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统筹应对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保护，是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任务。当前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减排的紧迫性日益凸显，多种大气污染物协同控制、新污染物治理及跨介质迁移管理，对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提出更高要求。气候环境复合风险使单项排放削减难以充分表征整体风险变化，环境负荷持续累积、污染扩散后治理困难与发展布局路径依赖，要求治理向风险形成的前端延伸。源头治理的关键，在于贯通压力生成、暴露水平和脆弱性形成机制，通过生产和消费方式与空间配置优化，减少有害输入，防止风险路径锁定，并以全过程评价检验协同成效。未来应将综合风险评估嵌入规划、项目和产品决策，完善分类管控、跨部门跨区域责任衔接与动态反馈，促进气候变化减缓、污染防治与适应能力建设相互支撑。
【关键词】气候风险 源头治理 减污降碳协同 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
【中图分类号】 X24/X321 【文献标识码】A
王科，北京理工大学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能源与碳中和系统工程，主要著作有《碳管理：减排绩效评估研究》（合著）、《中国能源报告（2014）：能源贫困研究》（合著）等。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做足统筹协调的大文章，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文明建设。”[1]随着气候变化对自然生态与经济社会系统的影响持续加深，统筹温室气体减排与气候风险防控，已成为提升我国气候治理能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重要任务。气候变化与环境污染相互交织，我国在推进温室气体减排、改善环境质量的同时，还面临气候冲击下污染暴露加剧、生态功能受损、公共服务受到影响的风险，对治理目标衔接和跨部门协同提出更高要求。为应对新形势下的复合风险挑战，我国不断完善应对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保护的政策部署。“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坚持减缓与适应并重，在全面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同时，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监测管控，强化气候变化对关键脆弱领域和区域的风险影响评估。[2]《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35》将监测预警和风险管理置于突出位置，围绕自然生态与经济社会系统部署适应任务，推动适应气候变化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大局。[3]落实上述部署，需要统筹长期减排行动与现实风险防控，实现环境质量改善和系统安全保障互促共进。
气候治理对象的拓展与环境污染问题的复杂化，进一步加大协同治理难度。在气候维度，甲烷、氧化亚氮和含氟气体等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的减排重要性日益凸显。此类气体排放来源分散、生成机制各异，大气寿命与增温效应也存在显著差异，难以依靠单一技术或措施实现有效控制。在环境维度，细颗粒物与臭氧等大气污染物存在复杂的化学联系，新污染物带来长期暴露和潜在生态健康风险，污染物跨介质迁移使影响范围超出单一排放环节。温度、降水和水文条件变化，还可能改变持续排放与历史污染存量的释放、迁移和转化过程。当多重压力通过共同作用过程和承受对象发生联系，叠加不合理空间布局、基础设施依赖和恢复能力不足时，局部影响便可能跨越环境介质和治理边界，放大气候环境复合风险及其连锁传导效应。
