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法治宣传教育，是凝聚全社会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思想共识的长期基础性工程。自1985年起，我国先后出台八个五年普法规划，使法治宣传教育全面融入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布局。“九五”普法规划，将进一步推动普法工作紧跟时代、贴近群众。新起点上，要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引领，以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坚持守正创新，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阐释，构建分层分类培育体系，完善考核评价体系、长效保障体系，推动法治宣传教育融入依法治理和法治实践全过程。
【关键词】法治宣传教育 法治道路 习近平法治思想 社会根基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6.20.001
李玉萍，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专职委员。研究方向为立法学、刑事法和司法制度，主要著作有《刑事诉讼行为无效制度初论》《程序正义视野中的量刑活动研究》等。
道路问题事关我国全面依法治国事业的兴衰成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从中国国情和实际出发，走适合自己的法治道路”。[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立足本国国情，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唯一正确道路。法治宣传教育承担普及法律知识、传播法治理念、培育法治信仰的重要使命，是凝聚全社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思想共识的长期基础性工程。自1985年“一五”普法[2]启动实施，到2025年“八五”普法[3]顺利完成，在四十年的接续推进中，我国法治宣传教育[4]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不断夯实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2025年1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宣传教育法》（以下简称《法治宣传教育法》），首次将习近平法治思想写入法律，规定法治宣传教育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026年7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2030年）》（以下简称“九五”普法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就贯彻落实《法治宣传教育法》作出具体部署。在新起点上，研究和探索如何守正创新，以高质量法治宣传教育进一步筑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社会根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是全面有效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推进法治宣传教育工作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时代命题。
法治宣传教育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内在逻辑
作为连接法治国家建设与社会公众的重要桥梁，法治宣传教育从一开始就承担着筑牢全面依法治国群众基础、巩固法治道路社会认同的基础性战略任务。经过四十余年的实践历练，我国法治宣传教育已全面融入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布局，不断筑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社会根基。
法治宣传教育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政治逻辑。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我国宪法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最根本的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5]坚持党的领导，就是要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将党的领导贯穿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保证全面依法治国始终围绕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战略大局有序推进，确保我国法治建设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正确方向。
我国四十余年的普法实践表明，法治宣传教育要引导全社会认同并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根本在于坚持党的领导。“一五”普法规划提出，“向全体公民普及法律常识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必须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统一领导下”，“各级党委应将普及法律常识工作纳入议事日程，切实加强领导，并采取得力措施保证其实施”。“一五”普法决议强调，“普及法律常识，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动员和依靠全社会的力量”。此后，在“二五”至“八五”普法规划和普法决议中，均强调法治宣传教育工作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其中，“八五”普法规划和普法决议进一步提出，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全民普法工作”“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推进全民普法工作”“引导全社会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在系统总结四十年来普法工作较为成熟的经验做法和各项制度创新的基础上，2025年9月12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法治宣传教育法》，以法律形式确立“法治宣传教育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法治宣传教育要“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确保法治宣传教育坚持正确政治方向、遵循科学理论指引。