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适应气候变化工作从战略部署、试点探索阶段，加快迈向体系化建设和制度化实施，战略规划、法律制度、重点领域行动、区域试点和风险管理能力持续提质增效。对照2035年气候适应型社会基本建成目标，我国仍存在气候适应要求融入发展决策不够充分、跨部门跨区域协同有待加强、全链条风险管理和成效评估机制尚不完善等问题。应加快将气候风险管理嵌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健全纵向贯通、横向协同、区域联动的治理机制，完善“观测—评估—行动—反馈—提升”全链条管理机制，强化财政金融、科技、基层和社会参与支撑，加快形成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市场参与、社会共治的气候适应型社会建设格局。
【关键词】气候适应型社会 气候韧性 气候风险 制度创新
【中图分类号】P46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6.20.006
俞海，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生态环境战略与政策、绿色发展等，主要论文有《“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重要论断的理论创新和实践伟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理论贡献与世界意义》《加快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
气候变化是当前及未来较长时期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的重要风险变量。[1]应对气候变化挑战，减缓和适应是两大基本策略。其中，适应气候变化强调人类系统针对已经发生或预期发生的气候及其影响进行调整，以减轻损害或利用有利机会；对自然系统而言，则表现为对实际气候及其影响的调整，人类干预可以促进自然系统提升适应能力。[2]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宣布中国新一轮国家自主贡献，[3]为我国适应气候变化工作明确目标方向、提供根本遵循；同年11月，我国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正式提交《2035年中国国家自主贡献报告》，将“气候适应型社会基本建成”纳入2035年目标。[4]2026年3月“十五五”规划纲要[5]以及2026年7月《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6]，均提出完善适应气候变化工作体系；2026年8月15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以下简称《生态环境法典》），在国家法律层面对适应气候变化作出系统规定。[7]这标志着我国适应气候变化工作正由政策部署和项目实践加快转向法治化、体系化、常态化实施。面向未来，应以防范气候风险、提升气候韧性为主线，把适应气候要求更深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
建设气候适应型社会的战略考量与现实紧迫性
在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极端高温、强降水、洪涝干旱、风暴潮以及海平面上升等气候风险呈加剧态势，且不同风险可能相互叠加并跨系统传导。[8]必须把适应气候变化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全过程，加快建设气候适应型社会。这既是防范和应对现实气候风险的迫切需要，也是增强经济社会系统韧性、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的战略举措。
建设气候适应型社会是应对气候变化风险的迫切需要。当前，气候变化实体风险不断加剧，气候适应已成为不可回避且亟待前置的长期挑战。受气候持续变暖影响，高温、暴雨、洪涝、干旱、台风、低温冻害和森林火灾等风险相互交织，并与海平面上升、冰川消融、生态系统演变等慢发过程叠加，气候风险的复杂性、关联性和不确定性进一步凸显。2025年，我国年平均气温达到10.9℃，与2024年并列历史最高；平均高温日数为16.5天，为1961年以来最多。[9]与此同时，我国不同地区和领域的气候风险暴露与脆弱性仍然较高。沿海城市人口和资产高度集中，防洪排涝体系承受的压力不断增加；电力系统在极端天气下仍存在薄弱环节；农村地区的防灾减灾和恢复能力相对有限。气候风险已不再是低概率、偶发性的外部冲击，而是逐步演变为需要长期防范和系统应对的重要风险。未来一段时期，全球变暖趋势仍将持续，我国出现极端高温、强降水等多类极端事件风险总体趋升。如果不能在规划建设、投资决策和公共治理中前置考虑未来气候情景，就可能固化甚至放大当前的风险暴露和系统脆弱性，显著增加未来改造和风险应对成本。因此，必须以建设气候适应型社会为重要抓手，推动适应气候变化关口前移，将气候风险识别、评估、防范和应对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加快实现由灾后处置向灾前预防转变、由被动应对向主动适应转变，不断提升全社会应对气候变化风险的能力。
