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加强家庭病房服务，可有效满足重点人群居家医疗服务需要，是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部署。当前，我国家庭病床服务供给规模持续扩张且收效显著，但仍存在区域发展失衡、部门协同不足、家庭照护功能弱化等问题。基于此，需进一步强化家庭照护的主体责任，完善多部门协同治理机制，提倡孝亲敬老的家庭伦理，构建制度规范、多方协同、文化浸润的中国特色居家医疗服务体系。
关键词：家庭病床 分级诊疗 老年照护 孝亲敬老
【中图分类号】R197.1 【文献识别码】A
2026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1]家庭病床制度，旨在解决失能、高龄、慢性病等特殊群体“看病难、跑路远”的现实问题，将专业诊疗、康复护理和安宁疗护延伸至患者居住场所，通过专业医护人员的定期上门指导，缓解大医院床位压力、降低患者经济与奔波负担，同时有效满足失能老人和术后康复人群的照护需求，是推动分级诊疗、资源下沉的重要抓手。国家卫生健康委2021年发布的信息显示，我国老年人大多数都在居家和社区养老，基本形成“9073”的格局，即90%老年人居家养老，7%老年人依托社区支持养老，3%老年人入住机构养老。[2]家庭病床服务既符合“以患者为中心”的现代医学精神，又契合中华文化中重视家庭的传统观念，适配现阶段我国老年医养照护体系。同时，家庭病床服务存在一些问题和薄弱环节。在制度规范上，支付标准与激励仍不健全，服务收入与上门成本不匹配；在病床供需上，基层人力有限、供给能力承压；在照护协同上，医疗、医保、民政、养老之间信息不通、转接不畅，“签而不约”“建床不服务”的风险仍然存在。总体而言，家庭病床建设任重道远，服务质效亟待进一步提升。
我国家庭病床制度体系不断完善
家庭病床是为需要连续治疗且行动不便的患者在家中设立的医疗床位，由医护人员定期提供查床、治疗、护理及康复等服务，绝非简单空间意义上的“病床搬家”，而是涉及社会文化、医疗空间、伦理关系等全方位的医养护系统性重构。家庭环境中的治疗与康复，更有利于患者保持积极的心理状态，降低院内感染风险，提高生活质量。在慢性病管理、长期护理、安宁疗护等领域，家庭照护的不可替代性日益凸显。[3]
1984年，国家卫生部颁布《家庭病床暂行工作条例》提出，加强对家庭病床的管理。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基层医疗机构，探索开展家庭病床服务，缺乏统一政策规范与支付保障制度性安排。随着医疗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与分级诊疗体系建设，地方开始出台试点政策。2016年，苏州市率先将家庭病床费用纳入医保报销，开启支付制度改革的先河。此后，扬州、青岛、深圳等地相继跟进，探索形成各具特色的地方模式。同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推进老年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推动医疗卫生服务延伸至社区、家庭。2020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出台《关于加强老年人居家医疗服务工作的通知》，规定医疗机构可以通过家庭病床、上门巡诊、家庭医生签约等方式提供居家医疗服务。该阶段地方试点模式多样化，但全国缺乏统一标准，各地服务内容、准入条件、报销比例差异较大。“十四五”时期，国家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长期护理保险试点扩围为家庭病床发展提供重要的支付支撑。家庭病床政策蓬勃发展，各地纷纷探索“多床联动”等模式，将家庭病床与养老床位、康复床位、护理床位、安宁疗护床位等衔接，使家庭病床服务范围从基础护理扩展到康复治疗、安宁疗护等领域。
2026年3月，国家医保局等部委联合印发《关于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鼓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用好家庭病床建床费等价格项目；5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明确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人群在家即可享受专业病床康复服务，该标准于9月1日起全国统一实施，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同步印发《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以下简称《指南》）。作为我国首部全国性家庭病床服务规范，《指南》首先从概念上把家庭病床界定为医疗机构在患者居住场所（包括家庭、养老服务机构等）设立病床，为诊断明确、病情稳定、需连续治疗但因行动不便或生活不能自理到医疗机构就诊确有困难的患者，经评估符合条件后，上门提供诊疗、康复、护理等服务，并在病历上记录服务过程的医疗服务形式，为全国推广提供理论与操作指引。