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匿名“举报信”，可能把一个干部拖进长达数月的核查；一条捏造的“问题线索”，可能让一个正在公示的干部任用戛然而止。举报，本是公民的正当权利，可一旦被私心裹挟，就可能从“监督利器”变成“伤人暗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注意保护那些敢于负责、敢于担当作为的干部，对那些受到诬告陷害的干部要及时予以澄清，形成激浊扬清、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严肃查处诬告陷害行为，及时开展澄清正名工作”。这既是对受诬告干部的有力保护，也是对诬告陷害行为的鲜明亮剑。
诬告陷害与正当举报之间，隔着一条“事实”的红线。正当举报，有据可依、有的放矢；诬告陷害，则是捕风捉影、添油加醋，甚至无中生有、蓄意编造。从以往通报的案例看，诬告陷害的动机五花八门，实质却如出一辙。有的因个人诉求未获满足，便捏造事实向巡视组“贴牌”举报；有的在干部选任公示期，借信访渠道干扰提拔任用；有的为掩盖自身问题，向多个部门重复举报所谓“利益输送”……
这些行为，把公权力当作私器，把监督通道当作暗器，伤害的不仅是被诬告的干部个人，更是整个监督制度的信用根基。诬告陷害多了，让那些需要回应的群众诉求，反被淹没在“狼来了”的噪音里。
治理诬告陷害，党纪国法已架起层层递进的防线。《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五十九条第二款规定，政治品行恶劣，匿名诬告，有意陷害或者制造其他谣言，造成损害或者不良影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四十三条规定，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意图使他人受刑事追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除此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二十四条指出，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第九百九十五条规定，人格权受到侵害的，受害人有权依照本法和其他法律的规定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即便诬告行为够不上刑事处罚，被侵权人也可以通过民事诉讼要求停止侵害、赔偿损失。从刑事到民事，法律给出的信号十分清晰：举报有渠道，诬告有代价。
对党员干部而言，反映问题要出于公心、尊重事实，不能把监督的公器当成泄私愤的工具，更不能捏造材料、伪造证据，同时要做好自身，把牢身正不怕影子斜的底气。各级有关部门需健全澄清正名机制，对经核查失实的举报及时公开澄清，不让清白者“带伤前行”；对查实的诬告行为严肃追责，绝不“和稀泥”“打太极”，让诬告者感到“疼”，让试图效仿者望而却步。
从党风廉政建设的视角审视，全面从严治党，治的是“真问题”，靠的是“真监督”。如果监督成为构陷的工具，从严治党就会走偏变味。须把“严管”与“厚爱”统一起来，把惩治腐败与保护担当贯通起来，让纪检监察机关既当“啄木鸟”又当“护林员”，让举报渠道回归“纠偏治乱”本位，而非个别人心怀叵测的“武器库”。
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诬告陷害是政治生态的“毒瘤”，割除它，靠的是法治的刚性，更靠为干事者撑腰、为担当者鼓劲的导向引领。当诬告者付出应有代价、清白者得到有力保护，愿担当、敢担当、善担当，才能蔚然成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