建设气候适应型社会是增强经济社会系统韧性的必然要求。气候变化的影响已经超出传统防灾减灾和生态环境风险防范领域，正在通过产业链、供应链、基础设施网络和资源环境系统向经济社会各领域传导，对经济稳定运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以及粮食、能源和民生安全产生广泛影响，持续考验经济社会系统韧性。高温、暴雨洪涝、干旱和水资源短缺可通过改变生产条件、影响设备效率和运输网络、扰动原材料与物流供应等渠道传导至产业链供应链。2025年，暴雨洪涝、干旱、台风等气象灾害造成我国农作物受灾面积606.1万公顷、直接经济损失2317.8亿元。[10]能源系统同样面临多重气候风险：需求侧，极端天气推升制冷制热用电需求，加大电力保供压力；供给侧，来水变化、极端风雨和低温冰冻等可能影响电源、电网、油气管网以及新能源设施安全稳定运行。[11]与此同时，交通、通信、供排水、数据中心等生命线基础设施高度关联，一旦在同一极端事件中发生多点故障，可能通过网络关联产生级联效应，进一步放大经济社会损失。这表明，气候风险已具有明显的跨行业、跨区域和跨系统特征，单一领域、单项工程或单个部门的风险防范难以有效应对其系统性影响。建设气候适应型社会，有利于系统降低经济社会发展的风险暴露度和脆弱性，提高关键基础设施和重要经济社会系统抵御冲击、快速恢复和动态调整的能力，是保障经济社会平稳运行、维护国家发展基本盘的现实需要。
建设气候适应型社会是提升国家治理效能、落实国家自主贡献的具体举措。气候变化风险与粮食、水资源、能源、生态、公共卫生、重大基础设施等领域安全相互交织，对风险识别、统筹协调、公共资源配置和基层治理能力提出更高要求。提升气候适应能力，已经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应对跨区域、跨行业和跨周期气候风险，需要进一步加强前瞻性风险评估和政策统筹，提高规划决策、公共投资、部门协同和基层执行能力，逐步形成“观测—评估—行动—反馈—提升”的闭环治理机制。[12]《2035年中国国家自主贡献报告》提出，全经济范围温室气体净排放量比峰值下降7%～10%、力争做得更好，非化石能源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达到30%以上，并将“气候适应型社会基本建成”纳入总体目标。[13]美丽中国建设主要目标提出，到2035年，生态环境根本好转、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更加稳固、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等。[14]建设气候适应型社会既是落实国家自主贡献的重要内容，也是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提升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支撑，有助于把气候风险管理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和治理全过程，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国家安全提供有力支撑，同时为全球气候适应治理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经验。
我国适应气候变化政策演进
经过多年发展，我国适应气候变化政策已由单项措施逐步拓展为综合战略和多领域行动，并从国家部署延伸至省级行动和城市试点。当前，已初步形成以国家战略和法律制度为引领，以重点领域和区域行动为抓手，以监测预警和风险评估为基础，以财政、金融、科技等保障机制为支撑的政策体系。
国家战略、规划和法律制度不断健全。我国适应气候变化政策经历了由综合环境与发展议题向专项战略、再向法治化和体系化治理逐步深化的过程。1994年，《中国21世纪议程》发布，开始关注气候变化影响及应对。2007年，《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系统部署包括适应在内的应对气候变化任务。2013年，我国发布《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明确2014～2020年适应气候变化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区域格局和保障措施。[15]2022年，《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35》进一步确立主动适应、科学适应、系统适应、协同适应原则，系统部署监测预警和风险管理、自然生态系统、经济社会系统、区域格局及保障措施，[16]构成当前我国适应气候变化工作的基础性战略框架。
进入“十五五”时期，适应气候变化的制度层级和政策约束进一步提升。2026年3月，“十五五”规划纲要要求“强化气候变化对关键脆弱领域区域风险影响评估”。[17]2026年6月,《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主动适应气候变化”，“深化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推动韧性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业、能源、交通、旅游、金融等领域气候韧性”。[18]2026年7月，《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明确健全“观测—评估—行动—反馈—提升”全链条工作流程，“健全省、市、县三级适应气候变化工作责任体系”。[19]2026年8月15日起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在绿色低碳发展编中设置“适应气候变化”专节，[20]规定国家制定实施适应气候变化战略，省级人民政府制定本行政区域适应气候变化行动方案，并要求国土空间规划充分考虑气候变化影响和风险。至此，我国适应气候变化的战略、规划、法律和实施机制衔接更加紧密。
