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阿拉伯世界现代化困境的认知根源，在于近代以来追赶式现代化叙事对其现代化话语的长期主导。中东剧变后，阿拉伯世界开启从“追赶”向“自主”的叙事重构。《阿拉伯愿景2045》的出台，标志这一重构从分散的国别实践上升为集体性现代化话语框架：其将安全从背景条件提升为构成性要素，将正义从政治伦理转化为发展前提，将文明主体性从传统负担重构为内生资源，在话语层面完成对现代化内涵与价值排序的自主再定义。这一转向与四大全球倡议存在深层理念同构，推动中阿文明互鉴从“相互尊重”迈向“认知共识”。尽管路径依赖、地区异质性与外部地缘博弈构成阿拉伯现代化叙事重构的现实挑战，但其演进将深刻形塑全球南方探索多元现代性、以不同方式开展文明交流互鉴的可能空间。
【关键词】阿拉伯世界 现代化叙事 《阿拉伯愿景2045》 文明互鉴 多元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D837.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6.20.010
刘欣路，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校长、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阿拉伯社会文化、中阿跨文化传播，主要著作有《中阿关系发展中的中国软实力研究》、《阿拉伯传媒业与中阿传媒合作》（合著）、《约旦文化教育研究》（合著）、《东方的复兴：一带一路与中阿关系的未来》（合著）等。
引言
2011年中东剧变迄今已逾15年，阿拉伯社会并未迎来民众所期盼的稳定、繁荣与发展，各类矛盾持续交织深化，促使阿拉伯政治家与思想界对现代化道路，以及自身与世界的关系进行深度反思。这场延宕至今的地区危机并非孤立事件，而是近代以来国际秩序长期塑造的结构性产物。从殖民体系构建、冷战阵营划分到后冷战秩序重构，在历次全球格局重大调整中，阿拉伯世界多为代价的承担者，而非受益者。这种长期的结构性处境，构成阿拉伯现代化探索特有的深层困境：其症结不在于现代化启动资源的匮乏，而在于现代化进程始终缺少能够整合社会、凝聚共识、引领发展的主体性力量。
旧的追赶式现代化叙事在现实冲击下不断暴露内在局限，促使地区各国开始重新审视现代化的内涵、评判标准与可行路径。从各国单独出台国别发展规划，到阿拉伯国家联盟（以下简称：阿盟）集体推出《阿拉伯愿景2045》，[1]阿拉伯世界正开启一场从“追赶”走向“自主”的现代化叙事重构。在世界现代化格局深刻变革的宏大背景下，这一探索为观察多元现代性、文明互鉴与全球治理新话语，提供重要的区域样本。
追赶式现代化叙事下阿拉伯现代化的历史困局
近代阿拉伯世界的现代化求索，长期受追赶式现代化叙事支配。这套叙事以西方现代性为主导性参照，地区现代化的目标往往被设定为持续向外部范本靠拢。阿拉伯古典思想家伊本·赫勒敦在《历史绪论》中指出，被征服者往往会不自觉模仿征服者的社会特征。[2]这一古老的文明观察，在近代殖民秩序下演变为深刻的制度模仿。自19世纪穆罕默德·阿里改革开启近代化探索以来，阿拉伯地区的现代化实践，多以借鉴、移植西方制度模式为主要路径。殖民体系瓦解之后，独立后的阿拉伯国家延续这套逻辑，将西方制度、技术指标作为现代化的评判标准。这套依附路径，并非单纯源于阿拉伯精英的主动选择，不平等的国际秩序与外部强权的持续干预，共同塑造依附性现代化模式与发展困境。阿尔及利亚思想家马利克·本·纳比在其著作《复兴的条件》中指出，任何文明都不能依靠简单引进和堆积其他文明的成果来实现自身的文明建设。[3]这一认识揭示出模仿式现代性的深层局限：外部制度与技术的引入，并不必然带来支撑其有效运行的内生发展能力。