“九五”普法规划延续鲜明的政治导向，强调“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要求“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引导全社会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综上所述，党的领导是法治宣传教育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政治逻辑和根本保障。党的领导为法治宣传教育提供方向性、根本性的政治指引，明确法治宣传教育的政治立场与功能定位，确保党的主张和要求贯穿普法工作全过程各方面，使法治宣传教育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总体布局和路径规划。同时，常态化制度化的法治宣传教育，通过系统阐释中国共产党领导我国法治建设的必然性和科学合理性，引导全社会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推动法治实践与法治认知同频共振，不断增进全社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情感认同。
法治宣传教育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价值逻辑。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根本立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区别于资本主义法治的根本所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必须坚持法治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6]在法治建设中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就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全过程中，始终聚焦群众法治诉求、回应民生关切，依法保障全体公民平等享有广泛真实的法定权利与自由，守护社会公平正义。同时，人民群众作为法治秩序的建构者与守护者，应当通过完善参与机制、畅通表达渠道等，充分激发民众投身法治实践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引导民众逐步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与坚定捍卫者，进而涵养全社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护法的法治文化生态，筑牢我国法治道路建设的社会根基。法治宣传教育作为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程，也始终紧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提升全民法治素养为主要目标，通过常态化大众化的法治传播方式，培育公民权利意识、规则意识与义务意识，破除群众法治认知壁垒，通过持续的法治浸润，引导广大群众主动尊崇法治、践行法治，使民众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法治事业的积极参与者、推动者和直接受益者，筑牢法治中国建设的社会主体基础。
由此可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以人民为中心，是法治宣传教育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价值逻辑、出发点和落脚点。从价值取向上看，其决定了法治宣传教育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与法治道路建设同向同行，确保法治发展不偏离人民的价值坐标；从价值实现上看，法治宣传教育以持续深入的日常普法为着力点，推动全民法治素养整体跃升，引导民众从对法律的心理认同走向行动自觉，使分散的个体力量凝聚为推进法治道路建设的整体合力；从价值目标上看，常态化长效化的法治宣传教育能够持续放大法治社会感召力，在全社会凝聚尊崇法治、践行法治的广泛共识，为法治道路建设提供深厚的民意支撑。
法治宣传教育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文化逻辑。法文化是法治建设的精神命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区别于资本主义法治模式、彰显中国法治特质的文化标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自古以来，我国形成了世界法制史上独树一帜的中华法系，积淀了深厚的法律文化”。[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植根于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沃土，坚持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同中国法治建设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深度融合，在借鉴人类法治文明有益成果的同时，摒弃西方资本主义法治形式化、教条化的固有弊端。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蕴含的民本理念、德法共治、礼法合治、天下无讼等思想精华，经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深度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构筑起我国法治建设独有的深厚文化根基。
法治文化是法治道路扎根落地、深入人心的精神土壤，是新时代法治宣传教育工作提质增效、铸魂育人的关键抓手。法治宣传教育不仅承担着普及宪法法律知识、弘扬现代法治理念的基础职责，更肩负挖掘本土法治文脉、追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历史根脉、辨析我国法治体系与西方法治模式文化分际、引导全社会洞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深厚的文化底色与鲜明制度内核、涵养全民法治文化自觉、厚植全社会法治文化自信等重大时代使命。基于此，《法治宣传教育法》以法律形式，将“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规定为法治宣传教育的主要内容。
深厚的法文化底蕴是法治宣传教育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精神根基。在二者关系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为法治宣传教育奠定本土文化基调，明确文化传承和创新方向，指引法治宣传教育立足中国国情、彰显中国特色，避免陷入西方法治话语误区，抵御西方错误法治思潮侵蚀，厚植法治宣传教育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色。同时，常态化实效化的法治宣传教育，能够持续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时代价值，将抽象的法治文化转化为法治理念和行为准则，推动全社会实现法治制度认同、道路认同、文化认同的有机统一。
