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气候韧性经济新业态是气候变化新形势下，将气候风险治理转化为产业升级、经济增值、结构优化的主动发展机遇，推动气候适应从政府单一公共职能，转变为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社会参与的市场化产业活动。气候韧性经济新业态，可划分为气候风险感知与数字韧性服务业、气候韧性技术装备与绿色制造业、气候韧性基础设施与工程服务业、气候智慧型生态与农业新业态、气候韧性金融与风险管理服务业五大产业类别。这一新业态的培育是动力驱动、产业运行、价值实现、多主体协同演化四维机制耦合迭代的结果，需通过需求激活、技术攻坚、标准构建、金融赋能、空间优化、制度协同六大路径，推动新业态从政策培育向市场自主发展转型。
【关键词】气候适应 气候韧性 经济新业态 内在机制 系统路径
【中图分类号】P467/F124.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6.20.007
庞军，中国人民大学生态环境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环境经济学、气候变化经济学，主要著作有《能源环境与气候政策经济分析——投入产出、CGE模型及其应用》《能源环境投入产出分析：模型、方法与应用》。
引言
习近平主席指出：“完善全球环境治理，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1]当前，全球气候变化进入加速演化阶段，气候风险已从远期的生态环境问题，转变为直接冲击全球经济社会稳定的系统性、常态化风险。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六次综合报告指出，全球地表温度持续攀升，极端高温、持续性干旱、超强暴雨、风暴潮、台风洪涝等灾害的发生频率、持续时长、破坏强度较工业化前大幅提升，且气候风险的复合型、连锁性特征愈发突出，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粮食安全、能源安全、城市运行安全构成持续性威胁。
我国是全球气候变化敏感区和影响显著区之一，气候风险呈现全域性、季节性、复合型特征。相关研究指出，2014～2020年间，干旱、洪涝、风暴和寒潮四种极端事件给我国造成的年均直接经济损失达2980亿元，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36%。[2]为统筹气候安全与经济发展，我国先后出台《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35》等顶层政策文件，确立“减缓和适应并重”的气候治理方针，要求全面提升经济社会系统气候韧性，推动产业、基础设施、城乡建设、生态体系的气候适应性改造。[3]在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我国绿色低碳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新能源、节能环保、碳减排技术等产业规模持续扩张、产业链不断完善，成为绿色经济增长的关键动能。
同时要看到，现阶段绿色产业发展存在一定结构性失衡，产业政策、市场资源、技术研发高度聚焦碳减排的“减缓领域”，针对气候风险防控、系统抗冲击、灾后快速恢复的“适应领域”产业培育相对滞后。[4]气候适应、防灾减灾被界定为公共公益事业，主要依靠政府财政兜底投入，市场化参与程度低、商业模式缺失、产业体系较为碎片化，大量先进的气候适应技术、韧性解决方案尚未实现市场化、规模化落地。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存量资源扩张，忽视气候风险的长期隐性成本，经济系统韧性不足、抗风险能力较弱，一旦遭遇极端气候冲击，易出现产业停产、供应链断裂、基础设施瘫痪等系统性问题。[5]
在此背景下，“防灾即发展、适应即增值、韧性即生产力”的全新发展理念逐步形成。[6]依托数字技术、新材料技术、生态治理技术的迭代升级，传统气候治理模式加速转型，从被动灾后救助转向主动前置防控、全周期风险管理，催生融合气候安全、低碳发展、经济增值多重功能的气候韧性经济新业态。这类新业态突破传统公益化气候治理的局限，实现生态效益、安全效益、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绿色低碳转型与气候风险治理深度融合的关键载体。