在追赶式现代化叙事的长期主导下，阿拉伯世界的现代化困境呈现清晰的结构性特征。阿拉伯思想界基于对自身百年现代化历程的反思，将其概括为发展、安全、治理与知识四重赤字。这一诊断并非外部视角的归纳，而是阿拉伯本土知识界对地区危机根源的共识性判断，也构成《阿拉伯愿景2045》出台的重要背景。
在发展层面，阿拉伯各国为快速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先后尝试进口替代工业化、新自由主义市场化改革等方案。但无论是国家强力主导的产业建设，还是对外开放的私有化转型，均未能培育出自主可持续的经济体系。部分国家资源依赖程度高，产业结构单一，青年就业压力大，经济增长成果未能全面惠及社会各阶层。在依附性经济结构中，地区开放更多地服务于中心国家资本利益，本土内生的生产能力培育则长期受到制约。
安全困境同样根植于追赶式现代化叙事。近代以来，阿拉伯地区安全架构长期在外部力量的干预下构建，殖民时期划定的边界、塑造的政权格局，在各国独立之后并未得到根本性重塑。为获取国际社会承认，地区国家参照西方主权范式构建国防与安全体系，但这套由外部供给的安全秩序，优先服务域外大国战略利益，难以回应阿拉伯社会内部族群、教派、领土争端等深层矛盾。与此同时，域外大国给出的安全承诺往往附带严苛政治条件，一旦地区局势触动大国核心利益，安全承诺便极易失效。不少阿拉伯学者指出，依附外部力量构建的安全体系，无法催生扎根本土社会的持久和平。
治理层面的矛盾，体现为移植制度与本土社会传统之间持续的张力。埃及思想家塔里克·比什里在考察近代埃及法律制度变迁时指出，外来法律的引入并非简单的法律条文替换，而是涉及社会合法性基础与规范参照体系的深层变动。[4]当外来制度以自上而下的方式嵌入本土社会时，制度文本所确立的正式规范，与社群长期形成的习俗、伦理及社会认同之间，便可能出现明显的断层。许多阿拉伯国家直接照搬西式议会、政党与行政体系，其制度文本虽具有现代国家形态，但支撑制度运行的社会信任、公共参与、权责监督等基础并未同步生成。由此，制度空转成为常态，公共治理难以有效回应民众诉求，社会负面情绪持续累积。阿拉伯晴雨表第七轮民调显示，部分阿拉伯国家民众对民主制度的认同与对本国政治机构的信任之间存在明显落差。以黎巴嫩为例，81%的受访者认同民主制度本身的价值，而对本国议会表示信任的受访者仅有10%。[5]
知识赤字构成四重困境中更为深层的一环。追赶式现代化叙事将西方知识体系奉为现代性的标准来源，阿拉伯本土历史、文明传统则长期被视作现代化的阻碍。阿拉伯地区近代教育体系曾大规模移植西方学科框架与评价标准，本土社会经验逐渐被边缘化。知识生产的评判权持续向外转移，地区学者习惯于借用外来概念解释本土现实，难以生成扎根阿拉伯历史与社会实际的自主话语。巴林思想家穆罕默德·贾比尔·安萨里指出，阿拉伯现代思想虽然广泛接触并借鉴各种外部理论和哲学，却往往忽视对自身历史与社会现实的深入认识，真正的复兴必须建立在对自我与现实的科学认知和批判性反思之上。[6]
发展、安全、治理、知识四重赤字相互交织、彼此强化，单一领域的改革难以破解这套结构性约束。2011年的中东剧变并非偶然事件，而是数十年依附式现代化所累积危机的集中爆发。剧变之后，原有追赶叙事持续瓦解，促使阿拉伯知识界与政治精英重新审视现代化的根本内涵。约旦学者萨米尔·艾哈迈德指出，现代化建设的要义，不是简单复刻外部模式，而要立足本国国情，顺应时代潮流开展审慎借鉴。[7]这类反思，连同地区各界对于发展道路的广泛讨论，为新叙事的萌生创造现实条件。
《阿拉伯愿景2045》与阿拉伯现代化叙事的转向
