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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地制宜拓展流域经济发展模式

【摘要】因地制宜拓展流域经济发展模式,关键在于把“流域”从自然地理概念提升为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空间,把“经济”从单纯增长概念提升为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导向下生态、产业、民生、安全和文化相统一的系统实践。需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保障江河安澜、维护生态安全、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促进产业绿色转型、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统筹起来,形成生态共保、产业共兴、设施共建、利益共享、风险共防、文化共荣的流域发展格局,让大江大河在保障国家生态安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畅通国内大循环、提升人民生活品质和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中发挥更大作用。

【关键词】流域经济  长江经济带  黄河流域  生态补偿  区域协调发展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2026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对进一步做好黄河保护治理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牢把握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的战略要求,坚持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持续完善大保护大协同格局,扎实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保障黄河长治久安,传承弘扬黄河文化,努力让这条母亲河越来越美,永续造福中华民族、惠泽子孙后代①。这一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持续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遵循,也为以流域为单元统筹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指明了实践路径。

流域经济是以江河湖库及其汇水区、影响区为基础,以生态保护为前提,以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为约束,以产业协同、基础设施互联、利益补偿和治理联动为支撑的区域经济组织形态。我国是典型的大河流域国家。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珠江、松花江、辽河等七大流域,以及众多中小河流,既塑造中华文明连续发展的地理骨架,又承载着人口集聚、产业布局、粮食生产、能源资源、交通运输和生态安全等多重功能。进入新发展阶段,江河流域不再只是水利工程和生态治理的对象,而是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保护和开发、统筹区域协同和城乡融合的重要空间单元。流域经济不是简单的“沿河开发”,而是把流域作为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经济社会活动共同体、制度协同共同体来谋划。

国家对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和利益补偿机制提出更高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长江经济带发展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后主持召开四次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三次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把传统意义上的河流治理、航运开发、资源利用,上升为生态文明建设、区域协调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部署;并推动形成以流域为单元的战略统筹、规划约束、法治保障、利益调节和协同治理机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支持流域上下游、资源输出地输入地之间开展利益补偿,因地制宜拓展流域经济等模式”。流域经济已从局部探索进入国家规划体系,成为区域协调发展、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要抓手。“十五五”规划纲要把“流域经济”明确纳入区域联动发展框架,体现国家对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和利益补偿机制的更高要求。

当前,我国流域治理的法治化、规范化、体系化程度不断提升。《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生态保护补偿条例》等法律法规陆续施行,长江、黄河及其他流域的生态保护、资源利用、污染防治、文化传承和高质量发展有了更加明确的法律依据。2025年财政部等部门提出,进一步健全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明确在长江、黄河干流建立统一的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到2027年,长江、黄河干流统一的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成并稳定运行,主要一级支流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基本建立;到2035年,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全面覆盖长江、黄河等重点流域干流及其重要支流。这些制度安排为流域上下游“保护者受益、使用者付费、破坏者赔偿”提供清晰的政策框架。

全球气候变化、极端洪旱事件频发、水资源短缺、产业链重构和城市群竞争加剧,正在推动世界各国重新认识大江大河的战略价值。联合国水机制2024年关于跨界水合作进展的报告显示,在能够计算相关指标的117个国家中,跨界流域面积中由运行中合作安排覆盖的比例平均约为59%,许多跨界流域仍缺乏有效协作机制。莱茵河由20世纪六七十年代“欧洲下水道”逐步转变为国际流域协同治理典范,澳大利亚墨累—达令流域通过流域计划平衡农业用水和生态用水,美国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通过航运、防洪、发电、农业和工业开发改善区域发展条件。这些充分表明,流域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建立长期制度、形成共同规则、协调多方利益并推进适应性治理。我国拓展流域经济发展模式,既是自身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又可以为全球流域治理提供中国方案。

我国流域经济发展取得重要进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以长江经济带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为重点,推动流域经济从理念到制度、从工程到产业、从治理到发展取得重要进展。