重点领域气候适应政策持续拓展。自然生态系统适应政策持续完善，与生态保护修复、防灾减灾、水资源管理等政策协同推进。围绕水资源、陆地生态、海洋与海岸带，我国持续强化节水和流域防洪抗旱，推进森林、草原、湿地、荒漠一体化保护修复，加强海洋灾害观测预警、海岸带综合治理和滨海生态系统保护。2025年，全年完成营造林356.3万公顷、退化草原修复治理492.7万公顷，森林覆盖率达25.09%、林草覆盖率超过56%；累计整治修复海岸线约940公里、滨海湿地约83万亩。[21]这些生态保护修复行动通过改善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增强水源涵养与灾害缓冲能力，为提升生态系统气候韧性提供重要基础。
经济社会系统适应气候变化能力的政策，已覆盖农业与粮食安全、健康与公共卫生、基础设施与重大工程、城市与人居环境以及气候敏感型二三产业。[22]农业领域，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节水灌溉设施改造、抗逆品种选育推广与农业气象服务能力提升；卫生健康领域，推进气候变化健康风险和适应能力评估；基础设施领域，逐步强化工程韧性和全生命周期风险管理；城市建设领域，推进排水防涝、海绵城市、蓝绿空间和生命线安全建设；能源、交通、旅游、金融等领域的气候风险识别和韧性建设也在持续加强。截至2025年底，全国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超过10亿亩，“十四五”时期累计改造城镇老旧小区24万余个、地下管网84万公里，46个国家高速公路安全韧性提升工程已全部开工、涉及里程6517公里。[23]
区域行动和城市试点成为政策落地的重要载体。一方面，地方气候适应行动持续推进。2024年，生态环境部等8部门确定39个市（区）为深化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24]围绕治理体系、风险评估、重点领域适应行动、基础能力建设等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城市适应路径。截至2025年2月，30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制定出台省级适应气候变化行动方案。[25]《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进一步要求“扎实开展省级适应气候变化行动”，“深化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26]地方行动由“有方案、有试点”向“有评估、有成效、有反馈”转变的政策导向更加明确。
另一方面，区域适应行动范围由行政区内向跨区域、跨流域拓展。《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35》根据不同区域气候特征、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经济社会发展条件，部署东北、华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北、西南和青藏高原等区域差异化适应任务，并要求在京津冀、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重大战略区域加强协同适应。[27]这为流域洪旱风险、城市群热风险、沿海复合风险等跨行政区问题开展协同治理提供政策基础。
监测预警、风险评估与跟踪反馈机制逐步完善。我国气候变化和气象灾害监测、预警能力持续提升，已形成由地面气象站、天气雷达、气象卫星等构成的立体观测网络，并持续完善水文、海洋、生态环境、森林草原、地质灾害和卫生健康等领域监测网络。干旱、暴雨、高温、台风、低温冻害等灾害的长期序列资料和风险区划不断完善，地质灾害监测预警与群测群防体系持续健全，为识别气候变化趋势、极端事件和重点领域风险提供重要基础。[28]
气候变化影响和风险评估的制度与技术框架加快建立。2025年4月，生态环境部、中国气象局联合印发《气候变化影响和风险评估技术指南（试行）》，推动地方和重点行业从单一气候变化事实分析，进一步转向危险性、暴露度、脆弱性和适应能力综合研判。[29]中国气象局研制中国区域5公里气候变化情景预估数据集，并推进高分辨率地球系统模拟；生态环境部编制《中国气候变化及其影响和风险指标数据集》，筛选形成200个相关指标。[30]上述成果为开展多情景、空间化、可比较的风险评估奠定了方法和数据基础。
气候适应行动的跟踪评估和反馈机制从试点探索走向制度化。生态环境部连续发布年度适应气候变化进展报告，系统梳理国家、地方和重点领域政策行动与实施成效；《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进一步提出探索构建气候适应型社会评价指标体系、建立适应气候变化进展成效评估制度，并部署建立气候变化风险早期预警系统、研究编制中国气候变化风险区划。[31]我国适应气候变化治理，正由“监测预警＋专项行动”向“观测—评估—行动—反馈—提升”全链条加快转变。
适应气候变化工作体系建设仍需破解的关键问题
我国适应气候变化的战略、规划、法律和行动框架已基本建立，但面对气候风险复合化、长期化和跨区域传导特征，现行工作体系在统筹发展决策、协同治理、全链条风险管理，以及资金投入和社会保障等方面仍需进一步完善。
气候适应要求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决策仍不充分。适应气候变化已经进入国家战略、规划和法律体系，但从制度部署转化为各领域、各地区常态化决策规则仍有差距。不同部门和地区推进程度不一，气候风险信息与发展规划、财政预算、产业布局、公共投资和重大项目决策之间的衔接机制尚不够稳定。气候韧性要求尚未转化为产业布局、空间开发、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刚性约束；一些规划和项目对韧性建设的认识仍侧重于提高防灾标准和增强设施强度，对经济社会系统在受到冲击后维持基本功能、加快恢复并适应长期变化的关注还不够充分。《生态环境法典》已经明确“国土空间规划应当充分考虑气候变化的影响和风险”，[32]但如何进一步形成可操作的评估方法、审查程序和成果应用规则，仍需配套制度支撑。与此同时，现阶段考核评价仍需从“是否开展行动、是否建成项目”逐步转向“风险是否降低、韧性是否提升、适应效益是否持续”，进一步优化评价导向。
