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实现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历史转折。长征途中，党独立自主纠正“左”倾路线错误，推动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走向成熟。红军通过伟大战略转移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四面围困，实现革命力量汇聚，并挺进抗日前沿。陕甘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国革命新的落脚点与出发点，为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筑牢根基。这场伟大远征熔铸形成跨越时空的长征精神，为新征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关键词】长征 中国共产党 伟大转折 长征精神
【中图分类号】D642 【文献标识码】A
【DOI】 10.16619/j.cnki.rmltxsqy.2026.19.001
【作者简介】何虎生，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党建、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著作有《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等。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长征途中，党召开遵义会议，独立自主纠正“左”倾路线错误，事实上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继而胜利落脚陕甘，完成北上抗日的伟大战略转移，实现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习近平总书记以“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检验真理的伟大远征”“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1]对长征作出高度评价。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上，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不断结合新的实际传承好、弘扬好伟大的长征精神，为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注入强大精神动力。
长征使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走向成熟
纠正错误路线、确立正确路线，是长征实现中国革命伟大转折的关键所在。“左”倾路线错误直接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党和中央红军被迫长征。在长征途中，党召开系列重要会议，克服错误思想影响，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为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并最终走向全国胜利奠定重要路线基础。
明确正确的政治方向，党的政治路线走向成熟。“政治方向是党生存发展第一位的问题，事关党的前途命运和事业兴衰成败。”[2]党在长征血与火的洗礼中逐步纠正“左”倾政治路线，确立对中国革命性质和任务的正确认识，发挥统一战线的重要作用，使党的政治路线走向成熟。
“左”倾政治路线曾使中国革命面临严重危机。“左”倾领导者不切实际地对革命形势作出错误估计，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推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所谓“阶级路线”，实行拒绝一切同盟者的关门主义，把中间势力当作“最危险的敌人”加以打击。政治路线的严重错误，使红军在进攻城市过程中遭受严重损失；逼迫“富农站在地主豪绅一边”，[3]侵犯中农利益，破坏工农联盟。中国革命进入生死攸关的危急关头，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长征。
党在长征中逐步解决政治路线问题，提出“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总任务”。[4]1935年1月，遵义会议原则上肯定了利用国民党内部矛盾是“正确的政治路线”，[5]成为长征中纠正政治路线错误的起点。遵义会议后，党大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采取“自下而上的发动群众的民族解放斗争，而绝对不是能强制的苏维埃化”[6]的民族运动基本方针，把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作为争取对象，在事实上逐渐破除“打倒一切”的关门主义。党中央到达陕北后，深刻分析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新形势，坚决反对关门主义，提出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在正确政治路线指引下，党扭转极端被动局面、胜利完成长征，在全民族抗战和解放战争中重新汇聚起亿万革命群众，不断发展壮大革命武装，胜利地夺取全国政权，为夺取中国革命胜局奠定重要基础。
独立自主思考中国问题，党的思想路线走向成熟。“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7]扭转党的路线错误，挽救党和红军，根本前提在于破除错误思想路线。长征的生存危机打破“左”倾教条主义思想禁锢，促使广大干部战士独立自主思考中国问题，推动党的思想路线走向成熟。
思想路线的错误是“左”倾错误路线的认识根源。“左”倾机会主义者脱离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缺乏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独立自主的科学分析，把苏联经验教条化、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甚至宣称“路线的纠正与一切错误的克服是全靠了共产国际”，[8]陷入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泥潭，在政治上催生关门主义，在组织上滋长宗派主义，在军事上演变为脱离实际的瞎指挥。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9]罔顾敌强我弱的客观现实，机械推行阵地战和所谓“正规战”，先后犯下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最终酿成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损失惨重的恶果。
