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发展理念是发展观的变革，人的发展成为其重要价值指向。县域是现代化成果进入城乡居民生产生活的重要实践空间。落实新发展理念，以人的现代化为导向推进县域现代化，关键在于建立县域经济社会结构变化向人的现实发展转化的实践机制：推动县域产业发展由“产业兴县”向“产业育人”拓展，促进人的能力现代化；推动人的发展由“空间依附”向“开放选择”转变，促进人的发展机会现代化；推动公共服务由“基本保障”向“品质生活”转变，促进人的生活品质现代化；推动居民由“治理对象”向“公共生活主体”转变，促进人的主体性现代化。
【关键词】新发展理念 人的现代化 县域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D616/F12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6.19.009
【作者简介】陈军亚，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政治学理论、政治与社会发展，主要著作有《中国式国家建构》（合著）、《中国农业经营形态与现代化转型路径》、《韧性小农：历史延续与现代转换——中国小农户的生命力及自主责任机制》（论文）等。
新发展理念是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理论的重大创新，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指导原则。贯彻新发展理念，既要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现代化转型，也要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县域是城乡居民生产生活的重要空间，为新发展理念从宏观发展原则落地为具体发展实践提供重要承载。当前，学界对县域现代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产业升级、城乡融合和治理能力等方面。在新发展理念视阈下，县域现代化应当坚持怎样的实践取向，县域经济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如何作用于人的现实发展，是需要进一步深入回答的问题。本文从新发展理念与人的现代化的内在关系出发，阐释“人的现代化”的实践内涵，揭示县域现代化促进人的现代化的实践机制，为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县域实践、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成果转化为人的全面发展成果提供学理支撑和实践参考。
新发展理念与人的现代化命题
现代化是发展问题。如何认识发展、为了谁发展以及以何种标准衡量发展，既塑造发展目标与发展方式，也影响着现代化的价值取向和实践方向。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围绕新时代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等重大问题进行系统谋划，形成以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的理论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对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许多重大理论和理念，其中新发展理念是最重要、最主要的。新发展理念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回答了关于发展的目的、动力、方式、路径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阐明了我们党关于发展的政治立场、价值导向、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等重大政治问题。”[1]新发展理念带来发展观层面的变革，既搭建起发展的整体框架，也进一步揭示发展的本质属性。
发展观反映特定历史阶段对发展任务和发展条件的理论认知，其内涵随着现代化实践的不断深化而丰富演进。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工业基础薄弱、推进国家工业化任务紧迫的客观国情，党和国家将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作为发展的重要任务，依靠工业化发展夯实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等关键领域的建设，构成这一时期认识和推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改革开放以后，党和国家进一步确立发展的基础性地位。“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才是硬道理”等论断，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置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位置。[2]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乡镇企业的发展、经济特区建设以及市场机制的引入，持续释放经济社会发展活力。把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为全党工作中心，[3]提出“三步走”发展战略构想，[4]进一步构筑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体系。