“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与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统筹推进、一体建设”;[37]立足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已经形成,权力被关进制度的笼子,传统的“官箴”劝诫由此升级为刚性的制度约束。另一方面,并不因强调制度而放弃教化的力量,而是把党性教育、政德教育、廉洁文化建设同纪律约束、监督问责相结合,强调“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德法并举由此不再停留于理念倡导层面,而是落实为可以辨识、可以检验的制度“谱系”。

习近平党建思想对“礼法合治”智慧的转化,在反腐败领域体现得更为充分。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必须把不敢腐的强大震慑效能、不能腐的刚性制度约束、不想腐的思想教育优势融于一体。“不敢”对应严刑峻法震慑,“不能”对应制度约束,“不想”对应价值认同养成,这恰是“礼法合治”“德主刑辅”治理逻辑在现代政党治理中的重构与超越。不同的是,古代吏治整肃依赖明君贤臣的个人意志,因而“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新时代反腐败斗争依靠的则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和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打虎”“拍蝇”“猎狐”多管齐下,进而“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具有制度化、常态化、长效化的特征。就作风建设而言,对传统政治文化资源的运用更为直接:“抓作风建设要返璞归真、固本培元,在加强党性修养的同时,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由此引出家风问题,援引“将教天下,必定其家,必正其身”等古训,要求领导干部“廉洁修身、廉洁齐家”[38]。转化并非事后的理论追认,而是在实践部署中同步发生的。

从“革故鼎新”“生于忧患”到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这一革故鼎新、自强不息的变革精神,与“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忧患意识,共同构成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重要内在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古人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我们党作为世界第一大党,没有什么外力能够打倒我们,能够打倒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并引用“惟以改过为能,不以无过为贵”,[39]强调必须在自我革命上下功夫。

历代王朝对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失败探索,源于无法解决自身的腐败与僵化。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原创性贡献,在于将这种被动的历史忧思转化为主动的政治实践:经过百余年的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实践,我们党给出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从政党比较的角度看,“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而“不私,而天下自公”所说明的党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正是“我们党敢于自我革命的勇气之源、底气所在”。[40]传统“天下为公”的价值理想,由此转化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纯洁性的制度自觉。

这一转化包含三重超越:在主体上,从依靠“明君圣主”的外部整肃,转向依靠党的自身力量与人民监督相结合;在方式上,从事后的王朝更替,转向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日常机制,要求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通过革故鼎新不断开辟未来;在标准上,从“无过为贵”的守成心态,转向刀刃向内、勇于正视问题的政治自觉。

上述六个方面遵循一条清晰的方法论路径:以契合性为前提,以问题意识为牵引,以马克思主义为魂脉,把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合理内核从其封建外壳中剥离出来,置入现代政党建设的制度框架中重新激活。“大一统”思想转化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最高原则,民本理念转化为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选贤任能转化为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修身之学转化为共产党人的“心学”,礼法合治转化为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同向发力,革故鼎新转化为党的自我革命。如上转化,不是简单的话语迁移,而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完成的价值重估与制度再造。

传承和转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远影响

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回答“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的过程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静态的历史遗产,转化为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精神资源和实践方法。党的建设由此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既体现组织化特征、又见成效的场域。

从“彼此契合”到“互相成就”的理论建构。“相互契合才能有机结合”这一判断,把“结合”从政治宣示提升为学理命题,为党建领域的传统文化转化确立合法性依据。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使传统治国理政智慧摆脱王朝政治的历史局限,被重新赋予人民立场和科学内涵;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实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使建党学说在中国大地上根深叶茂,彰显出日益鲜明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共产党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这一双重身份,构成习近平党建思想区别于既有政党建设理论的鲜明特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分析,对有益的东西、好的东西予以继承和发扬,对负面的、不好的东西加以抵御和克服,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不能采取全盘接受或者全盘抛弃的绝对主义态度”;[41]“要正确把握学习的方向。忽视了马克思主义所指引的方向,学习就容易陷入盲目状态甚至误入歧途”。[42]这划清了转化与复古的界限:传统政治文化中助长人身依附、宗派门户、等级特权的成分,恰恰是全面从严治党要坚决清除的对象。“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中的“鉴别”与“扬弃”,正是区分创造性转化与文化复古主义的分水岭。

以巩固文化主体性夯实中共党史党建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根基。长期以来,西方在相当程度上垄断着政党政治的定义权与解释权,以多党竞争、轮流执政为唯一标尺,致使不少发展中国家的政党理论陷入“依附性”叙事。习近平党建思想通过对“大一统”思想、民惟邦本、革故鼎新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转化,超越既有的单一解释框架,在世界政治文明中确立独具特质的中国方位。

文化主体性的巩固带来双重效应。就党自身而言,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就学理建设而言,其为中共党史党建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根基:政党建设的概念、范畴与评价标准不再从外部移植,而是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传统治国理政智慧的结合中生长出来。制度层面亦提供有力印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43]文化主体性因而不是抽象的价值宣示,而是有制度绩效支撑的现实命题。

把传统治理智慧转化为可检验的制度安排。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挖掘用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讲忠信、尚气节、知廉耻、存戒惧、重自省等道德观念,深化政德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培养家国情怀,涵养浩然正气,经得起权力、金钱、美色的考验。”[44]习近平党建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传承和转化的最终旨归,是在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落地生根。前述六个方面的转化并未停留于话语层面,而是形成一整套可考核、可监督、可检验的制度安排:修身立德转化为以“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为标尺的政德建设与党性教育体系;“选贤与能”转化为以好干部标准、党管干部原则为支撑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德法并举转化为党内法规体系与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双向发力——党内政治文化被视为党内政治生活的灵魂,要求倡导和弘扬忠诚老实、光明坦荡、公道正派、实事求是、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等价值观,旗帜鲜明抵制和反对关系学、厚黑学、官场术、潜规则等庸俗腐朽的政治文化;民惟邦本则转化为直击“四风”的作风建设,中央八项规定是长期有效的铁规矩、硬杠杠。

