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前,数字技术加速演进并向文化领域全面渗透,人工智能在重塑文化创作、生产、传播与消费流程的同时,也使传统文化治理模式面临适应性滞后的问题。文化领域以语言文字、图像、声音和叙事为基本内容要素,是人工智能规模化应用较为活跃的领域,技术变革正深刻改变文化发展演进的基本趋势。提升文化领域治理的精准性、协同性与时效性,需提升信息化条件下文化领域治理能力,积极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生产经营机制,推动文化建设数智化赋能、信息化转型,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发展优势。
【关键词】人工智能 文化体制机制改革 文化管理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把激发创新创造活力作为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加快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生产经营机制①。当前,数字技术加速演进并向文化领域全面渗透,人工智能在重塑文化创作、生产、传播与消费流程的同时,也使传统治理模式面临适应性滞后的问题。提升文化领域治理的精准性、协同性与时效性,已成为亟须回答的重要课题,本文就这一问题作讨论。
人工智能改变文化行业发展演进的基本趋势
一般认为,文化是人类创造出来的区别于自然状态和自然法则,体现于人类身上的理性、制度、心理和行为的规范性。文化与文明不同,文明是基于不同族群之上可通约的人类共性,文化则是族群在适应自然环境和外部竞争压力下所形成的效率机制的制度和行为表征,是表现族群特殊性的不可通约的部分。在族群长期的演进过程中,为了有效应对外部环境与生存竞争压力,族群共同体发展出一套集体行动的目标与原则,并沉淀转化为族群的共同经验和历史记忆,即文化认同机制。文化既是标识族群特征的符号,又是区别“我”与“他者”的边界。文化的核心是一套以技术的发明和应用为基础的效率机制及其表征系统。数千年来文化领域技术渐进变迁的形态,体现为身体技术、印刷技术、电子技术和网络技术层层递进的技术阶梯②。这一阶梯式技术演进过程意味着,文化行业的变迁并非线性平滑的进程,而是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跨越。每跨越一个阶梯,文化生产方式、文化行业组织形态,以及文化消费模式都会发生变革。进入信息时代,数字技术与网络平台对文化领域全面渗透,改变文化行业发展演进的基本趋势③。
人工智能渗透文化生产各个领域,动摇“作者中心”的传统行业制度前提。近年来,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飞速扩展,市场占比持续扩大。第五十七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12月,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达6.02亿人,较2024年底增长141.7%④。人工智能的出现,使得技术本体以文化创造性主体的身份进入人类精神创新领域,动摇了人类作为唯一“作者”和唯一创造性(知识产权)主体的制度基础。有机构预测,到2028年,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出可能造成音乐创作者全球收入损失24%、视听创作者损失21%。这一预测说明,人工智能作为文化生产者正在走向前台,正在部分替代人类作为文化生产者的角色。这对文化生产和文化管理提出全新课题。
知识产权立法面临人工智能构成要素(数据、算法、算力)的权属保护和“人工智能生成物”的权属保护两大新课题,需考虑人工智能作为“工具”还是“共同发明人”的身份属性认定差异,已难以简单套用传统“自然人发明人”标准。面对人工智能浪潮,必须充分认知其释放的创造力与社会影响力,法学界由此提出跳出著作权思维定式,直面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技术本质——数据,从法律属性上将其界定为“数据财产”,确立“数据财产权”确权模式,依托数据法律制度创新,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创设一种新型财产权。数字版权保护技术的出现,推动版权(司法)体系与数字技术体系形成新的耦合结构,技术标准成为新的产权制度基石。