随着经济规模持续扩张，发展实践更加重视增长质量和资源利用效率等发展持续性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以及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质量、效益和资源环境约束成为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5]进入21世纪，城乡区域发展差距、经济社会发展协调性以及资源环境约束等现实挑战，进一步推动发展理念的深化。科学发展观将“以人为本”置于核心位置，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在国家发展理念中的权重得到进一步提升。[6]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发展条件和发展动力发生深刻变化。人民群众的需求结构也发生历史性变化，由基本物质文化需求转向包含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在内的美好生活需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正是对这一发展格局深刻变化的整体回应。[7]新发展理念从发展动力、结构协调、人与自然关系、内外联动、社会公平正义等方面丰富发展内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重大判断为新发展理念明晰实践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政党要锚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顺应人民对文明进步的渴望，努力实现物质富裕、政治清明、精神富足、社会安定、生态宜人，让现代化更好回应人民各方面诉求和多层次需要。”[8]新发展理念强化发展的人民立场，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
新发展理念将人确立为发展的目的而非手段。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是新发展理念的“根”和“魂”，[9]这一论断将发展的价值本源落脚于人民。人不仅以劳动力、人力资本或消费需求的指标形式出现在发展函数之中，更是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人民是发展成果的享有者，也是发展的评价者。现代化建设成效，由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来检验。将发展的评价权归于人民，意味着人自身的素质、能力与生活状态的实际改善被纳入发展评价体系，“人的现代化”由此获得目的论层面的必然性。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构成“人的现代化”的结构支撑。“创新”理念推动发展动力由要素投入向创新驱动转变。创新的主体是人，关键在于人的教育水平、科学素养与创造能力。“协调”理念聚焦城乡、区域、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重在弥合人的发展机会在空间与领域层面存在的差距，保障人的发展条件趋向均衡。“绿色”理念重构人与自然的关系，为人的生活质量与代际延续提供生态基础，推动人的生活方式迈向现代化。“开放”理念有助于扩展人的交往范围与视野，为个体构建更丰富的社会关系创造条件。“共享”理念明确发展成果的分配原则，保障人的发展权利的普遍性。人的全面发展既是五大理念的实现条件，也是其实现结果。
“人的现代化”内嵌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命题之中。新发展理念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也是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指引。人的现代化，是经济现代化、产业现代化、城市现代化等领域现代化的主体和目的，既指引各领域现代化的实践方向，也检验各领域现代化的实践成色。经济、产业、技术、城乡、生态、社会和治理等领域的现代化，只有转化为人的全面发展，才能获得其历史意义。“人的现代化”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由价值目标，转化为认识现代化、推进现代化和评价现代化的现实命题。
人的现代化的实践维度
人的现代化，是人在现代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不断改善发展条件、增强发展能力、提升主体地位的过程。是否具备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获得更为公平的发展机会、共享更为优质的现代生活、成为现代化的参与者和创造者，构成人的现代化的衡量标准与实践维度。
综合能力现代化：参与现代经济生活的综合素养。这里所谈的“能力”，是指个体有效参与现代经济社会活动、并在其中实现自我发展的综合素质结构。其既是个体参与现代生产活动的条件，也是推动自身发展的重要依托。能力现代化体现为能力结构适应生产方式的需要，并随着现代生产方式的转型而不断转变的过程。传统农业社会和工业化初期，人的生产能力主要依赖体力、经验以及相对单一的劳动技能。马克思在分析机器大工业时指出，现代生产技术的发展，不仅改变生产工具和劳动的组织方式，也改变人的能力结构和发展可能。在传统分工条件下，机器大工业把人固定在单一操作上，使人成为某一生产环节的附属物，成为“片面发展的人”，但从生产技术本身的发展趋势看，其又为摆脱人的片面发展创造了客观条件。现代生产不再要求劳动者长期固守某一种简单操作，而是需要劳动者掌握多种技能、适应不同的生产任务、掌握新的技术，能够在不同的劳动岗位之间实现流转。马克思指出，“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10]在这一过程中，人的劳动能力逐步由单一技能，转向具备广泛能力、能够适应变化并主动创造的形态。现代技术的发展，为人的能力从“专门化”向“全面化”转变提供可能。随着科技不断进步，现代生产越来越依赖知识、技术、信息、组织协作和持续学习能力，人的能力结构也随之由经验型、单一型向知识技能型、复合型转变。