我国全民法治宣传教育的历史进程与启示
在全体公民中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是我国法治建设进程中极具中国特色的长期基础性制度安排，是人类法治史上的一大创举。[8]自1985年起，党中央、国务院先后部署实施八个五年普法规划，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八个普法决议，推动全民普法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从探索起步、规范发展到成熟完善的全过程。
八个五年普法规划的顺利实施及取得的成就。从“一五”普法正式开启到“八五”普法圆满实施，我国全民法治宣传教育始终紧扣不同时期国家法治建设战略部署，动态调整工作重心、宣传内容，呈现循序渐进、层层跃升的阶段性特征。
启蒙时期（“一五”“二五”普法）。改革开放后，我国面临法制不健全、全民法律认知匮乏、基层法治基础薄弱的局面，亟需通过规模化普法补齐社会法治短板、构建全民法治认知体系。基于此，198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首个五年普法规划，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首个普法专项决议，正式开启全民普法工作。“一五”普法以宪法、刑法、民法通则等“十法一条例”为主，开展全覆盖式启蒙教育，实现全民法律认知从无到有的历史性突破。“二五”普法在“一五”普法基础上，以宪法为中心、以专业法律为重点，推动法治宣传教育向行业领域延伸，逐步开展依法治理工作，初步形成以基层依法治理为基础、行业依法治理为支柱、多层次依法治理纵横结合的全国性依法治理网络，[9]为全域依法治理工作奠定初步基础。
规范化制度化发展期（“三五”“四五”普法）。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纵深推进，各类涉法矛盾日益凸显，单纯普及法律常识已无法满足社会治理法治化需求，普法工作亟需向治理赋能转型。其间，党的十五大确立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将全民普法纳入国家法治建设整体布局，标志着我国普法工作进入规范化制度化发展新阶段。在这一背景下，“三五”普法重点宣传邓小平民主法制思想、宪法制度与市场经济法律规范，坚持与法制实践、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实际相结合，初步实现从法律知识启蒙向以干部为重点的全民法制意识提升、从单一普法向全面依法治理实践的关键转变。[10]2001年开始的“四五”普法，深入学习宣传邓小平民主法制思想、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宪法和国家基本法律，宣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法规，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法制教育与法制实践相结合、法制宣传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相结合，持续深化依法治理实践，推动普法工作与国家治理、市场经济发展深度融合。
法治理念和信仰培育期（“五五”“六五”普法）。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如期形成，我国法治建设重心转向法治理念培育、法治信仰塑造。立足这一历史性转变，普法工作重点从外在行为规范转向内在法治精神与法治观念的深度培育，关键任务是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培育全民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法治自觉。“五五”普法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融入法制宣传教育全过程，创新开展“法律六进”[11]特色普法活动，常态化推进法治示范创建，扎实推进依法治理和依法创建活动，全社会法治化管理水平逐步提高。“六五”普法进一步深化普法内涵，深入宣传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广泛开展法治宣传教育主题活动，将法治文化建设列为主要任务，深化多领域多层次依法治理，深入推进法治创建活动，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明显提高。
融合提质期（“七五”“八五”普法）。党的十八大以来，法治被确立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全面依法治国被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因应全面依法治国纵深推进的时代要求，从这一时期开始，法治宣传教育聚焦公民法治素养提升、法治社会建设，着力构建全域协同大普法格局，推动普法深度融入全面依法治国各环节。2016年开始的“七五”普法，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论述，大力弘扬法治精神，全面加强党对普法工作的领导，全面实行“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人民群众中取得重大成就。“八五”普法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引领，常态化开展主题普法活动，分层分类加强法治教育，推进法治文化建设，推动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相融合，厚植全民法治信仰，引导全社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越走越宽广中坚定道路自信、法治自信，强化全社会的法治道路认同。[12]
总体而言，经过四十余年的全民普法，我国法治宣传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效，走出一条超大规模国家开展全民法治教育的中国特色实践道路。2025年适逢全民普法四十周年，《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颁布施行，标志着我国法治宣传教育事业全面迈入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轨道，[13]既为“九五”普法接续推进提供法律遵循，也为法治宣传教育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提供有力制度保障。