由此可以看出这一转化的实践品格:传统治理智慧的现代价值,并不取决于其道德感召力的大小,而取决于能否形成稳定运行的组织程序与制度规范。传统民本止于告诫,传统吏治依赖举主德行,传统修身诉诸个体自觉,其效力因而随人事更替而起落。习近平党建思想则把这些高度依赖人的因素的要求,尽可能转化为不依赖特定个人的制度安排。同样是“慎独”,古代靠个人自律,今天则辅之以监督执纪问责的闭环。这既是传统智慧得以保有持久生命力的条件,也是全面从严治党取得历史性成就的重要方法论根据。

涵养长期执政的文明底蕴。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积累的治国理政经验,为科学回答“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提供独特而深厚的支撑。一是筑牢认同根基。与主要依靠选举程序、易陷入短期利益博弈的西方政党不同,中华文明内蕴的家国同构文化心理,历经数千年积淀而成为深层的文明共识,使党的领导不仅具有制度权威,也具有文明根基上的价值认同。

二是积蓄治理动能。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答案“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和第二个答案“自我革命”,是对传统政治文化中王朝更替宿命叙事的根本性回应,由此治乱兴衰不再被视为不可抗拒的天命。其说服力还来自制度效能的检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有效保证国家治理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治乱循环”,在现代国家制度与政党自我革命的双重支撑下,转化为可以通过制度安排加以应对的治理课题。

为世界政党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传统政党日益陷入极化对立、民粹主义抬头、政策短期化的多重结构性困境。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度融通中华文明天下为公、协和万邦的天下情怀与马克思主义的崇高理想,不仅指引“中国之治”取得历史性成就,更向世界表明:政党的强盛与国家的繁荣,可以有不同于西方模板的实现路径。这种启示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尤具操作性:深刻回应如何在推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保持政治稳定这一现代命题。

需要说明的是,这种贡献的方式是提供参照而非输出模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上不存在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也不存在适用于一切国家的政治制度模式”,“各国国情不同,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是独特的,都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都是在这个国家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45]中国经验的价值,在于展示了一条从自身文明传统中生长出现代政治文明的可行路径,而非提供一套要求他者复制的标准答案。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充分证明现代化并非只有一种文化模板和一条实践路径。

结语

习近平党建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转化,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在中华大地上的历史性扎根与时代性升华。这一过程深刻表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静态的历史遗存,转化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活水源头。通过在“魂脉”与“根脉”的交汇处深耕,习近平党建思想不仅在本体论上重塑政党建设的文化主体性,在认识论上夯实中共党史党建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根基,更在方法论上将中华传统治国理政智慧成功转化为可检验、常态运行的现代政党制度安排。

面向未来,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这种传承和转化将展现出更为持久的生命力。其不仅为中国共产党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涵养长期执政的文明底蕴提供内在支撑,更打破西方政党理论的解释垄断,向世界展现了不同于西方政党治理模板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在马克思主义真理之光与中华文明智慧之光的交相辉映下,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必将不断开辟新境界,为创造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贡献更为磅礴的中国力量。

(本文系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的理论创新和机制建设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4ZDA106)

注释

[1]《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6年,“出版说明”第1页。

[2][3][4][6][7][14][15][17][18][19][23][24][26][27][34][39]《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二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6年,第285、286、34、287~288、288、286、1~2、287~288、290~291、125、27~28、7、31~32、28、219、69页。

[5][8][9][13][2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164、164、171、381、412页。

[10][11][12][16][22][28][29][31][32][35][37][42]《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6年,第49、91、330、113、71、79、91、330、307、111、60、49页。

[20][2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9、63页。

[30]《论党的自我革命》,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第165页。

[33][38][4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167、165、286页。

[36]《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法治保障》,《求是》,2021年第5期。

[40]《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559页。

[41]《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89页。

[4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121页。

[44]《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26年11月2日 ,第 1 版。

The Inheritance and Transformation of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 Xi Jinping Thought on Party Building

Ji Yaguang

Abstract: Xi Jinping Thought on Party Building takes the Marxist theory of Party building as its soul and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s its root. It achieves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valuable elements of traditional political culture, marking historic advances from "shared customs and unified governance throughout the realm" to upholding and strengthening the centralized and unified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as the highest principle; from "the people are the foundation of the state" to the position that "the country is the people, and the people are the country"; from selecting and appointing the virtuous and capable to fostering a contingent of high-caliber cadres who are loyal, clean, and responsible; from "self-cultivation, family regulation, state governance, and bringing peace to all under heaven" and "governing by virtue" to the "learning of the mind" for Communists; from governance combining rites and law to advancing ideological Party building and institutional Party governance in tandem; and from "discarding the old and ushering in the new" and "being mindful of adversity" to self-reform as the second answer to escaping the historical cycle of rise and fall. Such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enable the soul and root to reinforce and enrich each other in theory, consolidate Chinese cultural subjectivity in scholarly terms, translate traditional political wisdom into modern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that are verifiable and operate on a regular basis, nurture the civilizational foundations for long-term governance at the intersection of history and reality, and contribute Chinese wisdom to global political party governance.

Keywords: Xi Jinping Thought on Party Building,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innovative development, the Second Integration

责 编∕包 钰 美 编∕澎 湃

[责任编辑:包 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