气候韧性经济新业态的内涵、特征与产业谱系
气候韧性经济新业态的内涵。气候韧性经济新业态是气候变化新形势下，适配我国气候安全治理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新型产业形态与经济模式，是新质生产力在气候治理领域的集中体现。具体而言，其是以统筹气候减缓与适应双重目标为中心，以提升经济系统抵御、吸纳、适配、快速恢复气候冲击的能力为导向，依托新技术、新模式、新组织、新机制，突破传统气候治理公益属性局限，形成的兼具气候安全价值、生态低碳价值、经济增长价值的新型产业、服务模式与商业形态的总称。
气候韧性经济新业态的发展逻辑是实现“气候风险资源化、气候治理市场化、韧性价值产业化”，彻底扭转传统经济模式下气候风险单纯作为发展成本的被动局面，将气候风险治理转化为产业升级、经济增值、结构优化的主动发展机遇，推动气候适应从政府单一公共职能，转变为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社会参与的市场化产业活动。其内在价值体现为三重统一：一是安全与发展的统一，通过系统性气候韧性改造，筑牢经济系统安全底线，为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二是减缓与适应的统一，兼顾碳减排与气候风险防控，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与气候适应协同推进；三是公益与市场的统一，在保障公共气候安全的基础上，挖掘市场化增值空间，实现产业可持续发展。
相较于传统产业与普通绿色产业，气候韧性经济新业态依托独特的发展逻辑与应用场景，呈现五大典型特征。一是双重正外部性与市场弱质性并存。气候韧性新业态兼具生态环境外部性与公共安全外部性，产业发展能够为全社会带来气候安全、生态改善、经济稳定等公共收益，但经营主体难以独占投资回报，私人收益低于社会收益，存在供给不足、企业投资意愿较弱的市场失灵问题，需要政府制度引导与市场机制互补协同。
二是发展周期长与不确定性突出。气候灾害具有随机性、低频高强度特征，气候韧性经济领域投资的效益难以即时显现，需要长期积累才能体现风险防控价值。同时，气候演化的长期性、不确定性导致难以精准预判新业态的市场需求、收益水平、发展规模，项目投资回收期长、短期盈利难度大，私人资本短期参与动力不足。
三是跨界融合性与产业关联性强。气候韧性治理覆盖国民经济不同领域，新业态横跨生态、农业、基建、能源、金融、数字、建筑、水利、气象等多个行业，打破传统产业边界。其发展需要多领域技术融合、多部门数据共享、多经营主体协同，产业关联度高、带动性强，具备培育复合型新产业、新赛道的巨大潜力。
四是减排与适应协同的复合型发展属性。区别于单一减排的绿色产业、单一防灾的传统公益产业，气候韧性经济新业态坚持减缓和适应协同发展，多数业态可同步实现碳减排、气候风险防控、生态修复多重效益，如生态海堤、湿地修复、智慧节水农业、分布式储能等，是兼顾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与气候安全的复合型产业形态。
五是地域异质性与场景适配性极强。我国气候风险区域差异显著，不同区域的主导气候灾害、产业结构、脆弱环节各不相同，新业态布局必须坚持因地制宜。沿海区域聚焦海洋气候风险治理，北方干旱区域聚焦水资源韧性建设，城市群聚焦城市极端天气防控，粮食主产区聚焦农业气候韧性提升，产业发展并无统一模式，区域差异化特征显著。
气候韧性经济新业态的类别划分。基于产业链上下游逻辑、产业功能属性与应用场景，气候韧性经济新业态可划分为五大产业类别，构建完整的产业谱系，覆盖技术研发、装备制造、工程服务、生态农业、金融服务全链条。
气候风险感知与数字韧性服务业是新业态发展的基础支撑，主要功能是实现气候风险精准识别、动态监测、科学预判。具体涵盖气象精细化预报、全域气候风险普查、区域气候承载力评估、企业资产气候压力测试、城市气候数字孪生平台、空天地一体化卫星遥感灾害监测、极端天气智能预警系统运维、产业链供应链气候风险诊断、气候大数据咨询服务等细分领域。主要商业模式为面向政府、产业园区、大型实体企业提供常态化、定制化的气候风险评估、动态预警、风险托管、合规咨询等市场化服务，是数字化赋能气候韧性建设的关键业态。[7]