应对气候环境复合风险，需要将源头治理嵌入减缓与适应统筹推进的框架中。《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强化源头防控，通过结构调整和布局优化推进协同治理，发挥降碳行动对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的源头牵引作用。[4]面向复合风险深化源头防控，关键在于同步干预压力生成机制与脆弱性形成过程，将温室气体和有害物质控制前移至能源利用、材料选用和生产消费决策，将气候风险防范融入空间布局、设施选址和功能配置，并关注治理措施在全生命周期中的协同、权衡与风险转移。[5]源头治理由此打通减缓气候变化、降低污染压力和增强系统适应能力多条路径，通过优化发展模式和资源配置方式，为统筹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美丽中国建设与高水平安全提供抓手。
气候环境复合风险的生成机制与治理挑战
气候环境复合风险，源于气候变化与污染压力的共同作用及其相互影响，并受到发展布局、系统脆弱性与应对能力以及治理方式的共同塑造。在治理过程中，减排能否有效降低风险，还取决于物质的迁移转化、受影响对象的暴露条件，以及冲击在自然生态与经济社会系统内部的传导过程。单一排放指标的改善难以充分反映整体风险的变化，当风险跨越不同介质、区域和系统，而监测评价与责任划分未能覆盖这类跨边界关联，局部治理的成效就可能伴随其他环节的风险积累或负担转移。由此，协同治理既要厘清风险形成的过程机制，也要关注复合风险和管理方式之间的衔接，统筹应对环境过程相互耦合、冲击跨系统传导与治理责任分割带来的多重挑战。
生产消费活动形成多源压力，生成路径与作用尺度差异，增加气候环境风险协同控制难度。能源利用、工业生产、农业活动和产品消费，通过能源消耗、物质投入及废弃物释放，同步产生温室气体与各类污染物。同一活动可能产生多种排放，不同活动也可能通过物质流动和环境过程发生联系。压力生成路径的差异，决定了能源替代和末端控制各有其适用范围，难以依靠单一手段覆盖全部排放源。不同排放的影响范围与持续时间并不一致，同一项治理举措的长期气候效益与区域环境质量改善，往往难以同步显现。因此，协同治理需要区分排放端的生成关联与损害端的作用关联两类联系。前者用以判断能否通过调控同一生产活动削减多种排放；后者用以识别多重压力是否共同影响特定对象。来源相同的排放可能在不同尺度上产生影响，来源不同的压力也可能在同一环节汇聚。由此，治理单元划定，既要兼顾生产活动的组织边界，也要立足风险的实际影响范围，防止简单以行业归属代替风险生成机制判断。排放同源只是协同治理的基础，具体的协同关系还取决于作用路径和保护目标。如何兼顾不同压力的生成机制，并协调气候、环境与健康目标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异，构成协同治理的重要挑战。
环境过程相互耦合，暴露程度与脆弱性共同影响气候环境压力向风险的转化。污染物进入环境后产生的危害，不仅取决于排放数量，还取决于迁移转化过程，以及人群和生态系统的暴露程度与承受能力。温度、降水和径流变化，可以通过改变陆地与河流之间的水文联系、污染输送和稀释过程，影响河流水质及其变化趋势。[6]在大气环境中，气象条件与多种排放因素共同影响臭氧浓度，其相对贡献及关联特征具有区域差异；城市尺度的多因素分析，为统筹污染物控制、温室气体减排与生态调节提供依据。[7]
风险研判需结合具体的暴露条件与承受能力。对于持久性污染物，环境中长期留存的污染存量，可能使当期减排无法立刻降低暴露水平。治理过程中，部分污染物可能发生介质转移，比如水体污染物转入污泥，其环境危害仍取决于后续处置方式。多种因素共同影响风险分布、持续时间与损害程度，造成排放变化与风险演化之间呈现复杂关系。这种复杂性还体现为排放、存量与暴露之间的时间差异。排放属于阶段性流入环境的流量，存量代表长期累积结果，暴露则取决于污染物能否到达受影响对象及其接触方式。减少新增排放可以减缓污染累积，却难以快速消解历史存量；污染治理设施提升去除效率，也可能只是改变物质所在的介质。因此，当期达标评价与长期安全评估需要分开考量，治理周期设置应当匹配物质持久性、设施寿命及气候变化演变趋势。仅依托排放端或单一介质的改善评价治理成效，难以完整反映环境累积、介质转移及暴露差异带来的影响。
系统间功能依赖影响气候环境风险传导路径，缓冲与替代能力不足可能使局部冲击扩展为系统性影响。自然生态与经济社会系统通过物质循环、资源供给和基础设施运行形成相互依存关系，局部功能受损可能依托这类关联向其他系统扩散。气候与污染压力造成的初始影响，因而可能超出直接暴露的对象和范围，通过供给约束与功能障碍的逐级传递形成级联效应。跨系统传导存在特定触发条件，关键在于其受影响环节是否承担难以替代的功能，其失效是否会触发其他环节的功能中断，以及可用储备与恢复能力能否阻止后果继续扩散。冲击的传导范围与后果，取决于系统间的依赖程度、关键节点的脆弱性以及替代路径的可用性。若关键节点高度集中、系统冗余不足或生态缓冲功能减弱，可能强化冲击的传播与累积，使相近的外部压力产生不同程度的损失。当关联环节接续受损，冲击超出系统的调节与恢复能力时，局部功能障碍便可能扩展为多系统的持续性失灵。因此，复合风险不仅形成于气候与污染压力的共同作用，也在系统关联及其约束条件下持续演化扩散。风险传导跨越行业与行政区域边界，而监测评估、资源配置和责任安排往往分属不同管理主体，两者之间的衔接不足，构成系统性风险识别与协同防范的重要挑战。
