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多式联运是综合运输能力转化为产业链供应链竞争力的重要组织形式,也是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服务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的关键抓手。近年来,我国多式联运规模持续扩大,基础设施网络持续完善,运输结构调整稳步推进,经营主体活力逐步释放,在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提升经济运行效率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与此同时,由于不同运输方式间衔接不畅、信息共享不足、标准规则不统一等原因,多式联运协同效能尚未充分释放,分域治理之间尚未充分适配。建议通过数据与算法降低协调成本,调整资源配置、履约责任和收益分配关系,推动多式联运协同增效,把运输优势转化为供应链竞争力。
关键词:多式联运 枢纽集群 供应链协同
【中图分类号】F512 【文献标识码】A
交通运输连接生产空间,供应链协同决定连接的经济价值。我国制造业体系完备、国内市场广阔、国际贸易联系紧密,多式联运既关系物流成本,也影响生产节奏、产业布局和开放韧性。《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强调,推动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1]落实到多式联运,关键是把技术潜能转化为跨主体合作能力,把设施优势转化为稳定交付优势。交通运输部等八部委印发的《综合交通枢纽发展“十五五”规划》(以下简称《枢纽规划》)与交通运输部等四部委印发的《综合运输服务发展“十五五”规划》(以下简称《服务规划》),分别从空间组织和服务供给作出部署,为这一转化提供协同发展的政策基础。
多式联运发展成效与战略价值
多式联运正由设施补短、规模扩张,转向提质增效、系统集成。加速推进多式联运,不能停留于单段降本或枢纽吞吐扩张,而要以网络效能、全程服务和资源配置能力重塑产业链供应链组织方式,让全程服务嵌入生产采购交付,降低库存与履约风险,促进产业增值,把运输优势转化为供应链竞争力。
从扩大设施供给转向提升网络效能。我国综合运输网络与港口、内陆物流节点持续完善,联运发展已积累坚实基础。集装箱铁水联运发展成效显著,“十四五”时期,全国港口集装箱铁水联运规模年均增速达15%,2025年完成1349万标箱[2]。铁路与水运协作已形成进一步规模化发展的条件。当前更需关注线路能否稳定开行、节点能否有效接续、经营人能否持续提供全程服务,使规模增长与服务成熟相互促进。《枢纽规划》主要指标表列明,沿海港口多式联运港区铁路进港率2025年为75%,2030年要达到为80%;[3]《服务规划》中“一箱制”集装箱铁水联运箱量发展指标,由2025年的750万标箱提升至2030年的1000万标箱[4]。前者衡量特定港区的设施衔接,后者衡量特定服务模式的业务规模,不能相互替代或推算全国联运占比。两类指标共同表明,既要补齐关键连接,又要提高已有设施的组织利用水平,应区分既有基础与未来任务。例如,辽宁“北粮南运”,以“班列+班轮”组织粮食铁水联运,按照船期倒排列车计划,以“一单制”减少多方交接并开展全程跟踪,相关运输时间可由18天缩短至13天。其关键在于以统一交付目标协调铁路与港航作业,将通道衔接转化为粮食供应链保障能力。国铁沈阳局打通东北粮食直达山东、两广、江苏通道,今年1至9月直达以上地区粮食运量889万吨,同比增量545万吨;会同济南局推动散粮车整列直达运输,采用“一站直达”模式,减少编组站中转作业,今年累计开行散粮跨局直达列车63列。从直达班列到散粮专列,从“北粮南运”到冷藏班列,一趟趟定制班列,背后是物流供给与产业需求的精准咬合。
