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闻学是扎根实践的经世致用的基础学问，位列十一门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十年来，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取得系列标志性成果，但学科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尚未消解，突出表现为学科定位模糊、评价体系滞后、路径依赖明显、新闻教育脱离实践、有的研究脱实向虚。其根源集中体现为两大症结：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与文化底蕴不足，二是“五史”学养存在短板。破解上述困境，需强化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优化学术评价导向，夯实历史根基，将新中国新闻史研究作为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作为新闻学理论生长的重要源泉，新中国新闻史既区别于旧中国新闻史以精英、报刊为主的专业背景，更内嵌于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政治实践，贯通于中国式现代化探索历程，兼具政治性与科学性。故应面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依托新中国新闻史的厚重积淀与丰富内涵，构建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
【关键词】新中国新闻史 新闻学 自主知识体系
【中图分类号】 G210/G219.2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6.20.002
李彬，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新闻传播与社会变迁、全球传播历史与现状、传播批判理论，主要著作有《新中国新闻论》《中国新闻社会史》《全球新闻传播史》《中国道路新闻论》《传播符号论》等。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发表重要讲话十年。这篇事关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长远发展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提出“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学科体系”，并将新闻学列入“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与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相提并论。[1]十年来，学界积极贯彻落实讲话精神，取得一系列进展，涌现出“穆青新闻实验班”“望道新闻卓越班”“中国新闻传播大讲堂”“中国新闻学丛书”等标志性成果。一大批青年新闻学人意气风发，愈发自信，“立足中国土，请教马克思”，推动学术风气发生历史性转变。[2]
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结构性矛盾及其根源
构建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一场从实践到理论、从历史到当代、从中国到世界的系统性重构。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需要看到，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道阻且长，学科发展中的若干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尚未根本解决。虽然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受到重视，但尚未全面融入教学科研体系。其中比较突出的问题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定位还不明确，2024年版学科专业目录调整中，新闻学的重要学科属性与支撑性功能未能得到充分凸显，存在进一步被弱化、边缘化的风险；二是立足中国大地、为人民著书立说的学术氛围与学术评价体系有待形成；三是个别冠名“新闻”或以新闻为主的学术期刊在推动构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过程中，尚未破除“唯洋是从”路径依赖，洋八股、学八股之风渐有抬头，业界学界对此疾首蹙额；四是新闻教育与实践脱节问题依然突出，实践教学及师资普遍匮乏，诸如“两典一笔”（即经典、古典与文笔）等中国特色新闻教育优良传统日渐式微；五是部分研究盲目追逐传播技术热点，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迭代之际，各路“神仙的说教”[3]进一步加剧新闻学“去政治化”，脱实向虚的“屠龙术”饱受各界非议。
诸如此类问题，究其原因在于两方面“缺失”。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养以及文化底蕴不足。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4]长期以来，新闻学界理论积淀不足、历史“欠账”较多，补足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尚需时日。就普遍情况看，有多少人哪怕研读过一遍几万字的《共产党宣言》，更不用说甘惜分《新闻理论基础》、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艾丰《新闻采访方法论》等新中国新闻学经典著述；与此同时，又有多少人对美西方各种所谓理论趋之若鹜、乐此不疲、烂熟于心、如数家珍。似乎只要把握“西潮”，再辅以人工智能等“新潮”，便可“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另一方面，“五史”即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的学养缺失。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5]有学者谈道：“所有的论证都在历史中，不历史地看，理论是说不清的。不能用现实解释现实，用理论解释理论。毛泽东说规律都在历史中，学会这一点很重要。不熟悉历史的学者绝对不能研究战略。知道5000年历史的人能说明白未来50年的事，知道50年历史的人能说明白未来5年的事，只知道5年历史的人，基本就是无头苍蝇，瞎忙活，头头是道，其实，啥也不知道。”[6]研究新闻学何尝不然，同样离不开历史以及文史哲艺滋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7]倘若对此懵懵懂懂，对《史记》《通典》《读史方舆纪要》《中国的西北角》等不甚了了，那么热热闹闹的学术恐怕难有真知灼见，新闻学也容易陷入“悬浮化”“玄虚化”“空洞化”，乃至沦为某种为做而做、自娱自乐的“学术游戏”。