气候环境治理通过改变排放、暴露路径与系统依赖关系影响复合风险，认知不确定性与责任条块分割可能使治理效果偏离预期。减缓措施推动能源、技术与生产方式转型，适应措施调整基础设施、空间布局和资源配置；二者在降低气候风险的同时，也会改变污染物的产生与迁移条件，以及人群和生态系统的暴露程度。气候治理产生的环境影响贯穿技术应用、设施建设和运行维护等环节，其碳减排效益、适应效果与污染风险变化往往不同步。若评价主要关注碳排放削减或污染治理绩效，而未充分考察物质投入、残余物处置和跨系统影响，部分环境负担便可能在治理过程中发生转移或累积。同时，治理责任、治理决策与治理成本在不同主体与时期之间的分布并不一致，可能导致决策权限与责任承担脱节、当期收益与长期负担错位。
治理层面的不确定性，一方面源于对气候情景和物质效应的认识局限，另一方面来自实际执行与方案假设之间的偏差。前者影响风险预判，后者关乎设备维护、主体响应和部门协作。若决策者仅以本部门的可量化指标为导向，未被纳入考核的长期影响就可能缺少持续关注。治理分析应当厘清信息供给主体、偏差识别机制以及调整成本承担方，将不确定性纳入权责设计。当后续监测揭示的新风险难以及时反馈至技术选择、绩效评价和责任安排时，既有治理路径便难以得到动态校准与适应性优化。综上，气候环境复合风险治理不仅面临减缓与适应目标的协调问题，也面临气候效益与环境后果在时间、空间和责任归属上的衔接难题。
气候环境复合风险的源头治理逻辑
气候环境复合风险的形成，与生产消费方式、物质投入和空间布局等前端决策密切相关。能源与物质的利用方式，影响排放及环境累积；产业和基础设施布局，影响暴露程度与系统脆弱性；技术和投资选择，则可能使这些影响长期延续。因此，源头治理既要减少温室气体与有害物质的产生，也要干预暴露风险和系统脆弱性的形成过程，将气候与环境目标共同嵌入发展决策。治理基本逻辑在于，从需求实现方式中挖掘协同治理空间，在污染物分散释放之前管控有害原料投入，在布局和投资固化之前锁定并防范风险，并通过全过程评价与反馈检验治理效果。源头治理的重要价值，在于改变风险持续产生的条件，使减排、污染防治与风险防范在前端决策中形成衔接。
统筹优化需求实现方式，为气候与环境目标提供决策基础。能源服务、食品供给、居住和出行等需求，可以依托差异化的生产组织、技术组合和服务方式予以满足。以功能需求为比较基础，能够将碳排放、污染释放与风险暴露纳入同一方案开展综合评估，拓展单项技术和末端控制之外的治理空间。绿色工艺创新和绿色产品创新能够分别从生产过程和产品供给拓展绿色转型空间，但两类创新的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并不完全同步。[8]在此基础上，将有害物质使用和潜在暴露纳入方案比较，有助于在技术路线与投资方向确定之前识别目标冲突。
对于具有共同驱动因素的压力，调整投入和活动方式可能产生多重收益；对于排放来源不同，但经环境过程传导或受影响对象发生联系的压力，则需要配套互补治理举措实现协调管控。以基础功能作为比较基准，还可区分需求本身与满足需求的具体方式。在保障服务质量不变的前提下，前端决策可对降低需求强度、调整供给结构与提升技术效率的各类组合方案进行对比。评估综合优势时，应同步核算资源节约收益，以及新增设备、替代材料和后续处置带来的潜在负担，避免将成本或风险的外移视作效率提升。协同治理的本质是对发展路径的整体优化，其实施前提是保障基础服务供给，确保不同备选方案在功能、环境影响维度具备可比性。
在分散释放与环境累积之前管控有害投入，降低难以逆转的后续负担。物质处于生产、配方和产品设计阶段时，其使用主体、应用场景与物质流向相对清晰，可通过减量、替代和用途调整实施干预。进入广泛使用和环境扩散阶段后，来源识别、回收处理与暴露控制的难度通常随之增加。将危害识别、用途审查与安全替代评估前移至产品研发和产业布局阶段，有助于在物质广泛使用之前识别并控制潜在风险。[9]这一干预直接改变后续进入生产消费和环境过程的物质种类与数量，能够减少持续释放及历史累积带来的长期约束。对于难以降解或回收的物质，末端去除还可能伴随向污泥等残余物的转移，使处置责任与环境负担延伸至其他环节。[10]
源头减量应优先聚焦危害较大、释放分散且后续控制困难的投入，同时审慎评估替代方案的能源消耗、污染排放和使用安全。源头预防不应以潜在危害得到完全确认和精确量化为前提，当现有证据表明潜在后果可能较为严重且环境影响难以逆转时，应结合用途必要性与替代方案的可行性，及早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相应决策应系统权衡用途的社会必要性、现有证据的可靠程度与替代方案的综合负担，区分可快速削减的投入和需要分阶段调整的用途。对现阶段暂无可替代的刚需用途，则需配套严格的过程控制与安全处置措施，实现新增压力管控与历史存量治理协同推进。