在服务对象上，《指南》精准限定行动不便、就诊困难患者，且须符合诊断明确、病情稳定、需连续治疗的慢性病，或失能（含失智）、高龄、残疾，住院后趋稳仍需观察，终末期需安宁疗护等任一条件，防止泛化。服务内容明确基础、检查检验、护理、康复、药学、安宁疗护、中医、咨询指导等九大类，纳入针刺、灸法、推拿等中医非药物疗法，原则上不开展静脉输液，守住专业安全底线。质量管控覆盖建床评估、知情同意、巡诊频次、医疗记录、会诊转诊、服务评价、撤床终止全流程，责任医师每周至少查床1次、护士按病情定频次，记录可查询可追溯，畅通双向转诊、制定应急预案、鼓励购买责任险与意外险。实施主体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主，不设床位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务人员，需在医联体牵头医院培训后提供服务，与分级诊疗形成合力。家庭病床服务由此进入统一规范、制度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
家庭病床服务仍不平衡不充分
经过多年的探索发展，我国家庭病床服务网络已经覆盖大部分省级行政区，建床总量、上门服务人次实现稳步增长。当前，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其中失能老人约3500万，居家养老、老年长期照护的刚性需求持续释放。[4]据统计，2025年全国有6000余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家庭病床服务，开设家庭病床超过37万张。[5]家庭病床服务医保支付支持范围持续扩大，多数省份将其纳入统筹基金报销，但存在需求持续旺盛、供给严重不足、区域发展不平衡、服务结构不均衡等问题。
制度供给的碎片化与协同治理机制的缺失。家庭病床横跨医疗服务、养老照护、医疗保障、社会救助等多领域，处于“多龙治水”的交叉地带。卫生健康部门主管医疗服务规范，医保部门制定支付政策，民政部门完善养老照护体系，缺乏顶层的制度衔接与统筹设计，形成明显的政策壁垒与制度缝隙。失能评估标准的二元分割是协同不畅的集中体现，医疗失能评估与养老照护评估分属两套独立体系，评估指标、操作流程、结果认定互不兼容。同一服务对象需分别向不同部门提交申请、接受多次评估，既增加行政运行成本，又降低了群众的服务获得感与便利度。支付体系的碎片化问题突出，基本医疗保险、长期护理保险、医疗救助、养老服务补贴等资金渠道分属不同部门管理，支付边界模糊、保障范围交叉与保障盲区并存，医疗护理与生活照护的边界难以厘清，导致部分服务项目重复报销与部分刚需项目陷入无法报销的双重困境，家庭病床服务缺乏坚实的体系化保障。
服务供给结构性失衡与质量标准化落地难。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作为家庭病床的主要供给主体，普遍面临服务能力不足与医疗资源匮乏的双重压力。我国家庭病床服务主要依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其长期存在专业人员配备不足、医疗资源储备有限、主动服务积极性欠缺等问题。其中，专业人才供给短缺是制约家庭病床服务质量提升的关键瓶颈。我国基层全科医生与社区护士存量严重不足，上门服务成本与职业安全风险远高于院内诊疗，且现有绩效薪酬体系未能充分体现居家服务的劳动与风险价值，导致其主动性积极性不足。人才培养体系滞后进一步加剧供需矛盾。当前，我国医学教育体系中尚未设立居家医疗相关的专业方向，从业人员多由临床医护人员转岗而来，缺乏系统的居家医疗专项训练，康复治疗师、安宁疗护专科护士等专业人才尤为匮乏。服务质量标准化落地同样面临多重现实困境。家庭病床服务场景分散、居家环境异质性强，统一的服务规范在不同家庭场景中面临适应性难题，医疗废物处置、照护内容及方式、病历书写等质量管控环节难以实现同质化监管，且服务质量高度依赖医护人员的个人职业素养与责任意识，家庭病床服务质量参差不齐。
治理主体权责失序与家庭照护功能弱化。家庭病床服务的关键在于医疗服务进家庭，运行效能高度依赖家庭照护的协同支撑，家庭是照护责任的承担主体与情感支持的主要来源。但在当前医疗及养老保障制度设计与实践运行中，普遍存在权责边界模糊与主体错位的问题，政府与医疗机构承担较多的老年照护责任，而家庭的主体地位被逐渐弱化。究其原因，一方面，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家庭结构的变化削弱家庭照护能力。家庭结构小型化、人口流动常态化、空巢家庭普遍化的发展趋势，使传统的家庭照护网络趋于解体，大量失能老人家庭缺乏足够的照护人力，客观上难以承担持续性的日常照护职责。另一方面，家庭照护伦理与责任意识淡化。有的家庭成员将养老照护视为纯粹社会义务，逃避自身的照护责任，忽视家庭成员在生活照料与情感陪伴中的不可替代作用。此外，中青年群体普遍缺乏基本的家庭照护知识与技能，对慢性病管理、生活照护、心理抚慰等基础照护内容认知匮乏，即便有照护意愿也难以承担专业照护工作，大大降低家庭病床服务效能与长期康复效果。
推动家庭病床服务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6]“十五五”时期，我国需将家庭病床置于分级诊疗体系、医养结合格局、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整体框架中统筹谋划，不局限于医疗卫生体系内部的技术调整与机制完善，持续发挥优秀传统家风文化对制度运行的激活作用，推动家庭病床服务高质量发展。