跨部门、跨区域和跨层级协同机制仍需细化。韧性建设强调经济、社会、生态和基础设施系统的整体稳定，任何单一部门、单一工程或单一地区的能力提升，都难以替代系统层面的协同联动。气候风险管理涉及生态环境、发展改革、财政、气象、应急管理、水利、自然资源、住房和城乡建设、农业农村、交通运输、卫生健康等多个部门。现有部门职责和业务体系主要按行业、领域和灾种设置，在复合风险场景下，常态化会商、联合评估、信息共享和协同响应程序仍需进一步细化。与此同时，流域洪旱风险、城市群热岛效应、沿海风暴潮和产业链供应链风险往往跨越行政边界，单一属地治理难以有效应对风险外溢。从跨层级维度看，尽管《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已明确省、市、县三级责任体系，[33]但实际实施中仍面临目标传导衰减、任务衔接不足、上下联动不畅等问题，仍需依托任务清单、数据互通接口、联动项目机制与评估反馈链条，推动各级政策举措贯通落地。
全链条风险管理和成效评估机制仍需完善。我国灾害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能力不断提升，但面向长期气候变化的全链条风险管理和成效评估机制仍需加强。现有治理较多依托气象灾害监测预警、防灾减灾和应急体系，对重大规划、重大工程和关键基础设施的前置性风险评估与适应性论证尚未形成覆盖广泛、标准统一、动态更新的常态化机制。因气候风险具有长期累积、动态演化和跨系统传导特征，极端事件还可能与生态退化、资源约束、城市运行等风险叠加，单一灾种、单一部门和短期历史统计难以精准预判未来中长期风险。与此同时，适应行动成效评估和反馈学习仍处于起步阶段，风险评估结果如何转化为规划调整、工程标准、运维投入和重点人群保护措施尚不明确，仍需建立更稳定的闭环机制。
气候适应投融资和社会支撑机制仍需健全。气候适应项目往往具有较强公共产品属性，一些项目收益难以直接货币化，且建设和回报周期较长，社会资本参与动力相对不足。当前气候适应资金识别、统计口径、项目分类和绩效评价标准仍需完善，资金需求、投入规模和气候适应效益之间尚缺乏统一可比的量化框架。金融机构参与气候韧性项目还面临风险数据不足、项目边界不清、收益机制不稳定等约束；保险产品与风险减量服务的协同作用也有待进一步发挥。
社会支撑体系建设方面，专业人才队伍、气候数据产品、技术工具平台以及稳定运维资金保障仍需持续补强。面向地方政府履职人员、市场主体与社区基层的气候风险教育仍有待加强，全社会适应气候变化意识和能力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气候适应能力建设相对薄弱，基层风险识别、韧性提升所需的人才、数据、技术等基础要素供给不足，制约气候适应行动落地见效。
面向2035年基本建成气候适应型社会目标的制度创新与能力建设
面向2035年气候适应型社会基本建成目标，应以落实《生态环境法典》、“十五五”规划纲要、《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和《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为牵引，坚持主动适应、科学适应、系统适应、协同适应，把气候风险管理和韧性建设嵌入经济社会发展和公共治理全过程，推动制度优势转化为风险降低和韧性提升的实际成效。[34]
以法治和规划衔接推动气候适应全面融入发展决策。以落实《生态环境法典》适应气候变化相关规定为抓手，完善配套法规、标准和技术规范。依法在国土空间规划中充分考虑气候变化影响和风险，[35]并推动气候风险信息逐步嵌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区域规划、相关专项规划，以及重大产业和公共投资决策。加强气候风险评估与可行性研究、环境影响评价、安全评价等现有制度的衔接，明确适用范围、技术边界和成果使用方式，避免重复评估，消除监管责任盲区。
依托法治与规划制度体系，强化气候适应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前置约束与源头管控作用。转变以往事后补救、被动应对的治理模式，将长期气候风险、动态气候变化趋势和系统韧性需求前置纳入发展顶层设计。通过细化法定规划审查要求、完善技术标准体系、健全重大项目适应性论证规则，推动气候适应由“可选举措”转变为发展建设的“硬性要求”，从制度根源上破解发展建设与气候风险管理脱节、气候适应举措碎片化、长远风险考虑不足等问题。
完善纵向贯通、横向协同、区域联动的治理机制。健全环境、经济和社会领域的跨部门和跨区域韧性建设协同机制，是有效管控气候风险、降低风险损失的关键。在纵向治理上，落实《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提出的省、市、县三级责任体系，[36]进一步完善国家战略—省级行动方案—市县实施安排的任务传导机制。国家层面，重点完善目标、规则、标准、数据产品和评估方法；省级层面，加强区域统筹、能力建设和重大项目布局；市县层面，把风险识别落实到空间、设施、项目和重点人群。将街道社区作为气候适应行动的重要末端，强化预警传递、应急组织、重点人群服务和社区韧性建设，并通过技术指南、专业培训和稳定运维保障提升基层执行能力。
在横向治理上，依托现有应对气候变化、防灾减灾救灾、流域治理等协调机制，细化综合协调、行业管理和应急处置职责，建立各部门间常态化会商、联合评估、信息共享和协同响应机制。针对“高温—电力负荷—公共健康”、“暴雨—内涝—交通通信中断”等复合风险，可按风险场景建立跨部门任务链和响应预案。完善气候风险数据目录、技术标准、质量控制和分级授权规则，推动气象、水文、海洋、生态、自然资源、人口健康、基础设施和经济运行等数据互通共享，形成面向决策的气候风险数据底座。
