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县域是衔接城乡、贯通工农的关键枢纽，也是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基本单元。以县域统筹为特征的“小县大城”模式，通过人口、产业、公共服务向城关与重点片区集约集聚，实现小行政空间内的高质量发展，为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激活乡村内生动力提供县域统筹的解决方案。在乡村建设行动从“补硬件”的物质空间改造阶段，迈向“提品质”的优质生活空间新阶段，需突破“空间建成、生活缺位”等结构性困境。此外，在县域城乡融合视阈下，乡村优质生活空间再生产的本土化解释框架，为“十五五”时期分类推进县域高质量发展、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路径。
【关键词】城乡融合 和美乡村 优质生活空间 小县大城 空间再生产
【中图分类号】TU98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6.19.005
【作者简介】周立，清华大学社会创新与乡村振兴研究中心理事，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特聘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专项“乡村振兴核心机制”首席专家，全国首位“乡村访问学者”。研究方向为乡村振兴与农村可持续发展、农村金融，主要著作有《极化的发展》《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1978-2000）》等。
引言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也在农村。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逐步提高农村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人居环境舒适度，加快补齐农村现代生活条件短板，创造乡村优质生活空间”。[1]“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2]一系列政策部署，标志着中国乡村建设步入新阶段：从以道路、住房、环卫等硬件改造为主的“空间建设阶段”，迈入以生活品质提升、社会关系重塑、多功能叠加为主的“生活营造阶段”，乡村发展的目标从“建好空间”，升级为“过好日子”。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乡村建设正在经历深刻的范式转型。“十四五”以来，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实现跨越式提升：全国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76%，90%以上的行政村实现生活垃圾收运处理，农村公路总里程突破464万公里，行政村5G通达率超90%，乡村硬件条件完成历史性跨越。[3]但与物质空间的快速改善形成反差的是，一些村庄陷入人居环境持续向好，青年人口却持续外流的困境。究其根源，乡村生活空间深嵌于乡村社会结构的转型之中，劳动力外流瓦解传统熟人社会的社交网络，形成“无主体熟人社会”[4]的结构困境——空间依靠外部项目被“建好”，却因缺乏稳定的生活主体与组织机制，难以被真正“用起来”“活起来”。
以此为背景，本文提出不同类型的“小县大城”模式，为破解这一困境提供县域统筹层面的系统方案。作为中国山区县域探索出的特色城镇化路径，“小县大城”不仅实现县城本身的能级提升，更通过县域统筹的制度优势，推动基础设施、产业资源、公共服务与人才要素系统性向乡村延伸，为创造乡村优质生活空间提供支撑。福建省屏南县和德化县、浙江省云和县、四川省美姑县和河南省光山县等，可成为城乡融合发展、和美乡村建设与优质生活空间再生产的实践典型。尤其屏南县虽然没有形成“小县大城”典型模式下人口、产业、公共服务和人才要素的“城关单极集聚”，却通过容纳更多城乡人口的发展模式，将空间载体从“城关镇”拓展为“城关＋乡村片区”，实现“城乡多极联动”，成为城乡融合发展和创造优质生活空间的另类“小县大城”代表。（见表1）
本文基于屏南县十多年来的县域统筹乡村建设实践，将“小县大城”的县域发展逻辑与乡村优质生活空间再生产的微观机制相结合，尝试回答三个问题：第一，县域城乡融合视阈下，和美乡村建设中的优质生活空间具备怎样的内涵与维度？第二，“小县大城”模式如何通过县域统筹，推动乡村从“无主体熟人社会”转向“多主体熟人社会”，实现生活空间的再生产？第三，“小县大城”的县域发展与创造乡村优质生活空间之间，形成怎样的双向互动机理？通过对上述问题的系统回应，本文试图构建县域城乡融合背景下，乡村优质生活空间再生产的本土化解释框架，既丰富“小县大城”模式的替代式发展维度，也为全国同类县域推进和美乡村建设提供实践路径。