流域战略体系和法治保障逐步完善。长江经济带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流域治理从部门分治逐步走向系统治理、依法治理和协同治理。《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为长江流域保护开发划定法律边界。《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实施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和高质量发展有了专门法律依据。《生态保护补偿条例》进一步完善跨区域生态保护补偿的制度基础。“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动长江干流稳定保持Ⅱ类水质、主要支流基本达到Ⅱ类水质”“全面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全力打好深度节水控水攻坚战”,体现国家规划对流域生态底线和发展任务的刚性要求。从国家战略实施效果看,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质量发生转折性变化,粮食、能源安全支撑能力显著提升,城乡区域发展和文化传承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好转。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材料显示,十年来,长江干流水质由部分Ⅴ类提升到全线Ⅱ类,长江经济带优良水质比例从2015年的67%提升到2025年的96.5%。经济发展方面,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到47.3%左右,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3万元提高到4.4万元②。绿色转型方面,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累计下降约24%,碳排放强度下降超过30%,沿江1361座非法码头完成整改,20余万个入河排污口得到规范整治,长江十年禁渔扎实推进,江豚等旗舰物种数量回升,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好转③。这些变化说明,生态保护并没有削弱发展能力,反而通过倒逼产业转型、改善营商环境和提升人民生活品质,增强高质量发展的长期竞争力。

长江黄金水道和沿江产业协同能力显著增强。2025年,长江干线港口货物吞吐量超过42亿吨,创下历史新高。“十四五”期间长江干线港口货物吞吐量超过192亿吨,较“十三五”增长30.1%,亿吨大港和万吨级生产性泊位数量继续增加④。沿江地区高等级航道、港口枢纽、多式联运和开放平台加快建设,沿江9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联动发展,中欧(亚)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和长江黄金水道共同提升内陆开放水平。产业方面,沿江省市累计培育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41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30家,分别占全国的51%和45%。在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生物医药、数字经济等领域,形成一批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产业链。绿色转型方面,长江沿江产业协同能力提升,正在体现出数字产业、先进制造和绿色低碳治理相互促进的新优势。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水沙治理取得新进展。近年来,针对黄河流域长期面临“水少沙多、水沙关系不协调”的突出矛盾,沿黄9省区协同推进河湖生态保护治理、城镇水环境治理基础设施补短板、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修复等工程。“十四五”时期,沿黄9省区累计完成造林2亿亩、修复退化草原2.31亿亩。水土保持方面,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累计初步治理水土流失面积29.05万平方千米,水土保持率达到69.75%。这些数据表明,黄河治理正从“守安全底线”向“提升生态功能和发展质量”转变。

黄河流域粮食、能源和开放支撑能力持续增强。黄河流域九省区贡献全国相当比例的粮食、肉类、禽蛋和奶类。2000年至2024年,流域粮食产量由约1.55亿吨增加到2.48亿吨,国家粮食安全支撑功能持续增强。黄河流域是我国重要能源、化工、原材料和基础工业基地,正在形成传统能源清洁高效利用与风光新能源基地建设并重的格局。2025年上半年,黄河流域9省区进出口总值达3.12万亿元,充分说明黄河流域不仅是生态屏障和粮食能源基地,而且正在成为内陆开放和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区域。

跨区域利益补偿和协同治理机制不断扩展。新安江模式、赤水河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机制、长江流域跨省横向生态补偿机制、黄河干流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等实践,为流域上下游共治共享提供可复制经验。新安江模式较早探索跨省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的监测、考核和资金安排机制。据统计,全国已有24个省份建立30个跨省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补偿方式由单纯资金补偿,逐步向产业协作、人才培训、共建园区、生态产品采购、用水权和碳汇交易等多样方式拓展。

“十五五”时期我国流域经济发展主要目标与任务

“十五五”时期拓展流域经济发展模式,需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坚持系统观念、协同治理,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努力形成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现代流域经济体系。

筑牢流域生态安全底座。长江流域需持续巩固共抓大保护成效,推动干流稳定保持Ⅱ类水质、主要支流基本达到Ⅱ类水质,持续推进长江十年禁渔、重要湖泊治理、岸线保护和排污口整治。黄河流域需把深度节水控水作为关键任务,系统推进上游水源涵养、中游水土保持、下游湿地保护和生态治理,加大湟水河、渭河、汾河等重要支流治理力度。其他流域需根据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和水安全状况,明确刚性底线和差异化目标。

构建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依托长江综合运输通道、沿边沿海通道、西电东送、东数西算、西部陆海新通道、中欧(亚)班列等重大工程,推动水运、铁路、公路、航空、管道、能源和数据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流域经济的通道建设不能只算交通账,还要算产业账、生态账和安全账:哪里的货源需组织,哪里的产业需升级,哪里的生态红线需避让,哪里的洪涝和地质风险需防范,都应在同一张图上统筹。

培育具有流域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长江经济带需继续发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开放平台和创新资源密集优势,推动传统产业绿色转型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化发展。黄河流域需围绕节水农业、能源资源绿色开发、先进制造、文化旅游和生态产业形成特色优势,推进煤化工、冶金、建材等产业节水降碳和循环化改造。珠江、淮河、海河、松辽等流域需结合自身比较优势,发展先进制造、现代农业、绿色能源、现代物流和生态服务。