针对上述状况，一方面亟须在教育教学以及人才培养选拔中，切实加强马列主义理论修养以及人文底蕴，全面确立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尤其是系统而非零碎、实际而非空洞地掌握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另一方面要大力扭转脱实向虚的学风偏向，优化学术评价体系，夯实历史尤其是“五史”功底。这是建构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不二法门与必由之路。为此，需聚焦一个基础性命题——新闻史。如果说新闻学是“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那么新闻史以及“五史”就是支撑新闻学的根基。正如西方新闻学知识体系奠基于其现代化历史，这一进程伴随海盗抢劫、殖民掠夺、奴隶贸易、种族灭绝等历史印迹，充斥着不加掩饰的“撒谎，欺骗，偷窃”的霸权底色。[8]脱离历史根基，自主知识体系只能是水中月、镜中花，沙滩起高楼。
立足前述认知，有必要先厘清本文所论新闻史的内涵、范围与学科定位。第一，本文并非泛论新闻史，而意在阐明新闻史研究的重心在新中国。新闻学的源头活水既源于新闻实践，也主要植根于新中国新闻史。第二，新中国新闻史在内涵上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闻宣传，故其外延应涵盖新中国成立前党的新闻实践历程，从石库门到西柏坡，从《新青年》到《解放日报》、《新华日报》、《晋绥日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从《解放日报》改版到《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涉及多批中外新闻界人士实践，研究重心为1949年以来的新闻事业发展进程。第三，新闻史虽然与历史学有交集，但研究重心在新闻而非历史，具有鲜明的新闻学科属性，是新闻学学科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第四，本文所指新闻史内涵丰富，以新闻媒体与新闻人为脉络，以政治家办报、定国安邦、治国理政的丰富实践为血肉，以亿万各族人民为根基，以“两个结合”为灵魂，内嵌于中国道路发展全过程，着眼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其与新闻宣传、舆论文化、社会政治等纵横交织，既有别于传统新闻史叙事，更不同于“万物皆媒”导向下去政治化、去历史化的“媒介史”。
新中国新闻史的学理根基与价值意蕴
为什么说中国新闻史研究重心在新中国？新中国新闻史对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意义何在？概而言之，主要有以下十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现代中国的新闻传播事业兴起于晚清，迄今以1949年为界，形成前后相续的两个阶段：前一段约七十余年，后一段亦七十余年。如果说前者已成为过去时与完成时，那么后者则是现在时与进行时。旧中国新闻史渐行渐远，无可奈何花落去；新中国新闻史日入日深，不尽长江滚滚来。然而，由于学科初创格局及其惯性等因素，旧中国新闻史至今仍在教学科研中占据大头，而新中国新闻史则是小头。仅此一端，已显结构上的失衡；更何况，新中国新闻史正日益成为中国新闻学的主要源泉。1966年，毛泽东同志同毛远新同志谈话时说道：“学历史，主要学近代史。现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才三千多年，要是到一万年该怎么讲呢？”[9]当然，无论旧中国还是新中国，新闻史研究均需坚持“两个结合”，贯通百年奋斗与五千年文明。
第二，旧中国新闻史研究日益呈现“内卷化”倾向，除知识积累外，学术理论上的突破相对有限。如前所述，旧中国新闻史研究较少涉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新闻实践，研究视野受限且渐趋固化，多停留于史实梳理层面。相较之下，党领导的新闻事业史研究成果丰硕，如邓绍根的中国共产党百年新闻史研究、赵新利的抗战新闻史研究、王咏梅的中国近代新闻通讯社研究等，持续填补学科研究空白。与旧中国新闻史研究的相对饱和相比，新中国新闻史领域研究空间广阔、学术潜力充沛，既有《新中国新闻传播60年长编》等奠基性成果，也涌现出一批覆盖新闻理论、广播电视史、基层传播、互联网史等维度的专题研究；与此同时，文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新进展，也从侧面显示出新中国学术领域的活力与潜力。
第三，从中华民族发展史视野看，辽、西夏、金、元以来，特别是清代，中国的疆域与治理格局较此前发生显著变化。学界或以“小中国”与“大中国”概括这一变化：“小中国”以胡焕庸线以东的农耕社会为主体，“大中国”则将胡焕庸线以西的广袤边疆地区及其游牧族群纳入版图。大中国与小中国之别不仅在于幅员，更在于“大一统”格局下治国理政需要应对的情势远为繁复，其中蕴含的治理智慧也更为深厚。清代“一国多制”[10]的治理实践，成为新中国民族区域自治以及“一国两制”的历史渊源。与此相类，旧中国新闻史与新中国新闻史的关系，亦非仅以篇幅长短或时段先后可以厘清。后者需要把握的问题，远比前者丰富得多、繁杂得多。这种丰富繁杂首先体现在新闻实践形态上：旧中国新闻史以报刊史为主体，新中国则在浩如烟海的报刊之外，发展了广播、电视、网络新媒体等新闻传播体系。更重要的是，旧中国新闻事业以精英为中心，新中国新闻事业则以人民为中心，因而新中国新闻史内蕴人民当家作主的全新实践，绘就了愚公移山、改造中国、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风云画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习仲勋同志在西北区报纸工作会议上提出“新闻工作就是群众工作，新闻工作者就是群众工作者”，精准概括新中国新闻业以人民为中心的本质。[11]新中国新闻史以及新闻学研究，也应着眼于“群众路线”“群众工作”“为人民服务”等内涵与规律。进而言之，新媒体新技术的迅速发展，为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提供了空前未有的条件。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应顺势而为，继承和发扬新中国新闻工作的政治优势与群众路线传统，服务民族复兴大局；而非舍本逐末，汲汲于资本、市场与流量，陷入“去政治化”误区。