新起点上推动法治宣传教育高质量发展需要解决的困难与挑战。如前所述，我国法治宣传教育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动全面依法治国提供有力支撑。也必须清醒看到，对照党中央的要求和人民群众期待，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仍存在短板弱项，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14]亟需改进完善。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理论和实践阐释不足。在普法实践中，一些地方尤其是基层部门仍不同程度受早期启蒙式普法思维惯性的影响，侧重对具体法律条文释义和实务问题解答，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系统性阐释不够，尤其是缺少对法治道路优势的深度解读和宣传，与“八五”普法决议提出的突出学习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其入脑入心、走深走实，引导全社会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要求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
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的融合有待加强。有些地方在推动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有机统一的过程中存在碎片化、形式化现象。一是立法决策、基层治理等与普法衔接不够紧密，前置性普法解读、立法过程动态阐释、立法后续跟踪宣讲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群众难以在制度参与、治理实践中，及时、直观地感知法治道路的制度优势。二是普法责任制落实不充分，一些执法司法单位和工作人员将普法视为附加性、辅助性工作，说理式执法、实时普法、以案释法流于形式。
法治宣传教育的针对性、时效性有待提升。个别地区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仍沿用传统模式，形式上过度依赖传统手段，新媒体普法、沉浸式普法、场景化互动普法运用不足，宣传的感染力、传播力、渗透力有限；内容上侧重纠纷化解、权益维权等实用性内容，法治文化、优秀的传统法律文化、道路价值、法治精神等深层内容供给不足。此外，对受众的宣传教育精准适配度不够，未能针对不同群体特征定制差异化法治宣传教育内容，定向赋能效果不足，难以满足法治信仰培育、道路共识凝聚的深层需求。
文化赋能育人效能有待进一步提升。一些地方在法治文化建设中重硬件建设、轻内涵挖掘，重阵地打造、轻育人实效等问题。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红色法治文化资源挖掘不深入、阐释不精准、传播不深不广，未能讲好、用好中国法治故事、法治道路发展故事。法治文化精品创作匮乏、传播影响力较弱，城乡法治文化阵地常态化运营不足，未能有效发挥育人作用，法治道路认同培育缺乏持续、深厚的文化滋养。
多层次、多领域法治宣传教育成效有待进一步提升。主要表现为：领导干部这一“关键少数”的示范引领作用发挥不充分，一些公职人员法治思维尚未形成，对法治道路核心要义领悟不深、践行不够；对青少年的法治宣传教育偏重法条讲授、知识考核，缺少法治理想、法治信仰与法治道路认同的系统性培育；对新业态群体、流动人口、农村群众等薄弱群体法治宣传教育覆盖面不够、精准度有待提升，民众对法治认知呈现碎片化、浅层化特征，全民统一、稳固、持久的法治道路共识尚未完全形成。
考核评价体系和标准有待进一步提升。实践中，一些地方和领域对法治宣传教育的考核评价，偏重普法活动场次、阵地建设规模、台账资料完备程度等易于量化、便于留痕的显性指标，侧重核查工作完成进度和表面成效。对公民法治素养提升、法治观念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认同增强等体现普法核心价值和实际效果的指标重视不够、权重偏低，客观上助长形式主义倾向。
新起点上法治宣传教育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路径和方法
立足四十余年普法实践与存在的突出问题，对标《法治宣传教育法》规定与“九五”普法规划战略部署，坚持守正创新，探索新起点上法治宣传教育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有机结合的实践路径，推动以高质量法治宣传教育工作赋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
加强思想引领，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阐释。针对基层普法中法治道路理论和实践阐释不足的问题，应当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引领，深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和“九五”普法要求，不断提升法治宣传教育的思想引领力。一是突出首要任务，深化法治道路理论阐释。把学习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普法首要任务，用好《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等权威学习材料，深入阐释法治道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核心要义，引导全社会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二是讲好法治实践和成就。聚焦全面依法治国生动实践和历史性成就，宣传党在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等方面的重大举措和成效，结合法治实践各环节具体事例，讲清法治建设背后的制度逻辑和道路优势，推动全社会信仰法治、厉行法治。三是创新方式载体，增强阐释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综合运用以案普法、故事化表达、情景互动等方式，依托宣讲师资库、普法讲师团和法治文化阵地，推进“人工智能+普法”，针对领导干部、青少年、基层群众等不同群体分层分类施教，把抽象理论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内容，力戒照本宣科和形式主义。四是健全保障机制，将法治道路认同纳入普法实效评估，强化评估考核，推动“谁执法谁普法”全面延伸至“谁管理谁普法”“谁服务谁普法”，确保普法责任制落到实处。
