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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商标立法护航中国品牌出海

摘 要:商标是市场经营主体开拓海外市场、参与国际竞争的无形资产,也是中国企业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品牌基石。近年来,随着中国企业出海规模持续扩大,商标在域外被恶意抢注、维权举证困难、涉外代理监管缺位等问题日益凸显,成为制约品牌“走出去”行稳致远的瓶颈。2026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通过新增驰名商标确认机制、强化商标代理机构境外执业监管、前移规制恶意注册条款等一系列规范设计,从注册端、代理端、维权端,构建起支持企业出海的全链条法治保障。

关键词:商标法 中国品牌出海 涉外知识产权保护

【中图分类号】 D923.43 【文献标识码】A

商标作为知识产权体系中与市场经营活动联系紧密的权利类型,关乎经营主体的商誉积累、品牌溢价与国际竞争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以下简称“商标法”)自1982年制定以来,历经1993年、2001年、2013年、2019年四次修改,构建起较为完备的商标注册、使用与保护制度体系。面对数字经济加速演进、涉外商标纠纷持续多发的新形势,现行制度在规制恶意注册、支撑企业海外维权、监管代理行业乱象等方面的短板日益显现。时移则法易,法立以禁弊。2026年6月26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商标法,自2027年1月1日正式施行。法律体量由原8章73条扩展至9章87条,实现从局部条款调整到制度体系重塑的“大修”。作为一部以规范注册与使用秩序、维护商标信誉为宗旨的基础性商事法律,本次修法始终贯穿着一条鲜明的价值主线,即以更加科学的制度设计,为中国市场经营主体走稳走远国际化道路,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回应中国品牌出海商标保护的迫切需要

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商标出海布局需求呈爆发式增长,与之相伴的域外恶意抢注现象也日趋凸显。据统计,2015年至2024年,中国主体在海外单一国家的商标申请量已近220万件,较此前十年增加190万余件,增速超过6.5倍;与此同时,海外商标纠纷案件数量逾5.4万件,较此前十年增加4.9万余件,增速超过8倍。[1]以申请日在2025年为准,针对中华商标协会396家企业会员,在全球196个国家/地区开展的商标国际监测预警,发现有85家知名企业的商标有被抢注记录,年度被抢注占比21.5%,为近3年最高值;相比往年,2025年监测到被抢注的企业数量明显增加。[2]部分出海企业的品牌策略多关注短期销量而非长期品牌建设,商标保护范围较窄,忽视转运地和潜在市场的风险敞口,加之维权普遍面临高额律师费用和翻译成本,进一步放大被抢注后的应对难度。[3]这些数字和分析背后,是大量中国品牌在开拓国际市场的关键节点上,因商标遇阻而面临被迫延误市场准入、支付高额赎回费用甚至丧失品牌使用权的现实困境。

从具体案例看,品牌出海受阻问题已波及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商标海外维权举步维艰。休闲食品品牌“卫龙”的核心商标,早在2022年6月即在秘鲁遭他人抢先注册。企业历经近三年维权,联合小熊电器、喜之郎等八家企业共同发布联合维权声明,佐以国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河南分中心的专业支持,方于2025年3月促成秘鲁知识产权主管机关宣告涉案抢注商标无效。[4]类似遭遇并非孤例。瑞幸咖啡商标在泰国被抢注、绍兴花雕酒等老字号品牌在境外遭遇仿冒抢注、DEEPSEEK在美国被抢注商标、部分新能源汽车与电池企业的品牌在越南被抢注等情形近年密集出现,涉及餐饮、科技、制造等多个行业。商标抢注从早期零星个案,演变为伴随中国企业国际化进程而系统性发生的法律风险,且抢注对象已由知名度高的头部品牌,扩展至处于国际化起步阶段的成长型企业等。

导致中国品牌出海屡屡卡在商标环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立法与制度供给角度观察,主要症结集中在三点:驰名商标保护长期“重境内、轻域外”,企业在境外行政或司法程序中主张商标知名度时,往往缺乏权威、便捷的境内驰名情况证明渠道,只能自行收集分散的市场证据,举证成本高、说服力弱;商标代理行业境外执业监管存在制度空白,个别代理机构甚至从业人员利用为境内委托人办理涉外商标业务的便利,泄露商标申请信息或直接参与境外抢注,形成监守自盗式的内部风险源,而修订前的商标法对此类跨境代理失范行为缺乏针对性规制;境内商标注册秩序本身“注而不用”“批量囤积”问题突出,境内抢注惯犯与境外抢注行为往往存在关联和联动,源头治理不彻底,客观上为域外抢注提供可资模仿的操作范式。此外,从马德里体系的使用情况看,2025年中国申请人通过马德里体系提交的国际商标申请量约5636件,同比下降4.9%,居全球第三位,但申请人指定马德里成员国次数达76530次,同比增长1.5%,居全球首位。申请量下降、指定数领先的结构性特征,从侧面说明中国企业国际化商标布局,正从粗放式广撒网转向精细化重点市场深耕,但商标国际注册储备的整体厚度与企业出海的规模、速度相比仍显不足,一旦遭遇抢注,缺乏充分的在先权利基础予以对抗。