第四，新中国新闻史之于旧中国新闻史，并非前后相续的简单体量增加，而是具有根本性差异。这种本质差异不仅见于新闻史本身，更根植于中国大历史。何谓大历史？简言之，就是中国道路与中国式现代化。这一进程，凝聚着亿万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左一脚右一脚，深一脚浅一脚”艰辛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汗水与泪水、光荣与梦想，迥异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苦难历程，彰显高度的政治自觉与历史主动。大型历史文献丛书《复兴文库》总主编金冲及谈道：“为什么一百多年前已经濒临衰亡的国家，在不长时间内能够发生这样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中国人民，也是全世界十分关注的问题。《复兴文库》必须紧紧扣住这个主题，而不是一般的中国近现代史资料汇编。这是做好编选工作的前提，否则就会‘下笔千言，离题万里’。”[12]新中国新闻史研究以及新闻学学科建设，同样必须紧扣这一主题及其跌宕起伏的历史展开，否则难免“下笔千言，离题万里”。
第五，1962年，毛泽东同志指出：“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13]1964年，周恩来同志在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正式提出“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1975年在第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再次重申，凝聚起全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的强大共识。进入20世纪80年代，我们党顺应国际格局深刻调整，抓住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中美关系正常化等历史机遇，在新中国前三十年奠定的坚实基础上——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经济上建成独立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社会上实现人均预期寿命大幅提升，文化上基本扫除文盲、普及基础教育——全面推进现代化建设，成就举世瞩目。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我们党深刻汲取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始终警惕和平演变风险，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前进方向，坚持共同富裕的人间正道，不断以伟大斗争开辟伟大事业，致力实现惠及全体人民的现代化。新中国新闻业与这一历史进程风雨同行，新闻学亦与之密不可分，不可能另起炉灶，以“自我殖民”的方式移植一套舶来品——学习借鉴自有其必要，但自主知识体系的根基不能建立在域外理论之上，而必须扎根中国实践、立足中国问题。
第六，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相较于“两个结合”“政治家办报”等新时代新闻工作重要命题，旧中国新闻史可提供的当代镜鉴相对有限。而所谓专业主义、建设性新闻、物质性、具身性等来自域外的概念与议题，或与中国道路及其新闻传播风马牛不相及，或背道而驰。在此意义上，新中国新闻史——无论成功经验抑或失误教训——都是今天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前提，也考验着研究者知人论世的学术能力。当然，旧中国新闻史是新闻学知识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正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同样面临除旧布新的使命。比如，俞凡教授对新记《大公报》的再研究，揭示了该报与南京国民政府之间由试探、合流到分歧、决裂的复杂关系，对“四不主义”“论政而不参政”等习见叙述亦有澄清之功，对新时代新闻学守正创新具有参照意义。
第七，新中国新闻史研究面临两大难题：一是史料，二是史观。史料方面，其难度可想而知：万水千山，重峦叠嶂，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为此，既需埋头苦干、不断发掘、广泛搜求，也需对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材料加以清理，作审慎考辨。史观问题则更为突出。相当一段时期，唯物史观在新闻学科也存在边缘化倾向，以至于唯心史观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不少“新潮”研究的主流。在这种情况下研究新中国新闻史，包括革命战争年代党的新闻事业，尤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方法论，否则恐难得出经得起检验的结论。一度盛行的“方大曾热”，[14]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问题。
第八，当前，新中国新闻史研究领域仍存在一些似是而非的认识偏差，对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形成一定干扰。必须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以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为遵循，扎根亿万各族人民的新闻实践，观照世界百年历史演进大势，对相关问题重新审视、深入辨析，推动研究领域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改革开放初期，受“新启蒙”等错误思潮影响，部分研究对新中国新闻宣传事业与新闻学发展存在脸谱化、片面化误读，将千千万万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新闻工作者、理论研究者与通讯员简单标签化，安岗、甘惜分等老一辈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家、教育家也未能幸免。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习焉不察的错误认知逻辑：凡是历史上开展的思想批判一概否定，凡是受到批判的人和事一概肯定。此类认知偏差的危害不止于史实判断，更关乎新闻史研究的价值导向与意识形态安全。新闻史研究事关意识形态阵地巩固，必须旗帜鲜明坚持党性原则，树立正确党史观与历史观，精准把握党史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关注重大问题，[15]坚决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确保学科建设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行。
