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6年中国第三次担任亚太经合组织(APEC)东道主,开放、创新、合作成为推进亚太共同体建设的三条主线。面对新的国际形势,亚太繁荣需以开放区域主义稳定预期,以创新合作培育动能,以能力建设扩大参与,并把共同体愿景转化为可交付、可衡量的行动。APEC的优势,在于兼具议程孵化、政策协调和示范推广功能。中国可以依托2026年主场年,推动亚太自贸区、互联互通、数字与人工智能、绿色转型和普惠发展协同推进,并通过跨经济体试点、能力建设和评估机制提高合作的可执行性,使开放创新成果更充分转化为共建共享的共同繁荣。
【关键词】亚太经合组织 亚太共同体 开放 创新 合作 普惠包容
【中图分类号】F116 【文献标识码】A
2026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深圳举行。①中国时隔12年再次担任APEC东道主,亚太共同体建设由此进入凝聚政治共识、形成行动框架的关键阶段。2025年,APEC的21个成员经济体拥有约30亿人口,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约占世界61.6%,货物出口约占世界50.1%。②亚太地区能否保持开放、稳定与创新活力,不仅决定本地区增长质量,而且直接影响世界贸易、产业链供应链和科技变革的走向。
与此同时,亚太合作面临的约束明显增多。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经贸问题泛安全化推高制度成本,地缘冲突、极端天气和公共卫生风险考验供应链韧性,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既打开增长空间,又可能扩大数字鸿沟和治理赤字。当前亚太合作的关键,在于开放不能停留在削减关税,创新不能局限于少数经济体和头部企业,合作也不能止于会议文件,而应形成规则相容、知识共享、风险共治、成果普惠的开放创新体系。本文据此分析APEC促进利益相融的功能、亚太共同体建设所处的历史关口,并从制度型开放、区域创新生态、互联互通、绿色包容发展和行动机制等方面提出合作路径。
APEC为促进亚太经济体利益相融发挥关键作用
开放区域主义为多边经贸合作提供稳定支点。APEC诞生于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时期,主要为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和经济技术合作。区别于以强制约束和高度统一规则为特征的区域安排,APEC采取自主自愿和协商一致的合作方式,允许成员根据自身发展阶段选择实施路径。这种“柔性机制”并非约束不足,而是在成员体量、制度和能力差异较大的条件下维持合作连续性的制度优势。通过政策对话形成共同语言,再以试点、能力建设和同伴学习降低改革成本,最终把成熟共识转化为区域规则或国内政策。
开放区域主义的价值,在于不把区域合作变成排他性集团。APEC长期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并把市场开放与发展能力建设结合起来。APEC自1989年成立以来,平均关税从17%下降至5%,引领亚太地区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成功汇聚起全球1/3人口和逾六成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③这些成果说明,稳定预期、减少壁垒和加强互联互通,可以持续释放区域红利。尤其是在保护主义上升时,APEC作为成员共同参与的首要经济合作论坛,能够提供最低限度但不可或缺的政策稳定器。
