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全球人工智能领域开源与闭源的路线之争,本质上回应技术发展“为了谁、依靠谁、向何去”的价值命题。中国开放权重大模型生态实现群体性跃升,打破跨国人工智能巨头塑造的技术垄断与话语壁垒。依托于底层技术的自主创新与领先突破,中国开源人工智能技术的市场定价权必将逐渐稳步确立。面向未来,我们需统筹开源许可协议、工具链、数据集与评测标准体系建设,推动中国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从单纯模型权重输出,走向完备开发体系与治理规则层面的全面引领。
【关键词】开放权重 人工智能 公共产品 人机混合组织
【中图分类号】TP18 【文献标识码】A
人工智能由全人类共同智慧汇聚而成,是全人类共同的智慧结晶和宝贵财富。2026年11月2日至5日,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围绕“开源开放 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主题,共商全球人工智能开源生态构建,发布《携手构建全球开放人工智能行动倡议》,为促进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注入新动力。从2025年初开源模型DeepSeek-R1横空出世,到今年以来中国人工智能大模型以词元计的每周调用量大幅上升,中国开源开放在打破技术垄断、弥合数智鸿沟、促进全球人工智能普惠发展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国开放权重体系在全球产业实践中具有重要竞争力
2026年7月,北京月之暗面发布总参数量达2.8万亿的混合专家架构(MoE)模型KimiK3,随后公开了模型权重和技术报告。KimiK3成为全球参数量规模领先的开放权重模型,支撑其训练的多项关键基础设施组件也已开源。与此同时,全球开源生态格局正在发生深刻重塑。据行业观测,在主流开源平台Hugging Face上,中国开放权重模型累计下载量处于高位;在开源推理路由枢纽OpenRouter上,中国模型调用份额持续走高;在arXiv机器学习核心门类当中,源自中国的开放架构学术引用频次实现后发跃升。
长期以来,少数跨国人工智能巨头垄断全球人工智能话语权,依托闭源黑盒形态,将通用大模型塑造成高壁垒的专有特权,固化高阶智能仅能由少数人和少数机构产生的认知偏见。在此类话语体系下,安全议题演变为操控认知、构筑市场壁垒的制度工具:常态化的工程疏漏与系统故障被包装为所谓“超级智能失控”的论据,借以游说监管层抬高行业准入门槛,维系自身垄断地位。尤为典型的是,同类技术事故发生在海外闭源主体时,往往被阐释为智能水平跃升的表征。而同类技术事故发生在中国企业时,则容易引发对相关制度的质疑。这类双重标准折射出两条发展路线的根本对立:究竟是将技术锁闭于少数资本的封闭密室,还是将其构筑为惠及多方主体的开放公器?
西方一些舆论场将中国开放生态的突破简单归因于非正当技术模仿,指责国内研发主体依附海外模型开展知识蒸馏。事实上,知识蒸馏本就是机器学习领域成熟合规的主流工程优化手段。反观部分跨国巨头,无偿抓取互联网海量公开数据训练闭源模型,在充分享用全球数字公共品红利之后,转而搭建排他性技术路障,这本身就是对人类公有知识的掠夺。单边技术壁垒无法阻断技术演进的历史潮流,后发主体的创新步伐始终坚定向前。
高盛集团最近的相关研究讨论了Kimi K3发布对于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全球市场地位的意义,认为这是中国人工智能争夺全球市场定价权的重要转折点。当前行业竞争维度,已经从单纯基础训练能力,升维为全链条定价权与生态主导权的综合博弈。海外商业落地已经显现规模效应,美国外卖送餐服务平台DoorDash将Kimi深度集成至核心业务流,美国人工智能搜索引擎公司Perplexity依托DeepSeek开展深度推理业务,新加坡官方机构基于Qwen3-VL研发适配东南亚多语言环境的本土系统。越来越多海外创新主体,越过初级API调用阶段,转向签署企业级深度商业合作协议,印证中国开放权重技术体系在全球产业实践中逐步形成重要竞争力。
中国开源的内在逻辑:从开放权重到公共智能
