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农业科技创新是夯实农业根基的关键支撑，产业创新是提升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的关键引擎。推动农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本质要求，是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是加快农业强国的时代需要。当前，两者深度融合面临高质量创新成果有效供给短缺、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梗阻、成果转化效率边际递减以及创新型人才供需错配等多重现实约束。高校作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最佳融创点，要以学科建设为根基夯实知识生产与人才储备的基础功能，以平台建设为载体打通从实验室到生产一线的转化通道，以制度创新为杠杆撬动制约融合发展的深层壁垒，以赋能企业为落脚点实现创新价值向产业竞争力的有效转化。
【关键词】农业 科技创新 产业创新 新质生产力
【中图分类号】F323.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6.19.002
【作者简介】严建兵，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华中农业大学校长，植物科学技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农学会智慧农业分会主任委员。研究方向为玉米基因组学和分子育种，主要论文有《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的“高校方案”》《玉米起源进化的“世纪之争”——且看技术进步和学科交叉如何解决重大科学问题》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加快推进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1]农业科技创新是夯实农业根基的关键支撑，产业创新是提升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的关键引擎。推动农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是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路径。《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规划（2024—2035年）》提出，加大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进一步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提高农业创新力、竞争力、全要素生产率，增强农业强国建设后劲。[2]“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3]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正深刻重塑农业生产组织方式，要牢牢把握这一重要机遇，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将新技术、新要素、新模式深度嵌入农业研发、生产、加工、流通和服务的全产业链条，助力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完善利益链，推动我国从“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稳步迈进。
推动农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内在逻辑
农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性产业，兼具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的双重属性。深刻把握农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对于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农业根基，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理论逻辑：推动农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本质要求。新质生产力是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4]农业新质生产力是新质生产力在农业领域的创新实践，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农业新质生产力”概念，即以现代生物技术、人工智能、数字技术等前沿科技为核心驱动力，通过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和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形成的现代农业生产力新形态。农业新质生产力要求农业发展从传统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强调农业要向高效、智能、绿色的现代农业转型，其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战略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发展新质生产力，指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5]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农业科技创新主要包括生物育种、智能装备、绿色投入品等领域的原创性突破与应用基础研究，其关键在于取得新的农业科学发现、提出新的农业科学原理、发明新的农业技术方法。产业创新是将科技创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基本途径，农业产业创新是指通过技术应用、模式创新和管理变革，开发新的农业产品、开拓新的农业市场、创造新的农业需求，推动农业产业变革和农村经济发展。农业产业发展的现实需求持续牵引和激发着科技创新，而科技创新的突破性成果又不断重塑农业产业的面貌与格局。
在培育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过程中，农业科技创新可以通过提升农业劳动者素质、优化农业劳动资料和创新利用农业劳动对象等，促进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6]同时，农业产业创新可以为农业科技创新提供转化载体、应用场景、资金支持和市场反馈。农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能够打破创新链与产业链的边界壁垒，推动知识、技术、人才、劳动、管理、数据、资本等各类创新要素在农业全产业链上高效配置和顺畅流动，进而实现农业发展的高科技、高质量、高效能。