教育、健康与职业技能构成个体发展的基础能力。经济学家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揭示，教育、健康与在职培训是形成人力资本的主要途径，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亚于物质资本投资。[11]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构建的人类发展指数，以预期寿命、受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为重要维度，将健康与教育置于人类发展的基础地位。[12]教育能够提高人的认知能力与学习能力，健康保障人拥有持续参与经济社会活动的能力，职业技能帮助个体接入现代产业体系，实现职业发展。
数字素养与终身学习属于新时代个体发展的关键能力。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数字素养与技术应用能力，日益成为现代社会成员参与生产生活的必要条件。2021年11月，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印发的《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指出，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是顺应数字时代要求，提升国民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战略任务。技术进步不断压缩技术迭代周期，带动职业结构频繁调整，一次性习得的知识与技能，已难以充分适配现代生产的发展需要。面对产业调整和技术迭代带来的职业转换需求，社会成员需要树立终身学习意识，练就终身学习能力，终身教育也成为回应社会变革的重要途径。
自我更新构成能力现代化的内在动力。创新不仅表现为技术和产业创新，其根源在于人的知识积累与创造潜能。经济学家熊彼特将创新界定为生产要素的“新组合”，而实现这种新组合的主体，正是具备判断力与行动力的人。[13]现代产业发展不断提出新的能力要求，又通过教育培训、职业实践等途径塑造新的能力结构。经济学家阿罗提出的“干中学”机制表明，能力是在生产实践过程之中形成的。[14]能力现代化，是在现代经济社会中持续形成、不断更新的发展过程。
发展机会现代化：拥有更为公平开放的发展条件。人的发展既取决于自身能力，也受制于外在条件。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区分了发展目的和手段，“为了更充分理解发展过程，需要对发展的目的和手段进行考察和审视”[15]，发展条件是实现发展目的的手段。人的现代化，重在为个体发展能力的施展提供更好的条件。可获得的教育机会，能达到的就业状态，职业选择所需要的社会流动机会等因素，决定个体所拥有的潜在能力能否转化为现实的发展能力。
公平的条件配置规则。在传统社会中，发展条件主要源于先赋性因素，“先赋”成为配置发展条件的主要依据。个人的发展状况，往往受到出生时即已固定的血缘、地域、性别、身份等级等先赋条件约束。先赋条件经由代际传递，容易形成束缚个体发展的固化社会结构。现代化则重塑发展条件的分配规则。个人的社会位置，从出生时的一次性给定，转变为在生命历程中通过竞争机制逐步确定。现代社会应当逐步弱化出生地域、城乡身份、家庭背景等先赋因素对个人发展的限制，保障各类社会群体公平享有教育、就业、医疗等支持自身发展的机会。
社会空间的开放性和流动性，是保障公平发展条件的支持机制。马克思在考察人的历史形态时指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16]现代化进程伴随人口流动、职业转换与社会关系重组，社会成员通过教育、就业、创业和空间流动改变自身的发展轨迹。推进城乡融合、一体化发展，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破解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健全新就业群体的服务体系等国家部署，本质上是面向各类社会群体优化发展资源配置，提供更为均等的发展条件。
生活品质现代化：享有更为优质的现代生活。生活品质现代化，集中体现为现代化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现实生活条件的过程。这一过程不仅涵盖物质生活条件的持续改善，也包括基本公共服务保障能力的稳步提升，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生态条件不断优化。
现代化的成果进入人的生活世界。首先，体现在社会成员物质财富占有量的增加。马克思在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前提时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17]物质资料生产既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也是人民群众获得生存和发展条件的基础。其次，表现为个体依托公共服务，提高抵御风险、获取资源和维持有尊严的生活的能力。居民私人消费能力的提升能够提高生活质量，但如果单纯依靠私人支出替代公共服务供给，不仅会加重个人负担，还会拉大不同群体的发展差距。公共服务是现代国家的基本职能。就业、医疗、养老与文化等普惠性公共服务的可及性与质量，直接影响群众的生活体验与发展保障水平。稳定就业夯实群众增收致富、改善生活的物质根基，医疗、养老、社会保障体系有效分担疾病、失业、老龄化等社会风险，教育、文化等公共服务持续赋能人的发展能力和精神文化生活。再次，体现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绿色发展理念将生态宜居纳入人的现代生活。马克思在论述大工业和农业的关系时指出，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18]，工业生产“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这样，它同时就破坏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19]。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现代化在通过工业化积累社会财富的同时，不应以生态损害为代价，县域经济发展活动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发展和环境保护，[20]生态损害本质上是对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损害。
