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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

摘 要: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是应对国际环境不确定性、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战略抉择,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双碳”目标的内在要求。建设新型能源体系,不仅需实现能源供给结构的变化,更要实现发展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单一供给安全转向系统韧性安全、从追求量的平衡到追求高质量发展“三个转变”,将对全球能源格局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可再生能源体系,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有着坚实物质基础与技术基础;同时需推动能源供给、消费绿色低碳转型,坚持科技创新、强化数智赋能,深化能源体制机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

关键词:新型能源体系 能源安全 能源强国 清洁低碳安全高效

【中图分类号】TK01 【文献标识码】A

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是顺应新科技革命的发展趋势,着眼于现代化强国建设之需,在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基础之上开启的能源发展新篇章,既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中国方案,又是破解资源与环境瓶颈、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抓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新型能源体系加快构建,能源保障基础不断夯实,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1]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可再生能源体系,风电、光伏装机容量稳居世界首位,特高压输电技术领跑全球,为能源绿色转型提供坚实物质与技术基础。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2026年6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标志着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实现从战略构想到系统部署的演进,进入全面实施阶段。与此同时,我国能源结构偏煤、系统调节能力不足等深层次矛盾依然存在,建设新型能源体系仍面临挑战。在这一背景下,深入剖析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的基础条件、现实要求并探索实现路径,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我国能源发展历程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基础

新中国成立七十余年来,我国能源工业历经从“一穷二白”到“世界第一”的沧桑巨变。我国能源发展历程,清晰地呈现从生产能力建设到产业体系逐步完备、再到能源强国建设的演进轨迹,折射出国家能源发展战略重心的历史性迁移。每一发展阶段战略目标的实施,都为当前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积累坚实基础和重要经验。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一次能源产量只有0.2亿吨标煤,原煤占一次能源生产总量的比重高达96.3%,煤炭生产力十分低下。之后,我国能源工业进入大发展阶段,能源建设以解决能源短缺、保障工业化基本需求为目标,取得较大成就。随着大庆、胜利等一批大型油气田的发现和开发,我国摆脱贫油国的帽子。1978年,原油年产量突破1亿吨大关,原煤占比下降至70.3%,原油占比升至23.7%,“一煤独大”的能源结构初步改善,一次能源生产总量比1949年增长25倍,为后续完整工业体系建设奠定能源基础。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能源体制改革相对滞后,能源供给增长滞后于能源需求增长。鉴于能源短缺问题比较严重,我国加快能源市场化改革。推行“集资办电”、煤炭行业“投入产出总承包”等市场化改革。1993年,我国由石油净出口国转变为净进口国,2002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实行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发展战略,能源发展从“开发为主”转向“开发与节约并举”。这一时期,能源短缺问题基本解决,我国实现从能源基础薄弱到世界能源生产第一大国的跨越式发展。经过长期持续的投资建设,多元能源生产结构初步形成,县级行政区全部通上大电网,14亿多人口人人享有电力。

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创造性地提出推动能源消费革命、能源供给革命、能源技术革命、能源体制革命和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的“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为新时代能源发展指明前进方向。同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从资源环境约束看,过去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空间相对较大,现在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必须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我国能源发展开始向清洁低碳、安全高效加速迈进。

2023年7月,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抓好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确保发挥兜底保障和对新能源发展的支撑调节作用。大力发展风电和太阳能发电,统筹水电开发和生态保护,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电,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重点控制化石能源消费,加强能源产供储销体系建设,提升国家油气安全保障能力。”[2]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强调:“重点要抓好能源转型、产业升级和适度多元发展”“着眼于高水平打造我国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配套发展风电、光伏发电、氢能等能源,构建新型能源体系。”[3]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指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方向:既不能脱离煤炭兜底的安全底线盲目去煤,也不能固守传统路径错失绿色转型的战略窗口期。必须在保障能源安全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产业优势,推动传统能源与新能源优化组合,实现从“资源依赖”向“技术驱动”的转变。