分析框架
县域城镇化与“小县大城”的研究脉络。中国县域城镇化的研究始终伴随城乡关系的演变而推进。早期研究多遵循“中心—外围”的经典城镇化逻辑，认为资源向大城市集聚是效率最优的发展路径，县域被视为城镇化的次级单元与劳动力输出地。进入21世纪以来，“乡土中国”已转变为“城乡中国”，学界逐渐认识到县城在城乡融合中的枢纽价值。实际上，县城既是农民进城融入城市的第一站，也是外出人口返乡安居的第一落脚点，还是统筹城乡发展的“腰杆子”与激活内需的“牛鼻子”。县城不仅承担着人口中转站的功能，更是城乡要素对接的关键节点，乡村的农产品、文旅资源需要通过县城对接城市市场，城市的政策、技术、资本也需要通过县城下沉到乡村。
“小县大城”是县域城镇化研究中极具本土特色的理论命题，其研究最早源于对浙江省云和县、福建省德化县等地的实践经验总结。这类县域普遍受地理条件限制，难以走分散式扩张的城镇化道路，转而通过人口、产业、公共服务向城关镇高度集聚，以“小县”的行政空间承载“大城”的发展效能。本文将“小县大城”的内涵归纳为三个递进层次：狭义层面是人口向城关镇集中的空间形态，即“小县城、大城关”；广义层面是产业、人口、城镇、环境协同的发展效能，即“小县城、大发展”；战略层面则是观察中国城乡转型的微观窗口，即“小县城、大中国”。[5]总体来看，现有研究多聚焦“县城本身如何做大”，对“县城如何激活乡村发展活力”关注不足，尚未打通县域城镇化与乡村生活空间再生产的理论关联。
乡村空间生产与优质生活空间的研究转向。乡村生活空间是乡村研究的关键议题。百余年来各类研究与中国乡村建设实践一同演进，先后经历三次清晰的视角转向，形成“生活本位—结构解释—消费驱动”的递进式理论脉络。
第一次转向：生活本位的社会重建视角。早期乡村建设研究延续百余年“建设一种生活”的传统思想，始终将社会生活秩序的重建作为主要目标，而非单纯的物质空间改造。梁漱溟、晏阳初等乡建先贤的实践早已印证这一逻辑，主张通过教育普及、组织培育与文化重建，塑造可持续的乡村生活结构。这一阶段的研究锚定“人”与“生活”的关键位置，空间仅作为生活展开的物理载体被讨论，并未成为独立的改造与分析对象。
第二次转向：空间导向的结构解释视角。20世纪末以来，国家治理逻辑深度嵌入乡村建设，乡村空间研究逐步转向功能主义路径，空间从“生活的载体”转变为可量化、可改造的工程对象。百余年乡村建设实践奠定了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制度基础，也形成“农民富则国家富、农业兴则百业兴、农村稳则天下稳”的历史经验。在功能主义范式下，乡村空间被拆解为道路、住房、公共设施等标准化功能单元，通过项目化、工程化的方式系统改造，整体呈现“趋城化”特征。[6]这一模式快速补齐乡村硬件短板，但也加速“无主体熟人社会”的形成：物理空间被系统性建成，乡村生活主体却持续外流，公共生活日渐凋零，空间难以实现持续活化。
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为理解这一过程提供结构性分析视角。其提出的“空间实践—空间表征—表征空间”分析框架指出，空间并非中性的物理容器，而是权力关系、资本逻辑与制度安排共同作用的产物。[7]国内学者以此为基础，揭示出规划体系、项目运作与资本逻辑，如何塑造乡村空间形态及其内在的不平等结构，为“空间建成、生活缺位”的现象提供结构性解释。[8]但整体而言，这一视角仍聚焦“空间如何被建成”的结构过程，对空间建成后如何通过多主体实践转化为稳定生活场域，依然关注不足，难以完整解释乡村生活的动态生成机制。
第三次转向：消费驱动的场景激活视角。随着乡村发展从农业生产主导向多功能协同转型，后生产主义研究视角在全球范围内兴起，以消费转向的维度解释生活如何被“带入”乡村。该视角认为，乡村的价值不再局限于农业生产，而是延伸至休闲、体验、文化消费等多重功能，可通过旅游开发、文创植入、场景营造等方式激活乡村空间价值。这一视角能够有效解释乡村公共空间“热起来”的动力机制，但难以回答生活主体如何“留下来”的问题。
总体来看，三次视角转向层层递进，逐步深化对乡村空间的认知，但仍存在解释缺口：功能主义与空间生产理论虽能解释空间塑造，却难以回答空间建成后生活如何生成的问题；后生产主义视角能够解释流量如何引入，却难以保障生活的在地化持续。基于此，本文提出“物质空间—观念空间—生活空间”三重叠加的空间再生产框架，强调多主体参与、非共时生成与县域统筹下的动态演化，既是对空间生产理论的本土化修正与拓展，也试图提出空间再生产理论，回应中国乡村建设中“空间建成后生活如何持续”的本土命题。
