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党的社会工作以体制外未正式组织化的基层社会为实践场域，遵循人与环境双向交互的“情境中的人”理论范式，区别于西方社会工作主客二元对立的“人在情境中”分析框架。随着中国式现代化持续推进，党的社会工作立足基层社会关系重塑与价值重构，回应现代化转型中衍生的各类结构性社会治理挑战。其以践行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为出发点，以传承弘扬邻里守望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价值旨归，探索人与环境协同互促、聚焦人的现代化的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路径，着力建构立足中国实践、兼具制度自觉与文化自觉的社会工作专业自主知识体系。
【关键词】党的社会工作 中国式现代化 自主知识体系 制度优势 价值旨归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6.19.003
【作者简介】童敏，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集美大学法学院特聘教授。研究方向为社会工作理论，主要论文有《抗逆力理论的文化审视与中国社会工作理论构建》《我国社会结构新特征与社会工作体系建设》《技术赋能与心灵养育：AI时代社会工作的责任伦理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1]作为一种兼具价值关怀和制度实践要素的社会工作，其概念内涵始终处于动态建构之中。不同学者对此有不同理解，其中最为常见的有四种。第一种，把社会工作视为以困弱人群为主要服务对象的专业实践，[2]即对困弱人群开展的专业帮扶，以满足其基本生活需求。[3]第二种，把社会工作作为社会关系改善的专业实践。[4]这种观点认为，社会工作者需要协助服务对象重建其社会联结，[5]以实现个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6]第三种，把社会工作当作促进基层治理的专业实践，[7]提出在社会治理重心下移的要求下，我国社会工作者需要参与基层治理，成为促进基层社会和谐有序且充满活力的重要力量。第四种，把社会工作理解成促进基层体制机制完善的专业实践。[8]这种看法强调，新时代社会工作关乎党长期执政基础，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需要社会工作主动融入我国基层体制机制建设中。尤其是中央社会工作部组建，标志着我国社会工作领域正式由党委负责统筹领导，[9]对体制机制创新、制度设计完善，以及新旧制度衔接等方面提出更高要求。在这样的机构改革背景下，社会工作得以嵌入体制内部获得专业发展机会。[10]相应地，有关社会工作的学术内涵和实践逻辑的讨论亦日趋丰富，既涉及社会工作部体制的层级与职能等具体部门业务分析，[11]也涉及“党的社会工作”的内容、结构、目标、路径与方法等内涵的讨论。[12]
随着新时代社会工作实践不断深入，其概念内涵与实践形态日趋多样，由此衍生出定位不清、边界模糊和内涵界定不一致等问题。这种状况不仅造成学界与实务界的认知分歧，而且一定程度上制约我国社会工作专业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进程，从而影响我国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的稳步推进。实际上，社会工作概念内涵困惑的产生并非偶然，而是与社会治理任务的持续下沉有着密切联系。尤其在“十五五”时期，如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社会朝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的方向发展，已成为当前我国社会工作亟待解决的议题之一。为此，有必要对新时代社会工作的内涵与定位开展研究，梳理我国社会工作的内涵和制度基础，为建构中国社会工作专业自主知识体系提供理论框架和现实路径。
我国社会工作的历史演进及其内涵界定
我国社会工作的职业化、专业化发展是有计划地逐步推进的，经历了从民政主导向党委主导的根本转变，内涵也随着实践的深入得到不断丰富和发展。从全国层面而言，我国社会工作的职业化、专业化发展，开始于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一支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战略部署，尤其2008年民政部组织首次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明确社会工作者需要具备的专业能力。自此，我国社会工作作为民政工作的社会化与专业化的重要尝试，得到各级民政部门的大力支持。正是依据这样的专业定位，我国社会工作开始走向由民政部门主导，并且关注困弱人群帮扶的职业化、专业化发展道路。[13]在之后的探索中，民政部门持续推动民政工作与社会工作紧密结合，力图实现二者优势互补。直到2013年，民政部在全国试点经验基础上提出“三社联动”的社区服务机制，完成对社区、社会工作者和社会组织三种力量的整合。[14]在“三社联动”的社区服务框架下，我国社会工作不仅具有帮扶困弱人群的功能，而且开始关注社区居民之间的社会联结与社会团结。[15]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要求，倡导多方共治的理念，推进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的措施。由此，我国社会工作作为社会力量参与到公共服务供给中。[16]与以往只强调“自上而下”行政手段运用的社会管理不同，社会治理更关注社会力量的调动和多方共治机制的搭建。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则进一步推动社会治理重心下沉，促使基层社会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场域。[17]尤其随着2021年乡镇（街道）社工站在全国范围内铺开，我国社会工作成为民政基层力量的重要补充，开始深入参与基层治理现代化进程。[18]在这一时期，我国社会工作创造“五社联动”的基层社会服务机制，[19]促使我国社会工作与基层治理走向深度融合。相应地，我国社会工作的内涵发生明显变化，从关注困弱人群帮扶转向基层社会的关系调适，以及现实生活问题的解决。[20]