从单段运输降本转向产业协同增效。2025年,全国社会物流总费用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率降至13.9%,比2020年下降0.8个百分点,为历史最低水平,物流效率持续改善[5]。这一指标受经济结构和物流运行等多种因素影响。对企业而言,物流成本还包括库存占用、等待协调和履约风险;运输价格下降而交付波动扩大,未必带来综合成本降低。可靠的联运服务能够帮助企业减少缓冲库存、扩大采购半径并改善订单交付,其价值因而超出运输行业本身。《服务规划》提出,交通物流企业与生产制造业增强战略合作,协同实施供应链“共同成长计划”,共建共享物流基础设施[6]。这一部署将物流组织前移至生产计划、采购和市场交付环节。产业订单稳定运输需求,需求集聚支持班次改善,更可靠的服务又吸引持续订单,由此形成规模经济。多式联运发展应重视这种需求与供给相互促进的关系,避免设施投入增加,有效解决企业生产节拍与运输安排脱节问题。例如,贵州面向磷化工、装备制造等产业定制联运方案,依托贵阳国际陆港完善节点协作。国际集货集拼中心整合仓储、运输与报关,为20余家本土外贸企业提供服务,集货时间缩短1—2天。产业需求牵引服务集成,使内陆通道更有效地支撑企业参与国际分工。
从枢纽规模竞争转向国家资源配置能力建设。《枢纽规划》强调多层级一体化、枢纽集群开放协同和港站产业融合,要义是增强组织货流、连接市场和配置服务的能力。吞吐量和物流园区规模不等于供应链组织能力与产业集聚,应将沿海门户、内陆枢纽和边境口岸置于全国产业布局与货流中确定功能,按分工改善内陆参与国际分工的条件,避免功能齐全式重复投入。国际竞争应着眼于网络组织、境内外衔接和规则适配,将制造、货源和设施优势转化为客户认可的全程服务能力。国际比较需统一统计对象、运输距离、货种与计量单位,不能用铁路货运占比、港口海铁联运比例和全程联运份额相互替代。应对标相似货流条件下的全程成本、交付可靠性和责任处理效率,据此识别短板,兼顾已有优势与制度条件。短距离、低密度和紧急货流,更适合公路直达;具备稳定批量、合理运距和接驳条件的货流,才更能体现铁路、水运优势。多式联运发展应使适宜货流获得更优组织,而非不计全程成本提高单一方式占比。借鉴成熟市场经验不能脱离本国产业空间,照搬其运输结构。
政策投入尚未充分转化为协同效能
当前多式联运已进入政策投入集中转化为协同效能的关键阶段,加速推进重在把规划、投资、平台和示范贯通为产业链供应链可感知的全程服务。政策若止于分段设施和局部项目,责任、资源与收益难以匹配,就难以降低库存与履约风险、促进产业增值,需以协同效能检验成效,使联运嵌入生产采购交付。
分段配置资源与全程承担责任不相匹配。铁路、港口、航运和公路企业各有专业目标,局部最优不自动形成全程最优。提高设备利用率可能使下一环节错失接续,减少班次可能增加货主等待。问题不在专业分工,而在缺乏围绕共同交付目标配置资源的安排。运输网络越复杂,接口治理越重要,仅提高单体设施效率难以消除跨环节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八百三十八条、第八百三十九条确立多式联运经营人的全程运输义务,并划定其与区段承运人内部责任约定的效力边界:内部约定不影响多式联运经营人向托运人承担全程运输责任。难点在于,承担责任并不自动获得可靠运力、作业时隙和异常改配权限。经营人若只能临时确认资源,就难以向客户提供稳定承诺;客户合同与区段合同若不能衔接,风险就可能集中于缺乏协调能力的主体。全程服务需要责任与资源权利相互支持,不能只增加责任而不改善履约条件。