气候韧性技术装备与绿色制造业是新业态的硬件支撑，聚焦极端气候场景下的适配性装备与材料研发制造，旨在破解传统设备抗灾能力不足的短板。细分领域包括气候适应型绿色建材、耐高温抗寒抗洪涝特种机电设备、抗旱耐涝抗逆农作物良种、智慧节水灌溉成套装备、分布式储能与韧性微电网系统、智能防汛排涝装备、海水淡化与水资源循环利用装备、海绵城市成套设施、生态修复专用工程装备等。这一业态具备高技术、高附加值、强产业化能力特征，是培育高端制造新赛道的主攻方向。
气候韧性基础设施与工程服务业是韧性建设的落地载体，聚焦城乡基建、公共设施、产业载体的气候适应性改造与新建。主要包括韧性城市整体解决方案、海绵城市建设运维、生态海堤与滨海防护工程、气候适应型交通管网升级、既有建筑气候韧性改造、城市通风与降温廊道建设、多源水资源统筹调配工程、地下综合管廊韧性升级等细分领域。主流商业模式涵盖设计采购施工（EPC）总承包、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韧性设施长期托管运营、绩效付费服务等，是已实现市场化落地的成熟业态。
气候智慧型生态与农业新业态聚焦生态系统韧性与粮食安全保障，是兼顾生态价值、农业价值、气候安全价值的复合型业态。一方面是以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为主的生态韧性产业，包括红树林修复、滨海湿地养护、流域生态缓冲带建设、森林生态防护与碳汇协同开发、水土流失治理等；另一方面是气候智慧型农业新业态，涵盖耐逆良种培育、生态种养循环、渔光互补、节水农业、农业气象托管服务、农业气候适应性改造等；同时包含蓝碳、森林碳汇等生态产品市场化运营业态，实现生态防护与碳汇增值双重收益。[8]
气候韧性金融与风险管理服务业是新业态市场化、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保障，主要功能是破解产业融资难、风险高、收益模糊的痛点。具体包括气象指数保险、农业巨灾保险、海洋灾害保险、园区洪涝指数保险、韧性挂钩信贷、适应类绿色债券、巨灾债券、气候韧性产业基金、碳资产气候损失保障、企业气候风险对冲工具、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与交易服务等细分领域，通过金融工具创新实现气候风险市场化分担、韧性价值市场化变现。
培育气候韧性经济新业态的内在机制
动力驱动机制：需求牵引与供给创新双向耦合拉动。从需求侧看，风险驱动与制度规制催生刚性市场需求。一是气候风险常态化驱动市场刚需扩张。随着极端气候灾害频发，企业停产停工、资产损毁、供应链断裂、基础设施瘫痪等损失持续扩大，地方政府、产业园区、大型实体企业的气候风险防控意识持续提升，被动式的灾后救助需求，逐步转变为主动式的前置韧性改造需求，形成刚性的市场化需求底盘。二是政策规制创造合规性制度需求。国家持续强化气候治理制度建设，逐步推行重大项目气候风险评估、上市公司气候信息强制披露、园区气候韧性达标建设等制度，将企业隐性气候风险转化为显性合规成本，驱动经营主体主动开展气候风险治理与韧性升级，持续释放合规性市场需求。三是国际绿色贸易规则驱动出口企业转型。欧盟《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指令》(CSRD)、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等国际规则，要求跨国供应链企业全面披露气候物理风险与转型风险，国内外贸企业为突破绿色贸易壁垒，必须开展供应链气候韧性改造与风险管控，从而催生大量专业化、市场化的气候韧性服务需求。
从供给侧看，技术、要素、模式创新提升产业供给能力。一是技术创新大幅降低产业化成本。人工智能、大数据、卫星遥感、物联网、合成生物学、新型韧性材料等前沿技术的迭代升级，有效解决传统气候风险识别精度低、改造成本高、运维难度大的痛点，大幅降低气候韧性服务与产品的市场化供给成本，让大量原本不具备商业可行性的气候适应技术实现落地应用。二是要素重构优化产业供给体系。绿色金融政策持续倾斜，各类产业引导基金、绿色基金逐步布局气候韧性赛道，资本要素持续集聚；高校、科研院所持续增设气候经济、气候适应、生态治理相关研究方向，人才、技术要素供给持续扩容，为新业态发展提供关键要素支撑。三是商业模式创新破解盈利难题。传统一次性工程建设、设备销售模式盈利空间有限、现金流不稳定，而长期托管运营、绩效付费、风险共担、价值分成等新型商业模式，有效优化项目现金流结构，提升气候韧性项目的可持续运营能力，激发产业供给活力。