2023年，中央社会工作部组建。我国社会工作如何通过“健全社会工作体制机制”，实现由党统领社会工作领域的目标，成为一项重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在基层，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也在基层。[21]这意味着，我国社会工作已经从具体事务的执行转变成基层社会的体制机制建设，具有统合性和系统性。其不仅关乎党的执政基础和国家长治久安，更关乎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
综上，我国社会工作的内涵界定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我国社会工作职业化、专业化发展进程持续演化，从强调服务供给的专业社会工作转向注重关系调适的基层治理社会工作，进一步发展为基层体制机制建设的党的社会工作。其间，我国社会工作呈现出三重不同内涵。这三重不同内涵源于对社会工作中的“社会”内涵理解的差异。一是把社会理解成人的社会支持系统，认为人群的困弱与其社会支持状况紧密联系在一起，社会支持欠缺或不足易导致人群的困弱。因此，这种社会工作遵循福利视角，被视为帮扶困弱人群修复社会功能的工作。二是把社会理解成社会关系，假设人们的社会关系呈现出日益差异化的发展特征，从而容易引发社会矛盾冲突。这种社会工作遵循治理视角，将促进社会和谐作为重要实践目标。三是把社会理解成基层社会，强调基层社会既是党的执政基础，也是解决社会矛盾和问题的重要场域。因而，这种社会工作被视为重塑基层社会的关系和价值的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这三重社会工作内涵界定彼此关联、层层深入。社会支持欠缺或不足的更深层次原因，是由日益差异化的社会关系导致的社会矛盾冲突。而社会矛盾冲突发生的根本原因，则来自基层社会关系失序和价值失衡带来的体制机制不健全。相应地，基层社会的体制机制建设就包含人群帮扶和关系调适的基本要求。
社会工作三重内涵界定中的现代化逻辑
尽管我国社会工作三重内涵界定各有侧重，但其都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紧密关联。改革开放以来，效率优先的发展原则得到政策层面的倡导，以目标为取向的个体理性获得社会层面的接纳与释放，催生大规模人口流动，也带来社会结构深度转型的现实命题。在现代化转型背景下，民众的社会支持网络、社会关系形态乃至基层社会的体制机制架构，均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我国社会工作的内涵生成与历史演进，正是对现代化所提出的一系列现实命题作出的实践回应。
我国社会工作第一重内涵聚焦困弱群体的社会功能恢复。改革开放后，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谋求生存与发展机遇，其原有社会支持纽带逐步弱化，个体抗风险能力下降，困弱群体的处境尤为突出；与此同时，他们还要适应高度个体理性化的城市生活，面对社会关系重构带来的现实压力，因此，亟需社会力量帮扶，协助其重建适配城市生活的社会支持体系。我国社会工作的这一重内涵界定与西方社会工作的内涵界定相似，其也是在19世纪中后叶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进程中，确立社会工作的基本内涵，以及“人在情境中”的基本逻辑框架，强调人需要适应自己所处的环境。
我国社会工作第二重内涵界定关注社会关系调适，把和谐关系建设作为社会工作的内涵。其假设，随着中国式现代化持续推进，人们需要适应的生活场景和社会范畴不断扩展，这一方面加剧人与环境之间的紧张，尤其对于那些因身体或者心理等原因造成社会交往不便的群体，更难以适应环境变化的要求；另一方面人与人之间因利益不同、身份不同或者文化习俗不同等差异引发的矛盾冲突不断加剧。基于此，我国社会工作的重点已不是单一个人或者群体的需求满足，而是多主体之间的社会关系调适，包含人与人之间、人与组织之间以及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关系，通过这样的关系调适减少基层治理矛盾，促进基层社会的联结与团结。显然，我国社会工作的第二重内涵界定源于现代社会的差异化发展要求的假设。尽管西方社会工作也关注社会关系的调适，尤其关注社会变革的学派，但其将社会关系调适仅定义为困弱人群的帮扶。
我国社会工作第三重内涵界定聚焦基层社会的秩序和活力。基层社会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一方面，其与体制机制建设相衔接，既承接我国“自上而下”的政策指导和行政命令，保证“党的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在基层”，也需要与群众建立和维护良好的信任关系，引导公众参与社区治理；另一方面，其与社会发展相关联，需要面对因过度追求目标导向的个人理性现代化而带来的人的社会关系疏远、公共性缺失，以及自我价值迷失等现实问题，亟须重塑基层社会人的社会关系和价值意义。在这种背景下，人的关系和价值重塑的要求与基层社会体制机制建设的要求是相互影响的。因此，基层社会的秩序和活力重建，必然涉及人的关系和价值重塑。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关注基层社会秩序和活力重建的社会工作，与我国基层社会的体制机制建设有着紧密联系，是我国社会工作内涵界定中与西方社会工作的根本差异所在。