健全利益补偿和共享机制。坚持“谁污染、谁治理,谁保护、谁受益”,在长江、黄河干流统一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基础上,逐步拓展到重要支流、湖库和跨流域调水影响区。财政部等部门提出到2027年建成长江、黄河干流统一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为跨区域利益调节提供明确的时间表。补偿指标不仅包括常规水质指标,而且逐步纳入水量保障、水生态修复、碳汇、生物多样性、湿地保护和生态产品供给等指标。

提升流域安全韧性。需把流域防洪减灾、供水安全、粮食安全、能源安全和产业链安全统筹起来,完善跨区域应急响应和风险分担机制。长江流域需高度重视超大城市群、湖泊湿地、港口航运和极端降雨叠加风险;黄河流域需持续抓好水沙调控、下游“二级悬河”风险防控和水资源刚性约束;北方河流需重视生态补水和地下水超采治理;南方中小流域需加强山洪灾害、城市内涝和面源污染治理。

建设数字孪生流域和数据治理体系。按照“需求牵引、应用至上,数智赋能、提升能力”的原则,以数字孪生流域为重点,系统谋划推进数字孪生水利体系建设。到“十五五”末,需在重点流域形成统一底图、统一编码、统一监测、统一评价、统一预警的数字治理能力。通过遥感、物联网、无人机、北斗、人工智能和大模型等技术,实时感知水量、水质、泥沙、岸线、排污口、生态斑块、产业园区和航运状态,支撑规划评估、环境准入、补偿核算、风险预警和绩效考核。数字化不是另建一个平台,而是要嵌入审批、执法、调度、补偿、交易和应急的全过程。数字经济直接关系流域城市转型效率。

推进流域文化保护传承和民生改善。需把长江国家文化公园、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与生态修复、城乡更新、乡村全面振兴和文旅融合结合起来,培育具有流域辨识度的文化品牌。对退捕渔民、生态管护员、库区移民、滩区群众、源头牧民等群体,通过就业培训、产业扶持、公共服务和社区参与机制,使流域保护带来的收入、环境和生活品质改善更加直接可感。

推动我国流域发展模式不断创新

瞄准“十五五”时期我国流域经济发展主要目标与任务,针对流域自然系统完整性与行政管理条块分割之间仍有张力、资源环境约束趋紧与发展需求增长之间矛盾突出、产业协同层次不高、生态补偿机制不够完善、数据共享和智慧治理水平有待提升、流域文化和民生价值挖掘不充分等短板,建议采取以下措施,推进流域经济发展模式不断创新⑤。

建立“分流域、分区段、分类型”的战略分类体系。国家层面可围绕七大流域和重点跨省河湖,编制流域经济分类指引,明确生态涵养型、黄金水道型、节水农业型、能源资源型、城市群创新型、文化旅游型、韧性安全型等不同功能导向。“十五五”规划纲要关于“因地制宜拓展流域经济等模式”的部署,为这种分类指引提供规划依据。省市层面需把流域功能嵌入国土空间规划和主体功能区战略,形成“上游重涵养、中游重转型、下游重开放,干流重统筹、支流重特色,城市段重更新、乡村段重振兴”的差异化格局。分类的目的不是贴标签,而是使每个地区在全流域中找到不可替代的功能定位。

完善流域规划统筹和协同立法机制。需以“一个流域一本账、一张图、一套规则”为方向,推动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水资源规划、交通规划、产业规划和文化保护规划相衔接。对跨省重点流域,可探索流域协同立法、联合执法和跨区域司法协作,建立常态化联席会议和重大事项会商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已经为长江流域统一保护和分区管控奠定法律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则为黄河流域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生态保护修复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专门依据。未来可在支流、湖泊和重点跨界水源地探索更加精细的地方协同法规和标准。

把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升级为流域利益共享制度。生态保护补偿不能只是“下游给上游一笔钱”,而需成为共同发展的制度安排。《生态保护补偿条例》确立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制度方向。建议建立流域生态产品价值核算和补偿基准体系,把水质、水量、生态流量、湿地面积、林草覆盖、碳汇、生物多样性等纳入核算;建立补偿资金稳定增长机制和绩效评价机制;鼓励下游通过订单农业、生态产品采购、共建园区、科技服务、教育医疗协作等方式支持上游。对资源输出地和输入地,可探索能源收益分享、碳指标协同、用地指标统筹和产业链协作,推动“输水、输电、输煤、输气、输生态产品”的地区共享发展收益。