将开放权重等同于低阶或者廉价技术,这类认知偏差根植于早期开源概念的词源语境。1998年2月,“开源(open source)”概念被正式提出,意在消解“自由软件(free software)”内“免费”与“自由”双重语义带来的歧义,确立技术共享、协同演进的内核。伴随着中国大模型群体性技术跃升,这一陈旧认知定式正在被逐步重塑。应指出的是,这里的“开放权重”不等同于开放源代码促进会(Open Source Initiative,OSI)定义下的开源软件,尽管模型权重开放,但许可协议往往并不完全满足传统开源全部约束条件。
在基础模型研发领域,决定模型二次开发价值、普惠应用深度的核心要素是模型权重。开放权重意味着模型实体支持下载获取、本地化部署、定制化微调以及合规前提下的二次分发,赋予应用主体从被动调用云端API,升维为主动开展技术再生产的完整权能。反观闭源黑盒架构,外部主体很难开展独立核验,防御护栏完全依赖厂商内部实现。
安全层面的意义尤为重要:闭源黑盒架构使防御能力高度依附于单一服务主体,面临数据出境难以拦截、内部逻辑无法审计以及故障溯源缺乏独立核查等多重隐患。开源托管平台Hugging Face遭遇的智能体驱动型网络入侵事件提供了典型镜鉴:攻击源头依托境外闭源大模型,其内置安全防护机制在事发后无法准确识别合规取证操作与恶意入侵指令,最终不得不依托部署在自有基础设施上的中国开放权重模型GLM完成溯源取证并切断风险链路。所以,开放权重使各类机构得以在自主可控的算力底座上运行核心系统,将安全防御的主动权切实收归自身,此举意义重大。
在社会经济方面,开放权重基于可验证、可复现的技术路径,大幅降低行业二次创新的边际成本。科研院所、中小微企业及地方开发者均可免于承担基础大模型数以亿元计的初始试错成本,直接依托成熟公共底座展开垂直领域适配。相较于闭源服务仅提供黑盒式的输入输出交互,开放权重使外部科研力量能够开展独立研究和二次开发。在统一技术关键行业,相关主体能够在严格保障核心数据本地留存、规避泄漏风险的前提下完成深度行业适配,实现数据要素安全与技术创新的双重统筹。
中国开源模型所展现的显著经济性,不但具有源自海量复杂实体应用场景淬炼出的工程优化与降本增效成果,而且拥有扎实的技术基本面支撑。权威基准评测印证了这一技术优势:在智能指数榜单中,GLM-5.3与K3分别取得45分与44分的优异成绩,大幅领先境外表现最前沿的开放权重模型(26分)。依托于底层技术的自主创新与领先突破,中国开源人工智能技术的市场定价权必将逐渐稳步确立。更为重要的是,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将促进开源生态繁荣明确列为八项基础支撑能力之一①,“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健全人工智能治理的法律法规与伦理准则②,这些顶层设计措施将为技术安全演进筑牢制度保障。政策引导与产业攻坚协同发力,正有力驱动智能技术要素,从实验室稀缺资源加速转化为普惠型新型数字公共基础设施。
中国开放人工智能权重重塑全球格局:从开放技术走向开放治理
传统闭源生态之下,大模型研发高度绑定海量算力、大规模数据集与密集资本投入,形成显著资源门槛,不断拉大数字鸿沟。模型权重的开放释放了优质数字底座的公共产品属性,让广大发展中国家得以跨越基础大模型高昂的初始研发成本,直接依托共享底座完成本地化微调与垂直行业适配,结合本国语言、特色农业、公共教育等本土数据资源搭建专用智能系统,让包括全球南方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共享人工智能发展红利。
开放权重新建立了一套技术治理路径,赋予应用主体自主部署、独立审计、搭建原生防御的完整权能。伴随底层技术架构开放,新型治理规范逐步成型:攻防演练吸纳外部研究力量参与,形成多方主体协同验证机制;风险披露遵循可复现原则,相关信息充分公开;基准评估以可下载获取的模型实体作为客观参照,提升测试结果透明度。技术安全保障,正加速转向由全球科研力量共同塑造、多方主体协同参与的现代治理体系。
在既往产业格局中,产业链核心收益高度集中在少数底层基础架构厂商,下游应用主体缺少议价权与发展自主权。在中国开放权重体系的推动下,从基础底座、合规授权、工具链研发、数据集构建到行业微调服务,各个环节形成独立又相互协同的价值节点,构筑环环相扣的全球产业链生态。人为割裂产业链关键节点,会阻碍生产要素高效流通,抬升全链条协同成本。一些西方国家所推行的“小院高墙”与单边技术壁垒,以防范风险为名,实质是封闭技术要素交流通道,压缩人才汇聚与开放创新的发展空间。与之相对,中国发布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提出共享人工智能知识成果、开源人工智能技术、反对利用技术垄断和单边强制措施制造发展壁垒③,彰显以开放促治理、以协同保安全的治理思路。