产业运行机制：产业链分工迭代与产业集群演化。从产业链分工来看，成熟的气候韧性产业体系形成“上游基础支撑—中游核心制造与工程—下游服务赋能”的完整分工格局。上游以气候数据采集、核心传感器、特种材料、良种研发等基础要素供给为主；中游以系统集成、工程建设、装备制造、技术落地为主，是产业价值增值的中心环节；下游以运维服务、风险对冲、价值交易、咨询服务为支撑，实现产业长效运营。当前，我国气候韧性经济新业态仍处于发展初期，产业链分工呈现碎片化特征，部分企业仅聚焦单一设备销售、单一工程施工、单一咨询服务，缺乏能够提供全链条、一体化解决方案的龙头企业，产业链协同性不足，制约产业规模化发展。
从产业集群演化来看，区域气候风险的差异化分布催生本地化产业集聚效应。当特定区域集中出现韧性改造、风险治理、生态修复的规模化需求时，会持续吸引科研机构、工程企业、制造厂商、金融机构、服务平台向区域集聚，逐步形成特色化气候韧性产业集群。产业集群内部能够实现技术外溢、资源共享、成本分摊、协同创新，有效降低企业交易成本，催生跨界融合的新型业态与商业模式。例如，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依托海洋气候风险治理需求，逐步集聚海洋气象监测、生态海堤建设、滨海湿地修复、蓝碳交易、海洋巨灾保险等产业，形成滨海气候韧性产业集群；北方干旱地区依托水资源治理需求，集聚节水装备、智慧水利、抗旱良种等产业，形成干旱区气候韧性产业集群。
价值实现机制：外部性内部化与多样化价值变现。价值实现是气候韧性经济新业态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也是破解产业公益化、市场化不足的重要机制。气候韧性项目的痛点主要体现在社会收益显著、私人收益模糊、价值难以量化变现，而价值实现机制的主要功能，是将分散、隐性、社会化的韧性收益，转化为集中、显性、市场化的经营主体收益，实现公共外部性内部化，主要包含以下四条路径。
公共采购市场化变现。针对气候风险普查、公共预警平台运维、流域生态管护、韧性社区建设等纯公共性、准公共性韧性项目，通过政府购买服务、专项财政补贴、项目专项投资等方式，直接创造稳定的市场化收益，为经营主体提供基础盈利保障，筑牢新业态发展的市场底盘。
气候风险金融化变现。通过气象指数保险、巨灾债券、风险分担基金等金融工具，将随机性、不可控的气候灾害损失风险转移至资本市场，有效降低企业、农户、园区的灾后财务损失，同时为金融机构、风控服务企业提供市场化业务场景，实现风险治理的商业化落地。
生态产品价值市场化变现。依托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碳汇交易、生态补偿等机制，将湿地、森林、红树林等生态系统的气候防护功能、固碳减排功能进行量化确权，实现“生态防护价值＋碳汇增值价值”双重变现，让生态韧性治理项目具备持续的商业盈利能力。
资产韧性溢价变现。经过气候适应性改造、具有高韧性特征的厂房、园区、基础设施、农业资产，灾害损失概率更低，经营稳定性更高，能够获得更低利率的信贷资金、更低费率的保险服务、更高的资产估值，形成稳定的韧性溢价，促进经营主体主动开展韧性投资，形成良性市场循环。
多主体协同演化机制：政府-市场-社会良性互动迭代。气候韧性经济新业态的培育是多主体协同参与、动态演化的复杂过程，政府、市场、金融、科研、社会五大主体各司其职、协同联动，推动新业态从政策示范向市场自主发展迭代升级。政府承担规则制定、公共供给、需求撬动、风险兜底的角色。通过出台产业政策、标准规范、规划体系，构建新业态发展的制度框架；开放气象、水文、灾害等公共数据资源，提供公共产品支撑；通过试点示范、政府采购、政策补贴，撬动初期市场需求；通过风险补偿、政策兜底，降低经营主体投资风险。经营主体是产业发展的关键载体，龙头企业承担产业链整合、技术集成、模式创新的功能，中小企业深耕细分技术与服务赛道，形成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的产业格局，推动技术迭代、产品升级、商业模式创新。金融机构发挥价值赋能、风险定价、资本引流的作用，通过创新适配性金融产品、优化风险定价机制、引导社会资本流入，破解新业态融资难、融资贵、周期错配的问题。科研机构是技术创新的源头支撑，负责核心技术攻关、核算方法构建、标准体系研发、第三方评估认证，为新业态发展提供技术与理论支撑。社会公众与基层社区是终端需求主体，通过韧性社区建设、韧性消费升级、公众风险认知提升，形成自下而上的市场需求，推动新业态全域普及。
培育气候韧性经济新业态的系统路径
坚持“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科技赋能、标准支撑、金融助力、区域协同”的总体原则，统筹供给侧改革与需求侧扩容，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可落地的新业态培育体系，推动气候韧性经济新业态规模化、规范化、高质量发展。