推动法治宣传教育融入依法治理和法治实践全过程。普治并举、实践赋能是我国四十余年普法工作沉淀的成熟经验，也是法治宣传教育法中确立的法定原则和“九五”普法重点攻坚任务。推动普法工作全面嵌入法治运行全链条、各环节，以鲜活生动的法治实践直观彰显法治道路的制度优势，应当重点从以下方面推进。一是完善立法环节的全流程普法机制。立法宣传解读是连接立法与执法、司法、守法的重要纽带，是人民群众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重要窗口，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基础性工作，能否及时有效回应人民群众对立法工作的关切并让人民群众满意，是检验立法宣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在法律法规立项、起草、审议、公布、施行各阶段，以及执法检查、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中，同步开展宣传解读，精准阐释立法背景、制度逻辑、价值导向与实践意义，回应社会关切，为法律的通过和有效实施营造良好氛围，实现立法与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机结合。二是严格落实执法环节全员全域普法责任制，全面推行说理式执法、实时普法、常态化以案释法，将普法工作深度融入执法监管、纠纷调解、便民服务全过程，以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传递法治温度、彰显法治价值。三是在司法环节常态化开展庭审公开、典型案例释法、司法宣讲活动，完善典型法治案例常态化发布机制，以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实践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优势。四是在基层治理实践中将普法深度融入乡村治理、市域治理、村规民约修订、基层矛盾化解全过程，践行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引导群众养成依法办事、依规维权、依法化解矛盾的行为习惯，夯实法治道路的基层群众根基。
构建分层分类培育体系。针对传统普法同质化、泛化式供给短板，严格落实公民终身法治教育制度与公民法治素养提升行动工作要求，立足不同群体的法治认知基础、职业特征与法治需求，构建分层精准、全域覆盖的法治道路认同培育体系。一是聚焦“关键少数”，重点强化法治道路理论教育与开展法治实训，健全学法考法、旁听庭审、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等常态化制度，推动公职人员严守法治轨道、践行法治理念、坚守法治道路。二是聚焦“未来多数”，结合青少年群体的身心特点，构建家校社协同的法治育人格局，常态化开展宪法宣传、法治实践、法治研学等活动，厚植青少年法治根基与法治道路认同意识。三是聚焦城乡基层群众，深入实施“法律明白人”培养工程，围绕民生保障、乡村全面振兴、邻里纠纷、基层治理等热点领域开展精准普法，让法治道路理念融入群众日常生活。四是聚焦经营主体、新就业群体，围绕营商环境优化、合规经营、劳动权益保障开展专项普法，彰显法治护航高质量发展的制度优势，实现全民法治道路认同培育全覆盖。
深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依照法治宣传教育法中关于法治文化建设的法定职责规定，以及“九五”普法中关于文化振兴的工作部署，持续深耕特色法治文化建设，实现以文化人、以文润法、以文铸魂。一是系统梳理深度挖掘红色法治文化资源，全面整理中国共产党领导法治建设与普法工作的发展历程相关资料，打造优质红色法治教育阵地，讲好党的法治建设故事、法治道路发展故事，厘清法治道路的红色本源与发展脉络。二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汲取民为邦本、礼法合治、明德慎罚、罚当其罪等优秀法治元素，打造本土化、特色化法治文化产品。三是优化城乡法治文化阵地整体布局，完善线上线下一体化法治文化传播平台，创新“法治+非遗”“法治+文旅”融合传播模式，创作群众喜闻乐见的法治文艺作品，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培育全民法治信仰与法治道路认同。
完善适配新时代需求的长效保障体系。具体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一是完善大普法协同联动机制，压实各级党委主体责任，统筹司法、执法、宣传、教育等各方普法力量，健全部门联动、资源整合、信息共享工作机制，形成齐抓共管、协同发力的普法工作格局。二是优化考核评价导向机制，对标“九五”普法中期评估、终期评估工作要求，重构科学合理的普法考核指标体系，弱化痕迹化、形式化量化指标，强化法治素养提升、道路认同增强、治理效能提升等主要质效指标，坚决杜绝形式主义，切实减轻基层负担。三是强化基础保障机制，建强专业化普法队伍、普法志愿者队伍与法治宣讲队伍，完善法治专家智库建设，足额保障普法工作经费投入，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搭建智慧普法平台，精准研判群众法治需求，持续提升普治融合的科学化、规范化、智能化水平。
完善考核评价体系。针对前述问题，结合法治宣传教育的特点和目标任务，科学设置考核评价标准和机制。具体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一是校准考核导向，推动评价重心由“重留痕”向“重实效”转变。树牢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理念，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落实“九五”普法规划中“注重实效，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避免增加基层负担”的要求，把普法实效作为考核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决纠治“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倾向。二是完善指标体系，突出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聚焦公民法治素养提升、与依法治理和法治实践相融合、法文化建设等主要指标， 落实“九五”普法规划关于制定公民法治素养基准和测评指标体系、探索建立法治需求评估分析研判系统的部署，既看“显绩”更看“潜绩”，把公民对法律法规的知晓度、法治精神的认同度、依法治理和法治实践的参与度，以及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自觉性和主动性等纳入考核体系，加大质效指标权重，引导普法工作多做打基础、利长远之事。三是创新评估方式，构建多方综合评价机制。总结“七五”普法以来将普法纳入综合绩效考核、文明创建考核，以及“八五”普法推行普法责任单位年度履职报告评议制度的经验，综合运用第三方评估、随机抽查、实地暗访、大数据分析等方式，坚持专业评议与群众评价相结合，把人民群众的好口碑、历史沉淀之后真正的评价作为重要标尺；依据《法治宣传教育法》将评估结果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使普法成效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四是强化结果运用，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 把评估结果与普法责任单位年度履职评议、领导干部述法、法治督察、评先评优和问责问效相挂钩，作为评价干部政绩的重要依据，对履职不力、弄虚作假的依规依纪依法追责，对成效突出、群众认可的予以表彰激励，引导普法工作聚焦培育法治信仰、凝聚法治共识、服务法治中国建设，让法治成为全民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