在区域治理上，针对风险跨界特征，完善流域、城市群、沿海经济带和重点生态功能区等跨行政区域协同机制。以流域为单元，统筹洪水、干旱、水资源短缺和生态风险；以城市群为单元，协调交通、电力、通信、物流和公共服务；以沿海地区为单元，统筹海平面上升、风暴潮、海岸带生态和港口产业布局。推动跨区域风险共评、信息共享、规划衔接、项目协同和应急联动，探索与风险外溢相适应的利益协调和成本合理分担机制。
健全“观测—评估—行动—反馈—提升”全链条风险管理机制。按照《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明确的“观测—评估—行动—反馈—提升”全链条工作流程，[37]推动各环节紧密衔接、协同联动。完善气候及气候变化观测网，建立气候变化风险早期预警系统。统筹地面、海洋、空天和生态系统观测资源，加强对气候变化趋势、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以及水资源、生态系统、农业生产、公共健康、基础设施等敏感领域的持续监测。推进多部门数据标准衔接、动态更新、质量控制和安全共享，提升对区域性、复合型和长期性风险的综合感知能力。将观测信息与人口、产业、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和健康等暴露度、脆弱性信息相结合，推动预警从“天气现象”向“潜在影响”延伸。完善跨部门、跨区域预警会商和信息发布机制，针对不同行业、地区和人群设置差异化阈值和行动指引，推动预警信息能够及时转化为行业调度、工程防护、人员转移和公众防护等实操行动。
健全规范统一、动态更新的气候风险和适应成效反馈机制，进一步提升气候适应治理能力。以危险性、暴露度、脆弱性和适应能力为关键指标，既评估单一灾种，也关注复合风险、灾害链和跨系统传导。在重大规划和重大工程中合理采用多情景分析，充分考虑未来气候不确定性。稳妥推进人工智能、数字孪生和遥感等技术用于情景模拟、风险识别和辅助决策。将评估结果充分应用于规划调整、工程标准、运维投入和重点人群保护行动，并动态评估气候适应成效，形成持续改进机制。
强化财政、金融、科技和社会支撑。增强财政投入的稳定性和统筹性。在现有预算管理和资金渠道框架下，完善适应气候变化投入识别、统计和绩效管理，统筹衔接防灾减灾、生态保护、基础设施建设、公共卫生、农业农村等相关资金，支持符合条件的适应项目。优化支出结构，更加重视灾前预防、风险评估、设施运维和基层能力建设，推动资金支持范围从补损向“预防—减损—恢复”全周期拓展。对气候脆弱地区、重点生态功能区和基层地区，依托现有转移支付和重大工程机制加大支持力度。
完善适应气候变化投融资机制。研究适应项目分类和认定标准，建立项目储备和信息披露机制，提高项目的可识别性、可评估性和可融资性。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推动政策性、开发性和商业性金融，在依法合规、风险可控前提下支持气候韧性项目，探索与项目风险、适应效益和公共价值相匹配的融资模式。稳妥发展巨灾保险、农业保险、气象指数保险等风险分担工具，强化保险定价、灾害模型、风险减量服务与灾后恢复之间的衔接。
强化科技和标准支撑。加强气候变化基础研究、影响机理剖析、极端事件归因和复合风险预测，提升长期趋势和低概率高影响风险的识别能力。围绕水资源、农业、生态、健康、能源、交通和城市建设等重点领域，加强适应技术集成创新和示范应用，推进“AI＋”地球系统模拟、遥感、数字孪生等技术在风险评估和适应决策中的规范应用，并推动科研成果转化为规划方法、工程标准、技术指南和治理工具。
提升社会适应能力。围绕高温、暴雨洪涝、台风等高影响风险，完善面向社区、学校、医疗机构、养老机构、户外劳动场所和关键基础设施运营单位的风险沟通与行动指引，重点做好老年人、儿童、户外劳动者等重点人群服务保障。鼓励企业将气候风险纳入运营连续性和供应链管理，引导社会组织、专业机构和公众参与风险识别、预警响应和社区韧性建设，全面提升社会对气候适应的认识程度，形成政府、市场、社会协同广泛参与的治理格局。
注释
[1][8][9][10][21][23][25][28]《中国适应气候变化进展报告（2025）》，2026年6月17日，https://www.mee.gov.cn/ywgz/ydqhbh/syqhbh/202606/W020260617342888616733.pdf。
[2][11][16][22][27]《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35》，2022年6月14日，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2-06/14/5695555/files/9ce4e0a942ff4000a8a68b84b2fd791b.pdf。
[3]《习近平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发表视频致辞》，《人民日报》，2025年9月25日，第1版。
[4][13]《2035年中国国家自主贡献报告》，2025年11月10日，https://www.mee.gov.cn/ywgz/ydqhbh/qhbhlf/202511/W020251110629686716033.pdf。
[5][17]《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人民日报》，2026年3月14日，第1版。
[6][12][19][26][31][33][34][36][37]《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2026年7月24日，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607/P020260729634974745411.pdf。