2011年中东剧变发生后，阿拉伯各国为应对社会动荡、经济停滞与治理失效等多重挑战，相继推出本国中长期发展规划，典型的有沙特《2030愿景》、《我们阿联酋2031愿景》、埃及《2030愿景》等。这类国别规划以经济转型为主要目标，聚焦产业多元化、吸引外资、提升国民收入，试图以本国的经济结构调整破解资源依赖困局。就其内在逻辑而言，这些方案本质上仍未脱离追赶式现代化叙事的基本框架，其仍以发达国家经济指标作为主要标尺，改革重心集中于经济技术层面，较少触及安全架构、治理体系与文明主体性等深层结构性议题。
然而，地区危机的结构性与系统性特征，让阿拉伯政治家、思想家逐步意识到，仅依靠各国单独的经济改革，难以破解相互交织的四重结构性赤字。“为什么阿拉伯人落后了，而其他人进步了？”这一经典设问，自19世纪末纳赫达（阿拉伯复兴）运动起，便长期萦绕于阿拉伯思想场域。2019年，阿盟秘书长盖特在第十七届“思想”大会上重提这一历史追问，指出阿拉伯世界面临的整体性文明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思想危机，文明复兴必须以思想革新为基础。[8]萨米尔·艾哈迈德进一步指出，单一层面的经济追赶与制度移植，非但无法承载民族复兴的目标，反而会持续固化依附性发展格局；阿拉伯世界必须摆脱对外部模式的盲目移植，立足自身文明根基探索自主现代化道路。[9]在多重危机的持续冲击下，阿拉伯世界对现代化的认知不再局限于同外部范本的对标，地区层面开始从分散的国别探索转向集体性的现代化叙事框架构建。经过长期筹备与磋商，2023年12月，阿盟与联合国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共同发布《阿拉伯愿景2045》草案；[10]2025年5月，第34届阿拉伯国家联盟首脑理事会会议正式批准通过这一愿景，其也成为阿拉伯国家共同规划地区长远发展的重要纲领性文件。[11]这一文件跳出以往现代化规划偏重经济指标的思路，将安全、正义、文明主体性置于现代化议程的关键位置，重构现代化议程的价值排序与内在逻辑，成为阿拉伯世界现代化观念转型的标志性制度成果。
《阿拉伯愿景2045》以六大支柱为主体框架，对现代化内涵作出有别于西方线性叙事的重构，回应前述四重结构性赤字，并将各领域议题整合为互为支撑的系统性方案。安全不再是现代化实现后的附属成果，而是现代化进程得以推进的前置基础；正义不再是抽象的政治伦理口号，而是贯穿经济分配、社会治理与地区秩序的基础性原则。这一文件将技术进步与文明主体性重建并置为现代化的两大关键议题，提出技术进步不能以消解阿拉伯文明身份为代价，现代化绝不等同于文明的全盘置换。在旧有的追赶式现代化叙事中，现代化意味着向外部既定标准持续靠拢，遵循“经济增长先行，政治社会制度配套跟进”的线性演进逻辑；而《阿拉伯愿景2045》打破这种次序，将现代化重新定义为阿拉伯社会依托自身文明根基、回应本土现实需求的自主性实践。
这一集体叙事框架，根植于中东剧变以来阿拉伯知识界持续的反思与学术讨论。阿拉伯地区思想界已形成普遍共识：现代化的评判标尺不应是外部预设的模板，而应锚定阿拉伯社会自身的发展需求。叙事转向的关键，在于现代化主体身份的重塑。在过去的追赶式现代化叙事框架下，阿拉伯世界长期处于被动学习者与模仿者的位置，发展参照标准完全依托域外经验；而新叙事将阿拉伯世界自身定位为现代化道路的主动建构者与定义者，将地区历史经验、文明传统与社会现实诉求全面嵌入发展议程。这一愿景并未否定工业化、技术革新、制度建设等现代化的普遍内核，也并非全盘拒斥外部经验，而是在区分盲目移植与选择性借鉴的基础上吸收有益成果，在融入全球发展潮流的同时，牢牢守护自身的文明特质与主体身份。