数字技术对传统知识产权制度的挑战,不仅要求重构文化产品生产的逻辑,而且直接影响文化产品的生产权、分发权、阐释权、分配权和处罚权的实践。当前,社会迫切需回答的已不仅限于怎样运用人工智能赋能文化产品的生产和行业发展,还需从国家治理的宏观层面讨论:作为资产的文化数据由谁授权、大量由大模型生产出来的文化产品按什么标准评价、内容分发传播过程如何约束、技术正向或负向后果由谁承担。这些文化管理逻辑的重构问题,是传统基于类型技术建构的文化管理模式难以完全回应的。公共管理将不得不面对一个失序和探索改进并存的过渡时期。
文化产品的形态发生重大变迁,推动文化管理对象、流程及整体生态重组。进入人工智能时代,文化生产、管理与消费的对象不再仅是实体产品和活动,还包括人工智能虚拟人和数字知识产品(数据、算法、算力)等。人工智能技术贯通文化生产的不同专业领域,不同专业生产者能够跨界提供各式各样的文化产品。例如,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应用已不止于文字、图像、音频和视频生成,还进入选题策划、素材制作、字幕译配和运营辅助等环节;人工智能体能在授权范围内拆解任务、调用工具并连续执行。人工智能有利于效率提升,同时改变职业分工和责任边界。
人工智能技术已超越文化领域惯常的“内容与形式”两分理论范式,技术不再是文化产品的外在形式或附属手段,而是成为文化产品的内置秩序。这意味着人工智能技术已从“工具属性”上升为“主体性内质”,深度嵌入文化产品的生产、分发、传播和消费过程。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通过大规模提升社会文化生产能力,突破长期制约社会文化发展的四大障碍:阅读(接受)能力障碍、成本门槛障碍、时间空间障碍和信息有限障碍。以GPT-4o、文心一言4.0等为代表的通用大模型,已具有跨模态整合能力,不仅能同时处理文本、图像、音频、视频,能用一张设计图生成完整的产品文案,而且具有复杂逻辑推理能力,擅长拆解数学题、撰写法律条文、分析商业案例、回答个体健康问题等。人工智能技术不断发展,正在逐步涉入人类的思维层面,改变的不仅是知识生产方式,而且是文化管理的整体生态。
算法逐渐影响文化评价和文化解释权。推荐、排序、搜索和生成式问答越来越多地影响公众看见什么、怎样理解、是否相信。例如,情绪通常被视为具有私人性、存在个体差异、难以量化的人类经验,但今天,从面部识别、语音分析和社交媒体情感计算,到脑机接口、虚拟现实与全球幸福调查,越来越多的算法正在把人的感受转化为可以记录、比较和预测的数据。人工智能技术不断发展,推动情绪由个体内心体验转变为可被智能体收集、分类、预测和干预的数据。算法(智能体)不仅能够“读懂”人的感受,而且能将它们应用于医疗诊断、商业营销、城市治理和公共政策。算法已不是单纯记录人类情绪,而是在测量和分类的过程中,深度参与对人类情绪的定义。这种情况迫使文化管理职能须立足于人工智能生态进行结构重组。
人工智能涉入文化产品的意义范畴,影响文化记忆形式。进入文明时代以来,人类借助劳动和行动改造自然界的同时,也通过劳动和行动发展出自身的心智与理性,并在劳动和行动中创造个体的人生意义,使人的主体性和价值建立在文化产品之上,通过文化产品的分发传播和使用体现出来。劳动、工作和行动(创作、制造、传播等)不仅创造收入,而且是形成能力、尊严和社会认同(身份)的基础。通过劳动和工作建构人的社会性内涵,由此形成个体的人生意义。而人工智能既可以替代部分重复性、程式化劳动,又可能使个体特别是文化创造者从意义生产者转变为模型操作员,消减其劳动和工作的质量。如果长期以生成替代学习、以调用替代判断,个体的语言、审美和原创能力将在认知中介模型的引导下走向人工智能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集的独立专家组在2025年报告中把“过度依赖人工智能削弱人的创造力和认知能力”列为核心风险,主张把人的创造力和文化权利置于技术发展的中心。
同时,建构文化主体性的知识和集体记忆方式,也面临人工智能认知中介的影响⑤。语言文字、共同历史、集体记忆、生活习惯和价值认同等构成文化主体性。文化主体性即民族国家的特性,很大程度上基于国家的集体记忆和文化记忆。在传统社会,国家的集体记忆和文化记忆并非先天存在,而是由记忆载体、记忆叙事和记忆实践三个主要要素共同构建的动态系统,并在这一动态系统中进行文化符号和意义的生产和再生产。算法与认知中介的影响,本质上是通过改变这三个要素的运行逻辑,影响集体记忆和文化记忆的形成路径。
算法与认知中介通过改变人们获取知识和形成记忆的方式,使记忆互动虚拟化,正在重构集体记忆和文化记忆的实践场景。例如,敦煌研究院联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打造的“丝路数字藏经洞”,运用人工智能技术重构丝绸之路上佛教艺术展示体系。故宫博物院“数字文物库”团队运用数字技术创作《清明上河图3.0》,重建文化传播领域的审美范式。这一情况说明,越来越多的集体记忆和文化记忆将存在于数字空间中,既与特定空间相关联,又与实体记忆脱节,容易形成“数字记忆”的路径依赖。