区域经济一体化把共同利益嵌入现实网络。亚太经济在全球经济体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④建设亚太自贸区和实施互联互通行动计划,是APEC推动区域一体化的两条重要路径。亚太自贸区并非另起炉灶建立排他性安排,而是通过比较规则、扩大兼容、弥合能力差距,为不同自由贸易协定之间的衔接创造条件,从而降低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跨境经营的制度成本。APEC围绕亚太自贸区开展多轮对话和能力建设。2014年APEC启动亚太自贸区进程的“北京路线图”。2026年APEC贸易部长会议重申,将共同致力于以市场驱动方式推进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包括通过推动亚太自贸区议程相关工作,并帮助经济体提升参与高标准、全面性合作承诺的能力。这种“先对话、再积累、后深化”的路径,符合亚太多样性特征,有助于防止规则竞争演变为制度壁垒。
供应链合作把一体化从制度设计延伸到企业经营。APEC第三阶段供应链互联互通行动计划(2022—2026),围绕无纸化贸易、物流服务、边境管理等堵点推进合作。《2026年APEC贸易部长会议苏州联合声明》进一步强调保持贸易走廊开放、提高供应链透明度和韧性,并推动数字贸易、服务贸易、中小企业等议题协同发展。⑤其实际效用体现在每一笔跨境交易中:电子单证能否互认、通关信息能否共享、标准能否兼容,直接决定企业的时间成本和不确定性。“十四五”期间,中国与APEC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值125.49万亿元,比“十三五”时期增长39.4%⑥,表明中国市场与亚太生产网络已形成深度相互依存关系。
数字与科技合作为增长注入开放创新动能。APEC的议程已从传统边境措施,扩展到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和科技创新等领域。2017年通过的《亚太经合组织互联网和数字经济路线图》,将数字基础设施、数据流动、数字技能和包容发展纳入区域合作;《2026年APEC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声明》以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赋能亚太共同体,提出改善数字连接、提升技能、增强信任,并推动安全可靠的数据使用。这说明数字合作的重点,已由“能否接入网络”转向“能否公平参与智能化转型”。
开放创新合作比单纯技术交易更具公共价值。政府、企业、高校和研究机构之间的协作,既能促进知识、人才和应用经验跨境流动,又能兼顾知识产权、个人信息、商业秘密和技术安全。对处于发展中的经济体和中小企业而言,最迫切的是获得可负担的算力、开源工具、人才培训和适合农业、医疗、物流、灾害预警等场景的解决方案。APEC可以把规则讨论、能力建设和场景示范结合起来,使创新从少数主体的竞争优势,转化为更多成员可利用的发展基础设施。
经济技术合作拓宽共同繁荣的受益面。共同繁荣不仅取决于贸易规模,而且取决于参与机会和抵御风险的能力。《2040年亚太经合组织布特拉加亚愿景》在贸易和投资、创新和数字化、强劲平衡安全可持续和包容增长等方面作出安排,《奥特奥罗亚行动计划》进一步提出实施路径。在这一框架下,粮食安全、绿色转型、公共卫生、人力资源开发、中小微企业、妇女和青年经济赋能等议题,正日益超越经贸合作的附属定位,成为亚太共同体社会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
APEC的独特作用,在于把市场开放与能力建设放在同一议程中。技术标准、绿色认证或数字规则,如果只有高标准,而缺乏培训、融资和基础设施支持,容易变成新的市场门槛;如果只强调援助而不改善制度环境,则难以形成可持续增长。通过经济技术合作、公共—私营对话和示范项目,APEC能够帮助较小经济体和中小企业进入区域价值链,并把包容性从原则表述转化为可操作的项目。
从制度功能看,APEC还承担着“政策孵化器”和“行动试验场”的角色。许多议题在进入正式谈判前,可先在APEC框架下开展概念澄清、案例比较和自愿试点;对尚不具备统一规则条件的领域,可通过共同原则、工具包和能力建设逐步积累互信。这种由软协调到硬联通的路径,既能保留成员政策弹性,又能降低制度碎片化程度,是亚太多样性条件下推进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方法。
亚太共同体建设进入开放创新合作的关键阶段