这一调整也为阿拉伯世界开展跨文明的理念对话开辟新的空间。随着现代化主体身份的重塑，地区社会审视各国发展道路的视角也发生位移：不再以同西方标准的差距作为优劣评判依据，转而关注不同发展模式如何回应本国国情、守护文明主体性。
中阿文明互鉴视域下的观念共鸣
阿拉伯世界现代化叙事的转向，并非孤立的区域思想变动，而是全球现代化话语体系变革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转向推动阿拉伯社会跳出西方中心的认知框架，转而以自身发展诉求为坐标审视全球经验，为与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等非西方现代化理念开展对话，构筑观念基础。这种对话并非预设的理论嫁接，而是双方立足各自实践，围绕同类全球性问题形成的观念共鸣。
从深层问题意识来看，四大全球倡议所回应的全球发展失衡、安全失序、文明隔阂、治理失效四大挑战，与阿拉伯本土学界总结的发展、安全、治理、知识四重结构性赤字，具有内在同构性。全球发展倡议聚焦摆脱发展困境，主张将发展权作为基本人权，反对单一化增长指标；全球安全倡议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依附外部保护伞的安全模式；全球文明倡议强调文明平等、文明互鉴，反对文明优越论与文明替代论；全球治理倡议主张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这一理念组合，契合《阿拉伯愿景2045》的主要关切：安全作为现代化的前置条件、正义作为发展的基础、在现代化进程中守护文明主体性。
四大全球倡议并非孤立的外交政策主张，而是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经验与文明理念在全球层面的延伸与升华。中国将自身发展探索转化为面向世界的系统性国际公共产品，以此回应“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的时代之问。这种理念层面的深度契合，根植于中阿双方对多元现代性的共同认知。西方线性现代化叙事预设单一的文明与制度模板，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而四大全球倡议承载的发展理念，与《阿拉伯愿景2045》拥有共同的基本判断：现代化道路不是唯一的，不同文明可依托自身历史根基，开辟适配本国国情的现代化路径。四大全球倡议不输出制度模板，不主张向他国移植特定发展模式；《阿拉伯愿景2045》同样强调，阿拉伯现代化不能照搬外来范式，而需要在融入世界潮流的同时维系阿拉伯文明身份。二者均拒绝“现代化=文明置换”的逻辑，坚持技术进步、制度革新与文明传承并行推进。
这一理念共鸣，在阿拉伯社会的政策制定、媒体传播、知识生产三个层面，展现出不同维度的传播成效与认知迭代。在政策制定层面，其实质上是理念从外交话语向制度化政治共识的转化，整体呈现“国别表态支持—多边文件固化共识—双边机制落地执行”的递进链条。四大全球倡议得到阿拉伯各国的广泛认同，其中，全球发展倡议提出后一年内，便有17个阿拉伯国家公开表示支持，12国加入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12]在区域多边机制框架内，阿盟将四大全球倡议相关理念写入正式文件；盖特评价道，四大全球倡议直面全球南方代表性不足、国际法权威受损等短板，契合阿拉伯世界的根本关切，阿拉伯议会也发表声明，赞赏相关倡议带来的积极价值。[13]2024年中阿合作论坛第十届部长级会议通过的《北京宣言》，将全球发展、安全、文明等倡议相关理念纳入中阿合作议程，推动理念从零散的外交表态升级为体系化的议程对接。在双边合作维度，埃及等多个阿拉伯国家已同中方签署相关谅解备忘录，建立行政层级磋商机制，形成常态化落地路径。