随着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推进，“乡村优质生活空间”成为研究新热点，创造乡村优质生活空间成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主要方向，其目的是让乡村成为能够承载高品质生活的场域。有关研究构建乡村生活空间的概念模型，既强调其对日常交往、社会互动的承载能力；[9]也聚焦乡村产业发展空间的拓展，讨论资源资本化如何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等。[10]但现有研究要么从宏观层面谈城乡融合政策，要么从微观层面谈单个村庄的空间改造，对“县域”这一基本单元如何通过统筹配置资源，推动乡村从“物质建设”走向“生活营造”的中观机制，解释不足。总之，空间生产理论难以回答“空间建成后生活如何生成”；后生产主义视角难以回应生活如何在地化持续。二者的解释缺口，正是本文的研究切入点。
研究评述与本文分析框架。现阶段，在理解县域统筹、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空间转型的基础上，还存在两个理论缺口。一是以县域统筹为特征的“小县大城”研究多聚焦县城维度，对其乡村溢出效应与城乡联动机制关注不足，未能充分契合和美乡村建设的现实需求。二是乡村优质生活空间研究多以村庄为微观视角，缺乏县域统筹的宏观视角，难以解释制度、要素、服务如何系统性下沉并支撑生活空间再生产。
基于此，本文提出“县域统筹—空间叠加—双向赋能”的分析框架，将“小县大城”的县域发展逻辑与乡村优质生活空间的微观生成机制相结合。关键逻辑在于，“小县大城”的县域统筹，为乡村优质生活空间再生产提供县域层面的系统支撑，通过制度统筹、要素集聚与服务辐射三重维度，突破单个村庄的资源瓶颈；乡村优质生活空间则遵循物质空间、观念空间、生活空间，在“农村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人居环境舒适度”方面进行“三度”空间叠加的演进规律，并在多主体协同下，实现“空间叠加态”的再生产；县城集聚赋能乡村发展，乡村活化反向提升县域发展质量，二者形成双向赋能的城乡融合格局。这一分析框架既突破传统乡村空间研究的微观局限，将县域统筹纳入空间生产的解释体系，也拓展“小县大城”理论的应用边界，将乡村空间再生产作为县域统筹带动城镇化的重要维度，为理解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提供新的视角。
基本概念与理论内涵
“小县大城”的三重维度。作为本土的县域城镇化理论，“小县大城”的已有研究立足中国山区县域实践，其主要是在县域空间有限、资源有限的约束下，通过要素的集约集聚实现发展效能的跃升，具体包含三个递进维度。第一，空间形态维度：小县城、大城关。这是最直观的外在特征，即县域人口、产业、公共服务高度向城关镇集中，形成高城镇化率的空间格局。对于山区小县而言，分散式发展必然导致资源分散、效率低下，而人口向城关镇集聚能够最大化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的利用效率，以更小的空间成本承载更多的人口与产业。第二，发展效能维度：小县城、大发展。县城的行政体量虽小，但产业培育、就业吸纳、环境改善、民生保障等方面具备极高的发展效率，人口、就业、产业、环境四大要素协同运转，能够实现与大城市一样的发展空间与生活品质。第三，战略价值维度：小县城、大中国。放在城乡中国的整体格局中，“小县大城”是中国城镇化的重要形态之一，为广大山区县、生态县、农业县提供差异化的发展路径，是构建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格局的关键支撑，折射着中国城乡转型的整体趋势。
乡村优质生活空间的三重属性。乡村优质生活空间并非单一的物理空间概念，而是集物质载体、价值认同、生活实践于一体的复合空间系统，包含三重相互关联的属性。第一，物质空间属性：具备现代生活基本条件。这是优质生活空间的基础层，主要是基础设施完备、公共服务可达、人居环境舒适，包括安全的住房、便利的交通、稳定的水电通讯、基本的公共服务配套等，解决“能不能生活”的底线问题。第二，观念空间属性：形成现代生活方式的价值认同。这是优质生活空间的中间层，主要是多主体对乡村生活方式形成共识与认同，既包括本地村民对乡村发展的信心与归属感，也包括外来群体对乡村生活的接纳与认可，解决“愿不愿意生活”的认同问题。第三，生活空间属性：持续生成的日常公共生活。这是优质生活空间的核心层，也是区别于传统空间建设的重要特征。其体现为日常交往、公共活动、社会互动的持续发生，空间在使用中不断被赋义、更新，形成自我运转的生活秩序，解决“能不能持续生活”的长效问题。
