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前，全球气候变暖态势持续加剧，极端高温、旱涝急转、风暴潮等复合型气候风险，正沿生态系统、基础设施和产业链等逐级传导，并进一步扩散至经济社会各领域。加快建设气候适应型社会，是我国有效防范化解气候变化长期不利影响的重要举措，也是积极应对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重大战略选择。推动气候适应型社会建设，需要从多方面深化制度创新。统筹优化综合治理工作体系，持续深化气候适应型城市试点建设，推动气候风险评估常态化运行，完善监测预警与应急处置协同联动机制，丰富气候投融资工具供给，完善法治与标准体系，拓展多样化社会参与路径，逐步实现气候适应能力向国家治理效能的转化。
【关键词】气候适应型社会 适应性治理 政策体系 制度创新 气候韧性
【中图分类号】P467/D6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6.20.003
李冬，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党委书记。研究方向为国家气候战略与规划、国际气候治理与合作，主要论文有《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中国角色》等。
引言
人类活动与自然因素的共同作用，正使世界经历以全球变暖为显著特征的气候变化。20世纪中叶以来，全球平均温度增速达0.15℃每十年，2024年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升高1.55℃，预计到本世纪中期气候系统的变暖仍将持续，叠加厄尔尼诺等海—气异常事件放大效应，气候变化不利影响和极端事件风险将进一步加剧。我国气温变化趋势与全球一致，1951年至2020年升温速率达0.26℃每十年，高于同期全球平均水平。[1]高温热浪、洪涝干旱、海平面上升、冰川退缩等风险交织，并沿产业链与基础设施向经济社会系统蔓延。2026年欧洲极端热浪与强厄尔尼诺事件警示，极端气候已由偶发转为频发、多发，极易触发超额死亡、森林火灾、基础设施过载、实体经济受损等连锁影响，是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重大现实风险。
减缓和适应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两大策略，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减缓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稳定大气温室气体浓度。但已经发生的气候风险不会消除，潜在风险仍在不断累积，因此采取切实有效的适应行动，对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安全具有更为现实而紧迫的意义。我国一贯坚持减缓和适应并重，先后发布《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及《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35》，提出到2035年基本建成气候适应型社会的目标。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发表视频致辞，宣布包括气候适应型社会基本建成在内的中国新一轮国家自主贡献。[2]建设气候适应型社会，需要系统化的政策体系与制度创新作为支撑。如何构建一套能够识别气候风险、支持学习与调适的政策体系，并通过制度创新将适应能力制度化，是当前亟待回答的重要问题。
政策体系与制度创新之所以关键，在于适应能力本质上是一种制度能力。气候风险兼具长期性、复杂性、不确定性与链式传导特点，单纯依靠单次应急或个案应对难以奏效。稳定的制度安排能够将风险识别、决策调适、多方协同和评估反馈嵌入治理全过程，进而形成持续、系统、可预期的适应能力。
气候适应型社会的概念内涵
气候适应型社会，是指在面对不可避免的气候风险时具有良好的适应能力与韧性，能够最大限度降低暴露度和脆弱性，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形态。其要义不在于对某一具体气候灾害的“防”与“救”，而在于将适应能力嵌入社会运行的整体逻辑，使经济社会系统既能在灾前有效识别风险、主动降低暴露度与脆弱性，又能在灾中抵御风险冲击、确保基本功能正常运转，并能在灾后通过反思学习不断提升气候适应能力。
气候适应型社会这一概念，经历从“适应”到“气候适应”，再到“气候适应型社会”的概念演进与内涵拓展。适应最初是生态学用以描述物种对环境变化的响应机制，后被引入气候变化治理领域，特指人类社会经济系统对气候变化不利影响和风险的趋利避害。在此基础上，“气候适应型社会”进一步把适应从一项具体行动，提升为一种社会整体状态和治理目标，强调适应不仅是灾害发生后的被动补救，而应是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各领域的主动选择。