我国法治宣传教育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探索发展、成熟完善的生动实践，为提升全民法治素养、凝聚全社会法治共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打下坚实基础。新起点上，全民普法工作应当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引领，以提升全民法治素养为主线，持续深化普治融合，深耕法治文化，完善保障机制，提升法治宣传教育的质量与效能，不断增进全社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与行动认同，为在2030年全面建成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筑牢法治社会根基。
注释
[1][5][6]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229、106、107～108页。
[2]1985年11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向全体公民基本普及法律常识的五年规划的通知》，简称“一五”普法规划。同年11月22日，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在公民中基本普及法律常识的决议》，简称“一五”普法决议。
[3]2021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八个五年规划（2021-2025年）》，简称“八五”普法规划。同年6月1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开展第八个五年法治宣传教育的决议》，简称“八五”普法决议。
[4]需要说明的是，自“一五”普法规划后，以五年为一个周期的普法规划名称为“第X个五年法制宣传教育/法治宣传教育规划”（其中，“二五”至“六五”普法使用“法制宣传教育”名称，自“七五”普法开始使用“法治宣传教育”名称），但是按照约定俗成，“二五”至“九五”法制宣传教育/法治宣传教育规划均沿用“一五”时的称谓，简称“二五”“三五”普法规划等。
[7]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办公室：《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纲要》，北京：人民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21年，第45页。
[8]《法治的根基在人民——写在全民普法40年之际》，《人民日报》，2025年11月4日，第1版。
[9]肖扬：《关于第二个五年法制宣传教育规划实施情况和“三五”普法工作安排意见的报告——1996年5月7日在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1996年第四号，第251页。
[10]张福森：《关于“三五”法制宣传教育基本情况的报告和对〈关于进一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决议（草案）〉的说明——2001年4月24日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01年第四号，第320页。
[11]“法律六进”是指“法律进机关、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单位”，是我国“五五”普法的一项重要创新。
[12][14]贺荣：《国务院关于“八五”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2026年6月23日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26年第四号，第670～673、674页。
[13]陈融：《法治宣传教育法推进全面普法的制度进路分析》，《思想理论教育》，2026年第4期。
责 编∕肖晗题 美 编∕澎 湃
Forging the Social Foundation for China's Path
of Rule of Law Through High-Quality Legal Popularization
Li Yuping
Abstract: Legal publicity and education is a long-term foundational project for building consensus across the whole of society to unswervingly follow the path of socialist rule of law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ince 1985, China has successively formulated eight five-year plans for legal popularization, bringing legal publicity and education fully into the strategic arrangement for advancing law-based governance in all respects. The Ninth Five-Year Plan for Legal Popularization will further enable legal popularization work to keep abreast of the times and stay close to the masses. At the new starting point, we must take Xi Jinping Thought on the Rule of Law as our guide, tak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Legal Publicity and Education as an important starting point, uphold fundamental principles and break new ground, strengthe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path of socialist rule of law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develop a tiered and categorized training system, improve the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system and the long-term guarantee system, and integrate legal publicity and education into the entire process of law-based governance and rule-of-law practice.
Keywords: publicity and education on the rule of law, path of socialist rule of law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Xi Jinping Thought on the Rule of Law, social found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