空间叠加态的理论意涵。空间叠加态是理解乡村优质生活空间再生产的主要概念，来自量子力学。量子力学中，“叠加态”（superposition state）指的是一个粒子在被观测之前，可以同时处于多种状态的潜能。与叠加态对应的纠缠态（entangled state），表明多个量子系统存在不可分割关联。本文探讨的空间叠加态，借用此概念作为隐喻，指同一空间载体上，多重空间功能、空间意义、空间形态，非共时生成、层层叠加、互相激活的状态。与传统线性的空间升级逻辑不同，空间叠加态具有三个特征。一是非共时性。三重空间并非同步生成，而是遵循“物质空间先行、观念空间跟进、生活空间延展”的时间顺序，逐步叠加、逐层深化。二是功能互嵌性。三重空间并非相互替代，而是彼此嵌套、互为支撑。物质空间为观念空间与生活空间提供载体，观念空间为物质空间与生活空间凝聚共识，生活空间反向激活物质空间与观念空间的价值。三是动态循环性。空间叠加不是一次性完成的静态结果，而是持续循环的再生产过程。生活实践不断赋予空间新的意义，推动空间功能持续迭代，形成螺旋上升的动态格局。
实践演进：屏南县城乡融合发展三阶段
作为山区小县，屏南县自2015年起，以“弱鸟先飞”的发展理念为指引，以县域为单元统筹推进传统村落保护与文创产业发展，成立县级传统村落文创产业项目指挥部，系统整合政府、市场与社会资源，探索出一条“县域统筹、片区联动、多主体共创”的乡村优质生活空间构建路径。十余年间，龙潭、四坪等村庄从“空心村”蜕变为全国知名的文创村，入选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历史文化保护典型案例，形成可复制的“屏南经验”。从实践演进看，其乡村优质生活空间的再生产大致经历三个递进阶段。
项目制共建：县域托底与物质空间筑基（2016～2020年）。第一阶段以“县域统筹＋项目共建”为主，首要目标是补齐乡村硬件短板，完成物质空间创造。屏南县乡村发展也曾面临“政府大包大揽、村民参与度低”的问题，“工料法”正是为破解这一矛盾而提出的。在这一阶段，县域统筹的主要目标是破解乡村“不能住、不便居”的硬件瓶颈，通过县域统筹和项目化运作，将衰败的传统村落转化为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的物质空间，为后续生活功能恢复筑牢物理基础。此时的主要矛盾是“村庄衰败、不能居住”，破解机制是县域统筹的项目制和工料法的共建机制，阶段成果是“具备现代生活条件的物质空间”。至此，屏南乡村完成从“去生活化”到“具备生活可能性”的关键转折。县域统筹的项目制共建，为乡村优质生活空间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而共建机制与功能开放，则为后续主体回归与生活功能恢复奠定社会基础。
参与式共创：多主体互动与观念空间重塑（2021～2024年）。第二阶段进入多主体参与、价值共创阶段，主要是打破身份壁垒，重塑乡村观念空间与社会关系。在这一过程中，多主体互动和“回村人”称谓，带来新的公共活动机制。物质空间托底之后，屏南乡村进入生活空间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通过新老村民的持续互动，重构乡村的价值认同与社会关系，如同在地化和回嵌乡土的研究那样，[11]推动乡村生活的在地化和多重功能恢复，使得“无主体熟人社会”转向“多主体熟人社会”，形成新的承载共同生活预期的共同体观念。但这一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新老村民曾因生活习惯、利益诉求产生分歧，双方在日常互动中反复磨合与协商，逐步形成包容的共同体意识。此时的主要矛盾是“新老区隔、生活疏离”，破解机制是身份融合和日常化公共生活，阶段成果是“形成价值共识的观念空间”。屏南乡村振兴研究院自2020年起入驻、每年一度的乡村振兴硕博研习营，进一步强化四坪村等村庄的价值定位，使其从地方实践样本升级为全国乡村建设的交流平台。不同主体在共同生活中形成对乡村生活方式的价值认同，构建起稳定的观念空间。这种观念上的共识，比物质空间更具凝聚力，是乡村优质生活空间能够持续生长的深层内核。
去中心化共享：数字赋能与生活空间延展（2025年至今）。第三阶段依托数字技术实现空间边界拓展，形成去中心化共享的全域生活空间形态。长期以来，数字鸿沟横亘在城乡居民之间，屏南县也面临着数字治理规则不完善、云村民参与度不稳定等挑战。为此，屏南县不断通过数字赋能与生活空间延展，探索去中心化共享机制的优化路径。这里的“去中心化”，虽来自奥斯托罗姆“多中心”“自主治理”的思想，但在中国语境下特指乡村建设参与模式与治理形态的扁平化、多样化，以打破单一主体主导的传统模式。在物质空间与观念空间的基础上，屏南县借助数字技术推动乡村生活空间进入第三阶段。这一阶段的特征是突破物理空间局限，实现跨尺度、去中心化的生活空间再生产，进一步放大“多节点联动型”“小县大城”的辐射效应，让乡村生活空间从村庄尺度走向县域尺度、从在地在场走向虚拟现实融合。此时的主要矛盾是“边界受限、难以持续”，破解机制是数字赋能和片区联动，阶段成果是数字治理推动“跨尺度延展的生活空间”。数字治理并非将乡村生活简单搬到线上，而是通过技术放大在地实践的公共价值。“老屋认租15年”等机制通过数字化登记降低交易成本，“我在屏南有亩田”“我在四坪有棵（柿子）树”等项目通过线上渠道连接城市消费者，让乡村生活空间的公共性突破物理边界，形成“去中心化但有连接”的开放形态。这一形态既保留乡村熟人社会的人情味，又突破传统共同体的封闭性，为乡村优质生活空间的持续演化注入新动能。