夯实家庭照护文化基础。在全社会倡导孝亲敬老、居家照护陪伴的价值理念，强化家庭成员的照护责任意识。在建床评估环节，将家庭照护意愿与照护能力作为重要的评估维度，与医护人员配置、服务方案制定相挂钩，引导家属明确自身的照护责任，实施“医护专业诊疗+家属日常照护”协同模式；在日常服务环节，医护人员不仅要承担诊疗职责，更要发挥健康宣教与照护指导的功能，向家属传授基础护理、康复训练、用药管理、情绪抚慰等居家照护技能。将中医治未病理念与养生技术适度融入家庭病床服务体系与家庭健康管理，指导患者家庭运用药膳调理、养生调理等方式改善个体健康状况。同时，注重发挥家庭病床服务中家庭照护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将家庭照护成效纳入文明家庭评选指标体系，以优良家风传承带动家庭照护能力整体提升，为家庭病床服务厚植深厚的社会文化土壤，夯实广泛的群众基础。
构建家庭病床整体制度框架。建议由各级政府牵头成立家庭病床工作领导小组，整合卫生健康、医保、民政、财政等部门资源，制定家庭病床服务统一政策体系，实现政策间的协同设计、协同推进与协同落地。确立统一的家庭病床建床评估标准，实施服务质量标准化管控，建立跨区域、跨部门互认的家庭病床建床评估体系。在此基础上，打通家庭病床与家庭养老床位的衔接申请通道，整合医疗与养老服务资源。健全多元复合的家庭病床支付保障体系，厘清基本医疗保险、长期护理保险、医疗救助、商业健康保险等多层次医疗保障间的保障边界与支付范围。同时，优化支付方式，在按床日付费的基础上探索按人头付费、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等精细化支付方式，充分发挥医保支付对家庭病床服务的支持与兜底作用。依托紧密型医联体与县域医共体，明确上下级医疗机构在家庭病床服务中的功能定位与转诊流程，打通家庭病床与住院床位的流转通道，确保患者病情变化时能够及时获得上级医院的诊疗支持，同时建立上级医院医师定期下沉指导家庭病床服务的工作制度，筑牢家庭病床服务的医疗安全防线。
优化家庭病床人才建设与供给体系。优化家庭病床专业人才建设及供给体系，围绕院校培养、岗位培训、激励保障等方面，提高人才服务的积极性。在院校培养环节，建议增设居家医疗、老年护理、社区康复等相关专业，将家庭病床服务内容纳入全科医生规范化培训与护士继续教育的必修课程，扩大康复治疗师、健康照护师、安宁疗护护士的培养规模。在岗位培训方面，严格落实《指南》规定的人员资质要求，建立家庭病床从业人员岗前培训与定期考核制度，重点强化居家诊疗操作、应急处置、感染防控、医患沟通、人文关怀等专项能力培训。在激励保障方面，建议依照上门服务的劳动价值、技术价值与风险价值，合理提高家庭病床服务专业人员上门服务的绩效薪资，通过交通补贴、职业责任险等措施完善医务人员上门服务的后勤保障。
推进智慧家庭病床服务效能升级。“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改造，持续开展“智慧助老”行动。建议将数字技术用于家庭病床服务，创设智能管控、数据互通的智慧家庭病床新模式，以技术创新破解服务供给弱与监管难的现实难题。一方面，推广智能穿戴设备与居家监测设备的普及应用，为家庭病床患者配备血压、血糖、心电等智能监测终端，实现生命体征数据的实时监测。建立AI异常预警机制，医护人员可通过远程平台实时掌握家庭病床患者病情变化，提升医疗服务的精准度与响应速度。另一方面，可通过搭建家庭病床智慧管理平台，整合建床申请、评估审核、服务开展、质量监控、费用结算等全流程功能，实现家庭病床服务的数字化闭环管理；利用平台开展远程查房、远程会诊与远程康复指导，让家庭病床患者足不出户可享受居家诊疗服务；利用平台打通家庭病床与居民健康档案间的数据壁垒，为政策优化与科学决策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
注释
[1][6]《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 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人民日报》，2026年10月14日，第1版。
[2]张文宏：《陪伴服务的社会价值与发展前瞻》，《人民论坛》，2023年第7期，第64-67页。
[3]谢冰清：《养老照护中家庭责任的法律变迁及其重构》，《中国法学》，2026年第3期，第165-184页。
[4]《我国全面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中国政府网，2026年3月26日。
[5]国新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关于加快建设分级诊疗体系的若干措施〉有关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2026年4月13日。
责编：陈 楠／美编：石 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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