协同投入与合作收益分离削弱持续经营动力。港口延长作业时间、铁路预留能力、货主提高预测质量,均可能改善整体效率,但实施者未必获得主要收益。专用装卸设施、接口改造和货源培育需要前期投入,合作条件变化后,投入者又可能难以收回成本。这种投入专用性与收益不对称,会使企业倾向短期交易、回避深度合作。即使各方知道整体较优方案,只要部分参与者持续受损,合作也难以稳定。需求密度与服务频率还存在相互依赖,货源不足难以支撑高频服务,班次稀疏又削弱货主选择意愿。公共支持可以降低初期成本,却不能自动形成长期交易关系。若没有基础运量、弹性调整、成本补偿和收益分享安排,支持可能只维持局部业务,难以培育稳定网络。企业能否在合理风险下获得持续回报,是政策效果由短期增长转向长期能力的关键条件。
项目建设边界与网络运营范围不相衔接。设施建设通常有明确投资主体、项目边界和验收时点,联运服务却需多个主体长期共同运行。铁路到港不等于班期匹配,设备建成不等于作业班制衔接,平台上线不等于数据共享。建设决策若未落实运营主体、资源协议和维护资金,投产后仍需协调。公共投资应将运营条件纳入前期论证,弥合工程验收与服务形成之间的缺口。属地激励可能与跨区域收益错位。某地承担接驳成本,收益却主要在其他地区实现;某节点改善服务,收益扩散至整条走廊。若考核偏重本地投资、箱量和线路数量,邻近节点货流转移可能被计为新增贡献。应协调受益与支付关系,引导地方积极服务全国效率,避免区域竞争替代网络分工。局部提高吞吐量或满载率提高,可能以绕行增加或其他参与者收益受损为代价。仅按资产、节点或行政区划核算,难识别损益转移。网络评价需统一服务对象、运输起讫点和比较基线,观察整体改善,才能判断局部优化是创造收益还是重新分配成本。
技术部署与制度执行之间存在传导断点。数据不透明会增加核验和等待成本,但信息充分并不消除利益冲突。算法推荐的路径,没有可预约资源、可调整合同和明确授权,就无法执行。企业还需考虑共享数据的成本、商业秘密和竞争地位,不能将共享意愿不足简单归因于技术落后。数字化必须同时解决数据使用、决策权限和结果责任,否则系统增加仍可能伴随人工协调负担加重。我国已通过规划、示范和标准持续推动多式联运,示范工程管理也已包含年度自评和绩效评价要求[7]。发展重点在于把政策部署贯通到企业预算、岗位考核和跨企业合同。投资、平台与运营分别评价,各自完成任务仍可能无法形成全程产品;仅以短期运量判断示范成效,也难识别长期履约能力。政策协同应体现为同一运输链运行条件的持续改善。
加大技术应用转化力度
技术变量要真正转化为联运服务能力,不能停留在平台和模型展示。只有把可信数据、智能决策嵌入业务规则、契约安排和责任追溯,使资源预约、费用清分、异常处置与收益分享相互衔接,技术应用才能降低跨主体协调成本、提升网络整体效率,形成可履约可追责的全程服务,为产业链供应链增值提供支撑。
以可信数据与智能决策降低跨主体协调成本。数据和算法能够扩大可协作范围。统一订单、箱号和交接事件的语义,有助于形成共同事实基础,减少重复录入和核验;需求与到达时间预测有助于提前预约资源,约束优化则能匹配班期、作业窗口与运力。技术进步由此减少搜寻与协调成本,为跨方式组织创造更多可行方案,但不能凭空增加物理容量,也不能替代各方协商利益分配。关键在于把计算结果同业务规则连接起来。只有资源确认形成履约依据,预约变更触发相应费用,执行结果进入责任追溯,数据能力才能转化为服务能力。推广成效应体现为相同投入提供更可靠服务,或以更少资源完成同等交付任务,而不宜用平台数量、模型规模和系统展示效果代替。
以权责与收益重构保障技术应用并形成可持续合作。体制创新明确部门、地区和企业在规划、监管与经营中的职责,机制创新则解决资源预约、费用清分、风险分担和动态评价问题。两者相互支撑:治理职责清楚,商业合作才有稳定预期;微观主体能够合理获益,宏观规划才有持续落实的基础。经营人无需拥有全部资产,但应通过契约取得完成交付所必需的协调权。联运扩大应用还须满足三个条件:货主认为全程收益优于可选方案,企业回报能够覆盖成本与风险,公共投入具有可解释的社会收益。三者不能相互替代。技术可行不等于货主愿意购买,企业获得补贴不等于网络效率提高。以此区分技术改进、契约调整与公共政策的作用边界,才能使支持措施针对真实约束。例如,浙江依托“四港智运”垂域大模型,整合物流、航运和关务语料,开发“联运管家”等智能体,支持路径优选、船货匹配与异常预警。试点材料报告,相关多式联运成本下降6.73%。这一探索将算法嵌入业务协同,其效果仍需结合运行条件持续检验。