机制阐释：空间叠加态与城乡双向赋能
十余年的地方实践，并非零散的政策试验，而是遵循着清晰的内在演化逻辑。三重空间的叠加生成背后，是乡村社会结构的转型与县域制度优势的支撑。
三重空间的叠加生成逻辑。乡村优质生活空间的生成，是三重空间层层叠加、循环互促的动态过程，而非一次性的建设结果。第一，物质空间是基础载体，回答“能不能生活”的底线问题。县域统筹的项目制共建，集中补齐乡村的基础设施短板，让乡村具备现代生活的基本硬件条件。第二，观念空间是价值纽带，回答“愿不愿意生活”的认同问题。多主体的参与式共创，在物质空间之上叠加价值认同与社会关系，凝聚共同生活的价值共识。其让乡村空间从“可用”变成“可居”，从“物理场所”变成“情感归属”，促进“无主体熟人社会”转向“多主体熟人社会”。第三，生活空间是主要目标，回答“能不能持续生活”的问题。数字赋能的去中心化共享，在观念空间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生活的边界，让生活实践突破物理局限，实现跨空间、跨主体的持续再生产。
为此提出命题一（微观，空间规律）：县域统筹是乡村优质生活空间生成的制度前提。相比于分散的村级建设，县域层面的资源整合、规划统筹与公共服务延伸，能以更低成本完成物质空间建设基础，破解单个村庄的资源瓶颈。
社会基础：从“无主体熟人社会”到“多主体熟人社会”。空间形态的演化，依托乡村社会结构的深层变革。从“无主体熟人社会”到“多主体熟人社会”的社会结构转型，是空间叠加态得以生成的社会根基，也是“小县大城”赋能乡村治理的体现。第一，传统熟人社会的根基是血缘与地缘，封闭但稳定。人口外流让熟人网络逐渐松动、空心化，形成“无主体熟人社会”。而多主体熟人社会，是在城乡融合背景下形成的新型乡村社会结构，既保留熟人社会的人情味与互助传统，又具备现代社会的开放性、流动性与协商性。第二，多主体熟人社会的形成，让乡村空间拥有稳定的使用者、建设者与守护者。空间不再依赖外部项目维持活力，而是通过主体间的日常互动实现自我运转、自我更新。这正是乡村优质生活空间能够持续再生产、避免“昙花一现”的关键密码。
为此提出命题二（中观，社会基础）：空间叠加态是乡村优质生活空间的生成规律。优质生活空间不是一次性建成的物理产物，而是物质、观念、生活三重空间非共时叠加、循环互促的动态结果，其社会基础是从“无主体熟人社会”到“多主体熟人社会”的结构转型。
制度保障：替代式“小县大城”的县域统筹支撑。社会结构转型离不开县域层面的制度支撑，“小县大城”的县域统筹作用在此凸显。如果说空间叠加态揭示乡村优质生活空间的内在生成规律，那么“小县大城”的县域统筹模式则为这一过程提供系统性的外部制度保障。不同于福建省德化县、浙江省云和县等以城关镇单极集聚为主要特征的典型“小县大城”，屏南县走出一条多节点联动的城乡融合型路径。其并非依赖人口、产业、公共服务向城关镇高度集中，而是以县域为基本统筹单元，通过制度整合、产业联动、服务延伸三重机制，推动发展动能系统性下沉到乡村片区，为高度分散的乡村空间再生产创造整体条件，拓展“小县大城”模式的适用边界。具体体现为：第一，制度统筹支撑。“小县大城”以县域为单元统筹政策、资金与项目，能够突破分散化乡村建设的资源瓶颈，将分散在住建、文旅、农业、交通等部门的要素集中投放、精准落地，实现“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效能。第二，产业联动支撑。县城的要素集聚形成规模效应，构建起“县城总部＋乡村场景”的产业分工模式：文创设计、品牌运营、流量渠道等环节布局在县城；体验场景、生产工坊、在地服务等环节，下沉到乡村；文创、文旅、电商等新业态能够低成本向乡村延伸。第三，服务延伸支撑。县域统筹的公共服务体系，推动教育、医疗、养老等优质服务向乡村片区延伸覆盖，提升乡村生活的便利度，降低人才入乡的生活成本。
为此提出命题三（中观，保障机制）：“小县大城”的三重赋能是空间再生产的系统性制度保障。相比于单村分散建设的模式，“小县大城”框架下的县域统筹通过制度整合、产业联动、服务延伸三重路径，能够有效突破乡村的资源约束与能力边界，为空间叠加态的持续生成创造条件。