总体而言，我国社会工作三重内涵界定所回应的快速现代化发展要求各有侧重。第一重内涵界定，主要针对人口大规模流动带来的社会支持不足与环境适应困难，服务于困弱人群帮扶；第二重内涵界定，主要处理生活方式日益多样、社会异质性增强条件下的社会关系调适问题；第三重内涵界定，主要回应快速现代化进程中个体工具理性膨胀引发的人际疏离与价值偏差问题，聚焦基层社会秩序维系、社会关系重构与基层发展活力培育的现实需求。如果将三重内涵界定放在一起进行对比会发现，它们其实代表着我国阶梯式社会发展进程。第一重内涵界定呈现社会发展第一阶梯的特征，聚焦人口流动问题；第二重内涵界定比第一重内涵界定更为深入，呈现社会发展第二阶梯的特征，需要处理日益多样化的社会问题；第三重内涵界定则主要应对过度追求个人理性现代化带来的基层社会重塑问题，这是社会发展第三阶梯的特征。因此，从注重人群帮扶的专业社会工作到基层治理社会工作，再到关注基层体制机制建设的党的社会工作，既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不断深入的必然结果，也是我国社会工作逐渐走向自主的必经之路。
党的社会工作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党的社会工作是关于基层社会人的关系和价值重塑的工作，其与我国基层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密切关联。在我国从“单位制”向“居街制”转变过程中，如何将基层社会这种横向社会流动和社会联结，吸纳到纵向的基层治理体制中，成为我国基层体制机制建设亟须解决的难题。此外，其与社会发展进程相联系，过度追求目标导向的个人理性必然导致人的社会关系的功利化、社会的公共性缺失，以及个人自我价值迷失。因此，如何重塑人的社会关系和价值意义，不仅关乎我国基层社会体制机制建设，也与我国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直接相关联。
党的社会工作是实现党的全面领导的关键举措。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革，基层社会不仅呈现高流动性，而且表现出多样性发展趋势与个体诉求差异化特征。显然，面对复杂的基层社会，仅靠传统“自上而下”的行政管控手段难以达成治理目标，其需要根据社会的发展要求，主动将党的领导融入基层社会秩序和组织建设中，拓展提升党在社会领域的统筹和领导能力。可见，如何加强党在基层社会的引领作用，不仅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议题，更关乎我国的民生保障和基层治理。
党的社会工作是走好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载体。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总结提炼出党的群众路线，即“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种始终把人民群众视为社会历史改变的推动者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是理解和挖掘人民群众的社会历史主体地位的哲学依据，也是中国共产党在百余年的奋斗历程中，不断取得胜利的根本法宝之一。现阶段，如何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是党的社会工作迫切需要探索且亟待解答的难题。
党的社会工作是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实需要。改革开放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在效率优先原则的影响下，目标导向的个人理性行为逐渐成为人们的基本行为准则，导致人的社会交往的功利化和公共性的缺失。尤其是近年来，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向城市，新型的社会支持关系一时难以建立。一方面，个人主义价值取向伴随工具理性的行为选择不断扩散；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邻里守望精神，在城市化进程中逐步消解和弱化。正是在此背景下，亟需党的社会工作开展实践探索，重塑人与环境协同共生的意义和价值，助力实现邻里守望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领域空间不断拓展，社会在民众生活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党的社会工作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其本身就是我国现代化进程的产物。与此同时，党的社会工作又反哺和推动现代化建设，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践行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还是依托邻里守望文化推进“第二个结合”，都在为重塑区别于西方个人主义底色的现代社会关系与价值体系提供坚实制度支撑。这既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最广泛的群众基础，也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根脉。可见，党的社会工作的重心，就是在快速现代化中回归并激活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依托“共建共治共享”的公共性建设推进人的现代化，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工具理性主导模式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党的社会工作的学理依据