主体性现代化：成为现代化的参与者和创造者。主体性是人在主客体现实互动的实践活动中形成并展现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主体性现代化，体现为现代化进程中人的主体地位不断提升，社会成员不再仅仅是现代化成果的接受者，更转变为现代化建设的参与者和创造者。
主体性具有实践属性，而实践是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中进行的活动。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21]因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2]。传统乡土社会属于熟人社会，社会秩序依靠长期延续下来的习俗维持，个体更多是既定、稳定社会关系的遵守者。现代社会具有更为丰富而复杂的关系结构。一方面，社会分工催生多样的职业身份和社会角色；另一方面，社会流动拓展社会关系的联结机制。社会学家吉登斯以“脱域”概括现代社会关系的特点：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脱离出来”，并通过各类中间制度体系重建人和人之间的联结关系。[23]
现代社会关系的特征，对社会活动和公共治理提出更高要求。对个体自主性而言，一方面，社会关系越丰富复杂，个体对他人的依赖程度越深，个体的自主空间也就相应受到约束，个体自主性在一定意义上由个体所缔结的社会关系所决定；另一方面，社会关系越具有“脱域”性，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联结越趋于间接化，个体对制度体系等中间机制的依赖程度也随之加深，个体的自主能力由个体参与构建制度体系的能力所决定。主体性实践，要求个体在更为复杂的现代社会关系，以及更为强化的制度联结机制中增强自身实践能力，提升自主缔结社会关系的能力、参与制度建设的能力。前者表现为社会成员以不同的社会角色参与社会运行，后者表现为社会成员通过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及其规则制定，成为制度化的“公共主体”。主体性现代化，是人的主体地位从私人领域向社会和公共领域延伸，并借助制度化参与，转化为影响现实社会运行的实践能力。
以人的现代化为导向的县域现代化实践机制
人的现代化，需要在具体的经济社会关系和实践过程中实现。县域包括城镇与乡村，拥有相对完整的经济社会关系，是经济活动的完整空间和国家推进现代化进程的基本单元。以人的现代化为导向推进县域现代化，关键在于建立县域经济社会结构变化以促进人的现实发展的实践机制，以县域产业现代化夯实人的综合能力发展基础，以县域城乡融合扩展人的发展机会空间，以县域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提升人的生活品质，以县域治理现代化促进人的主体能力成长。
从“产业兴县”到“产业育人”：以县域产业现代化促进人的综合能力现代化。产业是县域经济发展的基础，也是培育人的发展能力的重要载体。县域产业现代化能够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提高产业增加值，增强县域经济实力；同时通过产业结构升级、生产方式变化和产业组织创新，对劳动者的知识结构、职业技能和发展能力产生持续影响。产业发展由“产业兴县”向“产业育人”拓展的关键在于，使产业现代化进程同步成为现代劳动者培育和发展的过程。
以产业升级带动劳动力结构转型。传统县域经济尤其是农业型县域中，劳动者较多依赖土地、体力和经验参与生产，劳动技能主要在长期生产实践中积累，知识结构和技术能力相对单一。随着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数字经济加快发展，县域产业的技术含量、组织水平和市场联系不断提高，生产过程中知识、技术、信息和组织化程度持续增强。产业发展对劳动者职业技能、数字素养、技术应用和经营管理能力提出更高要求。现代农业发展要求劳动者掌握机械化、标准化、智能化生产方式，制造业升级需要更加稳定的技术工人和专业人才队伍，现代服务业与数字经济进一步强化信息处理、市场运营和数字工具的应用能力。产业结构变化催生新的劳动能力需求，推动劳动者由经验型劳动向技能型、知识型、复合型劳动发展。劳动者参与现代产业发展的过程，也是更新知识结构、提高技术能力、增强适应能力的过程。
以产业组织培育现代职业能力。劳动者的能力主要在具体生产组织和职业实践中逐步形成。现代企业、产业园区、合作组织和创业平台，既承担生产功能，也具有培养现代劳动者的功能。现代企业通过岗位分工、技术规范、质量管理和团队协作，让劳动者在生产实践中掌握专业技能，树立规则意识、责任意识，提升合作能力。产业园区通过企业集聚和产业协作，扩大劳动者的职业接触范围；合作组织和创业平台，则有助于提升劳动者的市场意识、经营能力和组织能力。县域需要在产业发展与职业教育、技能培训、就业服务和企业人才培养之间建立有效衔接，根据产业结构和岗位需求调整职业教育与培训内容，依托岗位学习、技术培训和生产实践，构建稳定的能力培养机制。产业组织将技术进步和生产方式变化落实到具体劳动过程中，从而使劳动者在“干中学”和职业实践中实现能力提升。
以产业链延伸拓展人的职业发展空间。县域产业链和价值链向精深加工、研发设计、市场营销、现代物流和专业服务等环节延伸，能够形成更丰富的岗位体系和职业层次。精深加工催生更多技术技能岗位，研发设计培育专业技术岗位，市场营销和现代服务业拓展经营管理类岗位，数字技术与产业融合进一步催生新的就业形态。随着岗位结构不断优化，劳动者可在不同岗位积累技能经验，构建由基础就业进入技能提升、职业晋升和创新创业的发展通道。县域还可依托产业链建设完善技术培训、人才服务和创业孵化体系，为劳动者职业转换和能力提升提供持续支持。将产业升级与人的职业发展结合起来，推动产业发展成果更充分地转化为劳动者的发展能力，在“产业现代化”与“人的综合能力现代化”之间构建更为紧密的互动关系。