与传统的“气候韧性”“防灾减灾”等概念相比，气候适应型社会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气候韧性侧重于系统在气候冲击后的恢复能力，关注“弹回原状”；气候适应型社会不仅要求恢复，更强调学习与转变，主张在适应中实现系统能力与结构的跃迁。防灾减灾以特定灾种为对象，具有明显的应急取向；气候适应型社会面向广义的气候风险与不确定性，兼具风险识别、事前预防、事中响应与灾后学习的全过程属性。据此，气候适应型社会具有四个基本特征：一是气候风险敏感性，能够及时感知并准确评估各类潜在、链式衍生气候风险；二是学习适应性，能够从国内外气候灾害事件与政策实践中提炼知识，并据此调整规则标准；三是弹性调适性，在气候冲击面前保持关键功能，并灵活调整运行方式；四是协同变革性，通过多主体共同参与实现适应治理结构的持续优化。[3]值得强调的是，气候适应型社会不等于“零风险社会”。在气候风险客观存在且难以完全消除的前提下，气候适应型社会追求的是将风险控制在经济社会发展可承受、可管理的范围之内，通过科学的风险评估、合理的空间布局、扎实的基础设施和高效的社会动员，降低高温、旱涝、风暴潮等复合气候风险带来的不利影响。
政策体系与制度的现状
顶层政策框架基本成型。我国适应气候变化政策体系建设经历了从起步探索到逐步成型的发展历程。2013年发布《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明确适应气候变化工作的总体要求与重点任务。2016年相继发布城市、林业等领域适应气候变化行动方案，农业、水利等行业领域政策文件逐步融入适应气候变化相关理念，推动适应工作向各行业延伸落地。2022年，生态环境部等17部门联合印发《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35》，对加强气候变化监测预警和风险管理、提升自然生态系统适应气候变化能力、强化经济社会系统适应气候变化能力、构建适应气候变化区域格局等重点任务作出系统部署，提出到2035年基本建成气候适应型社会。进入“十五五”时期，《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进一步提出强化适应气候变化行动，围绕强化自然生态系统适应行动、加强经济社会系统适应行动、实施重点区域适应行动进行细化，凸显鲜明的实践导向。
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设立适应气候变化专门小节，以法律形式确立预防为主、科学适应的原则，明确国家实施适应气候变化战略、推动建设气候适应型社会的法定要求，将长期以来以政策文件为主导的适应工作纳入法治化轨道。由此，我国适应气候变化工作形成相互衔接的顶层政策与法治框架。
省级层面实施推进。国家顶层战略明确后，省级层面作为落实国家适应气候变化部署的关键枢纽，承担战略本地化转化、统筹组织实施、任务分解传导以及对地督导落实的重要职责。《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35》实施以来，各地加快构建适应气候变化工作体系，编制印发省级适应气候变化行动方案，立足区域气候环境禀赋，将国家战略部署转化为本地区可落地的目标任务清单。我国气候风险特征区域差异突出，沿海地区重点防范台风、风暴潮、暴雨洪涝风险；长江流域着力应对高温热浪、伏旱、流域洪涝灾害；北方地区聚焦干旱、极端寒潮、沙尘等气候灾害；西南地区高度关注强降雨引发的次生地质灾害。各地在方案编制过程中普遍开展区域气候风险研判，聚焦自然生态、农业生产、水利保障、城乡建设、公共卫生等重点领域，明确适应任务导向，积极推动适应气候变化相关要求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生态环境保护、防灾减灾救灾、城乡建设等专项规划，逐步建立由生态环境部门牵头，多部门参与的协同工作机制。[4]在制度文件出台基础上，各省持续强化实施落地，组织开展区域气候风险评估，探索编制气候风险图谱，强化对市县层面业务指导；统筹调配现有财政资源，推动开展省级层面示范探索，择优培育地方适应实践案例，为国家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储备候选对象。
试点示范有序推进。试点先行是我国推进适应气候变化工作的重要实践经验，以试点示范带动制度迭代与实践创新，构成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的重要推进路径。2017年，国家层面遴选28个城市（区、县）开展第一批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工作。首轮试点重在破除地方对气候适应的认知壁垒，各试点城市围绕传播普及适应气候变化理念、搭建跨部门协同工作机制、推进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生态防护等重点领域适应行动开展丰富探索，系统形成一批地方实践做法，但整体上仍属于局部性试验，成果复制转化能力较为有限。2023年，《关于深化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的通知》印发，进一步探索和总结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路径和模式。