双向互动：县城集聚与乡村活化的城乡共生。制度赋能最终推动县域与乡村形成良性互动，构建城乡共生新格局。屏南县的经验印证县域统筹与乡村优质生活空间之间的双向赋能关系，二者共同构成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完整闭环。第一，“小县大城”为乡村优质生活空间再生产提供系统支撑。县城通过要素集聚形成规模效应，以及县域统筹，将制度、产业、服务资源向乡村下沉，带动乡村空间改造、产业培育与人才集聚。第二，乡村优质生活空间反向提升“小县大城”的发展质量。一是活化的乡村空间拓展县域发展的空间容量，推动县城的经济功能、文化功能与消费功能向乡村片区延伸，形成“一核多片”的县域发展格局，突破山区县城空间有限的局限；二是乡村吸引多方人才与新型业态，丰富县域的产业生态与人才结构，提升县域的创新活力与文化吸引力，增强“小县大城”的综合竞争力；三是城乡空间的功能互补与生活共生，推动县域城镇化从单纯的人口集聚转向以人为本的高质量发展，让“小县大城”不仅有产业规模，更有生活温度与社会活力。
为此提出命题四（宏观，城乡融合）：城乡双向赋能是“小县大城”的高阶发展形态。当县域发展从“城关单极集聚”走向“城乡多极共生”，乡村活化能反向拓展县域发展空间、优化县域产业生态，形成更高质量的城乡融合格局。
由此可见，多节点联动型“小县大城”框架下的乡村优质生活空间，并非单一空间形态的线性升级，而是物质空间、观念空间、生活空间三重叠加的“空间叠加态”。三者在时间上递进、功能上互嵌、实践中非共时生成，在县域统筹与多主体协同的共同作用下，形成可持续的再生产机制。空间叠加态使得典型的“小县大城”在空间上由城关镇拓展到乡村。本文提出山区县域现代化的“小县大城”新模式，对研究平原农业县、工业强县等，提供优质生活空间创造新启发。
结论与讨论
本文通过梳理县域统筹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优质生活空间再生产的实践路径与内在机制，主要得出三点结论。第一，现有“小县大城”研究多聚焦“城关镇高度集聚”的典型模式，本质是人口与产业向县城单中心集中；而本文拓展“小县大城”的内涵——山区小县无需单纯依赖城关扩张，通过县域统筹下的“多节点乡村片区活化”，同样能实现全域发展能级跃升。既有研究提出“闯出来、引进来、搬出来、流回来”四类县域发展模式，[12]本文基于屏南实践，提炼出“融出来”的第五类城乡融合发展模式。前四种模式均以县城或单一产业为主，而屏南模式是“县域统筹、城乡融合、多主体共创”，通过城乡空间功能叠加实现全域发展，是“小县大城”在城乡融合的新形态。由此，本文将“小县大城”的研究视野从城关镇拓展到全域城乡，丰富中国县域城镇化的理论类型。第二，从“无主体熟人社会”到“多主体熟人社会”的社会结构转型，是乡村优质生活空间得以持续再生产的社会基础，多主体的共同生活与协作实践，让空间从被动改造的对象转变为持续生长的生活场域。第三，“小县大城”与乡村优质生活空间之间存在双向互动机理，县城的要素集聚为乡村提供制度、产业与服务支撑，乡村的空间活化反向提升县域发展能级，共同构建“县城引领、片区联动、城乡共生”的县域发展新格局。
归根结底，乡村建设的目标是“建设一种生活”。从物质空间的改善，到社会关系的重塑，再到生活品质的跃升，乡村优质生活空间的营造是一个持续的社会过程，而非一次性的工程交付。县城也不是城乡的分界线，而是城乡融合的基本单元。“小县大城”模式的价值，正在于以县域为单元，以县域统筹提供稳定的制度支撑、要素保障与治理框架。当千千万万个县域都能实现城乡空间的共生共荣时，乡村既能留得住乡愁，又能承载现代生活，县域现代化的新篇章必将更加美好。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农业高质量发展专项项目“防止返贫与促进共同富裕的长效机制及政策评估”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72442020）
注释
[1]《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 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人民日报》，2026年2月4日，第1版。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人民日报》，2026年3月14日，第1版。
[3]陈晨：《大国“三农”添新景》，《光明日报》，2025年12月30日，第1版。
[4]吴重庆：《从熟人社会到“无主体熟人社会”》，《读书》，2011年第1期。
[5][12]参见周立、罗建章：《小县大城：基层视角下的中国政治与经济互动》，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5年。
[6]卢福营：《近郊村落的城镇化：水平与类型——以浙江省9个近郊村落为例》，《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
[7]参见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刘怀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年。