增长动能转换与规则碎片化同时加快。亚太是全球经济最具增长潜力和创新活力的地区,当下,驱动增长的条件已经发生变化。传统贸易扩张受到外需波动、关税壁垒和供应链调整的制约,数字化、绿色化和智能化成为提高生产率的新动力。与此同时,数据本地化、技术出口限制、标准分化和投资审查增加,创新网络面临被地缘政治切割的风险。如果每个经济体都以“绝对安全”为目标建立封闭体系,研发成本将重复上升,市场规模效应会被削弱,发展中成员更可能失去技术扩散和产业升级机会。
因此,开放与安全不能被处理成非此即彼的选择。真正有韧性的创新体系,应在可识别、可管理的风险边界内保持跨境合作:对高风险数据和关键设施建立分类分级、审查和应急机制,对低风险高价值的科研、贸易、物流、气候和公共服务数据扩大便利流动;以知识产权保护稳定创新预期,以竞争政策防止平台垄断,以开源合作和能力建设降低应用门槛。2026年APEC科技创新政策伙伴关系机制,把“共建开放协同创新生态,赋能亚太韧性增长”作为主题⑦,正是对这一矛盾的直接回应。
开放创新合作的另一重矛盾,是创新收益与调整成本分布不均。大型经济体和平台企业更容易取得资本、数据和人才优势,而中小企业、传统行业劳动者和基础设施薄弱地区可能承担转型成本。若合作只关注技术供给,不处理技能、融资、竞争和社会保障问题,创新越快,区域内部的机会差距反而可能越大。因此,APEC需要把技术扩散、产业适配和社会转型同时纳入政策设计:既鼓励前沿突破,又为采用者提供标准、培训和融资;既提高生产率,又帮助受影响劳动者完成技能转换。在创新规则形成之初就扩大参与,更有利于实现共同繁荣。
共同体建设需从议题累积转向系统集成。亚太共同体不要求成员采用同一制度,而是要在高度多样性中形成共同目标、共同规则接口和共同应对能力。当前贸易、科技、能源、粮食、气候、人口与公共卫生问题相互交织,单项政策很容易产生外溢效应。例如,绿色标准若缺少融资和技术支持,就会推高中小企业成本;人工智能应用若缺少电力、网络和技能,就难以提高生产率;供应链韧性若被等同于产业回流,则可能削弱市场效率。因此,共同体建设必须把这些作为一个系统整体推进,而不是将其视为彼此分离的清单。
2026年是《奥特奥罗亚行动计划》实施五年后的重要评估节点。评估不能仅局限于统计会议和文件数量,更应回答成员是否获得更稳定的市场准入、企业通关时间是否缩短、偏远地区数字连接是否改善、青年与劳动者是否获得新技能、绿色转型成本是否得到合理分担,等等。只有建立适量且清晰的共同指标,APEC的自愿合作才能形成持续的同伴压力和政策学习,把愿景转化为可比较、可追踪的共同进步。
从更长周期看,共同体还依赖稳定的合作预期和社会认同。企业作出跨境投资、科研机构建立联合平台、青年选择跨国学习等决定,都以规则可预期和人员往来便利为前提。频繁把经贸、科技和教育合作工具化,会迅速消耗多年积累的信任。APEC虽不是安全机制,但可以通过持续对话、政策透明和利益联结降低误判风险,把竞争约束在可管理范围内。鼓励地方政府、工商界、大学和社会组织积极参与,使共同体不只存在于领导人宣言中,也体现在城市、企业和个人的日常联系中。唯有合作网络足够密实,亚太才不至于在外来冲击下被重新推向阵营化。
中国主场年为制度创新提供关键窗口。2026年APEC以“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为主题,以开放、创新、合作为优先领域。主场年的主要任务,是把贸易投资、数字技术、绿色转型、互联互通和人的发展整合成相互支撑的政策组合。贸易便利化可以扩大数字工具和绿色产品的应用市场,互联互通利于降低创新扩散成本,技能培训和融资支持决定中小企业及发展中成员能否进入新网络。
中国作为东道主,可以充分发挥不同合作机制之间的连接作用。亚太地区已形成多层次自由贸易安排、产业链网络和次区域合作平台,APEC可以利用其广泛成员构成和非约束性特点,开展规则比较、经验交流和早期试点,减少制度之间的摩擦。对已有较高共识的无纸化贸易、海关数据交换、绿色供应链和数字技能,可推动形成阶段性成果;对分歧较大的跨境数据、人工智能治理和产业政策,可先明确共同原则、风险边界与透明要求,为后续互认积累信任。
承办地深圳,为观察地方开放实践如何服务区域合作,提供了一个样本。2025年深圳地区生产总值为3.87万亿元,货物进出口总额为4.55万亿元,出口连续33年居内地大中城市首位⑧,其开放型产业体系和跨境创新联系构成承接APEC议程的现实基础。在2026年APEC人工智能高级别论坛上,中国宣布将在深圳前海设立“促进APEC数据跨境流动合作中国中心”,推动构建一个集政策研究、规则对接、产业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开放式数据跨境流动合作平台。⑨这一案例的区域意义,不局限于某一城市模式,更在于展示地方试验如何经由共同原则、效果评估和成员自愿参与,转化为可讨论、可验证的合作工具。