从试点建设演进逻辑来看，我国气候适应型城市试点正实现由小规模“先行先试”向更大范围“规模推广”的阶段性跃迁。首批28个试点立足自身气候条件，围绕城市气候风险识别评估、韧性基础设施改造升级、建立常态化气候风险管理机制等方向开展实践，已经形成一批各具地域特征的实践经验。[5]相较于第一轮试点，深化试点阶段更加突出分类施策导向，强调依据洪涝、高温热浪、台风、干旱等不同城市主导气候风险类型，因地制宜设定建设重点任务，推行差异化、精细化建设安排。应当看到，试点实践不等于制度生成，如何将分散化的地方实践经验进行制度化梳理、标准化提炼，打通从个案实践向通用模式转化的堵点，是下一阶段实现由试点示范转向全域推开的关键所在。
适应气候变化国际合作不断深化。当前，全球气候治理进程持续推进，适应气候变化已成为国际气候合作的重要议题之一，各国对气候韧性建设、气候风险治理领域多边交流协作的重视程度持续提升。我国始终坚持多边主义，深度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适应相关谈判磋商，坚定维护发展中国家适应领域共同权益，积极推动全球减缓和适应议程协同推进。依托双边、多边合作机制，持续拓展适应气候变化对外交流合作网络，推动搭建气候适应型城市友城伙伴机制，构建城市尺度气候韧性建设国际对话平台，支持各国城市管理者开展案例交流、经验互学互鉴，合理吸收借鉴欧盟及相关国家应对高温热浪等极端气候事件的实践经验，破解“重短期应急处置、轻长期韧性体系建设”等治理难题。
中国持续深化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将适应能力建设摆在南南气候合作的突出位置，面向发展中国家组织开展专题培训、技术交流、现场示范等务实合作活动，聚焦极端气候灾害防控、生态保护修复、城乡气候韧性提升等重点领域，助力伙伴国家夯实气候适应能力基础。同时，系统总结我国适应气候变化本土实践成果，梳理提炼地方典型案例与治理模式，借助国际论坛、专题研讨、合作项目等渠道积极开展对外分享，生动展现发展中国家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实践成效。总体而言，多层次、多维度的适应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格局逐步构建，既为我国对标国际先进做法、吸收借鉴气候韧性治理有益经验提供支撑，也为健全全球适应治理体系贡献中国方案、中国力量，进而为我国加快建设气候适应型社会营造良好外部条件。
现行适应气候变化政策体系与制度面临的挑战
制度供给弹性与区域差异化治理需求仍需统筹兼顾。气候风险具有非线性、长期性和不确定性等特征。伴随强厄尔尼诺、极端热浪等气候事件多发频发，现行适应气候变化相关制度安排的动态响应效能仍存在提升空间，对“一城一策、分区施策”差异化治理需求的支撑作用有待进一步强化。现阶段各类适应举措多以项目化、任务化模式推进落地，与气候风险动态演化态势的衔接联动机制尚需完善。这一问题根源在于，传统确定性治理逻辑与气候系统复杂治理要求存在适配差距，需要持续增强适应政策的动态研判、迭代优化和试错能力。
从时间维度来看，制度刚性安排与气候风险长周期演化的统筹衔接有待加强。气候变化影响具有明显的滞后特征，部分风险影响或将在数十年后逐步显现。现行政策体系对气候风险的跨周期统筹谋划仍需深化；部分标准基准相对固化，面对极端天气事件发生频次、强度持续增加的形势，基础设施相关设计阈值的动态更新机制尚不充分。工程建设较多依托历史气象观测数据，对未来气候情景预测成果融入相对不足，一定程度上存在适应储备、韧性冗余有待加强等情况。推动相关问题解决，需要加快构建“风险评估—实施反馈—政策调整”的闭环动态更新机制，在维护制度总体稳定性的基础上，结合对气候风险认知的持续深化，不断完善相关政策举措。
跨部门协同治理体系有待完善，系统性气候风险治理能力仍有提升空间。气候变化影响呈现跨领域、跨部门传导叠加特征，涉及生态环境、自然资源、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水利、卫生健康等多个领域。当前常态化跨部门联合会商、协同联动机制仍有待完善，政策制定与实施仍以分领域推进为主，部分领域适应工作统筹衔接不够充分，对生态、能源、粮食等领域风险链式传导放大形成的系统性风险处置能力仍有提升空间。[6]气候风险沿产业链、基础设施网络链式传导，极端天气在影响农业生产的同时，对能源保供、交通运输、公共卫生安全形成叠加压力。持续健全制度化跨部门联合会商与信息共享机制，是提升系统性气候风险治理效能的关键抓手。