以现代产业链重塑流域分工。长江经济带需继续推进钢铁、石化、化工、建材、船舶等传统产业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依托上海、南京、杭州、合肥、武汉、重庆、成都等创新节点,形成跨区域创新共同体和产业联盟。国家统计局有关数据表明,沿江产业协同已经具备较强基础。黄河流域需围绕节水农业、盐碱地综合利用、旱作农业科技、清洁能源、先进材料、煤化工绿色转型和黄河文化旅游,构建特色产业链。对上游生态功能区,需防止以“承接转移”为名引入高耗水、高污染、高排放项目,发展生态农业、清洁能源、生态旅游、碳汇经济和数字服务等低影响产业。

推动流域基础设施从“连通”走向“协同”。基础设施建设需从单个项目建设转向网络协同、功能协同和安全协同。长江流域需进一步提升干支联动、江海联运、铁水联运和港产城融合水平,推进绿色港口、绿色船舶和岸电常态化使用。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2026年1—6月份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说明航运基础设施仍是流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黄河流域需加强水资源配置、灌区现代化、防洪工程、水沙调控、生态补水和智慧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对跨流域调水、能源外送、数据中心布局等重大工程,需同步评估资源环境承载、生态补偿和受益分享,避免工程收益和生态成本空间错配。相关开放通道建设需与长江黄金水道、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通道协同推进。

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和全面节约。黄河流域需把深度节水控水作为高质量发展的生命线,落实“四水四定”,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工业节水减排、城镇节水降损和再生水利用。从黄河流域农业和高标准农田建设情况看,节水增效已成为稳产增产的重要条件。长江流域虽然水量相对丰沛,但也必须重视水环境容量、水生态健康和极端气候条件下的水安全。建议在重点流域建立用水效率对标制度、重大项目水资源论证负面清单、跨区域用水权交易平台和节水收益分享机制,让节水成为农户、企业、园区和城市的自觉选择。

推进数字孪生流域和统一数据底座建设。数字孪生流域要服务真实治理场景,重点建设四类能力:一是“看得见”,实现水文、水质、排污、岸线、生态和产业活动的动态感知;二是“算得清”,对水资源承载、生态产品价值、碳汇、污染负荷和补偿金额进行核算;三是“预警准”,对洪水、干旱、污染、地质灾害和航运低水位进行预测;四是“协同快”,让水利部、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应急管理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在同一平台上会商、调度和执法。

构建多样化绿色金融和社会参与机制。流域经济需长期投入,仅靠财政资金难以满足需求。《生态保护补偿条例》为政府、市场和社会共同参与生态保护补偿提供制度空间。需发挥政策性金融、开发性金融、绿色债券、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EOD)模式、基础设施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绿色保险和生态保护补偿基金的作用,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污水处理、生态修复、绿色港口、节水改造、数字治理和生态旅游等项目。对收益不稳定但生态效益显著的项目,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可用性付费、绩效补贴和碳汇收益等方式提高可融资性。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和生态修复的长期任务,也要求绿色金融与公共财政形成合力。

完善流域高质量发展考核评价。流域经济不能简单以地区生产总值和项目投资额评价。建议建立“生态质量、资源效率、产业能级、协同程度、开放水平、民生福祉、安全韧性、文化传承”八个维度的评价体系。对上游地区,需提高生态保护、生态产品供给和公共服务改善的权重;对中游地区,需突出产业绿色转型和创新协作;对下游地区,需突出开放带动、补偿责任和高端服务。跨区域合作项目的考核要从“各算各账”转向“共算大账”,健全激励机制,推动地方干部主动服务全流域发展大局。

讲好新时代中国江河故事。流域经济不仅是经济议题,而且是文明议题、制度议题和国际传播议题。长江“一江碧水向东流”,体现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战略定力;黄河岁岁安澜、绿进沙退,体现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的实践逻辑。可以把这些实践转化为学术话语、政策话语和国际话语,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流域经济理论体系,为全球流域治理和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注: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全球城市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协同发展机制及政策保障体系研究”(项目编号:22JJD790018)、国家社科重大项目“未来5-15年推动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任务和政策建议研究”(项目编号:26&ZD067)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习近平对进一步做好黄河保护治理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持续完善大保护大协同格局 努力让这条母亲河越来越美》,《人民日报》,2026年11月3日。

②任平:《打开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之窗》,《人民日报》,2026年1月7日。

③王浩:《新时代长江治理的成效与经验》,《国家治理》,2026年第15期。

④《2025年长江干线港口货物吞吐量再创历史新高》,中国政府网,2025年12月29日。

⑤曾刚等:《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能力指数(2025)研究报告》,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26年。

责编/孙渴    美编/杨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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