在空间布局与长期投资中统筹暴露程度和脆弱性，防止气候环境风险随发展决策逐步固化。削减排放并不能自动消除风险，污染活动与敏感人群、生态系统的空间关系，以及关键设施之间的依赖程度，都会影响损失形成。加之环境迁移规律、复合灾害事件的时空叠加效应，影响范围往往会突破单个项目与行政辖区边界。一旦相关布局通过长期资产、配套设施和服务网络固定成型，调整成本便会提高，既有暴露与脆弱性也将长期存续。源头治理必须嵌入规划、选址和投资决策，在方案仍具备调整空间时，综合考察气候压力、污染影响及关键功能的连续性。
预留生态缓冲空间、降低对脆弱节点的过度依赖、部署备选替代路径，能够抑制局部冲击演变为系统性灾害。这里的“源头”既包括污染物排放产生环节，也涵盖决定风险由谁承受、如何传播的发展选择。前端布局还影响风险负担在不同地区和群体之间的分布，应将公共服务连续性、敏感群体暴露和区域生态功能纳入规划，在投资固化前识别并防范风险的不合理转移。必要的缓冲空间和替代能力虽会增加初期投入，却有助于保留应对未来变化的选择空间，其投入合理程度应结合潜在损失与长期维护成本综合判断。针对存量布局，则需结合风险程度、服务保障和调整成本推进改造，避免将转型负担集中于承受能力较弱的地区和群体。
以全过程后果和持续反馈检验前端选择，推动源头干预，切实降低整体复合风险。材料替代、能源转型和资源循环都会改变物质与能源流动，对其政策效果的综合评判必须覆盖生产、使用和废弃全链条。协同效应综合评估需要明确时间、空间与评价对象，统筹排放、健康、成本及生态多维度影响，避免因边界与指标不同而削弱结果的可比性。[11]在此基础上，融合全生命周期影响评价与具体情景下的暴露分析，有助于识别负担转移和不同对象的承受差异。评估既应关注温室气体减排及其时间尺度，也应考察污染物去向、实际暴露和关键系统功能，避免以单一碳指标替代环境与健康判断。对于生态与健康保护、基本公共服务保障等关键目标，应先明确必要约束，再比较方案的资源需求、减排潜力与调整成本，并通过多情景分析检验方案在未来不确定条件下的稳健性。治理方案的选择既要考虑预期收益，也应评估实际情况偏离预期时的潜在损失与调整空间。源头治理应优先减少可避免的环境压力与系统脆弱性，并评估跨介质、跨区域及不同群体之间的负担转移。对于历史累积污染和不可避免的剩余风险，过程控制、末端治理与应急保障措施仍然不可或缺。随着气候条件、暴露状况和技术认识变化，应通过持续监测与动态复评，及时调整治理方案及责任安排。
气候环境复合风险的源头治理路径
推进气候环境复合风险的源头治理，关键在于将前端预防的基本逻辑落实为可执行、可评价、可调整的制度安排。立足既有减污降碳、气候适应和污染防治政策框架，首先依托综合风险评估明确优先干预对象，将评估结果嵌入规划、项目和产品设计，其次依据不同领域的排放机制与风险特征配置治理措施，再依托全过程绩效评价检验减排与风险防范成效。同时，健全跨部门跨区域的责任衔接和信息反馈机制，将实施中发现的问题及时转化为前端决策调整的依据，构建起风险识别、决策约束、分类施策、成效核查与责任落实相互衔接的治理链条。
完善统筹减缓与适应的风险评估，明确源头干预的优先方向。围绕生态功能、饮用水保障、粮食生产、公共健康和关键基础设施，确定保护对象、空间范围与决策期限，统筹整合温室气体排放、污染源、化学品生产使用、气象水文及人口设施等多源信息。在排放清单编制上，细化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清单，区分能源、农业、工业与废弃物处理的主要生成环节；环境信息应覆盖大气污染物及其前体物、重点新污染物与跨介质迁移通道。风险研判必须兼顾长期气候趋势、极端事件及污染存量，依据作用路径和承受能力区分治理轻重缓急。对于仅存在时空关联作用但机理尚不明确的风险，优先补充机制证据；对已有可信联系、可能造成严重后果且替代能力不足的对象，优先开展方案比较。相关部门按职责组织信息衔接，专业机构区分观测证据、模型判断和主要不确定性，企业及运营单位提供材料与运行信息。评价边界应随着可信的风险联系动态延伸，并在缺少明确作用路径或决策关联时适度收束。对具有明显区域外影响的事项，需要纳入关联地区；对历史污染存量和长期积累释放类问题，则需要延长考察期限。同时厘清结论依据，明确哪些判断来自实地监测、哪些依托模型假设、哪些仍有待实证，保证评估深度与决策风险相匹配。评估成果应落实到可调整的投入、工艺和布局，为治理资源配置与前端决策提供依据。