适应气候变化属于交叉性、综合性治理工作，现有行政分工体系下的统筹协调机制与成效评价体系亟待完善，这是跨部门协同联动偏弱的深层原因。各部门主要依托法定职责推进适应相关工作，易形成分领域实施的推进格局。而气候风险的系统性特征，要求进一步打破部门壁垒，强化系统集成治理。加快搭建统一的气候风险信息共享平台，细化分解各部门适应工作职责，完善协同评价机制，有助于持续提升系统性气候风险治理水平。
主动适应与应急减灾的统筹衔接机制有待健全。长期以来，我国灾害应急处置的资源保障、管理体系总体较为完善，但面向事前气候风险研判评估、中长期适应规划、基础能力建设的统筹投入仍有待加强。气候风险监测评估体系尚待健全，覆盖“气候系统观测—影响风险评估—适应行动实施—成效评估反馈”的完整工作链条仍需完善。该问题一方面归因于适应成效难以精准量化评估，另一方面与适应工作起步相对较晚、制度供给有待加强有关。减缓领域具备“双碳”目标牵引，而适应工作更多体现为长期性、过程性的韧性能力建设，更加需要依托制度化安排稳定推进节奏、强化资源投入保障。欧洲高温热浪灾害治理经验表明，若过度聚焦短期应急处置，而对建筑韧性改造、蓝绿空间建设等周期较长、基础性较强的韧性工程投入不足，可能加剧极端气候灾害损失。推动适应气候变化要求纳入各类规划以及财政资源统筹，是制度创新需要着力推进的重点任务。
同时，“减灾”与“适应”的制度衔接需进一步加强。现有资源配置更多集中于灾害发生后的抢险救灾与灾后恢复重建，面向灾前气候风险评估、基础设施韧性改造、长期适应能力建设的投入保障相对不足。适应理念强调通过前瞻性规划布局、源头风险管控，持续降低系统脆弱性，与应急处置形成互补支撑。当前两者之间的制度衔接、资金统筹调度机制有待完善，以进一步释放适应治理的综合效能。
基础支撑能力与知识技术供给体系仍需夯实。适应气候变化领域基础理论研究、关键技术研发支撑有待加强，气候监测评估技术体系尚需持续完善，专业技术人才储备存在缺口，基层气候适应治理能力与全社会气候风险认知水平仍存在提升空间。[7]多主体协同治理格局尚在培育完善之中，社会资本参与适应类项目的内生动力有待激发，气候投融资等市场化激励机制仍处于发展阶段。在能力建设推进过程中，还存在知识供给与基层实践需求的结构性适配问题，基层专业力量相对不足，在开展气候风险评估、编制适应实施方案、组织实施成效评估等方面存在制约。[8]以应对高温热浪为例，部分社区尚未建立面向特殊群体常态化巡访帮扶的制度安排。加快搭建适应气候变化知识库，配套完善技术指南与分级培训体系，推动科研成果转化为可落地的技术标准与实操指引，是持续提升基层和全社会气候适应能力的现实路径。
公众参与和多方协同效能仍需进一步提升，这是需要长期关注、持续推进的重要方面。气候适应型社会建设是一项系统性社会工程，需要政府、经营主体、社会组织和社会公众协同参与。当前，公众对气候风险的整体认知仍有待深化，不少群体仍将极端高温等事件归为偶发自然灾害；社区气候韧性建设基础仍需夯实，激励企业实施气候适应化改造的政策机制有待健全。持续完善多主体参与机制，筑牢全社会协同参与的治理根基，是推动气候适应型社会建设取得实效的重要保障。
加快气候适应型社会建设的建议
完善适应气候变化工作体系与体制机制。健全工作体系是稳步推进气候适应型社会建设的基础。推动建立生态环境部门牵头、多部门协同参与的协调工作机制，明晰各方职责分工与联合会商规则，针对高温、厄尔尼诺等重大气候信号，组织开展联合风险研判，构建多部门协同推进的工作格局。研究建立“监测评估—适应行动—效果反馈”全链条工作流程的制度化安排，将适应气候变化相关要求融入各级各类规划与重点任务部署。搭建适应气候变化信息共享平台，持续提升信息化、智能化管理支撑能力，为跨部门统筹协调夯实基础。
工作体系建设还需强化制度化目标管理与责任落地。对气候适应型社会建设目标进行层级分解，形成可评估、可跟踪的任务清单，厘清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责任边界。逐步建立适应气候变化周期性评估制度，推动评估结果与政策优化、资源配置有效衔接，为适应工作提供持续制度保障，降低因人员、机构调整带来的工作接续风险。统筹平衡短期应急处置与长期韧性提升，持续优化治理导向，兼顾防灾救灾与系统韧性改造。
强化气候变化影响和风险评估。气候风险评估是支撑适应科学决策的重要基础。加快构建高精度气候变化监测、预测预估基础数据集，深化城市精细化气候特征分析，统筹用好气候风险预估结果。建立跨部门气候风险联合会商评估机制，加强重点领域、重大工程、重点开发项目的气候变化影响与风险评估，重点识别高温、干旱、洪涝、公共健康等链式传导的复合型风险。[9]推动评估成果与国土空间规划、重大工程建设有机衔接，常态化开展动态风险评估，编制气候风险图谱，为精准施策夯实风险底数。依托制度化风险评估安排，推动适应决策建立在系统、科学的风险研判之上。
风险评估制度建设应贯穿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全流程。在规划编制阶段，将气候变化影响和风险评估作为前置环节，推动气候风险考量融入空间布局与重大决策；在工程建设阶段，建立气候韧性审查机制，评估基础设施设计基准与风险承载能力，推动设防思路由依托历史重现期，向面向未来风险承载力转变；在运行管护阶段，完善动态风险监测预警机制，结合风险演化态势适时调整应对策略，促进适应决策由经验判断向科学研判转型。