第九，张文木教授把学问分为四等：最高等级是“以事说理”，即实事求是；其次是“以理说事”，也就是让现实之足，适理论之履；第三是“就事论事”或“就理论理”，事与理相互分离，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最低一级则是既无事也无理，一事当前，“方法先行”。以此反观新闻学界，上述倾向虽不可一概而论，却也并非个别现象。此类现象的形成，归根结底在于教育生态与学术生态。按照时下的学位、职称等体制机制，从学生到学者大多只有一条路径——从校门到校门、从书本到书本、从理论到理论。由此观之，“三脱离”即脱离国情、脱离生活、脱离实践的问题总体上在所难免。受此影响，“以理说事”“方法先行”等也自然成为常态。有鉴于此，摆脱象牙塔里的坐而论道，开辟新时代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离不开两条腿走路：一是走向现实人生与实践，一是“走向历史的深处”（陈先达先生言），特别是走向新中国新闻史。对绝大多数学人来说，后者更为可行。如果说中国国情、人间烟火、新闻实践是鲜活的吐鲁番葡萄，那么“走向历史的深处”便是葡萄干、葡萄酒——虽不复原初形态，却保留着葡萄的精华与品质，其道理近似于范敬宜所说的“离基层越近，离真理越近”。事实上，一批新时代新青年之所以有所作为，也在于自觉走向历史的深处。
第十，新中国新闻史有哪些具体研究方向和领域？除史学研究的基本内容外，不妨抛砖引玉列举若干相关领域，或有助于夯实新闻学作为“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的学术基础。
——新旧融合，中西汇通，以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马克思主义真理与中国道路，传播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的新思想新风尚，一边解释世界，一边改变世界。
——扫盲运动、简化汉字、汉语拼音推广、爱国卫生运动、文明风尚培育等，提升广大人民科学文化素质的教育普及与文化实践。
——广播网、电视网、通信网等一系列保障人民基本媒体使用权的基础设施。
——工人文化宫、俱乐部、文化站、读报组、乌兰牧骑、文艺汇演等形态各异的组织形式，使“科学的大众的民族的”新文化润物无声、深入人心。
——高扬反帝反殖反霸旗帜，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面向第三世界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开展国际传播，在同各国人民及世界进步力量的广泛交往中，构建对外传播新格局。
——五十年代“向科学进军”、六七十年代“学哲学、用哲学”，以及成千上万的工农兵通讯员的新闻实践，召唤普通民众参与精神生产、科学研究、新闻传播，使亿万各族人民融入文化与传播活动，从传播的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
——新时代国家传播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包括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
结语
综上所述，构建新时代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既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又离不开“五史”与新中国新闻史的厚重根基，还离不开中国道路及其新闻实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站立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13亿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中国人民应该有这个信心，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有这个信心。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16]落实到新闻学领域，这份文化自信，首先植根于新中国新闻史——全面而非片面、联系而非割裂、系统而非零碎、鲜活而非刻板的新闻传播大历史。
注释
[1][16]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5月17日）》，《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第2版。
[2]在《文史哲》杂志与《中华读书报》联合举办的哲学社会科学年度十大热点评选中，2016年度位居第六的是“自由主义遭遇大面积质疑，学术气候正在发生重大变迁”。
[3]昌耀：《一个中国诗人在俄罗斯》，《昌耀的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413页。
[4]《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 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 更好完成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使命任务》，《人民日报》，2018年8月23日，第1版。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16页。
[6]张文木：《读史心语》，2023年2月26日，https://mp.weixin.qq.com/s/LeHEMvrxYxCblo3eHfjs1w。
[7]《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坚持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各民族共建美好家园共创美好未来》，《人民日报》，2019年9月28日，第1版。
[8]2019年6月15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德克萨斯农工大学发表演讲：“西点军校学员的座右铭是什么？‘绝不撒谎、欺骗、偷盗，也绝不容忍有此类行为的人。’而我曾经是中央情报局局长。那时我们干的就是撒谎、欺骗、偷盗的事。而且我们好像还有完整的课程。”See "Commentary: Pompeo's View of Glory Disgraces U.S. Diplomacy," 16 June 2019, https://www.xinhuanet.com/english/2019-06/15/c_138146010.htm?_x_tr_sch=http#1。