以开放创新合作推动亚太共同体共同繁荣
以制度型开放夯实区域一体化基础。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反对歧视性、排他性安排,降低政策突变给企业带来的不确定性。APEC应推动亚太自贸区议程由概念讨论转向规则对接、能力提升和早期收获并行,在原产地规则、海关程序、服务监管、电子商务、竞争政策、环境产品等领域积累共同点。尊重成员发展阶段和政策空间,为发展中成员提供法律、技术和谈判能力支持,避免把高标准异化为高门槛。
把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作为开放的新重点。金融、教育、医疗、设计、物流、专业服务等跨境交付日益依赖数据和专业资格,市场准入必须与监管合作、消费者保护、网络安全、争端解决同步推进。可优先扩大电子提单、电子发票、原产地证书和检验检疫证明互认,完善数字身份、可信电子签名和跨境在线争议解决,形成企业可感知的便利。开放的成效最终要由通关是否更快、规则是否更透明、支付是否更顺畅来检验。
建设开放、协同、负责任的区域创新生态。APEC应以开放科学、联合研发和场景合作促进知识扩散。围绕人工智能安全评估、绿色技术认证、智能制造接口、数字健康和农业科技,可组织跨经济体联合实验、创新挑战赛和示范项目,鼓励高校、科研机构、企业与城市共同参与。合作应坚持自愿、互利和知识产权保护,明确数据、专利与成果转化的权利边界,使研究人员敢于合作、企业愿意投入、创新成果能够跨境应用。
人工智能合作应从原则共识转向普惠应用。对发展中成员,APEC可建设共享课程、工具库和行业解决方案平台,支持低成本算力、开源模型评测和公共数据治理经验,用于农业病虫害监测、灾害预警、港口调度、基层医疗和中小企业经营。数据跨境流动不必追求一步到位的统一规则,可先确立分类分级、个人信息保护、企业合规、跨境认证和风险处置的底线要求,在贸易物流、科研和气候监测等低风险场景开展沙盒试点,再以互认逐步扩大范围。
创新合作还必须补齐互联互通、能源和人才短板。APEC应把宽带网络、海底光缆、绿色数据中心、网络安全和数字技能视为区域公共基础设施,鼓励开发性金融、商业资本与企业共同投入。评价人工智能项目时,既注重效率和产出,又注重中小企业采用率、弱势群体可及性、能源消耗和就业影响,避免技术红利过度集中在少数经济体、城市和平台。
升级互联互通与开放型供应链韧性。《亚太经合组织互联互通蓝图(2015—2025)》完成后,应形成面向2035年的升级安排,把物理、制度、数字和人员互联贯通起来。硬件方面,加强港口、机场、铁路、冷链、能源和通信网络衔接;制度方面,推进单一窗口、经认证经营者互认、电子贸易文件和标准兼容;人员方面,为科研、商务、职业教育和青年交流提供便利。新的蓝图需要明确阶段目标和责任主体,避免宏大愿景缺乏可交付项目。
供应链韧性需建立在开放和多样联系之上,不能以切断联系换取表面安全。APEC可针对能源、粮食、医疗用品和关键中间品建立风险监测、信息沟通、应急物流和替代供应方案,鼓励企业形成多种采购与库存预案。政策评估应吸收工商咨询理事会、行业协会、物流企业和中小企业参与,防止单点中断,也防止不透明补贴、出口限制和重复监管造成新的区域分割。
把绿色转型和人的发展纳入共同繁荣。粮食、能源、海洋和气候合作,应形成相互支撑的韧性体系。粮食安全要把农业科技、种质资源、冷链物流和农产品贸易便利化结合起来;能源转型要尊重不同资源禀赋,扩大可再生能源、储能、智能电网和绿色金融合作;海洋合作要兼顾可持续渔业、蓝色经济、生态保护和灾害预警。对绿色标准和碳规则,应同步提供技术援助、转型融资和认证支持,避免环境目标成为新的贸易壁垒。
亚太共同体最终服务于人的发展。APEC应把职业教育、技能认证和劳动力转型置于更突出位置,围绕数字技术、绿色制造、养老照护、现代物流和跨境电商建立培训合作。促进青年创新创业,通过创业孵化、跨境实习、技能认证互认和创业融资支持,帮助青年进入区域产业链和创新网络。提升妇女经济参与度,改善其获得数字工具、教育培训、金融服务和市场机会的条件。对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岗位替代,加强就业监测、再培训和社会保障衔接,使技术进步转化为更广泛的发展机会。面向中小微企业,建立跨境电商、绿色认证、数字支付、知识产权保护、供应链融资和合规咨询等一站式支持机制,帮助中小微企业跨越“不会出海、不敢出海、出海成本高”的障碍。