人工智能技术不断发展,使得传统文化管理体制面临系统性挑战。工业革命以来,技术变革主要对体力劳动者形成岗位替代效应,而人工智能带来的是对专业性工作的替代,并从根本上改变职业的定义和结构,推动从传统科层组织模式向更灵活的扁平化、项目化形态转变。人工智能创造的文化产品与艺术家创造的文化产品不同,已脱离自然人艺术家作为创造主体的规定性和类型技术建构的行业局限性,由数据提供者、模型开发者、应用部署者、平台经营者和用户共同塑造,涉及多个责任主体。技术链与应用链中责任主体弥散化,原来基于实体性生产者主体责任的制度设计无法应对责任主体不明的现象,容易造成风险事件发生后责任界定模糊等现实难题。例如,由训练数据违法、模型生成失实、用户恶意提示、平台放大传播相互叠加形成的不合格文化产品,既难溯源,又难追究多方主体责任,按照传统的行业管理和知识产权管理规则难以应对。由于技术垄断所具有的先天优势,大型平台公司日益形成超级数字产业生态。
规模宏大的平台效应、规模效应,从横向上突破传统文化行业的纵向组织方式。少数企业同时掌握算力、模型、数据和分发入口,能够左右创作者使用什么工具、公众看见什么内容、收益如何分配。中小文化机构、地方文化单位和独立创作者容易形成技术依赖,对文化多样性的挑战由内容问题上升为基础设施和公共管理问题。平台和智能体业已跨行业跨门类,但文化治理仍以部门主管、纵向管理和事后处置为主,人工智能技术创新的进展要求制度创新协同跟进。
加快文化领域适应人工智能发展的制度创新
人工智能对文化建设的影响已由局部赋能转向结构重构,文化领域正处于生产力加速释放、生产关系深刻调整、制度供给相对滞后的叠加期。当前的突出矛盾是人工智能应用扩张快于利益关系调整和制度规则完善的节奏,需加快文化领域适应人工智能发展的制度创新。
推动将文化目标和文化风险纳入国家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我国已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将人工智能发展和管理纳入法治化轨道,针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等特定风险和人工智能伦理作出专门规定。需研究制定国家文化领域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行动方案,把维护中华文化主体性、增强人的创造力、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列为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目标,明确重点任务、风险边界和责任分工。推动将文化议题纳入现有人工智能治理协调机制,推动建立宣传文化部门牵头,会同网信、版权、广电、工信、市场监管等部门的常态化会商机制。建立人工智能文化伦理评估制度,重点评估重要基础模型、头部平台和公共文化机构智能体应用对文化多样性、历史叙事真实性、价值安全和公平竞争的影响。在文化领域高风险、高频应用场景率先完善规则并开展可复制试点,确保人工智能在提高文化供给效率的同时,始终服务于中华文化繁荣发展、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
明确政府部门与文化事业单位的职责边界,推进政事分开、管办分离。顺应文化领域类型技术向人工智能平台技术演变的总体趋势,明确政府部门与文化事业单位的职责边界,在文化领域推进政事分开、管办分离。建立统一开放的文化市场体系,降低市场准入门槛,鼓励各类资本依法进入文化领域,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探索构建“理论—决策—执行”三位一体的人机协同框架,从理论创新、推理决策、行为控制三个层面,推进人类智能与机器智能的深度融合。构建“人机共创”算法支撑系统,通过语义网络建模、文化维度交互等技术手段,增强人工智能技术系统的跨文化语境理解能力。探索建立人工智能嵌入式文化治理架构,通过在算法中植入人文价值基因和伦理价值对齐,将公平正义、人文关怀等价值准则转化为可执行的技术参数,提升人工智能对人类经验、情感和价值的理解。
建设中华文化高质量数据体系和文化大模型评价标准。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主体性依赖于独特的语言文字、共同历史、集体记忆、生活习惯和价值认同等关键要素,依赖于将这些独特和丰厚的文化资源转化为数字资源库和语料库。尽管中文资源丰富,但不少文化资源尚未形成可授权、可校验、可持续更新的高质量语料,资源优势尚未转化为模型中的知识优势和解释能力,数字空间中的中华文化的自主阐释能力也受到制约。由此,需从国家文化发展规划上落实高质量文化数据建设,统筹经典文献、文化遗产、舞台艺术、地方文化、方言非遗和当代生活数据的确权、清洗、标注、关联和授权,形成权威、规范、可追溯的中华文化多模态语料体系。对公共文化数据实行开放、受限、禁止等分级管理,对敏感文化数据、民族民间知识和特殊群体权益设置专门保护规则。建立文化大模型基准测试和评价体系,围绕历史事实准确性、价值导向安全性、语言方言适配性、民族宗教内容规范性、知识产权合规性和文化多样性设置评价指标。推动国家级文化机构和数据机构依托专业优势,承担权威数据供给、专业标注、模型评价和事实校验等任务。
