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古代物流网主要由服务于陆运、漕运的线路,及其连接的驿站构成。这一网络由政府主导,服务于国家并反映国家能力。由道路、驿站构成的古代陆路物流网通达四方,是古代国家经略疆土的重要支撑;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共同构成古代中国面向海外的物流网,体现出国家对外文明交往能力;沟通全国经济的大运河网络,始终是国家运转的动脉。经由运河物流网,国家通过救灾物资、漕粮、区域物资流通和军事物资的调配,实现社会综合治理,维护国家统一。
【关键词】国家能力 物流网 陆路 海上丝绸之路 运河 【中图分类号】K2 【文献标识码】A
物流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古代没有专门的物流概念,但早有物流之实。汉代《韩诗外传》曾说明古人“刳木为舟”的目的在于“通四方之物”,使“余衍之财有所流”;《盐铁论》指出“财物流通,有以均之”,将均衡地域物资余缺视为物流动因。古代物流网由陆运、漕运线路及沿线驿站构成,政府在其中居于主导地位。理解这一物流网络如何服务于国家、又如何体现国家能力,是研究古代物流的关键。
路通四方:陆路物流网与国家经略天下能力
古代陆路物流网主要由道路和驿站组成。远古时,人口稀少,“道路罕行”,遑论所谓物流。黄帝时“披山通道”,东到大海、西跨空桐、南至于江、北邑于涿鹿之阿,已初具从中原向四方辐射的物流网态势。《周礼》载西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诗经》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可知其陆路网络纵横交错且平坦顺直。据《史记》记载,周穆王时,东方徐偃王叛乱,穆王“日驰千里马”而平乱。快捷的陆路网络,是古代国家经略四方能力的保障,也是理解国家治理空间逻辑的重要视角。
秦一统后,陆路网络全国一盘棋。为加强地方治理和边疆防卫,秦始皇大修驰道,“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树以青松”(《汉书·贾山传》)。标准化路基、绿化隔离带的设计,与当今有相似之处。秦始皇借助“条条大道通咸阳”的全国陆路网络,东临芝罘、碣石,北达上郡,南下云梦,东南至会稽,对全国形成有效统治。为抵御匈奴,公元前212年,秦始皇“堑山堙谷”,修筑了一条从云阳通往北方边境、横跨鄂尔多斯草原的直道(《史记·秦始皇本纪》)。通过这条“高速公路”,秦军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将军队和物资迅速运抵北方,加强边防。在后来丝绸之路河西走廊受阻之际,中西使节与商人可借直道,穿梭于西域、长安之间①,该道成为中外交往的重要物流网络。
两汉至明清,国家主导的陆路物流网络体系愈为发达,在加强地方治理、边疆军事控制和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彰显国家能力。《汉书》载枚乘说:“汉并二十四郡,十七诸侯,方输错出,运行数千里不绝于道……转粟西乡,陆行不绝。”此后随着西汉的强盛,陆路网络更为密集。即便地处北方边陲的燕蓟之地,两汉时交汇于此的陆路都有10余条之多。便利的路网,促进了燕蓟的对外经济、文化往来,对汉廷抗击游牧贵族政权内侵、维护国家疆域完整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②。
为提高陆路网络的国家职能效率,古代制定驿传制度并成为传统。西周时就有主管邮驿、物流的行夫,“虽道有难,而不时必达”。《孟子》有孔子“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之说,《韩非子》有“良马固车,五十里而一置,使中手御之……而千里可日致”之文。邮、置都是早期的驿传,两则记载说明东周时期各国驿传完善,路况可日行千里。两汉时,“驿马三十里一置”(《后汉书·舆服志上》)。即便是少数民族政权前秦时期,从长安到各地,“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驿”(《晋书·苻坚载记上》)。唐时期,全国驿站多至1639所(《旧唐书·职官志二》)。古代有专门的法律,以保证驿传的有效运转。例如,《秦律十八种·行书》就要求及时传递国家法令和公文,否则“以律论之”。
古代陆路网络,也用于一般意义的物流。据《酉阳杂俎》记载,唐代平原郡进贡的糖蟹,一枚值百金。将其“以毡密束于驿马,驰至于京”。便捷交通、发达官驿,催生了不少私人“驿驴”经营者。据《通典》记载,开元年间,“东至宋、汴,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