将减排与风险要求嵌入规划设计，强化新增项目的前端约束。结合国土空间规划、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和环境影响评价等现有机制，研究衔接气候情景与污染风险分析，推动产业结构、项目选址、建设规模及技术路线的综合比较。针对使用周期长、环境后果不可逆的重大基础设施，应在设计阶段考察不利气候条件下的污染释放、功能失效和替代能力，避免风险分析滞后于方案确定。产品和材料研发阶段，兼顾必要功能、温室气体排放、有害成分及使用废弃环节的负荷，将用途必要性与安全替代评估纳入源头选择。建设和生产经营单位提出功能可比的方案，生产企业如实填报物料成分与使用去向，评价机构明确方案权衡逻辑及成立条件，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推动结论落地执行。跨流域、跨区域项目评价适当扩大至足以解释迁移与传导的范围，评价结果应切实转化为备选方案、约束条件和实施安排。对于存在不可逆环境后果的开发项目，必须在投资落地前深化方案论证，避免建成后只能依靠末端补救。前置管控要求与风险等级相匹配，既严格约束高风险项目，也防止一般性项目承受不必要的重复评价。
立足生成机制完善分类管控，形成重点领域互补治理举措。能源领域应将清洁低碳转型同煤矿、油气系统的甲烷控制衔接，统筹泄漏检测修复、放空控制和回收利用，依据实测结果优化控制重点。工业领域应贯通能源利用、原辅材料、工艺与产品结构全链条，针对含氟气体的具体用途比较替代物、设备能效、泄漏和回收条件，将有害化学物质的后续释放纳入技术评价。大气污染防治领域应依据区域化学条件，统筹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等前体物控制，并同不利气象条件下的暴露防护相衔接。不同地区细颗粒物与臭氧的变化组合及优先控制因素存在差异，应结合气象条件与排放特征比较区域方案，避免将统一削减比例视为必然的协同路径。[12]
农业领域应围绕养分投入、水分管理和种养循环，兼顾甲烷、氧化亚氮、氨及养分流失，避免单一污染物削减掩盖整体环境改善不足。垃圾污水处理与资源循环利用，应贯通收集、运行、能源回收和残余物处置，防止新污染物随污泥、浓缩残液或再生材料转入其他用途。各项治理措施的协同性，应由共同生成条件、迁移过程或保护对象加以支撑；全球减缓效益与局地风险改善分别核查，技术推广范围依据区域条件与实际运行能力合理确定。
完善兼顾减排与安全的绩效评价，防止局部达标掩盖跨介质负担转移问题。针对重点政策和技术方案，应在功能相当的基准下，分别核查温室气体排放、污染物去向、暴露程度与关键功能变化。气候指标明确气体种类、核算口径和时间尺度，污染指标追踪削减量及不同介质中的残余负荷，风险指标反映关键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的安全保障水平。全生命周期评价与具体情景下的监测相结合，有助于避免仅以厂内排放或短期去除率作为综合成效研判依据。针对跨介质转移，应核查后续处置和最终去向；针对持久性负荷，应关注累积效应与长期暴露水平；针对关键设施，应检验不利情景下的运行及恢复能力。气象水文条件变化应纳入效果分析，避免将环境条件的自然波动归为措施成效。运行单位留存必要记录，专业机构开展技术核查，有关部门将结果用于评价完善和方案调整，核查还应同时检验措施本身与原定目标的适切性。若措施正常运行而风险仍未降低，应重新审视评价边界、保护对象及初始假设，及时调整治理方案。常态化复核能够避免在原有路径上持续追加投入，使监测信息真正影响后续决策。对于技术要求已经满足而目标功能仍缺乏保障的情形，应复核原有设计与评价边界，推动考核重心从任务完成转向实际风险下降。
健全跨部门跨区域责任衔接，以动态调整应对治理不确定性。围绕重点风险链条，明确统筹协调、信息提供、技术评估、实施整改和效果反馈各环节权责，推动生产、使用与处置环节的信息连续传递。流域上下游和相邻地区应衔接污染迁移、气候预警与公共服务保障，协调预防投入、风险减少和收益分配，防止跨界影响因责任边界不同而被忽视。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激励与财政收支安排高度关联，责任衔接必须配套财政保障和成本分担制度。[13]
对于源头改造的公共收益和主体投入不相匹配的领域，可通过公共技术服务、试点支持和合理的成本分担改善行动条件，增强基层地区与中小企业的实施能力。面对科学证据不足的情形，应根据后果严重性、不可逆程度和措施可调整性，区分补充调查与先行预防的适用情形，并同步开展证据积累。在政策和项目实施前明确复评条件，将新危害证据、负荷持续累积、实测排放或设施性能偏离假设、关键功能保障不足等情况，及时反馈至用途管理、工艺改造与布局调整环节。跨区域责任衔接还应兼顾预防投入与收益分配，风险减少的收益可能由多个地区共享，而源头改造成本往往集中在少数主体，单靠各方自发行动容易出现投入不足问题。围绕共同保护的功能明确成本分担、信息交换和效果核查制度，有助于将协作要求转化为稳定的行动预期。依靠相对稳定的责任安排保障持续行动，以能够修正的技术和政策选择适应认知更新，确保源头治理始终保持预防导向，具备持续迭代优化的能力。
结语