围绕人工智能失控议题,当下部分西方学术界倾向于将复杂系统治理简化为“倒计时”式断言,把特定时间节点渲染为决定人类命运的临界窗口。2026年8月,《人类简史》作者尤瓦尔·赫拉利在《经济学人》访谈中提出所谓“2026行动、2028迟滞、2036失控”的阶段划分,断言十年之内人工智能将全面接管系统,将2028年视作关键转折。此类论调将特定国家选举周期与技术演进节点生硬绑定,折算为人类文明的存亡期限。这类“倒计时”式危言叙事,表面上把人类治理主动权归于外部宿命,实际上是消解治理主体应当承担的现实责任,变相服务于人工智能巨头的舆论造势与融资需求。技术演进节奏与风险边界,始终取决于人类的选择与制度约束,技术主导权必须掌握在人类主体手中。例如,行业高度关注的“人工智能越狱”现象,在开放式Web应用程序安全项目(OWASP)风险清单中被界定为首要风险“提示词注入”,根源来自模型架构在同一上下文内区分指令与数据的底层机制局限。该类技术风险实际影响范围,高度受制于系统被授予的操作权限,以及部署层级设置的工程防御机制。《2026年国际AI安全报告》针对2030年提出四类演进情景,并未出现技术全面失控的确定性时间节点。报告指出,开放权重架构在带来技术共享红利的同时,存在安全防护栏易被剥离、外部监管难度提升等新型治理挑战。从实践监测数据看,公开人工智能事件数据库显示,2024年新增相关事件299起,2025年增至449起。技术治理应当立足客观机理与统计事实,依托多重防护架构构筑理性务实的安全防线。
在看到开放权重带来显著价值的同时,需正视其现实风险:权重开放后模型存在被恶意微调、用于生成深度伪造内容、被滥用开展攻击等可能性。近段时间,依托开放权重模型发起的网络攻击活动快速增多,攻击者利用开放权重模型批量生成钓鱼话术、自动化构造漏洞利用代码、策划规模化社会工程攻击,人工智能赋能的网络威胁呈现出门槛下降、迭代加快、隐蔽性增强的新特征。展望未来,各类伪造生成技术,危害巨大,很有可能演变为网络安全以及大模型系统安全领域的重要威胁,相关风险治理同样需要持续研究。
国际影响力跃升的背后,必然伴随着深层次结构性挑战,直面重点技术短板,是筑牢产业根基的前提。在物理机制建模、复杂生物计算评测等前沿攻坚任务上,国内科研机构仍面临较大压力。数据要素配置、基准评测体系仍然存在瓶颈,高价值可信数据供给不足,是全行业亟待突破的共性约束。开源许可协议与可持续商业模式之间的长效平衡仍处在探索阶段,自主开放生态链条在实践落地中尚未实现完全闭合。正视短板,是厘清突破路径的前提,我国需协同推进直道追赶与创道超车,立足本土优势探索适配国情的技术演进路径。面向未来,需统筹推进开源许可协议、基础开发工具链、高质量数据集与科学评测标准协同建设,推动中国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从单纯输出模型权重,跨越到输出成熟完备的底层开发体系。
从开放人工智能到组织智能:为新型治理方式提供基础与支持
伴随大模型开放生态深度演进,治理客体正在发生根本性变革。当实体机器人、虚拟数字人与各类自主智能体深度嵌入社会生产协作网络,传统面向自然人建立的行政准入、企业自律、事后追责等监管框架,逐步显现适应性缺口。非自然人实体的代码自主交互行为,对层级式监管能力构成直接挑战。应对人机混合社会的新型治理需求,需要构建和实际物理系统并行交互的人工系统,依托虚实互动推演、动态校正机制,依靠组织智能推动制度与监管层面的体系化创新。
组织智能的重点,是搭建自然人、机器人、数字人在统一度量衡、统一规则体系之下的协同运行机制。前沿智能模型已经超越孤立软件工具的范畴:由开放权重模型、自主智能体协同流程、智能合约规则共同构成的系统,演化为人机混合新型组织,呈现“产品即组织”的鲜明特征。从交互响应、专业服务供给到系统性风险防御,每一套部署都在动态生成微型组织网络,技术应用转化为深度参与,用户身份升维为组织协同者。监管治理的主要对象,由此从单一模型代码,转变为由多元异质主体共同构成的复杂社会组织系统。
在此演进逻辑下,现代法治理念和技术工程深度融合,“智能合约工厂”设想逐步落地为新型产业实践。法律专业力量深度介入研发生产源头,将制度规范编制、内嵌为自动化智能合约,推动治理关口前移,缓解监管滞后性与技术创新活跃度之间的固有张力。合规、伦理约束被提前编码化,显著降低事后纠错与制度补救的社会成本。在此基础之上构建的“全中心化”新型组织范式,依托智能合约明晰权责边界与利益分配,践行可信、可靠、可用、有效且高效(TRUE)的综合准则,实现组织内在自主性和外部法定规则有机统一④。