古代物流速度有多快?《九章算术》中有马不休、日行780里的算题,论者认为,汉代驿马日夜兼程,民间日行780里可信。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劳榦在讨论西汉燕王刘旦谋反时,认为西汉公卿日行当500汉里③。学界在解释唐边塞诗人岑参“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平明发咸阳,暮及陇山头”诗句时,认为长安到陇山527里,岑参一日难至。然而根据唐制“赦书日行五百里”的规定(《辽史·刘景传》),结合岑氏节度使幕僚佐的从军身份,其日行500余里应当成立。再看“一骑红尘妃子笑”的例子,贵妃所啖荔枝,多认为来自岭南。然北宋蔡襄《荔枝谱》则说,“唐天宝中,妃子尤爱嗜,涪州岁命驿致之”。南宋胡仔据此也认为贵妃的荔枝“贡自涪州”,是途经子午谷路而传入。《舆地纪胜》勾陈了贵妃荔枝自涪陵由达州、取西乡入子午谷至长安的具体路线,但物流历时有3日、7日两说。按照这一记载,涪陵到西安,现公路里程约2600里,约合唐制3000里,7日抵长安不成问题。另外,马可波罗称元代驿站铺卒传递与大汗的果实,通过驿递马传的方式,一日一夜可行500哩—600哩之远,折合今制1500余里。汉、唐、元三朝的物流速度,大体折射出古代物流网运输的效率和国家经略天下的能力。
凿空与扬帆:丝绸之路物流网与国家对外文明交往能力
汉唐陆上丝绸之路和宋元以降的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面向海外的物流网,体现出国家对外文明交往能力。
古代中国很早就有对外交流的网络,只是交往范围限于中国周边。《汉书》说,殷商衰败,贤臣箕子到达朝鲜,教其民以礼义和田蚕织作。大规模、远距离对外交往网络的开辟,则始于西汉的张骞。公元前138年至公元前115年,配合汉廷“断匈奴右臂”的国家军事外交战略,张骞两次奉命出使西域。第一次曾到达大宛、康居、大月氏诸国,历时13载;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用时5年,并遣副使到达安息、身毒等国。《史记》就此而称:“乌孙使既见汉人众富厚,归报其国,其国乃益重汉。其后岁余,骞所遣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俱来,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然张骞凿空……以为质于外国,外国由此信之。”凿空即开通西域险阸道路。张骞由此开启了中国与西域相互交往的大门。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因此将张骞出使西域后的公元前114年,作为汉朝官方直接丝绸贸易开端的标志。张骞凿空前,中亚并无漆丝;西域开通后,汉朝赴西域者相望于道,规模从百余人到数百人不等;西域各国使者也是“更来更去”不断。
张骞凿空的本质是西汉强大国家能力驱动下对外交流的宏大战略,打破中原与西域的隔绝状态,为后来丝绸之路的形成和国家对西域的控制奠定了交通网络基础。为加强对西北物流的管控,汉廷设立西域都护府,首次将西域正式纳入国家行政管辖体系。1990年代敦煌考古发现的汉代悬泉置遗址和简牍文书记录揭示,悬泉置设有一定规模的官卒徒御、驿马、传车等,负责文书、军情传递和人员接待。论者认为,长安至敦煌的丝绸之路东线,两汉有驿置46处,保障了当时丝绸之路的畅通和国家对边疆地区的有效管理,是两汉综合国力的集中体现。
后世继续拓展西进丝绸之路,在张骞凿空基础上,形成分别出阳关、玉门关而至大秦(罗马帝国)、奄蔡的南、北两条通道,是古代中国对外交往的主要网络。北魏时,葱岭以西到大秦之间的“百国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洛阳伽蓝记》卷3);盛唐时期,丝绸之路交往臻于辉煌,中亚、西亚各国商旅相继,职贡不绝(《唐大诏令集》卷130)。