激活多层次市场需求，破解市场失灵难题。以制度约束、公共采购、模式创新、消费引导为抓手，将隐性潜在需求转化为显性有效需求，培育可持续的市场化需求。一是健全制度约束，创造合规刚需。加快完善气候治理法律法规体系，推行重大规划、重大产业工程、产业园区气候变化影响评估与韧性达标制度化审查；全面落实上市企业、国有企业、规模以上企业气候信息强制披露制度，促进企业开展资产与供应链气候风险排查、韧性升级改造，释放刚性合规需求。二是扩大政府韧性服务采购范围。将气候风险普查、极端天气预警运维、流域生态管护、韧性社区建设、城市气候韧性评估等准公共服务纳入政府常态化购买服务目录，稳定公共市场底盘，为初创企业、新业态提供基础生存空间。三是推广绩效导向的市场化付费模式。针对海绵城市、生态修复、智慧防汛、节水改造等韧性项目，全面推行“成效付费、绩效付费”机制，以灾害损失减少率、水资源利用效率、内涝治理成效等量化指标作为付费依据，稳定企业收益预期，破解项目收益模糊难题。四是引导社会韧性消费升级。开展气候韧性科普宣传，提升企业与公众气候风险认知，出台补贴、税收优惠政策，鼓励既有建筑耐热抗涝改造、家庭韧性设施配置、农业韧性升级，培育基层终端市场需求，形成全民参与的气候韧性经济发展氛围。
强化科技创新攻坚，打通产学研产业化链条。以核心技术攻关、场景示范、企业培育、数字赋能为中心，构建全链条技术创新与产业化体系，夯实新业态发展的技术底座。一是布局国家级核心技术攻关专项。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自然科学基金中设立气候韧性技术专项，聚焦高端气候感知传感器、高精度气候模拟系统、极端耐逆新材料、抗旱耐涝良种、智慧水资源调配、城市气候数字孪生等关键领域，突破“卡脖子”技术，提升自主可控能力。二是搭建中试与示范场景体系。依托国家气候适应试点城市、韧性城市示范区、气候智慧型农业基地，开放全域应用场景，建立区域性气候韧性技术中试平台，为新技术、新产品提供测试、迭代、落地场景，打通“实验室—中试示范—规模化商用”的完整转化链条。三是培育细分领域创新主体。专项扶持气候韧性领域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聚焦气候监测、生态修复、智慧灌溉、韧性建材等细分赛道，培育一批单项冠军企业；支持龙头企业牵头组建产业创新联合体，整合科研、生产、市场资源，提升产业链整体创新能力。四是深化数字技术赋能。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卫星遥感、数字孪生与气候治理深度融合，搭建空天地一体化气候风险监测平台、产业链韧性管控平台，以数字化技术降低风险识别成本、提升韧性治理精准度，培育数字韧性新业态。
健全标准核算体系，夯实市场化交易基础。以标准建设、方法学构建、认证体系完善为中心，破解韧性价值量化难、交易难、认证难的痛点，构建规范化的市场运行体系。首先，出台气候韧性产业项目标准目录。加快修订绿色产业、绿色金融标准体系，单独设立气候适应、气候韧性项目分类，明确减缓类、适应类、减适协同类项目的界定标准、准入条件与支持政策，厘清产业边界，解决项目认定模糊问题。其次，构建统一的韧性效益核算方法学。制定全国统一的气候韧性投资效益评估指南，标准化量化灾害损失减少、生产效率提升、生态防护增益、公共安全提升等多样化价值，实现韧性效益可量化、可货币化、可评估，为投融资、绩效评价、市场交易提供依据。再次，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细化红树林、湿地、森林等生态系统气候防护功能的核算规范，推动生态修复项目同步开发碳汇产品，打造“生态防护＋碳汇增值”复合商业模式，实现生态韧性价值多样化变现。此外，培育第三方认证评估体系。扶持一批专业化、独立的第三方评估认证机构，开展气候韧性项目核查、效益认证、风险评估、信用评级，提升市场公信力，规范行业发展秩序。