媒体传播层面的关键成效，体现为地区公共话语框架从信息转载向话语重构的逐步迭代，呈现三层递进的特征。一是报道常态化，阿拉伯媒体涉及四大全球倡议的报道体量，已经与涉美外交政策的报道量级基本持平，这标志着中国理念在阿拉伯媒体的议程设置权重实现实质性提升，成为当地日常信息环境中的稳定议题。二是议题本土化，阿拉伯媒体不再将四大全球倡议视为外源性外交议题，而是将其与地区战后重建、青年就业、能源转型等本土核心议程深度绑定。埃及媒体将全球发展倡议与埃及《2030愿景》的青年就业、经济多元化目标直接挂钩；[14]沙特媒体则将全球治理倡议与沙特《2030愿景》下的国家治理、数字经济和绿色转型等议题联系起来，[15]中国理念由此从“国际新闻”进入阿拉伯社会的公共议题清单。三是话语自主化，阿拉伯本土媒体开始独立运用发展优先、共同安全、文明平等的核心主张评判地区冲突、反思发展道路，将四大全球倡议置于多极化秩序转型的历史叙事中定位，运用主权平等、文明互鉴的概念框架批判西方霸权体系，实现从“报道中国立场”到“运用中国理念分析地区困境”的转变。例如，阿联酋《宣言报》从全球南方合作与国际秩序调整的角度审视中阿关系，认为对华合作不仅有助于阿联酋拓展经济发展空间，也为其增强战略自主性、参与国际秩序调整提供了新的可能。[16]上述讨论表明，部分阿拉伯媒体对中国理念的阐释，正从政策信息的介绍，逐步转向结合本国发展经验与现实诉求的自主思考。
知识生产层面是理念跨文化传播最深层的标志，其根本价值在于推动本土学界跳出西方理论的路径依赖，将外来理念转化为反思本土问题、探索自主道路的学理资源。这一进程，首先体现为研究视角的转向，阿拉伯学界摆脱经由西方中介的二手认知，直接将中国发展经验与全球主张作为研究对象。埃及金字塔政治与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艾哈迈德·坎迪勒认为，四大全球倡议植根于中国自身发展实践，代表着一套独立的发展哲学与世界观，需要系统研究。[17]这一判断表明，阿拉伯学界对中国的研究已从具体政策的评述，延伸至政策背后的思想理念与国际秩序观。其次体现在分析范式的更新，阿拉伯学界不再单一地套用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阵营对抗式安全逻辑等西方框架，转而将合作安全、文明互鉴、自主现代化等中国理念作为参照，重新审视本土发展困境与地区安全挑战。黎巴嫩大学教授加桑·梅尔赫姆提出的“发展选择的新可能”[18]、伊拉克学者卡瓦·马哈茂德强调的“自主发展模式启示”[19]，本质上都是以中国经验为参照，反思阿拉伯现代化道路。更为关键的是，知识生产形态的进一步升级：相关研究正从零散的个体关注逐步走向机构化、学科化布局，研究重心也从传统的中国语言文化转向当代中国发展战略与全球治理主张，阿拉伯本土自主的知识阐释体系正在生成。
同时应看到，这种理念呼应并不意味着价值与路径的完全等同。中国与阿拉伯世界在历史处境、社会结构、发展阶段上存在显著差异。四大全球倡议是立足全球普遍问题提出的系统性方案，《阿拉伯愿景2045》则植根阿拉伯文明传统与地区具体现实，二者所处的问题语境、优先议程并不完全重合。理念共鸣是文明对话的起点，而非终点。跨文明的理念互鉴，重在相互参照、彼此启发，而非寻求道路复制或观念同化。
阿拉伯世界从追赶叙事走向自主叙事的探索，与四大全球倡议的传播形成双向互动，共同丰富多元现代性的全球图景。这一互动表明，在西方主导的现代化话语之外，非西方文明完全有能力自主定义现代化内涵，自主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也要看到，理念层面达成的相互理解，最终能否转化为持续的实践互动，仍取决于阿拉伯现代化叙事落地推进的实际成效。