[8]郭忠兴、苏雪晨：《空间生产视角下的乡村价值实现——以南京市浦口区“珍珠村”建设实践为例》，《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9]辛蓉蕊、杨丽霞、徐萌等：《乡村生活空间的概念模型与转型研究框架》，《自然资源学报》，2023年第10期。
[10]马荟、王彩虹、周立：《资源资本化如何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基于多案例的探索性研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3年第5期。
[11]周立：《在地化和回嵌乡土：村史馆助力乡村文化振兴》，《人民论坛》，2022年第1期。
"Small City Is Wonderful": County-level Coordination
and the Creation of High-Quality Living Space in Rural Areas
Zhou Li
Abstract: The county serves as a core hub connecting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linking industry and agriculture. It is also the basic unit for building livable, suitable-for-work and harmonious beautiful villages and realizing integrat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The "Small City is Wonderful" model, characterized by county-level coordination, concentrates population, industries and public services in county seats and key zones, achiev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within a small administrative jurisdiction. It offers a county-coordinated solution to break the urban-rural dual structure and unlock rural endogenous dynamics. As rural construction transitions from the phase of material-space renovation focused on hardware improvement to a new stage of creating high-quality living space with upgraded quality, it is necessary to overcome the structural dilemma of "built spaces lacking genuine livelihood". Furthermore, the localized interpretive framework for the reproduction of high-quality rural living spa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unty-level urban-rural integration provides theoretical references and practical pathways for promoting differentiated high-quality county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ng livable, suitable-for-work and harmonious beautiful villages during the 15th Five-Year Plan period.
Keywords: urban-rural integration, harmonious beautiful villages, high-quality living space, small city is wonderful, spatial reproduction
责 编∕肖晗题 美 编∕梁丽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