“十四五”时期,我国能源发展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历史性转变。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历史性超过石油,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由2020年的40%提升至60%左右。能源消费结构基本形成煤、油、气、非化石能源“四足鼎立”的新格局。风电、光伏装机容量合计突破18亿千瓦,历史性超过火电,新能源已从电力系统的“配角”变为“主角”。建成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化石能源定位转为“兜底保障”,能源自给率始终保持在80%以上。能源发展的一系列成就,为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的现实要求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提高科学预见变化、及时洞察风险、有效应对挑战的能力,确保中华复兴号巨轮劈波斩浪、行稳致远。”[4]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地缘政治冲突频发、全球能源供应链稳定性面临严峻挑战的背景下,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不仅是应对国际环境不确定性、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战略抉择,而且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双碳”目标的内在要求。具体来看,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不仅需实现能源供给结构的变化,更要实现发展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单一供给安全转向系统韧性安全、从追求量的平衡到追求高质量发展的转变。这“三个转变”,深刻揭示我国能源发展正迈向新的历史方位,也将对全球能源格局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近年来,全球能源格局经历深刻调整,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显著增强。地缘政治冲击加剧,导致能源市场剧烈波动、供应链紧张。全球能源安全问题凸显。作为全球最大的能源进口国,我国油气对外依存度高,但我国高度重视能源安全问题,积极推动能源进口多元化,大力发展新能源,能源安全保障水平不断提高。2026年春,在中东冲突持续延宕、全球能源市场波动加剧的情况下,我国由于拥有较充足的石油储备和快速发展的新能源供应,石油进口和国内油价基本稳定。这充分彰显新能源在平抑市场波动、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方面的战略价值,彰显我国在复杂国际环境中保持定力的底气。这启示我们,能源安全不再仅仅源于对地下资源的占有,而更多取决于对自然规律的敬畏、对技术边界的拓展,以及高瞻远瞩的战略部署。这不仅关乎能源供给韧性,更深刻重塑能源发展逻辑,创新驱动成为能源竞争优势的关键变量。

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有助于我国成为全球能源技术创新的策源地。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为代表的数字技术与能源系统深度融合,一方面改变人类用能的方式,另一方面重新定义产业革命基础。唯有抓住这一轮科技革命的机遇,才能在这场变革中脱颖而出。在这场能源技术革命中,我国正由追赶者转变为引领者,加速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与能源系统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能源,在氢能、储能及核聚变等前沿领域布局未来赛道,以技术突破打破资源约束,部分领域获得绝对竞争优势,重塑全球能源竞争格局。需要认识到,建设新型能源体系不仅是技术范式的革新,更是文明形态的演进,标志着人类从征服自然的工业逻辑,转向顺应自然的生态逻辑,为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提供坚实的能源基石。这种文明形态的跃迁,要求我们将能源安全置于更宏大的历史坐标中审视,以系统思维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开放姿态拥抱合作与竞争,在变局中开新局,为人类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随着“双碳”目标成为全球共识,越来越多的国家重视发展绿色能源,全球能源治理、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与能源安全,已成为关乎各国国家战略主动权的关键议题。建设新型能源体系不仅有利于摆脱过度依赖化石能源的传统路径、降低能源对外依存度,而且有利于减少能源高碳排放,打造绿色竞争新优势。当前,全球气候治理正从“共识构建”迈向“规则博弈”深水区。碳关税、绿色供应链标准等新型贸易壁垒日益凸显,能源竞争已超越单纯的资源争夺,演变为技术标准、产业生态与治理话语权的全面较量。谁主动参与并引领全球能源治理规则制定,将产业优势转化为制度性话语权,谁就能在新的国际格局下获得更大发展空间。中国凭借在新能源产业链的全方位优势,积极输出技术标准,将产业硬实力转化为制度性话语权,积极参与多边机制,在提升全球能源治理话语权的同时,通过“一带一路”绿色合作,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可复制的绿色转型方案。

建设新型能源体系,不仅是对内外部挑战的系统性回应,更是我国重塑全球能源格局、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一跃。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是对传统能源发展模式的深刻超越,打破传统能源系统对资源禀赋的刚性依赖,通过数字化、智能化手段重塑能源生产、传输与消费的全链条,实现从“被动适应”资源秉赋向“创新驱动”的跨越和重构。能源体系重构不仅提升能源系统的灵活性与响应速度,而且为现代化产业体系注入强劲的创新动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协同共进。总之,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超越单纯的环境履约范畴,将能源转型转化为推动产业升级、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是中国从全球能源治理参与者向引领者角色升级的重要标志,是应对全球气候治理变局、重塑国际竞争新优势的战略主动。这种战略主动,将能源转型的内生动力转化为国家发展的持久韧性,为在全球变局中赢得先机奠定坚实基础。这要求我们在“十五五”期间以更大的决心、更实的举措,将战略蓝图转化为具体行动,确保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行稳致远。

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的路径与举措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能源发展仍面临需求压力巨大、供给制约较多、绿色低碳转型任务艰巨等一系列挑战。应对这些挑战,出路就是大力发展新能源。”[5]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是应对能源领域一系列挑战的有力举措,标志着我国能源转型进入系统性重塑的关键阶段。“十五五”时期是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从“立柱架梁”向“系统集成”迈进的关键窗口期。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任务,将从单一要素的规模扩张转向多能互补、源网荷储一体化的系统协同,旨在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现代能源系统,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提供坚实支撑,为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坚实底座。