阿拉伯现代化叙事重构的现实挑战与时代意蕴
阿拉伯现代化叙事重构面临的挑战。阿拉伯世界自主现代化叙事的兴起与多层传播，标志着地区发展话语正经历深刻的范式转换。但这一转向并非脱离现实条件的观念跃迁，而是在多重结构性约束中展开的渐进过程，面临明确的现实挑战。
首先，路径依赖形成锁定效应。阿拉伯国家在经济、安全、制度等领域长期嵌入西方主导的全球体系，形成较强的路径惯性。经济层面，资源出口型经济体普遍依赖西方市场与技术路径，产业结构转型难以脱离全球价值链的既有分工格局；安全层面，多数国家的安全架构长期依托传统西方同盟，安全认知与危机应对模式仍受阵营对抗逻辑的惯性影响；制度层面，全球经贸、金融、治理规则体系依旧由西方主导，阿拉伯国家的自主探索难以完全脱离既有规则框架。埃及学者艾哈迈德·坎迪勒指出，阿拉伯国家的战略自主并非脱离现有国际体系的封闭建构，而是在多元互动中逐步拓展自主空间的渐进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20]
其次，地区内部的异质性导致叙事共识分化。阿拉伯世界并非同质化整体，各国在发展阶段、地缘诉求、利益取向上差异显著。海湾高收入国家侧重经济多元化、能源转型与全球治理话语权；北非国家更加关注减贫就业、粮食安全与经济复苏，战乱国家则优先聚焦安全重建与人道主义援助。不同国家对自主现代化的理解与优先级各有不同，对四大全球倡议的对接深度与合作领域选择也呈现明显差异。这种内部异质性，导致地区层面的集体共识难以转化为协同一致的集体行动，各国更多基于自身国家利益进行选择性对接与调适。
再次，外部地缘政治博弈形成现实掣肘。中东历来是大国战略博弈的关键区域，西方传统势力不愿看到阿拉伯国家战略自主意识持续增强，依托经贸杠杆、安全同盟、舆论引导等多重手段，力图维持对地区事务的主导权，对阿拉伯国家的自主选择施加外部压力。此外，地区地缘格局的持续变动、大国竞争态势的不断演化，也为地区各类发展规划的推进增添不确定性。
阿拉伯现代化叙事重构的时代意蕴。尽管面临多重挑战，这场以《阿拉伯愿景2045》为标志的叙事重构，依然具备不可低估的时代意蕴。其并非对过往现代化探索的简单否定，而是阿拉伯世界在百年追赶叙事失效之后，对自身发展道路开展的一次系统性重新校准，其影响远超出一份地区发展规划本身。
标志阿拉伯现代化主体性的回归。自近代殖民时代以来，阿拉伯世界的现代化话语长期处于“被定义”的状态：现代化的标准、路径与目标均参照西方设定，本土文明传统与社会诉求往往被置于次要位置。从19世纪的穆罕默德·阿里改革到20世纪的民族国家建设，再到世纪之交的新自由主义转型，现代化的叙事逻辑始终围绕“如何追赶西方”展开。而《阿拉伯愿景2045》以阿拉伯国家集体的名义，自主界定现代化的内涵与议程，将安全前置、正义为基、文明主体作为关键支柱，重构现代化的价值排序。这不仅是发展理念的调整，更是一次文明层面的觉醒：阿拉伯世界开始从现代化的被动接受者与模仿者，转变为现代化道路的主动建构者与定义者。巴林学者穆罕默德·贾比尔·安萨里指出，思想与认知的自主是文明复兴的重要前提，不能简单沿袭外来思想及其判断标准，而应立足自身历史与现实，形成独立的观察视角与价值判断。[21]从这个意义上说，叙事重构正是阿拉伯世界追求全面自主的深层起点。