革命严重挫折的教训与党内思想交锋共同促成党的思想觉醒。在长征途中，广大干部战士切实体会到“左”倾教条主义的危害。党在长征途中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客观上使“左”倾教条主义失去外部倚仗，为扭转思想路线创造了宝贵历史契机。毛泽东同志把握机会进行思想斗争，以“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理”[10]争取到王稼祥、张闻天等同志，并坚持启发广大指战员的思想觉悟。在主客观因素共同作用下，越来越多的干部战士挣脱“左”倾教条主义桎梏，凝聚起拥护毛泽东同志正确主张的强大共识，从而为遵义会议结束“左”倾教条主义思想统治作出思想准备。
打破“左”倾教条主义思想禁锢，不仅使红军恢复灵活机动优势，最终胜利完成长征，而且促使党独立自主思考中国问题，有力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全党清醒地认识到，中国革命的胜利必须依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进而树立起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高度认同。这为日后延安整风运动系统纠正主观主义错误、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发挥了重要奠基作用。
逐步摆脱共产国际影响，党的组织路线走向成熟。组织路线是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得以贯彻的重要保障，“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11]长征使党开始逐步摆脱对共产国际的依赖，真正独立自主解决党内重大的组织领导问题，成为党的组织路线走向成熟的关键转折点。“左”倾路线在组织上同样造成破坏性后果。王明等“左”倾教条主义者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大搞宗派主义，致使“教条有功，钦差弹冠相庆；正确有罪，右倾遍于国中”，[12]“左”倾错误被“深入贯彻到底”，[13]埋下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祸根；其还在党内斗争中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甚至开展错误“肃反”，给革命造成严重的历史损失。
长征的极端险境迫使党纠正组织路线上的严重错误。化解军事危机，关键途径在于从组织上果断改变错误领导。遵义会议坚决取消博古、李德军事指挥权，决定由朱德同志、周恩来同志指挥军事，并增选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后，常委分工决定毛泽东同志为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张闻天同志负中央总的责任，成立由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王稼祥同志组成的新“三人团”，全权指挥全军行动。在毛泽东同志指挥下，中央红军完成“从阵地战战术（短促突击）到运动战战术的坚决的迅速的转变”，[14]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成功摆脱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充分表明调整军事领导和战略战术对于扭转长征初期被动局面的重要作用。
党在长征途中果断纠正组织路线错误，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这是中国共产党完全独立自主形成，并经过严酷斗争考验、真正懂得中国国情的成熟领导集体。自此，党在面临重大危机和复杂局面时，真正拥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与掌舵人。在土地革命战争的最后时期，确立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和全党的领导，为中国人民获得解放提供重要保证。
长征胜利实现中国革命的伟大战略转移
党领导红军经过长征胜利突出重围、奠基西北，推动革命斗争格局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的历史性转变，打开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崭新局面。长征的胜利完成了中国革命的伟大战略转移，实现了从挫折走向胜利的历史转折。
革命力量突破战略包围并奠基西北。在长征中，党和红军凭借全局层面的远见卓识和战术层面的灵活机动，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胜利抵达陕甘，完成战略突围，实现中国革命重心的战略性北移。
长征使党和红军成功突破国民党军队的战略包围。长征之前，以中央苏区为代表的南方根据地长期处于国民党核心统治区的包围态势之下，革命形势极度危急。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利的严峻形势下，党和红军彻底摒弃旧有片面认识，果断寻求战略突围。1934年12月，黎平会议作出红军应“全力争取实现自己的战略决定”而“力争避免大的战斗”[15]的科学决策。在这一决策指引下，中央红军充分发挥灵活机动的作战优势，向西北实施战略转移、重塑革命战略格局，彻底打破国民党四面合围的军事态势，顺利实现革命力量的战略突围。
长征途中，党精准研判敌我态势，敏锐洞察并灵活利用国民党军队及地方实力派之间的内部矛盾，为战略转移创造关键有利条件。地方军阀表面服从南京国民政府，实则高度警惕中央军借“剿共”侵蚀其既有势力范围，客观上为党和红军突出重围提供有利条件。“左”倾领导者迫于危急形势，允许红军与粤军陈济棠达成秘密借道协议，促使陈济棠表面迎合蒋命，实则密令粤军“敌不向我射击不得开枪，敌不向我袭击不准出击”。[16]随后，湖南军阀何键受制于分散“清剿”的阵形，力图保全地方割据势力，难以组织兵力“追剿”红军。云南军阀龙云则早已洞悉蒋介石借“剿共”掌控西南腹地的战略图谋，视自保重于“剿共”，主动为红军北渡金沙江让开战略通道，客观上为红军摆脱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创造条件。
中国革命大本营奠基西北，完成中国革命重心北移，为党和红军开辟全新的战略发展格局。从地缘战略来看，西北地区远离国民党重兵把守的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同时紧邻华北抗日前线，直面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前沿，具备得天独厚的战略区位优势，为党依托华北敌后战场积蓄革命力量、开展民族解放斗争提供重要地缘支撑。党中央到达陕北后，明确认识“陕北苏区目前是处在最前线的地位，领导民族革命战争的地位”，[17]决定落脚陕北并快速站稳脚跟，高举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旗帜，实现军事斗争进退有据、战略布局主动从容，牢牢掌握领导全民族抗战、推动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战略机遇。