[9]《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五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61页。
[10]所谓“一国多制”，包括中原的行省制、满洲的八旗制、蒙古的盟旗制、西域的伯克制、西藏的政教合一制、云贵的土司制等。
[11]习仲勋：《新闻工作就是群众工作》，《习仲勋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154页。
[12]《金冲及谈读书》，《中华读书报》，2023年10月18日，第3版。
[13]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六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第224页。
[14]李彬：《“小方是谁？”——兼谈当下新闻研究的一些学风问题》，《国际新闻界》，2018年第10期。
[15]宋学勤：《树立正确党史观的路径选择》，《人民论坛》，2021年第22期。
责 编∕张 贝 美 编∕梁丽琛
History of Journalis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n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for Journalism Studies
Li Bin
Abstract: Journalism studies is a practical foundational discipline rooted in practice for public governance, and ranks among the eleven supporting disciplines 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Over the past decade, landmark progress has been achieved in building an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for the field, yet deep-seated structural tensions within the discipline remain unresolved. These tensions are most pronounced in ambiguous disciplinary positioning, lagging academic evaluation frameworks, entrenched path dependence, disconnects between journalism education and on-the-ground practice, and a subset of research drifting away from substantive, practice-relevant inquiry. The root causes lie in two major cruxes: first, inadequate grounding in Marxist theory and cultural foundation, and second, deficiencies in core literacy of the "Five Histories" (referring to the historie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RC, reform and opening up, socialist development, and the Chinese nation). Resolving these dilemmas requires strengthening the guiding role of Marxism, refining academic evaluation incentives, consolidating the discipline's historical foundation, and positioning the PRC's journalism history research as the foundation of an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for journalism studies. As a critical wellspring for nurturing journalism theory, the history of journalism in the PRC not only differs from pre-1949 Chinese journalism history, which centered on elite and print press professional backgrounds, but is also deeply embedded in the sociopolitical practices through which the people act as masters of the country, spans the entire course of exploring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integrates political commitment with scientific rigor. Therefore, facing the overarching trends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profound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scholarship should draw upon the rich legacy and profound connotations of the PRC's journalism history to construct an autonomous journalism knowledge system for Chinese modernization.
Keywords: history of journalism in the PRC, journalism studies,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