创新气候投融资体系，强化资本赋能支撑。构建多层次、适配性强的气候韧性投融资体系，破解期限错配、风险过高、产品不足的融资困境，引导社会资本持续流入韧性产业赛道。一是丰富多样化投融资工具体系。鼓励商业银行创新韧性挂钩信贷、气候适应专项贷款，延长贷款期限、降低贷款利率；支持发行气候韧性主题绿色债券、碳中和债券、企业资产支持证券（ABS）；设立国家级气候韧性产业投资基金，重点投向技术创新、场景示范、产业集群建设；全面推广农业气象指数保险、海洋巨灾保险、城市内涝指数保险，探索发展巨灾债券、气候风险证券化产品，完善风险对冲体系。二是建立专业化风险分担机制。设立国家与省级气候适应投资风险补偿基金，对早期示范项目、技术创新项目的贷款损失给予适度补偿；推广“政银保担”四方合作模式，构建政府兜底、银行放贷、保险保障、担保增信的风险分担体系，降低资本投资风险。三是有序开放气候公共数据资源。分级分类向经营主体、金融机构开放气象、水文、历史灾害、地理空间等公共数据，降低经营主体风险建模、价值评估的成本，支撑金融机构实现精准风险定价。四是推广混合融资运营模式。针对公益性强、外部性高的韧性基础设施、生态治理项目，大力推广特许经营、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设计采购施工（EPC）总承包等模式，以少量财政资金撬动大规模社会资本，提升项目可持续运营能力。
优化区域空间布局，推动差异化集群化发展。立足我国气候风险区域差异化特征，统筹全域布局与区域特色，构建“分区施策、集群发展、跨区协同”的产业空间格局。其一，实施分区差异化产业培育政策。东南沿海风暴潮高发区，重点培育生态海堤、滨海湿地修复、蓝碳经济、海洋气候风险服务、海洋巨灾金融等业态；北方干旱半干旱地区，重点发展智慧节水产业、抗旱良种培育、水资源循环利用、干旱监测预警等业态；大中型城市群，聚焦韧性城市建设、海绵设施、高温适配建筑、城市内涝治理、数字孪生韧性平台等业态；黄淮海等粮食主产区，重点发展气候智慧型农业、农业气象服务、农业气候保险、农田生态韧性改造等业态。其二，打造特色产业集群。依托国家气候适应试点城市、绿色低碳试点区域，布局一批国家级气候韧性产业创新园区，集聚研发、制造、工程、金融、咨询全链条主体，形成上下游协同、产学研融合的产业集群，发挥规模效应与溢出效应。其三，强化跨区域协同治理与产业布局。建立流域上下游、城市群之间的气候韧性协同机制，统一区域韧性建设标准，统筹布局跨区域生态韧性工程、风险防控体系，打破行政壁垒，避免碎片化投资与同质化建设，实现全域气候安全与产业协同发展。
完善制度治理体系，构建多方协同培育生态。以制度协同、部门联动、试点引领、人才培育为抓手，完善新业态培育的制度保障体系，构建政府、市场、科研、社会等多方协同的良好生态。一是强化减适协同制度统筹。优化“双碳”政策体系，改变“重减排、轻适应”的制度偏向，将气候韧性提升纳入“双碳”考核、产业评价、项目审批体系，推动碳减排与气候适应协同推进，避免单一减排加剧系统脆弱性。二是健全跨部门协同机制。建立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气象、生态环境、水利、住房和城乡建设、农业农村、金融监管等多部门常态化协同机制，打通数据壁垒、政策壁垒，统筹产业规划、项目布局、资金支持，形成政策合力。三是深化试点示范引领。持续扩大气候适应型城市、气候智慧型园区、韧性农业试点范围，鼓励地方开展商业模式、制度机制、技术应用创新，总结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模式，形成全国通用的政策工具箱。四是强化人才培育与国际合作。支持高校开设气候经济、气候适应、气候投融资相关专业并强化相关研究，培育专业化复合型人才；主动对接国际气候适应规则，引进先进技术与运营模式，推动我国气候韧性产业标准、产品、服务走向国际市场，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双碳’目标下我国新型碳税体系构建与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协同优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4&ZD105）
注释
[1]习近平：《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求是》，2025年第20期。
[2]王博文、贺一、滕飞：《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的评估及归因》，《气候变化研究进展》，2025年第4期。
[3]《国务院印发〈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人民日报》，2021年10月27日，第3版；《关于印发〈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35〉的通知》，2022年5月10日，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2-06/14/content_5695555.htm。