以开放规则与运行反馈提升网络整体效率。更大范围协作并不要求所有资产归属同一主体、所有数据集中于单一平台。枢纽集群可以通过专业分工联动,经营人可以通过能力合同集成服务,公共部门通过标准和公平接入规则维护市场秩序。既避免分散经营导致责任悬空,也防止以一体化名义形成资源封锁,从而使大型集成商与专业化中小企业共同发展。运行数据还应支持绩效归因与制度修正,即识别等待、接续失败和异常恢复的实际原因,并将结果反馈给资源分配、合同安排和公共政策,形成持续改进。技术、组织与制度具有互补性;只加强其中一项,可能使新的效率被其他环节抵消。应以可核验的全程改善判断成效。
推进电子单证标准并建立有限授权的智能协同。依据《服务规划》推进国家多式联运电子单证平台建设,通过统一标识和开放接口连接既有系统,区分公共互联服务与商业应用,减少重复建设。《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GB/T47421—2026)已于2026年7月1日实施,应落实到委托、资源确认、交接和签收流程。流程统一不自动产生物权凭证或融资担保效力,相关权利依法确定。数据共享实行用途限定、分级授权、质量追责和访问审计,平台不得以接入为由获取企业全部商业信息。人工智能从需求预测、资源匹配和异常预警切入,将班期、能力、安全与合同纳入真实约束。在约定费用和风险边界内允许系统触发调整,超出边界由责任人决策。先并行验证人工运行与系统,再逐步开放有限自动执行,保留接管、回退和审计能力,使技术能力与责任能力相匹配。例如,货物预计无法赶上港口作业窗口时,系统先核验信息可信度,再比较改约、调整班次等合规方案的全程影响。权限内可办理调整,涉及新增费用或客户承诺变化的按合同审批,并同步更新后续作业安排。内蒙古试点以唯一电子联运单贯通揽货装箱、铁路、港口和海运环节,对接国铁、天津港及航运企业数据,运用区块链开展单证存证,单证处理时间可由4天压缩至8小时以内。
打通政策创新落地堵点
现阶段,多式联运已有规模基础,但协同效能尚未充分释放,技术应用仍需制度承接。立足国家战略全局和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高效,须打通政策创新落地堵点,推动多式联运从局部改善走向全程增值。
协同实施两项规划并贯通建设与运营。依托现有协调机制,交通运输部门推动方式衔接,发展改革部门统筹产业布局与重大项目,财政、自然资源部门完善支持与要素保障,商务部门协同推进贸易和国际供应链衔接。行业监管机构依法履职,国铁集团与港航企业承担经营责任。中央解决共性规则和跨区域障碍,省级协调重大节点与利益关系,城市落实项目与公共服务,避免行政协调替代企业经营。以产业集群、内陆枢纽、港口门户和国际通道构成的适宜货流链条为单元,将枢纽空间安排与服务产品要求编制为对应清单。先核定货类、需求密度、交付要求与瓶颈,再确定节点分工和投资项目。每个重点项目同步落实运营主体、资源协议与维护责任。能以班期、班制和预约调整解决的,优先优化组织,确需扩能的再建设,将攻坚行动要求的硬投资与软建设结合起来[8]。
以全程合同组织资源并落实枢纽共享。将客户服务、区段能力、收益清分和数据使用纳入相互衔接的契约。对货主明确交付窗口、费用边界和索赔程序;对区段企业明确容量预约、释放期限、取消补偿与接续责任;对经营人明确约定范围内的改配权限,以保险和履约保障匹配责任。铁路与港航企业内部同步贯通营销和生产组织,做到承诺前确认资源、偏差后协同处置。枢纽协同可根据实际需要采用契约合作、专业运营或股权协作。对共享堆场、装卸设施和箱源,应先明确资产权属、可用容量、调度规则与费用分担,再组织业务。跨区域公共设施按实际服务范围协商建设和维护成本,经营性合作通过市场合同分配收益;涉及财政、税收的安排须在法定权限内办理。获得公共支持的设施应公开接入条件和收费规则,防止合作网络形成排他关口。