健全监测预警和应急管理制度衔接。持续推动气候适应与应急管理制度有机融合。完善定量化监测指标体系与精细化预报预测体系，升级早期预警平台，整合高温热浪、森林火险、水环境、人群健康等多源监测信息，构建复合型气候风险一体化监测网络。优化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应急预案与处置机制，完善跨部门、跨区域联防联控常态化管理体系。健全预警信息基层“叫应”联动机制，推动预警等级与劳动保护、公共服务响应有序衔接。将适应理念融入综合防灾减灾体系，实现气候风险监测预警与灾害应急响应高效贯通，持续提升全社会应对极端天气的综合能力。依托制度衔接，构建事前预防、事中响应、事后恢复的完整治理链条。
监测预警与应急管理协同，既要强化技术支撑，也要优化运行机制。推动气候风险预警信息在政府部门、基层组织和社会公众间高效流转，完善预警—响应联动机制，推动预警信息及时转化为风险防范行动。同时，将适应理念贯穿灾后恢复重建全过程，坚持恢复重建与韧性提升同步推进，减少同类灾害重复造成损失，逐步实现从被动应急向主动适应转变。完善热射病监测报告、高温相关健康风险监测等制度安排，补齐公共卫生领域气候风险监测短板。
创新气候投融资与多方投入机制。稳定资金保障是推进气候适应型社会建设的关键支撑。应持续完善财政投入机制，将适应气候变化工作纳入财政预算保障和重点任务安排，加大对建筑耐热改造、城市蓝绿空间建设、特殊群体保障等长期性韧性工程的资金倾斜力度。丰富气候金融工具，积极发展气候投融资，引导金融机构、社会资本参与适应项目实施，依托生态环境导向开发、气候投融资试点等拓宽筹资渠道。完善灾害保险与风险分担机制，发挥市场机制在气候风险转移、损失补偿方面的作用，构建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多方投入格局。
多方投入机制制度创新，基本原则是对于公共产品属性突出的适应基础设施，以财政投入作为主要保障；对具备收益潜力的适应项目，依托市场化模式引入社会资本；对风险较大领域，持续完善灾害保险与风险分担机制。同步建立适应项目储备库，健全规范的信息披露制度，为金融机构识别、评估适应项目提供基础支撑，形成持续稳定、可持续的适应资金供给体系。
加强法治与标准建设。稳步推进适应气候变化相关法律法规与制度体系建设，明晰各级政府的职责义务。加快完善适应气候变化技术标准体系、建设指南与评估办法，将适应理念嵌入建筑、能源、交通等领域，以及规划、建设、运营等相关标准。优化成效评估机制，将适应气候变化、气候韧性建设成效纳入相关工作评估体系，压紧压实各方责任，推动气候适应能力建设有规可依、可评可测。
法治与标准建设是推动适应能力制度化的基础性工程。系统研究适应气候变化立法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明确适应领域基本制度安排与法律责任，为各类适应行动提供法治保障。在标准体系层面，加快制定城市基础设施气候韧性设计规范、适应措施成效评估方法等技术文件，推动适应理念由倡导性指引向强制性规范转变，提升各类适应举措的规范性、统一性。
推进社会参与和能力建设。持续健全公众参与机制，推动适应气候变化科普宣传进机关、进校园、进社区、进企业、进农村，引导社会转变将极端高温视为偶发灾害的认知，不断提升全社会气候风险防范意识与适应能力。强化专业队伍建设与人才培养，常态化组织业务培训，提升干部队伍应对气候不确定性的专业素养。发挥社区基层单元作用，依托社区筑牢气候安全防线，建立高温等极端天气下特殊群体台账与上门巡访机制，优化避暑纳凉场所等应急空间与公共服务网络。将能力建设、社会参与纳入制度化轨道，构建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气候适应型社会建设格局。
社会参与和能力建设的关键，是推动气候适应知识转化为个人、经营主体和社区的自觉行动。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气候适应教育体系，将气候风险认知融入国民教育与干部培训内容。完善社区参与机制，支持社区自主开展风险评估、预案编制与应急演练，提升基层自主适应能力。健全企业参与气候适应能力建设的激励约束机制，引导经营主体将气候韧性因素纳入投资决策与运营管理全过程。通过多层次、多主体能力培育，为气候适应型社会建设筑牢社会根基。
结语
当前，气候变化已成为人类共同挑战，建设气候适应型社会既是应对现实气候风险的迫切需要，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实践场景。2026年强厄尔尼诺事件、欧洲极端热浪警示，高温、旱涝、风暴潮等复合型极端气候风险已经成为常态化考验。气候适应型社会建设的本质，是将“主动适应—制度学习—弹性调适—协同治理”的适应性逻辑制度化、体系化，使政策体系从追求静态最优转向追求动态适应。这既需顶层设计的战略定力，也要试点先行、允许试错的制度弹性；既强化部门协同与系统集成，也激发地方、社会与公众的创造活力。由此，推动气候适应能力真正沉淀为制度资产、转化为治理效能，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气候适应型社会建设之路，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美丽中国建设提供坚实保障。