历史逻辑：推动农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是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回顾农业发展史，每一次农业生产的重大跨越，都离不开农业科技的重大突破及其与农业产业的紧密结合。以机械化为核心的第一次农业科技革命，实现了传统人力畜力手工耕作向机械农业耕作方式的转变，摆脱了传统农业“靠天吃饭”的局面，显著提高了农业产业生产效率。以矮化育种结合化工技术应用为标志的第二次农业科技革命，矮化品种适配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的投入使用，显著提升土地产出效率。以现代生物技术应用为特征的第三次农业科技革命，依托分子生物学、遗传学、基因工程等重大技术突破与应用，改变了传统育种方式，降低了育种成本、缩短了育种周期、提高了育种效率，大幅提升了农业生产力水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始终高度重视“三农”工作，我国农业发展经历了从“追赶”到“并跑”，再到部分领域“领跑”的历史性跨越。从20世纪50年代农业合作化运动和“农业八字宪法”的推行，到20世纪70年代杂交水稻研究的重大突破并实现产业化应用，再到改革开放后农业科技和产业体制的深刻变革，我国用占世界9%的耕地养活了近20%的世界人口，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农业奇迹。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三农”工作，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2025年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64%，农作物良种覆盖率超过96%，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76.7%，主要粮食作物基本实现全程机械化。[7]
农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程度，直接决定农业发展的质量和水平。农业从“保障生存”到“效率优先”，再到“价值链导向”的演进过程，本质上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不断走向深度融合的过程。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生物技术、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正在深刻重构农业科技链、产业链、创新链，全球农业竞争进入白热化阶段。谁能率先实现农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谁就能抢占先机、赢得主动。我们要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以产业创新促进科技创新，加快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发展，优化农业生产资源配置，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
现实逻辑：推动农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是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时代需要。农业强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基，农业强国建设是统领“三农”工作的战略总纲。《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规划（2024—2035年）》指出，要“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供给保障强、科技装备强、经营体系强、产业韧性强、竞争能力强的农业强国”。[8]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提升农业科技创新效能”“拓展无人机、物联网、机器人等应用场景”“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9]一系列重要部署，赋予新时代新征程“三农”工作前所未有的现实紧迫性，并对其提出更为高远的实践要求。这些重要论述和部署表明，推动农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已经成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关键抓手和重要路径。
当前，我国农业仍面临粮食安全、粮食供求紧平衡、资源环境约束、城乡发展不平衡、居民消费升级、全球农业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迫切需要通过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增强高质量农业科技供给，全面强化农业产业需求牵引，以产学研融通创新加速科技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助力“五强”农业强国建设。从生物育种到农机装备，从种植生产到乡村产业，从农产品精深加工到农业品牌培育，农业“从种子到种子”全产业链的各环节都需要科技创新的深度嵌入和产业创新的系统支撑，方能实现科学研究、实验开发到推广应用的“三级跳”。推动农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可以大幅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不仅能够改造提升传统农业产业，更能够培育壮大智慧农业、合成生物学、智能农机装备等新兴农业产业，前瞻布局农业生物制造、功能食品等未来农业产业，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现实困境
我国着力提升农业科技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推进有组织科研攻关和成果转化应用，在基础研究、前沿研究、产业技术、农机装备研发等方面取得一批重大科技成果，为农业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奠定了坚实基础。在肯定成绩的同时，必须正视深度融合仍面临高质量创新成果有效供给短缺、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梗阻、成果转化效率边际递减以及创新型人才供需错配等多重现实约束。