完善成果转化和共同评估机制。共同体建设需要“少而精、可交付”的项目治理。APEC可围绕无纸化贸易、数字技能、绿色供应链、粮食减损和中小企业融资,每年形成重点成果清单,明确牵头经济体、合作伙伴、资金来源、时间表和评估方法。对能力差距较大的成员,推动多边开发机构、政策性金融、商业金融和企业协同投入,把技术援助与项目融资结合起来。评估既看制度和项目产出,又看企业成本、网络覆盖、就业质量、减排绩效和公众获得感。
成果转化需要把议题负责制与跨委员会协调结合起来。数字贸易同时涉及贸易投资、数据治理、中小企业和人力资源,绿色供应链也关联能源、交通、标准、金融与能力建设,若各工作组分别推进,容易产生重复项目和不一致要求。APEC可围绕少数跨领域任务设立联合路线图,由APEC高官会统筹进度,明确各专业机制的分工,并吸收工商咨询理事会、研究机构和社会组织参与,使政策设计能够及时回应市场运行和社会影响。
共同评估应兼顾可比性与发展差异。区域层面可设置通关时间、电子单证覆盖、网络可及性、数字技能培训、中小企业融资、绿色项目投资等关键指标;相关经济体可根据发展阶段补充本地指标和解释性信息。评估不是进行简单排名,而是识别约束、匹配援助并形成同伴学习。对暂时无法达到共同目标的成员,应提供技术支持和过渡安排;对已形成成熟经验的项目,可通过工具包、示范网络和人员培训降低扩散成本。
透明度是自愿合作形成约束力的关键。APEC秘书处和相关工作机制,定期发布重点项目进展、资金使用、受益对象和效果评估,既能展示成功经验,又方便说明延期、调整及未达目标的原因。企业、高校和社会组织不仅应在项目启动时参与,而且应进入中期反馈和终期评估。公开、持续的跟踪能够形成声誉激励,帮助成员发现政策落差,防止年度主题频繁更换造成资源分散。
总体而言,亚太共同体的生命力来自开放形成的市场空间、创新创造的发展动能与合作提供的公共产品。2026年APEC中国年应把三者统一起来:以开放抵御碎片化,以创新培育新增长,以合作弥合能力差距;以共同原则维护合作方向,以差异化路径照顾发展阶段;既形成领导人层面的政治共识,又建立企业和民众可感知的项目成果。只有让更多经济体、企业和普通民众从合作中获得真实收益,亚太共同体才能从共同愿景走向共同繁荣。
【注:本文系深圳市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研究中心重大课题“以举办APEC会议为契机全面提升深圳国际化水平和开放能级的对策研究”(项目编号:SFQZD2601)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习近平宣布中方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人民日报》,2025年11月2日。
②数据来源:亚太经合组织官网。
③任鸿斌:《汇聚工商界力量 共建亚太共同体》,《人民日报》,2026年10月20日。
④刘晨阳:《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与贸易投资自由化》,《国家治理》,2018年第43期。
⑤《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苏州联合声明(苏州声明)》,苏州市商务局官网。
⑥《超125万亿元!中国与APEC其他经济体进出口交出五年答卷》,海关总署官网,2026年2月5日。
⑦《亚太经合组织科技创新政策伙伴关系机制第27次例会成功举办》,2026年APEC“中国年”官方网站,2026年2月13日。
⑧《深圳税务加力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圳特区报》,2026年8月26日。
⑨《“促进APEC数据跨境流动合作中国中心”落户深圳前海》,广东省人民政府官网,2026年7月27日。
责编/周小梨 美编/王梦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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