从“空间依附”到“开放选择”：以县域城乡融合促进人的发展机会现代化。人的发展既需要自身能力，也需要发挥能力的适宜空间。县域由县城、乡镇和村庄构成，城乡空间之间的联通程度、要素流动状况和制度衔接水平，直接影响居民能够进入何种就业市场、接触何种发展资源以及选择何种生产生活方式。以县域为基本单元推进城乡融合，对于人的发展的重要意义在于，扩大城乡居民的活动范围和选择空间，破除地域空间对发展机会的束缚，构建更为开放的城乡发展关系格局。
以城乡空间联通扩大人的活动半径。交通、通信、物流和数字基础设施是连接城乡的重要基础支撑，也是城乡居民跨空间获取发展资源的重要前提。完善县城、乡镇和村庄之间的交通信息网络，能够有效缩短城乡之间的时空距离、信息距离和市场距离，扩大城乡居民生产生活的活动覆盖范围。一方面，农村居民可更加便捷地进入县城就业、学习、消费和参与市场活动；另一方面，县城居民可更加便利地进入乡村开展经营、旅游和社会服务等活动。完善的物流体系和数字基础设施，能够扩大乡村产品的市场辐射范围，提高农村经营主体获取信息、开展交易和连接外部市场的能力。同时，产业和基本服务向乡镇、乡村延伸，能够形成更加多样的空间选择，居民可根据就业、家庭照料和生活需求灵活安排生产生活。县域空间的有效联通，显著提高各类发展资源的空间可及性，为城乡居民跨区域配置时间、劳动和家庭资源提供基础条件。
以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拓展人的发展路径。县城具有产业、市场、资金和人才集聚优势，乡村拥有土地、生态、农业和文化等资源优势。推动资本、技术、人才和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双向顺畅流动，能够实现不同空间的资源优势互补，丰富个体的发展路径。农村居民可进入县城就业、创业和生活，在更加多样的产业与职业体系中寻找发展机会；具备技术、资本和经营经验的人员，可进入乡村发展特色产业和新型服务业。返乡创业、乡村经营、县城就业和跨区域从业等不同路径并行互补，打破地域的发展局限，在发展与地域之间建立更加开放的联系。县域发挥县城的集聚功能和乡村的资源优势，通过产业协作、市场互通、创业支持构建城乡双向互动发展格局，助力个体根据能力条件、家庭需要和全生命周期变化自主安排就业与生活。县域城乡要素的充分流动，持续丰富人的发展选择，推动县域成为连接城乡不同发展机会的开放空间。
以制度衔接保障人的城乡流动。空间联通和要素流动为人的发展选择创造现实条件，稳定完善的制度衔接则可保障选择的持续性。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体现为人口流动过程中的权利连续和制度接续。县域可围绕常住人口统筹就业服务、社会保障和相关制度安排，增强户籍地、就业地与居住地之间的制度衔接。农村居民进入县城就业和生活，需要保持基本权益的稳定接续；返乡人员重新进入乡村生产生活，也需要维系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关系之间的关联性。通过制度衔接，降低城乡人口在转换就业空间和生活空间时的制度成本，个人可根据自身能力、职业发展和家庭需要自主选择发展路径。人的发展机会现代化，由此表现为更加开放的空间进入、更加丰富的发展路径以及更加稳定的制度保障。县域依托完善的城乡制度衔接体系，为城乡居民自由流动和多样选择提供制度支撑。
从“基本保障”到“品质生活”：以县域公共资源配置促进人的生活品质现代化。生活品质现代化，集中体现为现代化成果惠及人民现实生活的实际程度。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为民生改善提供物质基础，公共服务和公共基础设施影响居民获得生活保障与生活便利的程度，良好的生态环境则是现代生活的重要条件。县域连接县城、乡镇和村庄，是居民日常生产生活的主要空间，也是公共资源配置和生活环境改善的实践单元。以人的生活品质提升为导向推进县域现代化，需要围绕居民现实生活需求，统筹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推动现代化建设形成的物质、制度和生态成果进入城乡居民日常生活。
以优质均衡的公共服务夯实民生保障根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和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直接影响居民抵御社会风险、维持稳定生活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县域人口规模、年龄结构和空间分布存在差异，公共服务配置要依据常住人口数量、服务半径和实际需求进行优化统筹。县城可重点配置专业化程度较高、服务范围较广的教育、医疗和养老资源，乡镇承担周边区域的综合服务功能，村庄则围绕居民日常需求，提供便捷可及的基础服务。通过层级分工，构建县城、乡镇和村庄之间相互衔接的公共服务体系。同时，县域需持续提高优质服务资源的城乡共享水平。依托城乡教育共同体、县域医共体、人员交流轮岗、资源共享等制度安排，增强优质公共服务向乡镇和村庄的延伸能力。通过数字教育、远程医疗和数字政务，拓展县域资源的共享方式，降低专业服务的跨空间配置成本。
以完善公共基础设施提升民生便利水平。生活品质体现在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之上，也体现在居民日常生活拥有的稳定、便捷和安全的基础条件之中。道路、供水、供电、通信、环卫、公共交通以及文体设施等基础设施，直接影响人们的生产方式和日常生活体验。县域现代化建设要顺应城乡居民生产生活方式变化，推动基础设施由满足基本需要，向提高生活便利性和生活质量拓展。如完善县城、乡镇和村庄之间的交通体系，压缩居民通勤、就医、购物、参加公共活动的时空成本；完善供水、供电、通信和网络设施，为居民使用现代生活设备、参与数字社会、获取信息资源提供基础条件；优化公共文化、体育和休闲设施，拓展居民的公共生活空间，丰富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聚焦老年人、儿童等不同群体的实际需要，通过适老化改造、儿童活动空间建设、便民服务设施提质等举措，提高公共空间的包容性，更好适应社会结构和家庭结构变化带来的生活方式变化。