[4]孙永平、刘玲娜：《积极应对气候风险对经济韧性的冲击》，《光明日报》，2022年4月12日，第11版。
[5]巢清尘：《气候变化趋势下我国灾害防御面临的系统性挑战及应对》，《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26年第7期。
[6]赵姗：《减缓与适应并重 将气候风险转化为发展韧性》，《中国经济时报》，2026年6月3日，第2版。
[7]李国庆：《气候适应型社会的韧性生长》，《人民论坛》，2026第16期。
[8]于法稳：《气候韧性农业：内涵特征、理论阐释及推进策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24年第6期。
责 编∕方进一 美 编∕澎 湃
Mechanisms and Pathways for Fostering New Economic Models of Climate Resilience
Pang Jun
Abstract: The new economic model of climate resilience represents an active development opportunity under the new context of climate change, transforming climate risk management into industrial upgrading, economic value creation, and structural optimization. It shifts climate adaptation from a singular public function of government to a market-driven industry activity guided by government, led by markets, and involving social participation. This new models of a climate-resilient economy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five sectors: climate risk perception and digital resilience services; climate-resilient technologies, equipment, and green manufacturing; climate-resilient infrastructure and engineering services; climate-smart ecological and agricultural innovations; and climate-resilient finance and risk management services. The emergence of this new model results from the iterative coupling of four mechanisms—dynamic drivers, industrial operations, value realization, and multi-stakeholder co-evolution—and requires six pathways—demand activation, technological breakthroughs, standardization, financial empowerment, spatial optim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 coordination—to transition from policy-driven incubation to self-sustained market development.
Keywords: climate adaptation, climate resilience, new economic models, internal mechanisms, systemic pathway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