高质量创新成果有效供给短缺：存在原创能力与产业需求的结构性脱节。当前，我国农业科技创新成果在数量上已居世界前列，但面向产业需求的高质量供给仍显不足，根源在于科研活动与产业需求之间存在深层错位。一方面，高校、科研院所仍受论文、职称等评价导向影响。2019～2023年，我国农业科技论文与专利竞争力持续稳居全球第一方阵，但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不高的问题仍较为突出。农业基础研究与技术研发之间的协同水平亟待进一步提升。另一方面，部分农业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实现根本扭转。大型农机装备和智能设备核心部件依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人，部分畜禽核心种群对外依存度偏高，一些作物单产水平与国外先进水平仍有一定差距。
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梗阻：存在“联而不合”和“形胜于质”的结构性困境。当前，国家政策持续强化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从现实情况看，农业科技企业总体呈现“小而散”的发展特征，整体创新能力仍有提升空间，在重大技术攻关所需的资金、人才储备方面尚有短板，对产业共性技术研发的引领作用有待进一步释放，在创新资源配置、技术路线选择、项目评审等环节，企业的主导作用与主导能力仍有待增强。在这一背景下，协同平台的建设模式长期沿袭科研单位主导的路径，产业技术研究院、创新联合体等平台的组建与运营未能以市场需求为牵引，研发方向与产业痛点之间存在“供需隔层”。与此同时，当前科企合作方式多局限于松散的项目合作和浅层的人才交流，以联合申报课题或奖项为主，合作关系随项目周期波动，缺乏持续战略绑定。科研人员持股、兼职兼薪等激励专家深度嵌入产学研合作的政策落地仍存在困难。
成果转化效率边际递减：存在从“研发样品”到“成熟商品”的断层现象。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呈现明显的“边际递减”特征，即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再到产业化阶段，转化效率逐级衰减。当前转化链路存在典型的“中试死亡谷”问题：高校、科研院所的科技成果技术成熟度有限，大多停留在论文、专利和实验室样品阶段；而企业更希望获得成熟技术，不愿承担技术再开发的风险和成本。截至2025年底，高校、科研机构发明专利产业化率分别达到10.1%、17.2%，[10]企业发明专利产业化率达54.0%。传统“基础研究→技术开发→概念产品→中试生产→产业化”的单向线性转化模式难以应对技术成熟度不同阶段的差异化需求，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尚未有效贯通。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受地理环境、自然条件、地域保护等因素影响较大，不确定性远高于其他领域，进一步加剧转化的难度和风险。中试熟化平台较少，一些成果缺乏产业化前的关键验证环节，专业化技术转移机构与人才短缺，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服务能力较弱，各环节分属不同管理体系、缺乏协同，共同构成了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断层现象。
创新型人才供需错配：存在教育供给与产业需求的结构性失衡。具体而言，高等农业教育在专业设置、课程体系与教学方法上长期沿袭传统学科框架，偏重理论传授而忽视实践创新，难以适应生物育种、智慧农业等新兴业态对复合型技能的迫切需求；产业端则亟须既精通农业技术又掌握信息技术、既具备科研素养又拥有成果转化能力的跨界人才，但现行培养体系下此类人才供给严重不足。同时，新型职业农民约1500万人，仅占全国经营农户的7.2%，不仅数量规模难以满足现代农业发展的现实需要，其知识结构和技能水平亦多停留在传统种养领域，对智能装备操作、数字农业管理等新兴技能掌握有限。与此同时，基层农技推广队伍长期面临年龄老化、知识退化、能力弱化的“三化”挑战，由此形成“高校培养的人才下不去、企业需要的人才上不来、基层推广的人才用不好”的循环困境。
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发展路径
高校作为基础研究主力军、重大科技突破策源地和人才培养主阵地，在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中扮演着动力源、连接器和加速器的关键角色。其既要以学科建设为根基夯实知识生产与人才储备的基础功能，又要以平台建设为载体打通从实验室到生产一线的转化通道，还要以制度创新为杠杆撬动制约融合发展的深层壁垒，最终以赋能企业为落脚点，实现创新价值向产业竞争力的有效转化。高校应瞄准大目标、依托大平台、承担大项目、组建大团队、联合大企业、培养大人才、产出大成果，并在这一过程中探索新机制，助力实现从“科技强”到“产业强”，再到“经济强”链式跃升。
强化学科支撑，夯实科产深度融合的认知与能力底座。学科建设作为知识生产与人才培养的枢纽环节，是链接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认知前提与能力根基。当前，学科发展的“内卷化”倾向与产业变革的外部需求之间形成显著张力，亟须通过学科范式的结构性转换，重构科产融合的底层逻辑。
坚持学科跟着产业走、专业围着需求转，实现学科建设逻辑转向产业牵引模式。学科知识的再生产不能局限于学科内部的逻辑推演与范式传承，而应主动锚定产业变革的前沿方向，实现学科知识生产与产业价值创造的双向赋能。具体而言，应从产业“卡脖子”技术瓶颈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现实需求出发，逆向提炼重大基础科学与关键技术问题，建立“场景嵌入—问题转化—学科适配”的闭环机制。通过打破单一学科的知识边界，推动多学科交叉会聚，构建与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相适配的学科生态结构，使学科发展成为产业创新的“策源地”而非“象牙塔”。
构建需求导向与使命驱动的协同攻关新机制。破除传统科研立项中“专家自选、兴趣驱动”的单一路径，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部署与区域重点产业链发展需求，构建“自上而下”战略谋划与“自下而上”产业需求凝练有机结合的科研任务形成机制。实施常态化产业需求摸排制度，组建多学科专家团队，深入重点产业园区、龙头企业和生产一线开展实地调研，绘制“一产业一需求图谱”，形成产业技术创新需求结构化清单。推行校企联合“悬赏揭榜”制，由企业作为“出题人”发布具体技术难题与奖励额度，学校以跨学科团队组建“答题人”进行竞争性攻关，实现科研选题向“问题导向”的根本转变。
优化升级科产融合导向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依托农业卓越工程师学院等实体化人才培养平台，构建集实践教学、科研训练、创新创业、技术服务和成果转化于一体的全链条育人生态。推动合作企业的真实技术难题转化为本科生的课程设计选题、研究生的学位论文方向和创新创业项目来源，使人才培养过程与产业创新过程深度嵌合，构建以产业真实场景为教学场域、以产业真问题为研究课题、以产业真成效为质量标尺的新型人才培养范式。