以共同成长计划稳定需求并培育专业经营能力。《服务规划》分别提出培育骨干多式联运经营人和综合物流集成商[9]。两类主体可能交叉,不能简单累加,也不宜以企业规模替代能力评价。前者重在跨方式组织与全程承运,后者拓展至供应链资源整合和国内国际服务集成。培育重点应是稳定客户、可靠资源、可兑现产品与风险管理能力,支持不同所有制企业公平参与。推动制造、商贸企业与经营人开展滚动协同,将生产计划、采购到货和出口交付同运输预约联动。对稳定需求约定基础运量与能力保障,对波动需求设置弹性区间。产业园区提供共享集货、短驳和标准化装载服务,降低中小企业参与门槛。以合作前的库存、运输和交付表现为基线识别收益,合理补偿额外投入,避免单方面转移风险,也不预设未经验证的降本比例。
以网络增益重塑财政支持和绩效评价。完整测算设施、接口、运营组织与人才培训成本,避免只支持固定资产而忽视持续协作投入。公共性设施和通用规则建设可依法获得支持;网络培育期的经营性服务设置期限与调整条件;战略保供服务根据明确公共任务补偿必要成本。分别披露专项支持前后的经营情况,既不要求所有公共服务短期自负盈亏,也不以长期补贴掩盖低效经营。到2030年,重点综合货运枢纽多式联运一小时换装率将达到90%。[10]落实时应同时观察进场等待、接续失败与门到门交付,避免将排队从场内转移到场外。公共评价区分新增有效服务与邻近节点货流转移,扣除重复计算,结合全程成本、履约质量及单位公共投入效果考察贡献;具备条件时采用分阶段实施或相近线路对照,区分政策作用与市场景气变化。
以安全韧性和产业应用检验推广成果。围绕重要产业国际通道,核验备用线路和节点能力,明确异常切换权限并定期演练;区分商业储备与公共保供责任,合理分担必要冗余成本。推进跨境单证、数据和业务规则衔接,尊重不同法域的责任制度,使国内网络优势能够延伸为境外可接受服务。按照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求,由企业提出业务问题、科研机构协同攻关、用户参与验收,以应用和市场检验技术产品。结合“人工智能+交通运输”场景,起步阶段落实需求、合同与数据基线,验证履约、成本和安全后再扩大范围。推广经验证过的合同、接口、协作规则和评价方法,建立纠偏与退出机制。试点扩围设门槛:先证明资源与数据质量能支撑承诺,再证明服务可靠性与经营表现可以持续,检验新增节点条件;依证据缩小范围、调整合同或终止方案,避免因已有投入而持续追加。人才培养同步覆盖运输组织、供应链计划、数据技术和法律风控,使企业具备维护系统、解释决策和承担责任的长期能力。
注释
[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人民日报》,2026年10月10日,第4版。
[2]交通运输部:《推动集装箱铁水联运“一单制”“一箱制”高质量发展》,交通运输部网站,2026年6月16日。
[3][10]《综合交通枢纽发展“十五五”规划》,交通运输部网站,2026年10月23日。
[4][6][9]《综合运输服务发展“十五五”规划》,交通运输部网站,2026年7月17日。
[5]国家统计局:《服务业经济稳中向好 发展动能持续增强——“十四五”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十一》,国家统计局网站,2026年6月4日。
[7]《交通运输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多式联运示范工程管理办法(暂行)〉的通知》,交通运输部网站,2022年3月14日。
[8]《交通运输实施多式联运攻坚 打通堵点卡点行动方案(2026—2030年)》,交通运输部网站,2026年6月15日。
责编:吴 莹/美编:石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