推进气候环境复合风险源头治理，是深化减污降碳协同、统筹气候减缓与适应的重要方向。在持续推进二氧化碳深度减排的基础上强化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控制，将多种大气污染物、新污染物和跨介质转移管理纳入发展决策体系，有助于从源头削减环境压力、防范系统脆弱性累积。治理实践中，应以生态系统关键功能锚定治理目标，依托前端规划决策规避长期风险锁定，依靠全生命周期影响评估检验协同治理成效，推动碳达峰碳中和与美丽中国建设互促共进，为建设自然生态安全屏障、提升经济社会韧性筑牢制度支撑。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源头治理与多污染物控制协同的实现路径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6ZDA113）
注释
[1]习近平：《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讲话》，《求是》，2025年第15期。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2026年3月13日，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603/content_7062633.htm。
[3]《关于印发〈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35〉的通知》，2022年5月10日，https://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3/202206/t20220613_985261.html。
[4]《关于印发〈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的通知》，2022年6月10日，https://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3/202206/t20220617_985879.html。
[5]王科：《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光明日报》，2024年12月13日，第6版。
[6]L. Li; J. L. A. Knapp; A. Lintern et al., "River Water Quality Shaped by Land–River Connectivity in a Changing Climate," Nature Climate Change, 2024, 14(3).
[7]K. Wang and X. Yu, "Unraveling the Multifactor Predictors of Urban Ozone in China: A Machine Learning Framework for Synergistic Pollution and Greenhouse Gas Mitigation,"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2026, 60(37).
[8]解学梅、朱琪玮：《企业绿色创新实践如何破解“和谐共生”难题？》，《管理世界》，2021年第1期。
[9]江桂斌：《以科学认知突破引领新污染物治理新格局》，《学术前沿》，2026年第13期。
[10]J. Feng and J. S. Guest, "Thermochemical Treatment of Wastewater Residual Solids for Global Mitigation of Emerging Contaminants," Nature Communications, 2026, 17.
[11]赵曼仪、王科：《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综合评估的研究综述与展望》，《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4年第2期。
[12]K. Wang; H. Tian and J. Chu, "Dynamic Regional Synergies in Air Pollution and Carbon Reduction in China: A Stacked Ensemble Machine Learning Approach for Precise Emission Control," Atmospheric Pollution Research, 2026, 17(5).
[13]张莉：《财政规则与国家治理能力建设——以环境治理为例》，《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8期。
责 编∕杨 柳 美 编∕梁丽琛