丰富全球南方的多元现代性图景。从全球视野来看，阿拉伯现代化叙事的转向，是全球南方国家探索多元现代性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西方将自身的现代化经验包装为所谓“普世标准”，构建“现代化＝西方化”的单一叙事，否定非西方文明自主探索现代化的可能性。近年来，中国、阿拉伯世界等全球南方国家和地区，分别立足自身文明根基与历史经验，走出各具特色的发展道路，共同打破西方现代性的话语垄断。萨米尔·艾哈迈德认为，所谓“东方的复兴”，本质上是非西方世界重新夺回定义现代化的权利，不同文明都有权根据自身的历史、文化与现实，探索适合自己的现代化模式。[22]习近平主席访问埃及时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23]这一论述，正是多元现代性核心要义的体现：不同国家均可立足自身文明传统，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文明振兴不是单一模板的复刻，而是各美其美的自主求索。阿拉伯世界的叙事转向，与四大全球倡议承载的理念一道，共同构成多元现代性的生动实践，为全球发展提供更具包容性的理念资源，也为其他后发国家摆脱依附式发展路径提供参照。
开创中阿文明互鉴的新维度。阿拉伯现代化叙事的转向，也为中阿关系从务实合作向文明互鉴升级创造条件。过往的中阿合作更多聚焦经贸、基建、能源等务实领域，而随着双方在发展理念、现代化道路等层面形成越来越多的理念共鸣，文明层面的对话与互鉴构成中阿关系的新内涵。四大全球倡议作为中国面向世界提供的系统性国际公共产品，与阿拉伯现代化新叙事形成的理念呼应，本质上是两大文明在自主探索现代化进程中的相互参照与彼此启发。这种对话不以模式输出为目标，不以制度移植为路径，而是基于共同的问题意识，分享各自的发展智慧与治理经验。不同文明之间不存在先进与落后、输出与接受的二元分野，两大文明对话的核心价值也不在于复制彼此的发展方案，而在于在尊重文明主体性前提下，携手守护文明多样性，共同回应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回望百年历程，阿拉伯世界的现代化求索始终与世界秩序的变迁深度交织。从追赶式现代化叙事到自主叙事的转型，既是地区多重危机长期累积演化的产物，也是文明主体性觉醒的必然。这一进程仍在展开之中，前路依然面临诸多现实挑战与不确定性。但毋庸置疑的是，阿拉伯世界对现代化道路的自主探索，本身即具有重要的世界历史意义，其不仅关乎地区发展前景，也将深刻影响全球现代化话语格局，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包容共生的方向演进。
结语
阿拉伯世界依托《阿拉伯愿景2045》推进的现代化叙事重构，为全球南方重新争夺现代化定义权提供典型样本。这一转型蕴含的启示在于，现代化从来不是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化工程，而是扎根不同文明传统、回应本土社会矛盾的持续性社会实践。四大全球倡议与阿拉伯自主叙事之间形成的观念共鸣，也重新诠释文明互鉴的内涵，即文明对话不是以一方理论框架解释另一方的现实，而是不同文明基于各自实践，共同研判全球性治理难题，重在相互启发而非彼此同化。
阿拉伯世界的探索依旧充满不确定性，理念共识转化为治理实践尚需经历漫长过程。但这一探索的时代价值已然显现，其证明多元现代性并非抽象的理论假设，而是正在发生的历史进程。在国际秩序深刻调整的当下，中阿之间这种非依附、非输出型的文明对话，为全球南方超越旧的依附式发展逻辑，开辟出新的思想可能。
注释
[1]ESCWA: "Arab Vision 2045," https://www.unescwa.org/sites/default/files/pubs/pdf/arab-vision-2045-english_1.pdf.