基层社会是未正式组织化的社会，成员之间主要依靠非正式交流方式而建立起社会联结，因而具有强烈的情感和价值诉求。其通常具有三方面的特征：一是环境模糊性。这种社会环境没有清晰的边界、明确的规章制度和行为守则，只有通过环境中人们的互动，边界才能逐渐变得清晰，是人与环境相互作用过程中的一种动态平衡。二是环境变动性。这样的社会环境会随着人的变化或者环境中某个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具有明显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三是环境连续性。社会成员所做的行动尝试会对环境产生影响，而接受人影响的环境又会反过来作用于环境中的人。这样，人与环境就会在双向交互影响过程中形成无法分割的整体，相互作用、相互转化，一起推动环境发生持续变化。显然，在这种未正式组织化的基层社会，人始终处于环境包围中，在影响环境的同时，不得不面对和接受环境对自身的影响。因而，在基层社会中，人与环境不仅具有双向交互影响的特征，而且拥有协同互促的多元共生的价值理念。
正式组织化社会是组织化程度较高的社会，因人为目标而有计划地建立，主要依赖成员之间的正式交流建立社会联结，具有明显的事务取向。此类社会在环境层面具有清晰的组织架构、边界和奖惩措施，在个人层面具有明确的任务目标、工作职责和行为规范。在环境边界清晰、行为规范明确的社会中，人们只需识别环境要求并采取相应行为。显然，在此类社会环境中，人与环境的关系不是双向交互影响，而是单向适应：或是人调整行为以适应环境，或是改善环境的社会支持以适应人。相应地，这样的社会强调人与环境相互适应的一致化、标准化价值理念。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社会工作的理论建构是建立在人与环境相互适应的实践假设基础上的，遵循“人在情境中”的基本逻辑框架，强调人是生活在情境之外的独立主体。因而，需要通过观察运用个人理性识别环境的要求，从而找到适应环境的方法。这样，“人在情境中”就具有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人独立于环境之外。人与环境相互独立，彼此具有清晰的边界，其中一方是主体，另一方是客体，两者之间存在一种二元对立的主客体之间的关系。二是人无法脱离环境。尽管人与环境是相互分割的，但是人需要融入自身所处的环境，这是因为人依赖环境而生存，只有学会运用环境资源，才能达成行动目标。显然，这种主客二元对立的适应考察，是以正式组织化的社会为依托的。这样的社会环境不仅边界清晰，而且对人们的行为规范有明确要求，人与环境的关系变得越来越趋向人与环境的单向适应，并由此形成以个人理性为主的现代化社会特征。
党的社会工作的理论建构与西方不同，恰恰需要深入基层社会这一未正式组织化的社会场域中，假设人与环境之间存在交互性，即人在通过行动对环境施加影响的同时，也需要面对和接纳环境对人的影响，从而形成人与环境之间的交互影响。这一实践假设是关注“情境中的人”，认为人不是从情境中抽离出来的抽象个体，而是在具体现实生活场景中，与环境不断交互影响的行动主体。因此，党的社会工作的理论创新需要依托基层社会这一重要实践场域，根据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与党的群众路线优良传统有机结合起来，建构一种以“情境中的人”为理论基点、以人与环境协同互促为逻辑主线、以人的现代化为实践目标的社会工作专业自主知识体系。
结论
从专业社会工作迈向新时代党的社会工作，是我国社会工作发展进程中一次重要的转向，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回顾我国社会工作的职业化、专业化发展历程，我国社会工作经历从人群帮扶到基层治理再到基层体制机制建设三个发展阶段，其关注焦点逐步从人群社会功能修复拓展至社会关系调适，再上升到基层体制机制建设，致力于构建活力有序的基层社会。毋庸置疑，专业社会工作这种关注服务供给的实践逻辑，在现阶段已难以有效应对社会发展的需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党的社会工作应运而生，其与遵循人与环境单向适应的“人在情境中”实践逻辑的专业社会工作不同，党的社会工作的人的现代化遵循人与环境双向交互的“情境中的人”理论假设，本质上是对路径探索，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亦是中国社会工作专业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实践基础和制度保障。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式现代化与社会工作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3ASH002）
注释
[1]《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 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2024年11月7日，第1版。
[2]P. K. Kam, "Back to the 'Social' of Social Work: Reviving the Social Work Profession's Contribution to the Promotion of Social Justice," 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 2014(6).