优化平台链接，提升科产融合的服务能级与资源配置效率。创新平台作为连接知识生产端与产业应用端的物质载体与制度空间，其功能定位与运行效能直接决定着科产融合的实现程度与转化效率。
打造前沿交叉研究平台，强化产业前瞻性技术供给。依托学科重构形成的交叉融合优势，整合跨学科人才梯队、科研平台与技术装备资源，聚焦生物育种、智能装备、绿色生产、未来食品等战略领域，系统实施产业技术攻坚计划与交叉研究计划。通过构建多学科协同攻关的矩阵式研究组织，形成面向产业前沿的系统性技术储备与突破能力，为产业升级提供具有前瞻性和引领性的技术源供给。
高标准建设校企协同创新平台，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实体化合作载体。与行业龙头企业共建实体化运行的产业联合研究院，研究院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建立“共同投入、共同决策、共同研发、共同受益”的四维共建共享机制，形成产权明晰、权责对等、利益共享的治理结构。深化与领军企业的战略合作关系，推动高校内部形成“一院多企”与“一企多院”并行的网络化、多节点合作格局，实现校企创新资源的双向开放与高效流动。
加快建设概念验证与中试转化平台，弥合成果转化的“死亡之谷”。联合地方政府、行业龙头企业和专业投资机构，系统布局建设概念验证中心和中试熟化平台，构建覆盖“成果筛选—概念验证—中试熟化—企业孵化”全流程的转化服务链条。整合技术研发、中试验证、企业孵化、政策对接、资金扶持等多样化服务资源，重点支持早期科技成果开展技术可行性验证与商业化潜力评估，系统破解从实验室到市场的“中试断层”瓶颈。
深化制度创新，破除科产融合的体制机制壁垒。体制机制障碍是制约科产深度融合的关键瓶颈，亟须通过系统性制度创新，重塑激励相容的制度环境与治理结构，降低科产融合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建立以产业贡献为中心的多样化分类评价体系。将技术转化成效、产业服务贡献、校企协同成果纳入教师与科研人员的评价指标体系，改变论文和项目为单一标尺的传统评价导向。在教师职称晋升、聘期考核等关键环节，推动实现标志性产业贡献与承担国家级项目、发表高水平论文的分类评价与等效认定。构建以创新价值、实践能力、产业贡献为导向的多样化人才评价体系，实行学术同行评价、市场效益评价与社会影响评价相结合的复合型评价制度，引导科研人员树立“价值导向”的科研取向。
创新激励相容的收益分配与产权配置机制。扩大二级单位在收益分配中的自主权，优化学校与二级单位之间的管理费分配比例，适度提高横向科研项目中人员费支出比例，增强科研人员开展产学研合作的财务自主性。深化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稳妥推进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通过产权激励形成创新收益的内生驱动。探索采取转让许可、作价入股、签署认股协议、先使用后付费等多样化成果转化模式，构建与成果转化不同阶段相匹配的灵活利益分配机制。
健全专业化、全链条的技术转移服务体系。坚持“边研究、边开发、边应用、边迭代”的并行推进理念，为科研团队提供覆盖知识产权战略布局、中试熟化集成服务、法律合规风险管控的一体化服务方案。联合外部专业投资机构设立科产融合专项基金，重点支持早期硬科技项目的概念验证与产业化孵化。完善首台（套）、首批次、首版次产品应用政策体系，建立因不可抗力或不可预见因素导致失败的审慎容错机制，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制度文化。定期举办成果路演对接会，构建常态化、品牌化的投融资对接服务平台。
建立校政企人才双向流动与柔性配置机制。设立“企业冠名教授”等特设岗位，通过柔性引才方式吸引和集聚海内外顶尖产业技术专家深度参与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在人员选聘上始终坚持“英雄不问出身”，不唯“帽子”、论文和资历，以“能否解决产业真问题”为衡量标尺。实施“科技特派员＋”升级计划，有计划选派中青年骨干教师赴合作企业开展全职或兼职科技服务，促进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向生产一线的转化应用。支持科研人员依规离岗或在岗创办科技型企业，打通科研人员向产业端流动的制度通道。着力破除人才在高校、企业与政府之间的流动障碍，推广柔性引才政策，畅通学校与企业、产业之间的人才交流渠道，构建“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人才共享生态。
实化企业赋能，构建科产融合的创新生态系统。企业是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交汇点与落脚点，科产融合的最终成效应以企业创新能力的实质性提升为标尺。因此，科产融合的路径设计应以赋能企业为靶向，构建以企业为中心、以市场为导向的科产融合创新生态。
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制度保障。健全企业参与学校科技重大战略规划编制、重大项目论证评估的决策机制，保障企业在创新方向选择中的话语权。支持企业牵头与学校联合组织重大科技项目，推动形成“企业主导选题—校企联合攻关—成果共享共用”的全链条项目组织新范式。支持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围绕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开展协同攻关，构建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协同创新共同体。推动建立企业研发准备金制度，引导合作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形成以企业投入为主体、多方投入为补充的科产融合资金保障体系。
提供个性化技术方案供给与全生命周期赋能服务。针对企业的具体生产场景与技术痛点，对已有的科研成果进行深度二次开发与场景化适配，提升成果转化的成功率与市场适配度。构建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赋能服务体系，及时捕捉产业技术升级的动态需求，为企业提供从技术研发、产品测试到后期持续升级的全链条技术支持，形成“技术供给—优化适配—迭代赋能”的闭环服务模式，推动校企合作从一次性技术转让向持续性价值共创转型。
主动融入国家与区域创新体系。紧密对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布局，积极参与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主动融入现代产业集群建设与区域创新成果体系建设。聚焦生物育种、智能装备、绿色食品等重点领域，与区域重点产业链企业建立深度战略合作关系，推动学校创新资源与产业需求的精准匹配与高效对接，实现科产融合从点状合作向体系化、网络化、生态化的跨越式演进。
注释