[2]伊本·赫勒敦：《历史绪论》，哈利勒·谢哈代校，贝鲁特：思想出版社，1988年，第184页。
[3]马利克·本·纳比：《复兴的条件》，欧麦尔·卡米勒·米斯卡维、阿卜杜勒·萨布尔·沙欣译，大马士革：思想出版社，1986年，第42～43页。
[4]塔里克·比什里：《比较法律与伊斯兰教法的研究方法》，《伊斯兰知识》，1996年第5期。
[5]《黎巴嫩报告（2021—2022）》，2022年9月，https://www.arabbarometer.org/wp-content/uploads/ABVII_Lebanon_Country_Report-ENG.pdf。
[6][21]穆罕默德·贾比尔·安萨里：《阿拉伯人能够做什么》，巴林《日子报》，2020年9月20日，https://www.alayam.com/Article/alayam-article/416456/。
[7][9][22]萨米尔·艾哈迈德、刘欣路：《东方的复兴：一带一路与中阿关系的未来》，安曼：赛纳德国际出版社，2019年，第47、50～53、62页。
[8]《第十七届思想大会在达兰伊斯拉世界文化中心开幕》，2019年12月3日，https://arabthought.org/ar/news/105/the-opening-of-the-fikr17-conference-in-ithra-dhahran。
[10]《联合国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第三十一届会议报告》，2023年12月，https://www.unescwa.org/sites/default/files/event/materials/Final%20report_arabic_0.pdf。
[11]《在第八十届联合大会期间阿拉伯专家与发展伙伴讨论将〈阿拉伯愿景2045〉转化为现实的途径》，2025年9月26日，https://www.undp.org/ar/arab-states/press-releases/khlal-aldwrt-althmanyn-lljmyt-alamt-llamm-almthdt-khbra-rb-wshrka-altnmyt-ynaqshwn-sbl-trjmt-alrwyt-alrbyt-2045-aly-waq。
[12]《廖力强大使在埃及“金字塔门户网”发表署名文章〈携手构建面向新时代的中阿命运共同体〉》，2022年12月8日，https://www.fmprc.gov.cn/gjhdq_676201/gj_676203/fz_677316/1206_677342/1206x2_677362/202212/t20221208_10986882.shtml。
[13]《阿盟秘书长在中阿文明对话会上的讲话》，2025年11月17日，https://www.elbalad.news/6769539。
[14]《从发展型国家到文明愿景：中国政治思想的转变》，2026年8月31日，https://acpss.ahram.org.eg/News/21802.aspx。
[15]《创新时代的利雅得与北京》，2025年10月15日，https://www.alriyadh.com/2155803。
[16]《阿联酋—中国智库论坛》，2025年9月27日，https://www.albayan.ae/opinions/articles/581352。
[17]《中国在联合国大会上的讲话：一个新的全球方案的诞生》，2025年10月1日，https://acpss.ahram.org.eg/Print/21516.aspx。
[18]《黎巴嫩学者：中国第十五个五年规划描绘独特的发展与现代化道路》，2025年11月12日，https://arabic.people.com.cn/n3/2025/1112/c31660-20389640.html。
[19]《专家与媒体人士认为中国治理模式为阿拉伯世界和全球南方提供启示》，2026年5月15日，https://arabic.people.com.cn/n3/2026/0515/c31660-20456612.html。
[20]《中国的地区安全倡议：西方安全保护伞的替代还是补充？》，埃及金字塔政治与战略研究中心，2026年9月6日，https://acpss.ahram.org.eg/News/21808.aspx。
[23]《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人民日报》，2026年9月3日，第1版。
责 编∕邓楚韵 美 编∕澎 湃
Reconstruction of Arab Modernization Narrative and China-Arab Civilizational Mutual Learning
Liu Xinlu
Abstract: The cognitive root of the modernization dilemma in the Arab world lies in the long-term dominance of the catch-up modernization narrative over its modernization discourse since modern times. Following the upheavals in the Middle East, the Arab world has embarked on a narrative reconstruction shifting from "catch-up" to "autonomy". The adoption of the Arab Vision 2045 marks the elevation of this reconstruction from fragmented national practices to a collective modernization discourse framework: it elevates security from a background condition to a constitutive element, transforms justice from a political ethic into a prerequisite for development, and reconstructs civilizational subjectivity from a traditional burden into an endogenous resource, thereby completing an autonomous redefinition of the connotation and value hierarchy of modernization at the discursive level. This shift shares deep ideological isomorphism with the Four Global Initiatives, and drives China-Arab civilizational mutual learning to advance from "mutual respect" to "cognitive consensus". While path dependence, regional heterogeneity and external geopolitical competition pose practical challenges to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Arab modernization narrative, its evolution will profoundly shape the space of possibilities for the Global South to explore multiple modernities and conduct civilizational exchanges and mutual learning in diverse ways.
Keywords: Arab world, modernization narrative, Arab Vision 2045, civilizational mutual learning, multiple moderniti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