革命力量从孤军奋战向联合作战转变。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各路主力红军在长征中密切协同、汇聚力量，最终形成统一的战斗整体。长征不仅以远征实践广泛动员沿途人民群众、有效整合地方革命武装，更推动全国革命力量实现前所未有的深度联合。
长征的伟大胜利，成功化解了党和红军内部的政治分裂风险，坚决捍卫了党中央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凝心聚力、发展壮大的根本保证。长征的胜利，不仅是各路红军在物理空间上的集结，更是党实现革命队伍空前团结的伟大胜利。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坚决斗争下，张国焘的分裂图谋最终破产，三大红军主力最终胜利会师。这种在极端危机中淬炼出的思想、意志和行动的高度统一，使红军具备前所未有的强大实力，为全面抗战和解放战争开展大规模军事较量筑牢坚实根基。
长征推动各路红军从各自为战走向集中作战。长征前，各根据地红军往往孤军奋战。随着中央红军踏上长征，红二、红四方面军开始进行战略转移。身负“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调敌”[18]职责的红六、红七军团，以及党领导的其他武装力量，则与三大主力红军遥相呼应、紧密配合。经过两年艰苦转战，胜利会师的各路红军显著提升协同作战能力，推动军事指挥进一步走向集中统一。
长征推动形成全国革命力量广泛联合、多方团结的崭新局面。长征途中，党和红军灵活联合地方势力突破封锁、团结少数民族武装借道通行，积累联合各方军事力量、拓展统一战线的实践经验。面对各路军阀的围追堵截，党和红军坚持“和平局面是巧妙地打出来的”，[19]善于在作战间隙保存有生力量、把握战略主动。进入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后，党中央高度重视民族工作，积极动员少数民族群众支援红军行动，主动吸纳进步力量加入革命队伍，不断夯实革命群众基础。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后，党中央积极推动统战布局，主动联络、团结张学良东北军、杨虎城第十七路军，构建起西北团结联合格局，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奠定重要基础。
革命斗争格局从国内战争向全民族抗日战争历史性转变。长征途中，党将战略转移与抗日救国的时代使命相结合，推动革命斗争重心由国内阶级斗争，转向抵御外侮、争取民族独立的民族解放斗争。这一历史性转变，完成了红军队伍的战略定位升级，也从组织上逐步完成向抗日军队的转变，为后续党领导全民族抗战、夺取民族解放战争最终胜利奠定坚实基础。
党精准洞察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大势，始终高擎“北上抗日”伟大旗帜，将长征与挽救民族危亡紧密结合，先后派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并且发出“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20]的号召，毅然承担起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责任，有力推动国内战争向抗日战争的伟大历史转变。
伴随长征胜利推进，党立足全民族抗战格局，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覆盖范围实现空前拓展。瓦窑堡会议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党深刻认识到国民党亲英美派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同样是抗日战争中可以联合的力量。基于审时度势的战略考量，党中央以伟大的政治气魄，果断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联合范围扩大至前所未有的广度。1936年4月，中共中央发布《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正式将国民党纳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范畴，进一步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进程。
长征不仅实现革命战略与政治路线的转型，更为党领导全民族抗战筑牢坚实的组织根基与军事根基。历经严酷考验的中国共产党，淬炼出无比坚韧的革命意志与过硬斗争本领，留存下来的红军将士，是历经战火淬炼的中国革命精华，具备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过硬战斗力。全民族抗战全面爆发后，这批在长征中成长起来的干部奔赴大江南北，建立并巩固广阔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主力红军整编为八路军，联合新四军毅然挺进敌后战场，运用在长征中积累的战斗经验，独立自主开展山地游击战，开辟出规模宏大的敌后战场，推动敌后战场逐步上升为抗日战争的主战场，使中国共产党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长征找到中国革命新的落脚点和出发点
稳固的革命根据地是长征实现中国革命伟大转折的重要支撑。在长征中，党和红军历经极其严酷而漫长的无后方流动作战，终于胜利抵达陕甘革命根据地，获得了相对稳定的战略依托。陕甘革命根据地既是党中央和各路长征红军的可靠落脚点，也是后续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的战略出发点，为中国革命实现从挫折走向胜利的历史性转折，提供不可替代的战略支撑。
陕甘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完整革命根据地。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人在陕甘地区开展独立武装斗争，创建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先后开辟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陕北革命根据地，并逐步实现连片发展。1935年2月，两地党组织实现统一领导，正式形成陕甘革命根据地。至同年6月，陕甘苏区连续粉碎敌军两次“围剿”，辖区覆盖30个县（包括6座县城），人口超过100万。[21]