制度设计体现前瞻性和主动性

长期以来,面对境外商标抢注,中国企业和相关部门更多采取事后异议、无效宣告、诉讼等被动应对方式,不仅周期长、成本高,而且胜诉与否高度依赖个案证据积累与属地司法环境,维权效果具有较大不确定性。企业出海商标战略亟须从被动防御转向主动出击,将风险防控前置于商标申请、市场布局的早期阶段。新商标法遵循境内治理与域外保护协同联动的体系逻辑,在制度设计上体现出鲜明的前瞻性和主动性:一方面,通过驰名商标确认机制,为企业在境外维权中提供权威、可迁移使用的官方证明工具,变“事后自证”为“事前备证”;另一方面,通过强化对商标代理机构境外执业行为的监管,将风险防控关口从纠纷发生后前移至商标申请、代理服务提供的源头环节,实现从“救火式”应对到“防火式”治理的转变。

商标权具有严格的地域性,一国商标立法难以直接约束发生在他国领土上的抢注行为。《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第六条规定商标权保护的独立性原则,分三个层次,即:申请和注册商标的条件,由本同盟成员国的国内法决定;对本同盟成员国国民在本同盟任何成员国中所提出的商标注册申请,不能以未在本国申请、注册或续展为理由而加以拒绝或使其注册失效;在本同盟一个成员国内正式注册的商标,应视为与在本同盟其他成员国包括申请人所属国注册的商标是相互独立的。新商标法护航企业出海的制度构想,并非谋求域外管辖权的扩张或中国境内注册和保护商标的域外保护效力,而是着力于以内促外:通过夯实境内商标注册与代理秩序的规范性、提升境内驰名商标确认结论的权威性和可用性,间接为企业在域外行政、司法程序中的维权行动,提供制度支撑与证据“背书”。换言之,新商标法通过做实“内功”,间接强化企业在“外部战场”的博弈筹码,形成境内治理与域外维权协同联动的制度闭环。

构建以境内治理夯实域外维权基础的系统性方案

新商标法通过驰名商标确认机制,为境外维权提供权威证据支撑。第六十九条第一款明确规定,在境外商标注册审查审理或者处理商标案件过程中,需要证明商标在中国境内为相关公众所熟知的,应当事人请求,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可以依照本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对商标驰名情况作出确认。从条文表述的具体内容来看,该条适用的法定要件有四个:在境外,商标处于注册审查审理或者商标案件处理过程中,即中国境内商标在境外被抢注,或者遭遇侵权,相关行政程序或者司法程序尚在进行中;上述商标审查审理程序或者侵权程序中的纠纷处理,需要证明商标在中国境内为相关公众所熟知,即依据受理国或地区法律相关规定,中国境内商标驰名的情况对纠纷审查审理结论有意义;驰名商标的确认程序应当事人请求启动,而非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依职权启动;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确认商标驰名情况的依据是新商标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与境内案件确认驰名商标要考量的因素等没有实质区别。

这一制度创新的意义在于,将原本主要服务于境内个案保护的驰名商标确认,明确延伸至服务企业境外维权的场景,使企业在应对海外抢注、参与境外无效宣告等授权确权程序或诉讼程序时,能够以主管部门出具的权威确认文件作为证明商标知名度的重要证据,大幅降低跨境举证的时间与经济成本。同时,条文将“认定”表述调整为“确认”,弱化个案认定的司法色彩、强化行政备案式的服务属性,也有助于避免因驰名商标认定被过度符号化、商业化而引发的争议。需要指出的是,该项确认结论在具体境外程序中的证明效力,最终仍取决于受理国或地区法律及审理机关的采信规则。例如,日本商标法规定,与作为表示他人业务所涉商品或服务的标识、在日本国内或外国的消费者之间广为知晓的商标相同或近似,且以不正当目的(指获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给他人造成损害的目的及其他不正当目的)使用的商标,不能获得商标注册。围绕这一规定的适用,日本特许厅《商标审查便览》明确对于仅在外国周知、著名的商标,其使用国的政府等就相关注册申请表明有违国际信义等关切的,应充分斟酌其内容;将德国、法国、意大利、中国、韩国政府或相当于政府的公益法人作为本国周知商标提供的资料(其中中国编由我国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局编制)所载商标,原则上推认为在该国消费者广为知晓的商标,用于商标审查。早在20世纪80年代“同仁堂”商标在日本被恶意抢注时,我国商标主管部门即曾出具过与第六十九条第一款所规定的驰名商标确认相类似的证明,为制止该商标被恶意抢注的行为作出过特殊贡献。[5]在欧盟,对于成员国主管机关或法院认可在先商标声誉的决定,欧盟知识产权局亦仅视为可采、可能具有证明价值但不具拘束力的证据,并结合程序类型、所涉问题是否确为声誉、审级及决定数量审查其相关性。