受战乱和经济重心南移等影响,唐中期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占据更重要的位置。其实,中国海上对外交往甚早。相传秦时期,齐地方士徐巿等曾诓骗始皇帝,带着朝廷所赐数千童男女一去不复返,据说后来到达东瀛。传说虽不足信,但说明彼时有通往日本的海上网络。据1984年发现的唐代杨良瑶神道碑记载,唐贞元(公元785年至公元805年)初年,为联合大食对抗吐蕃,宦官杨良瑶受命而往黑衣大食。杨氏一行乘船南下,“经过万国”,最终成命不坠,如期而返。杨氏不仅实现了唐朝“北和回纥,南通云南,西结大食、天竺”而使“吐蕃自困”的外交目的(《资治通鉴》卷233),而且还开辟了中国与西亚交往的海上通道,比郑和下西洋早600余年。这条海道是唐代货物运输、人员往来的重要网络。1998年印尼海域发现的沉没商船“黑石号”,就是一艘9世纪上半叶往返于西亚和中国的阿拉伯船只,船上满载约6.7万件陶瓷、香料等物品,是唐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确证。东南沿海广州、泉州、杭州因海上贸易繁盛而成为港口城市,众多西域商人旅驻其中。李唐还将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在广州设立市舶使,管理海外货物贸易和税收,其收入也成为地方和中央财政的重要来源。
面对北方游牧政权的军事压力、陆上丝绸之路阻断的形势,加上财政的刚性需求,宋朝将对外贸易的重心转向海路。两宋时,对外物流功能的港口增多。从这些港口出发,可达东南亚、印度洋一带。1987年在广东沿海发现的“南海1号”是一艘南宋商船,推测其从泉州港出发而驶向东南亚。2007年,“南海1号”被打捞出水,发掘出文物超过18万件(套),再现两宋东方“大航海时代”海上交往的场景。两宋海上物流线路进一步拓展,除通往日本、阿拉伯、印度航线外,新辟了到爪哇、菲律宾群岛和加里曼丹岛的海上网络。同时,两宋政府强化了国家管理职能,禁止船舶私自出海,先后在广州等多处设置市舶司(务)。通过这些港口,从阿拉伯、泰国、马来西亚、越南等地输入香药、犀象等“中国有用之物”,对外输出丝帛、瓷器等特产,市舶司从中抽取费用,充实财政。
明时期,郑和奉诏出使西洋。《明史》记载郑和“先后七奉使,所历……凡三十余国。所取无名宝物,不可胜计,而中国耗废亦不赀。自宣德以还,远方时有至者,要不如永乐时”。这一记述表明:一是郑和航海乃明初规模性国家行为,非临时举措,航海次数和持续时间,远超张骞凿空记录。航海目的,明末《武备志》“不穷兵,不疲民,而礼乐文明,赫昭异域,使光天之下,无不沾德化焉,非先王之天地同量哉”的记载表明,对中华“礼乐文明”和“德化”的发展、治理模式之自信,或是国家航海重要动因。二是勾勒航海所至的地理空间和物流网络,郑和进一步拓展了唐代以来的物流网络,将海上线路延伸到非洲东岸,首次实现陆、海丝绸之路的连接与贯通④,早于西欧人到达西非的时间,体现出古代国家的航海能力。三是航海本质上是基于“不征”理念、国家主导的朝贡体系下的贸易,航海贸易得以持续进行,离不开一套以国家能力为基础的物流网络支撑:造船技术、造船基地、港口体系、物资储备、航海人才、沿途补给与休整节点、使团驿传接待。这些支撑共同造就了一个以北京为中心、辐射东南亚、南亚乃至东非的“国际物流圈”,并取得“威震海外,凡所号令,罔敢不服从,而番人利中国货物,益互市通商,往来不绝”(王鸿绪《明史稿》卷283)的成效。四是这种远航因耗废“不赀”而具有不可持续性,永乐以后虽“远方时有至者”,但远不如昔。这一历史性的谢幕,对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其《全球通史》一书中曾评骘说,明朝凭借郑和远航而在15世纪初建立起印太地区非凡而短暂的海上霸权,而明廷终止进一步的远航,不仅导致东亚、南亚海域出现权力真空,而且将印度洋乃至全世界海洋的主导地位让渡给西方,西方国家自此脱颖而出,而东方天朝则日益衰落。
国之动脉:运河物流网与国家资源调配能力
借助自然水力运输,古已有之。春秋时,晋国荐饥,秦国对晋的救灾援助,就是经渭水、黄河、汾水的“泛舟之役”将粮粟运抵灾区的(《春秋左传正义》卷13)。但自然河流有阻遏之弊,不能尽为人用,人工运河遂应运而生。
我国大运河营建史,可追溯到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沟通江淮”的邗沟(《春秋左传正义》卷58)。汉武帝元光年间“发卒数万人穿漕渠”,从长安近旁引渭水,沿终南山北而东达黄河,“以漕,大便利。其后漕稍多”(《史记·河渠书》)。隋唐以前的运河及其漕运,总体具有区域性特征,资源调配流向以黄河流域内的东西向为主。据《史记》记载,西汉初太仓每年所储数十万石漕粟即全部来自山东;漕渠竣工后,山东运达关中粮食最高曾达600万石。隋唐以降,中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在政治中心未能随之变迁的情况下,如何解决政治中心的经济支撑问题,是国家治理面临的头等大事。统治者作出修凿联通南方的水上通道工程这一选择。隋唐以后的运河贯通全国南北,其物资调配主要为南北向。