[3]姚进忠、陈海萍：《服务与治理互构：中国社会工作理论体系建构的新走向》，《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2期。
[4]杨超、何雪松：《社会工作的关系视角》，《学海》，2017年第4期。
[5]田毅鹏：《转型期中国社会原子化动向及其对社会工作的挑战》，《社会科学》，2009年第7期。
[6][15]刘振、徐永祥：《专业性与社会性的互构：里士满社会工作的历史命题及其当代意义》，《学海》，2019年第4期。
[7][20]童敏、李诗雨：《从帮扶到治理：中国社会工作的历史转向与自主知识建构》，《社会工作》，2024年第3期。
[8]徐选国、李硕：《新时代社会工作的内涵重构及实现路径》，《社会建设》，2025年第1期。
[9]黄晨熹：《组建中央社会工作部对我国社会工作的重要意义》，《人民论坛》，2023年第23期。
[10]程激清、郑广怀：《从借位生存到深度融合：社会工作体制位置迁移及趋向》，《社会工作》，2024年第5期。
[11]张勇：《社会工作部体制下我国社会工作实践的时代转型》，《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2期。
[12]罗新忠、韩志明：《如何理解“党的社会工作”？——基于社会工作部改革实践的分析》，《理论学刊》，2025年第2期。
[13]王思斌：《我国社会工作统合性发展刍议》，《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3期。
[14]徐选国、徐永祥：《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三社联动”：内涵、机制及其实践逻辑——基于深圳市H社区的探索》，《社会科学》，2016年第7期。
[16]马骏达：《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研究——以G省购买民办社工机构服务为案例》，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5年，第194页。
[17]李元珍：《整合式治理：治理重心下移的基层政府承接机制研究》，《新视野》，2024年第3期。
[18]任文启、顾东辉：《基层治理专业化视野下社会工作站建设的进程、困境与实践策略》，《社会工作与管理》，2022年第6期。
[19]任敏、吕江蕊：《“五社联动”的缘起、运作逻辑及其何以促进基层治理》，《社会工作》，2023年第6期。
[2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31页。
The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of the Party's Social Work in the New Era
Tong Ming
Abstract: The Party's social work takes the unofficially organized grassroots society outside the institutional system as its practical field. It follows the theoretical paradigm of "person in context" featuring two-way interaction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the environment, which distinguishes itself from the subject-object dualistic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person-in-situation" in Western social work.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accelerated advancement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e Party's social work is grounded in the reshaping of grassroots social relations and value reconstruction to respond to various structural social governance challenges arising in the course of modernization transition. Taking practicing the Party's mass line in the new era as its starting point and inheriting and promoting the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of neighborhood mutual assistance as its value destination, it explores a practical path for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at realizes coordinated mutual promotion between people and the environment and centers on human modernization. It strives to build an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for social work rooted in Chinese practice with both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consciousness.
Keywords: the Party's social work, Chinese modernization,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institutional strengths, value destination
责 编∕肖晗题 美 编∕梁丽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