[7][20][32][35]《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3月12日，https://www.mee.gov.cn/ywgz/fgbz/fl/202603/t20260313_1146496.shtml。
[14]《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2023年12月27日，https://www.gov.cn/zhengce/202401/content_6925405.htm。
[15]《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13年12月9日，https://www.ndrc.gov.cn/xxgk/zcfb/tz/201312/W020190905508233311675.pdf。
[18]《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2026年6月21日，https://www.mee.gov.cn/zcwj/gwywj/202607/t20260703_1160943.shtml。
[24]《关于印发深化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名单的通知》，2024年5月15日，https://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405/t20240515_1073261.html。
[29]《对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8609号建议的答复》，2025年7月23日，https://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13/202511/t20251114_1133716.html。
[30]《10月例行新闻发布会答问实录》，2025年10月30日，https://www.mee.gov.cn/ywdt/xwfb/202510/t20251030_1131010.shtml。
责 编∕肖晗题 美 编∕澎 湃
Institutional Logic and Capacity Building for Adaptation to Climate Change
Yu Hai
Abstract: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hina's adaptation to climate change has shifted from strategic planning and pilot exploration to systematic construction and institutional implementation. Strategic planning, legal systems, actions in key areas, regional pilot projects, and risk management capabilities have continued to improve. Compared with the goal of basically building a climate-adaptive society by 2035, there are still issues such as insufficient integration of adaptation requirements into development decisions, the need for strengthened cross-departmental and cross-regional collaboration, and the lack of a complete risk management and effectiveness assessment mechanism across the entire chain. It is urgent to accelerate the embedding of climate risk management into the entire proces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mprove the governance mechanism that is vertically integrated, horizontally coordinated, and regionally linked, and optimize the "observation - assessment - action - feedback - improvement" full-chain management mechanism. It is also important to strengthen financial and fiscal suppor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rassroots participation, and social engagement, and accelerate the formation of a climate-adaptive society construction pattern led by the government, coordinated by departments, participated by the market, and jointly governed by society.
Keywords: climate-adaptive society, climate resilience, climate risk,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