隋朝大运河具有标志性。隋炀帝先后在公元605年、公元608年,各发河南、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凿通济渠、永济渠,前者贯通黄河、淮河;后者引沁水南达于河,北至涿郡,贯通黄河、海河。工程征发民力累计逾200万,其国家动员能力足见一斑。公元610年,隋廷利用旧邗沟,拓浚江南河,贯通长江、钱塘江。至此,隋朝构建了一条以长安、洛阳为主轴,东北通涿郡、东南达余杭的“人”字形水运网络,首次贯通五大自然水系。运河对翼卫京师、挽运东南、经略东北具有时代意义。元定鼎大都,为破解政治中心、经济重心南北疏离的困局,对隋唐运河进行截弯取直改造,在齐鲁地区新凿济州河、会通河,南因邗沟、江南河之故,形成后世南北直达的京杭大运河基本走向和格局,资源调配流向实现由东西向为主向南北向为主的根本转换。
运河的修筑与运行,是古代国家工程技术、组织制度、运行管理、资源调配多维能力的综合体现,每一能力背后都有多方面的具体表现。其中资源调配能力至少体现在四个方面:
救灾物资调配。例如,春秋时期秦助晋赈灾,即通过船漕车转的方式,把救灾物资运到晋国;公元672年,关中饥荒,也是通过河、渭漕船,将晋、绛二州仓储粮粟运达灾区。至于后世截漕赈灾、利用漕运仓储物资赈灾的事例,更是不胜枚举。
漕粮调配。漕运是运河主要且重要的任务和功能。为保障漕运的顺利进行,古代国家编织了一张由河道、制度、机构、职官等构成的庞大物流网络体系,辅之以地方不菲的人力、物力资源,维系运河命脉的功能。唐朝通过大运河转漕长安的东南之粟曾达110万石(《新唐书·食货志三》)。北宋东京有四河通漕,仅汴河一年漕运通京粳米即有600万石(《宋史·河渠志三》)。我们熟知的《清明上河图》中段画面,描述的就是以汴河、虹桥为中心的漕运繁忙场景。一旦漕运受阻,朝野上下无不忧心忡忡。《明书》就说:“漕为国家命脉所关,三月不至则君相忧,六月不至则都人啼,一岁不至则国有不可言者。”甚或有引发动乱之虞。
南北物资流通调配。文献对此有较多的记述。例如,唐代汴河“北通涿郡之渔商,南运江都之转输,其为利也博哉”(《汴京遗迹志》卷18),宋代“汴水横亘中国,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宋史·河渠志三》),明代通过运河运输“四方水陆毕会于临清,转漕京师,辐辏而进”(《桂文襄奏议》卷7)等,都描述了大运河漕粮以外其他物资流通至北京等地,以及与此相关,如临清等全国性商品集散地出现的情形。而这种流通与国家相关政策有关。例如,明清政府规定,漕船运军可搭载一定的土宜,军卒可沿途自行售卖,国家“免其抽税”。漕船搭载的物品因此通过运河沿线各地及其水陆网络,如同毛细血管渗透到各个地区⑤。这种国家政策支配下的物资流通调配,是国家调节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和实现社会综合治理的重要手段。
军事物资调遣。不少运河的修筑,主要服务于军事目的。例如,吴王夫差为北霸中原开挖邗沟,沟通长江、淮河,初始动力即军事需求。秦始皇一统中国,因楼船之士南攻百越之需,遣监御史禄修凿灵渠,打通长江、珠江水系,助力军事物流,终将百越收入秦国版图。隋炀帝嗣位后“将兴辽东之役”,并为此开凿“以通运漕”的永济渠。隋炀帝攻打高丽时,通过运河,一方面,调天下各类兵马云集于涿郡;另一方面,船运洛口等仓储米粟到涿郡,一时间“舳舻相次千余里”,络绎不绝。隋炀帝经运河抵达涿郡,坐镇指挥辽东战役。可见,修凿永济渠是隋炀帝“兴辽东之役”国家意志的产物,战前物资、军队的大规模密集调遣也是通过永济运河实施的。李唐时期,永济渠在征伐辽东的过程中仍继续发挥关键作用,保卫北方边陲。
【注:本文系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研究专项课题“中国环境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研究”(项目编号:2025DZX045)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王子今:《秦始皇直道考察与研究》,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86、101页。
②陈业新:《“载纵载横”与无远弗近——秦汉时期燕蓟地区交通地理研究》,《社会科学》,2010年第8期。
③劳榦:《论汉代之陆运与水运》,《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集刊》第16本第1分,1947年。
④万明:《何以全球化:明代中国与世界》,《中国社会科学》,2024年第2期。
⑤邹逸麟:《舟楫往来通南北——中国大运河》,南京:江苏凤凰科技出版社,2018年,第155—156页。
责编/周小梨 美编/杨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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