以绿色发展改善人的生态生活条件。良好的生态环境，是生活品质现代化的组成部分。县域包含城镇空间、农业生产空间和生态空间，生产活动与居民生活、自然环境紧密关联。县域现代化建设要把生态环境改善纳入居民生活品质提升全过程，统筹推进产业发展、城乡建设和生态保护。通过农村生活污水和垃圾治理、河湖水系保护、城乡绿化、人居环境整治以及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等措施，持续改善城乡居民贴身可感的生活环境。更加充分地考虑产业发展、城镇建设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推动生产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县城、乡镇和村庄还可结合自身特色生态资源，统筹布局公共绿地、休闲空间和生态景观，推动良好生态资源转化为居民能够日常接触和共享的生活空间。
从“治理对象”到“公共生活主体”：以县域治理现代化促进人的主体性现代化。人的现代化，还体现为主体地位和公共能力的发展。县域处于国家治理体系承上启下的重要位置，国家政策通过县、乡、村治理体系进入基层，城乡居民的利益诉求和公共需求也通过基层治理进入公共决策。县域治理既承担公共事务组织功能，也为居民参与社会生活、培育公共能力提供实践场域。县域治理现代化依托制度化参与、公共实践和社会协作，推动居民成为公共事务的参与者、公共生活的建设者。
完善利益表达和协商参与机制。在现代治理场景下，居民具有利益表达和公共事务参与的需求。随着县域经济社会结构变化，居民在就业、社区服务、乡村发展、公共设施和集体资源使用等方面衍生出更为丰富多样的利益诉求。现代基层治理体系通过提供稳定的制度化参与渠道，引导群众围绕自身利益和共同利益表达意见，参与决策。村民议事、社区协商等机制，能够将居民意见纳入公共资源配置过程。基层治理体系在公共设施建设、集体资源利用和社区服务等具体事项中，通过议事协商了解不同群体需求，提高公共决策与群众现实需要之间的契合程度。通过构建数字平台，有效降低居民利益表达和公共参与的时空成本。网络议事、数字政务等形式持续拓宽城乡居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渠道，让居民更便捷地融入基层治理过程。稳定、规范和持续的制度化参与渠道，为居民主体地位的塑造提供制度基础。
在治理实践中培育居民的公共能力。居民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的过程，也是了解公共规则、表达自身意见、倾听他人诉求，并在不同利益需求之间进行沟通和协商的过程。这一过程能够不断提升居民的规则意识和公共责任意识，提升合作能力和协商能力。在社区环境治理、村庄公共事务、公共设施维护和集体经济发展等具体实践中，居民需处理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的关系，并通过讨论形成可接受的公共行动方案。持续的参与实践具有社会学习功能，社会成员在治理实践中学习规则，形成合作经验，提高公共表达能力，并逐渐建立对共同事务的责任意识。治理过程因此兼具解决公共问题、培育公共能力的双重功能，人的主体性也在持续实践中由个人生活领域逐步延伸至公共生活领域。
构建多主体参与的基层治理共同体。县域治理涉及基层党组织、政府、经营主体、社会组织、城乡居民等多种主体。不同主体拥有不同的资源和能力，彼此之间的稳定协作能够提高公共事务的组织化程度。基层党组织发挥组织引领和资源协调作用，政府通过制度供给和公共资源配置提供基本保障，经营主体依托专业能力参与公共服务和社会建设，社会组织发挥联系群众、整合资源和组织参与的作用，城乡居民则通过协商议事、志愿服务和公共行动进入治理过程。县域需完善不同主体参与的制度化机制，通过明确参与规则和责任关系，形成不同主体间稳定合作的共同治理格局。通过共同治理，居民在参与中形成责任意识，在合作中积累社会信任，在协商中提高解决共同问题的能力。基层治理共同体为居民主体能力的成长提供重要社会载体。
县域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进入城乡基层社会的实践形态，其深层意义体现为，建立现代化成果向人的发展成果持续转化的实践机制。人的现代化为县域产业增长、城乡建设、公共服务和治理能力等县域现代化建设提供共同的价值指向：产业发展促进人的能力成长，城乡融合扩大人的发展选择，公共资源改善人的生活品质，治理实践提升人的主体地位。县域是“物的现代化”通向“人的现代化”的关键载体。县域现代化的质量，体现为现代化成果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人的发展能力、发展机会、生活品质和主体能力，并在这一过程中推动物的全面丰富与人的全面发展相统一。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专项“社会主义政治建设与中国自主政治学知识体系的建构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25JZDZ018）
注释
[1]习近平：《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479页。
[2][4]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4、255、377、251页。
[3]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完整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参见《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39页；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决定，参见《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15页。
[5][7]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818～819、825页。
[6]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465页。
[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5年，第432页。