从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层面来看,目前尚无国际条约专门规定他国商标主管机关驰名商标认定的证据效力,亦无条约要求各国予以承认。《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将商标是否驰名交由被请求保护国的主管机关判断,《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要求在确定商标是否驰名时考虑相关公众对该商标的知晓,二者均未涉及他国认定。对他国认定作出安排的,主要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成员国大会第三十四届系列会议上通过的《关于保护驰名商标的规定的联合建议》(以下简称“联合建议”),将成功实施该商标权的记录,尤其是该商标由主管机关认定为驰名商标的范围,列为主管机关确定驰名商标时应予考虑的因素之一。其解释性说明提出,由于领土性原则,驰名商标的实施以国家为依据。例如,在邻国成功实施驰名商标权的证据,或某商标在邻国被认定为驰名商标的证据,可以作为确定该商标在某具体国家是否驰名的指标。尽管从法律性质上,联合建议是倡议性的文件,对各国没有强制约束力,仅供成员国作为指导方针参考,但已有贸易协定援引联合建议,只是拘束程度不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对联合建议作了宣示性表述,即各缔约方“认识到”该建议的重要性。《欧盟与新西兰自由贸易协定》则明确要求各缔约方努力适用该建议。在多边层面,企业难以在外国程序中证明其商标在本国驰名的问题已被提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议程,各方尚未形成制定新规则的共识。2019年,韩国在WIPO商标、工业品外观设计和地理标志法律常设委员会(SCT)提出这一问题,建议由WIPO开展驰名商标保护情况调查,并考虑缔结新的国际条约。此后,开展调查的建议获得广泛支持,缔结新条约的设想则未获支持。2026年,英国再次提议开展调查,不寻求制定新的国际文书,SCT第49届会议据此仅要求秘书处起草了驰名商标保护调查草案。下一步,我们需通过双边、多边知识产权合作机制,推动更多国家和地区的商标主管机关、司法机关,认可新商标法第六十九条第一款驰名商标确认结论的证据价值,充分释放制度的实际效能。

强化商标代理机构境外执业监管,斩断抢注链条。新商标法第六十九条第二款同时规定,商标代理机构以欺诈等不正当手段为中国境内委托人办理境外商标注册申请或者其他商标事宜,损害委托人利益或者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依照本法第六十七条的规定处理、处罚。这一规定直击此前监管空白:个别代理机构或从业人员凭借掌握境内委托人商标申请信息的便利,与境外抢注方内外勾连,客观上纵容甚至助推境外抢注事件。将代理机构接受境内委托人委托在境外开展代理行为正式纳入监管与处罚范围,既重申代理行业执业伦理底线,又从源头切断部分抢注产业链条中内部人泄密、勾结的可能性,有助于重建境内委托人对涉外商标代理服务的信任基础。

新商标法立足商标权地域性这一基本法理,通过重塑驰名商标确认规则、严格代理机构境外执业监管、前移恶意注册规制关口等,构建以境内治理夯实域外维权基础的系统性方案,实现从注册端规范秩序、代理端阻断风险、维权端提供支撑的全链条制度闭环。这既是商标法自身与时俱进、回应数字经济和涉外商事实践新问题的必然要求,又是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战略在知识产权单行法层面的具体落实。展望未来,随着新商标法正式施行,配合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体系、行业联合维权机制与涉外法律服务能力建设的持续完善,中国品牌出海必将获得更加坚实、更加主动的法治护航,在国际市场的品牌竞争中行稳致远。

注释

[1]中华商标协会商标海外维权工作委员会:《中国企业海外商标品牌发展报告》,中华商标协会网站,2025年5月30日。

[2] 中华商标协会品牌国际化发展促进工作委员会:《中华商标协会会员企业2025年度国际商标监测预警报告》,中华商标协会网站,2026年6月9日。

[3] 《商标未雨绸缪 品牌扬帆“出海”》,《中国知识产权报》,2025年6月6日,第5版。

[4] 《中国品牌国际维权再添佳绩 河南卫龙商标在秘鲁维权成功》,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站,2025年4月3日。

[5]《完善驰名商标保护制度 维护我国企业境外权益》,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2026年6月26日。

责编:张宏莉/美编:石 玉

责任编辑:张宏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