Source Governance of Composite Climate and Environmental Risks
Wang Ke
Abstract: Coordinating responses to climate change and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s an important task for promoting carbon peaking and carbon neutrality as well as building a Beautiful China. Currently, the importance of reducing non-CO2 greenhouse gases is increasingly prominent. The coordinated control of multiple air pollutants, the treatment of new pollutants, and the management of cross-media migration place higher demands on the synergy of pollution and carbon reducti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limate processes and pollution pressure generates composite risks via exposure conditions, system vulnerability and functional dependence, such that standalone emission reduction measures cannot fully reflect changes in overall risk. The continuous accumulation of environmental loads, the difficulty of remediation after pollution diffusion, and the path dependence of development layout require governance to extend to the front end of risk formation. The key to source governance lies in integrating the mechanisms underlying pressure generation, exposure conditions and vulnerability formation. On the premise of safeguarding legitimate development needs, source governance reduces harmful inputs and prevents risk lock-in through the optimization of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patterns and spatial allocation, and adopts whole-process evaluation to test the effectiveness of such synergy. Looking ahead, composite risk assessment should be embedded into decision-making for planning, projects and products.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classified regulation, cross-departmental and cross-regional responsibility linkage and dynamic feedback, so as to foster mutual support among climate mitigation,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nd adaptation capacity-building.
Keywords: climate risk, source governance, synergy of pollution and carbon reduction, non-CO2 greenhouse gas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