[9]参见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编：《习近平经济思想学习纲要》，北京：人民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22年，第50页。
[10][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0、579页。
[11]西奥多·W·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吴珠华等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年，第9～10页。
[12]UNDP,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13-14.
[13]参见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何畏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85页。
[14]K. J. Arrow, "The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Learning by Doing,"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62, 29(3).
[15]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于真译，刘民权、刘柳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0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04页。
[17][18][2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1、161、501页。
[20]雷明：《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念遵循与机制保障》，《国家治理》，2024年第5期。
[2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70～471页。
[23]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江苏：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18、55～56页。
The Practice and Effects of the New Development
Philosophy at the County Level
Chen Junya
Abstract: The new development philosophy is a transformation in the concept of development, with human development as an important value orientation. County areas are an important practical space for the achievements of modernization to enter the production and life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In implementing the new development philosophy and advancing county modernization oriented toward human modernization, the key lies in establishing a practical mechanism for transforming changes in the county economic and social structure into the actual development of people: promoting the expansion of county industrial development from "industry revitalizing the county" to "industry cultivating people", and enhanc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human capabilities; promoting the shift of human development from "spatial dependence" to "open choice", and enhanc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opportunities for human development; promoting the shift of public services from "basic security" to "quality life", and enhanc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people's quality of life; and promoting the shift of residents from "objects of governance" to "subjects of public life", and enhanc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human subjectivity.
Keywords: new development philosophy, human modernization, county modernization
责 编∕邓楚韵 美 编∕梁丽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