注释
[1]相关数据参见中国气象局历年发布的《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
[2]习近平：《践诺笃行 共同书写全球气候治理新篇章——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的致辞（2025年9月24日）》，《人民日报》，2025年9月25日，第2版。
[3][4][6]王伟、武占云、李广宇等：《气候变化与国土空间治理的变革性适应研究》，《规划师》，2023年第2期。
[5][9]石晓冬、黄晓春、高雅等：《超大城市气候适应性规划技术体系及应用——以北京为例》，《城市规划学刊》，2021年第3期。
[7]崔鹏：《科学应对灾害风险》，《国家治理》，2026年第15期。
[8]吴朝玮、税伟、黄志刚等：《城市高温脆弱性预警系统构建与应用》，《热带地理》，2022年第6期。
责 编∕李思琪 美 编∕澎 湃
Policy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for a Climate-Adaptive Society
Li Dong
Abstract: Currently, global warming continues to intensify. Compound climate risks such as extreme high temperatures, abrupt drought-flood transitions, and storm surges spread progressively through ecosystems, infrastructure and industrial chains, and further permeate all sectors of the economy and society. Acceler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a climate-adaptive society constitutes an important measure for China to effectively prevent and mitigate the long-term adverse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as well as a major strategic option to cope with extreme weather and climate events. Advancing the development of a climate-adaptive society requires deepening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in multiple dimensions. We shall coordinate and optimize the comprehensive governance system, further develop pilot climate-adaptive cities, promote the regular implementation of climate risk assessment, improve the collaborative mechanism for monitoring, early warning and emergency response, enrich the supply of climate finance instruments, refine the legal and standardization system, expand channels for diversified 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gradually translate climate adaptation capacity into national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Keywords: climate-adaptive society, adaptive governance, policy system,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climate resilie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