这一范式与西方流行的传统之DAO(去中心化自治组织)存在本质区别:DAO依托区块链代码共识运行,排斥中心化责任主体;而正在兴起的“韬道(Taodao)”范式将TRUE准则与DAO结合,强调制度规则刚性执行,保证法定主体责任可穿透、可追溯,不把治理完全交付算法自治,推动人机混合组织治理从事后补救走向源头内生。底层技术开放共享,终将深刻重塑人类社会组织形态。从卡尔·波普尔“三个世界”平行组织本体观出发,人工智能正在催生全新的“人工世界”,推动自然人、机器人、数字人、自主智能体成为广义协同运行的社会主体。其根本原因是人工智能使得知识自动化技术取得变革性突破,将信用力(Trust)、注意力(Attention)转化为可以规模化流通的新型生产要素,开启智业社会阶段。未来社会组织形态,将演化为生物人、机器人、数字人共同组成的“三位一体”协同网络,为新型治理方式与新型生产关系的构建,提供现实的基础与支持。
智能向善:将人工智能打造为造福全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
技术开放路线之争,本质就是回答技术发展“为了谁”、“依靠谁”、“向何去”的根本命题。闭源模式奉行技术精英路线,算力与模型由极少数机构集中生产再向下分发;开放权重生态把模型权重交还广大使用者,让使用者升维为协同创新的再生产者。本土数据要素、本土语言系统、丰富实践场景由此反哺底层技术底座,形成富有生命力的正向演进闭环。中国开放权重模型展现出优异的综合性价比,正是海量实体产业场景反复磨砺的结果,背后依托长期稳定的战略性科研投入:2025年全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达39288.2亿元,投入强度达2.80%,首次超过经合组织(OECD)国家平均水平,为国内开放人工智能生态筑牢技术底座⑤。
中国开放人工智能的实践,赋予广大主体切实可用的工具、权利与协同能力,有效缩小了全球“智能鸿沟”。2024年7月,第78届联大协商通过由中国主提的“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决议,140多个国家参加联署。伴随相关国际合作组织落户上海,系列区域人才培训项目落地推进,中国以普惠的实践成果,展现了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向善发展的大国担当。随着我国大模型性价比的持续提升,美国、韩国、印度、东南亚等国家或地区成为我国大模型海外用户的重要群体,在开源技术路线的支持下,越来越多全球南方国家用户开始调用我国大模型,显著降低了人工智能的应用门槛,让技术普惠从理念走向现实。
面向人工智能时代,摆在人类面前两种截然不同的战略取向:片面追逐技术繁荣,放任人类主体性不断消解;坚持以人为本,依托开放共享的制度设计守护技术公器本色。我们需坚定选择后一种发展路线,拒绝技术霸权与资本垄断,以普惠开放、智能向善的实践,回应全球各国的发展诉求,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
【注释】
①《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国发〔2025〕11号),中国政府网,2025年8月27日。
②《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人民日报》,2025年10月23日。
③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2023年10月20日。
④王飞跃:《平行管理:复杂性管理智能的生态科技与智慧管理之DAO》,《自动化学报》,2022年第11期。
⑤国家统计局:《2025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2026年10月16日。
责编/李一丹 美编/王梦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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