依据《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建设目标主要聚焦四个关键维度和六大体系。四个关键维度是:能源安全维度,通过多元供给与韧性网络,确保极端情境下的能源自主可控;绿色转型维度,以清洁低碳重塑能源结构,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化,构建国际竞争新优势;创新驱动维度,借数字智能赋能系统升级,实现能源资源配置的最优化,能源开发与使用效率的最大化;国际合作维度,通过输出中国标准与方案,深度参与并引领全球能源治理规则制定,将产业优势转化为制度性话语权,实现高水平的国际合作。新型能源体系的六大体系包括:先进适配的新型能源基础设施体系,坚强韧性的能源安全保障体系,绿色低碳的能源消费体系,自立自强的能源科技创新体系,协同高效的现代化能源治理体系,立体多元的能源国际合作体系。

为统筹推进能源消费革命、能源供给革命、能源技术革命、能源体制革命,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确保实现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的战略目标与关键性指标,建议从以下方面着力,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

促进能源供给更加清洁高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是我国能源革命的主攻方向”。[6]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需坚定不移推进供给侧清洁替代,大幅提升非化石能源供给比重,推动煤炭消费尽早达峰并逐步下降。加快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坚持风光水核等多能并举,促进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大规模高比例发展,同步推进水电、核电等稳定清洁能源的优化布局。推动新能源集成融合开发,因地制宜开发生物质能、地热能、海洋能等新能源。推动化石能源生产供应转型升级,因地制宜推广媒体绿色开采,加快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打造现代化煤炭供应链产业链。加快炼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推动油气田和炼化产业转型。

推动能源消费绿色低碳转型。我国能源资源的国情决定了,我们必须加大力度促进粗放浪费型用能方式向集约高效型用能方式加快转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勤俭节约的消费观,树立节能就是增加资源、减少污染、造福人类的理念,努力形成勤俭节约的良好风尚。”[7]实施全面节约战略,坚决控制化石能源消费增长,重点推进工业、建筑、交通等领域的电能替代和能效提升,建立健全绿色能源消费激励机制,形成节约集约、绿色低碳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完善绿色消费激励机制,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节能降碳的良好氛围,从而有效降低全社会能耗强度,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提供坚实的需求侧支撑。

坚持创新在能源发展全局中的核心地位。立足绿色低碳技术和人工智能两个关键领域,聚焦能源领域“卡脖子”问题和前沿制高点,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努力实现自主可控。在先进可再生能源技术、新型电力系统、新一代核能、氢能、储能、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能源互联网、智慧能源等前沿和战略性领域,掌握一批自主知识产权和“杀手锏”技术,[8]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动能源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能源产业集群。深化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形成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加速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的商业化应用,以科技创新推动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

强化数智赋能。打造灵活高效的运行系统,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推动能源生产、传输、消费全链条数字化升级,构建智慧能源大脑与协同控制平台。实施“人工智能+”能源行动,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深化源网荷储互动响应机制,提升电力系统对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的接纳能力与调节灵活性,实现供需精准匹配与资源优化配置。加快能源基础设施智能化改造,推广智能电网、虚拟电厂、综合能源服务等新模式新业态,以技术创新驱动效率变革,为新型能源体系注入强劲动力。加快构建自主可控的能源人工智能治理框架,以“能源大模型+行业知识图谱”双轮驱动,强化数据主权保障与算法透明度认证体系。

深化能源体制机制改革。现代能源安全的关键在于治理效能,构建“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协同治理架构,当前迫切任务是理顺政府调控、市场配置、价格信号的互动机制,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9]完善电价形成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健全绿色金融支持政策,引导社会资本投向清洁能源领域。加强能源法治建设,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标准,为能源转型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激发各类经营主体参与能源革命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在全球治理的规则建设方面,中国正以建设者的姿态参与其中,继续推动公平贸易,与国际可再生能源署(IRENA)等机构合作,共同呼吁打造一个公平、非歧视的清洁能源产品国际贸易环境。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史丹学部委员工作室与国家高端智库基础项目联合出品《能源强国的指标体系、发展路径与国际比较》(ZKJC260804)阶段性成果】

注释

[1][5][6][7]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关于国家能源安全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4年,第13页、第13页、第64页、第45页。

[2]习近平:《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讲话》,《求是》,2025年第15期,第4—16页。

[3]《努力在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上迈出新步伐 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人民日报》,2025年7月9日,第1版。

[4]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6年7月2日,第2版。

[8]史丹:《全球能源格局演变与中国能源强国建设之路》,《东南学术》,2026年第4期,第1—11+246页。

[9]许勤华:《统筹推进能源强国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学术前沿》,2026年第7期,第66—72页。

责编:董惠敏/美编:石 玉

责任编辑:张宏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