[1]习近平：《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 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推动乡村振兴》，《求是》，2022年第7期。
[2][8]《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规划（2024—2035年）〉》，《人民日报》，2025年4月8日，第1版。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人民日报》，2026年3月14日，第1版。
[4][5]习近平：《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求是》，2025年第22期。
[6]傅晋华：《科技创新赋能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国家治理》，2025年第18期。
[7]《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 介绍2026年一季度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情况》，2026年4月23日，http://www.scio.gov.cn/live/2026/38426/tw。
[9]《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 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人民日报》，2026年2月4日，第1版。
[10]《去年涉专利技术合同成交额超万亿元 高校、科研机构发明专利产业化率明显提升》，2026年3月24日，https://www.gov.cn/lianbo/202603/content_7063611.htm。
Deep Integration of Agricultur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Industrial Innovation: How to Achieve It?
Yan Jianbing
Abstract: Agricultur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erves as a key pillar underpinning the foundations of agriculture, while industrial innovation functions as a critical driver for enhancing the quality, efficiency, and competitiveness of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Promoting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agricultur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with industrial innovation is an essential requirement for develop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agriculture, an inevitable course for advancing high-quality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and a pressing imperative of the times for accelerating building up strength in agriculture. At present, this deep integration is confronted with multiple practical constraints, including the insufficient effective supply of high-quality innovation outcomes, institutional bottlenecks in th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mechanisms between industries, universities, and research institutes, the diminishing marginal returns of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chievements, and the structural mismatch between the supply and demand of innovative talents. As the optimal convergence point for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alent, universities should consolidate the foundational functions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talent cultivation by anchoring their efforts in 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open up channels for the translation of research outputs from laboratories to the front lines of production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of platforms as vehicles; leverage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s a lever to dismantle the deep-seated barriers that constrain integrated development; and take the empowerment of enterprises as the point of departure to translate innovation value into effective gains in industrial competitiveness.
Keywords: agricultur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dustrial innovation,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责 编∕方进一 美 编∕澎 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