完善人工智能条件下的原创权益和人才成长激励机制。适应人机共创知识产权的新变化,探索以训练数据的合法性、生成内容权属认定、商业收益分配为主线,建立可执行的授权和追责规则。训练阶段落实数据来源披露、授权许可和退出选择;生成与传播阶段保留使用记录,明确合理付酬和侵权责任。在演艺、出版、音乐、影视、动漫、游戏等领域开展训练数据集体许可和收益分配试点,探索低成本、可规模化的合法使用路径。
制定文化领域人工智能应用风险清单,按照内容敏感度、使用场景、传播范围和受众特点划分等级。用显式标识提示用户,用隐式标识、数字水印和内容凭证支持传播追踪,用模型日志支持责任认定。监管沙盒重点区分内部研发和面向公众的应用,对前者保留试错空间,对后者明确评测、审核和责任要求。向中小经营主体提供合规指引和公共检测工具,在守住风险底线的前提下释放创新活力。
建设文化领域人工智能风险监测和决策支持机制,统一归集生成内容标识、版权投诉、模型评测和执法信息。同步监测基础模型和分发平台的市场集中度,防止中小经营主体因单一技术依赖失去议价和迁移能力。建立文化内容生产中的人工智能使用披露制度,在文化艺术基金资助、评奖评审和项目验收中,明确披露范围与方式、人类实质性贡献认定标准和最终责任主体。实施文化从业者人工智能素养与技能提升计划,同时保留基础训练、学徒培养和田野实践等专业培养环节,避免用工具熟练替代基本功训练。
以公共技术供给和国际合作弥合能力差距。建设面向中小文化机构、地方院团和独立创作者的公共人工智能服务平台,集中提供公共算力、开源模型、合规工具和专业咨询,降低单个主体的使用成本。围绕文化遗产保护、文艺创作和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国家级示范项目,形成统一接口、数据规范和合规指引,避免各地重复建设。加强人工智能治理的国际合作,例如,我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和《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持续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共识转化为具体行动。依托全球人工智能合作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平台,推动全球规则同时关注文明多样性、文化数据权益和创作者权益,提高多语种模型的公平性;面向全球南方提供文化遗产数字化、数据治理和人才培训等公共产品,把“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转化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制度贡献。
【注:本文系教育部基础学科和交叉学科突破计划项目子课题“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演化和文化文明变迁的关系”(项目编号:JYB2025XDXM911)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锚定建成文化强国战略目标 不断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人民日报》,2024年10月29日。
②傅才武:《数字技术作为文化高质量发展的方法论:一种技术内置路径变迁理论》,《学术前沿》,2022年第23期。
③江小涓:《数字时代的技术与文化》,《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8期。
④《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超6亿人》,中国政府网,2026年3月3日。
⑤邹荣、王淞民:《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文化主体性的挑战与因应策略》,《文化软实力研究》,2026年第5期。
责编/孙渴 美编/杨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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