陕甘革命根据地能够成为全国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具备深刻的历史必然性。在斗争实践中，西北党组织始终坚持工农武装割据正确路线，抵制“左”倾路线错误干扰，从陕甘地区实际出发，推行贴合群众利益的土地、民生政策，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筑牢坚实的群众根基。同时高度重视统战工作，积极团结争取各类进步力量，为根据地营造有利外部环境。在武装斗争中，坚持正规红军和群众武装相结合，领导陕甘红军开展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争，不断夺取反“围剿”斗争胜利。从地理位置看，陕甘地区地处黄土高原，北有沙漠阻隔，东有黄河天险，内部地形复杂，沟壑纵横，有天然军事屏障，是帝国主义势力和国民党统治薄弱的地区。主客观条件相互叠加，推动陕甘根据地不断巩固发展，成为扭转中国革命危局的重要支点。
陕甘苏区为党中央落脚陕北、红军主力会师创造坚实条件。1935年9月，红二十五军率先完成长征，与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胜利会师并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并取得劳山、榆林桥战役胜利，有效牵制敌军，为中央红军顺利到来作出重要贡献。同期，党中央率领陕甘支队抵达哈达铺，从报纸中获悉陕甘地区存在稳固苏区与正规红军，随即确立北上陕北的战略方向。1935年9月，榜罗镇会议正式将陕北确定为红军长征的最终落脚点，同年10月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吴起镇，胜利结束了中央红军的长征，确立了以陕北苏区领导全国革命的全新战略格局。
党和红军在陕甘革命根据地得到稳定和休整。党中央落脚陕北后，迅速整顿苏区局势、稳固革命根基，为各路红军保存“落脚点”。1935年9月，“左”倾路线执行者在陕甘苏区制造错误“肃反”，在千钧一发之际，党中央及时叫停错误举措、平反纠错、保护革命干部，迅速扭转混乱局面，重塑了团结统一的斗争氛围。11月，中央红军同红十五军团协同取得直罗镇大捷，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为党中央扎根西北奠定坚实基础。稳定的苏区环境，让历经长途转战的党和红军得以完成力量整合、实现休整蓄力，重新蓄积起推动中国革命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的磅礴伟力。
1936年10月，历经千锤百炼的红二、红四方面军，以坚定意志突破重重天险与强敌围堵，与红一方面军在会宁、将台堡会师，宣告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实现党和红军的战略集结。随后，三大方面军携手进入陕甘苏区抗日的前进阵地，彻底摆脱敌军围追堵截的艰难局面，革命武装力量实现紧密凝聚。党和红军自此具备引领全国革命、主导民族抗战的战略主动权。
陕甘苏区切实担负起中国革命“落脚点”的历史重任，动员群众踊跃拥军支前，为红军休整蓄力提供坚实支撑。陕甘苏区持续完善后方配套建设，扩建后方医院、卫生所、兵工厂、被服厂、鞋袜厂，广泛动员群众组织运输队、赶制衣物，为部队休整提供物质保障。在休整中，党在红军中大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教育，加强军事训练，创办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培养抗日军事人才，使红军迅速从长征的疲劳消耗中恢复过来，为全民族抗战重新积蓄强大的战斗力量。
党和红军从陕甘革命根据地出发迈向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在长征极其严酷的流动作战状态下，党中央会议只能在短暂的战斗间隙紧张举行，客观上制约了党中央对重大政治和战略问题进行系统研究。长征胜利结束后，党中央立足陕甘苏区，系统研判革命大势、擘画全民族抗战蓝图，彻底摆脱了流动作战的被动局限。
1935年10月至1936年10月，党中央先后召开一系列重要会议，瓦窑堡会议集中研究政治形势、策略路线和军事战略等问题，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后续政治局会议适时调整对蒋策略，开始谋求国共重新合作；1936年9月政治局会议，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22]口号，成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历史先声。陕甘苏区成为孕育民族解放事业、引领中国革命前行的战略高地。
为主动适应抗日救亡时代大势、夯实抗战根基，党依托陕甘苏区先后发起东征和西征战役。党和红军立足“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23]的目标，聚焦“打通苏联”和“巩固扩大现有苏区”两项主要任务，[24]向东西两个战略方向相继出击。东征战役挺进华北腹地，深入开展抗日救国的政治动员，进一步扩大党在华北群众中的政治影响，为开辟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筑牢群众基础。西征战役有效拓展苏区疆域，将陕甘苏区发展为陕甘宁苏区，为日后八路军出师抗日巩固后方，同时深化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有力推动西北大联合局面的形成。
随着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启，陕甘苏区改制为陕甘宁边区，成为中国革命的政治指导中心与战略总后方。顺利完成改编的八路军主力部队，从陕甘宁边区出发挺进华北抗日前线，开启敌后抗战壮阔征程。党中央立足陕甘宁边区，制定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战略等重大决策，夺取了全民族抗战的最后胜利；开展意义深远的延安整风运动，胜利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实现党的空前统一和团结；统筹指挥全国解放战争，推动革命事业走向全国胜利。陕甘宁边区作为中国革命承前启后的关键枢纽，充分印证了长征奠基西北的战略正确性，彰显了长征扭转中国革命命运的伟大历史转折意义。
伟大长征铸就不朽长征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伟大长征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红色基因和精神族谱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和灵魂，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富滋养，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25]新征程上，深刻把握长征精神的科学内涵，深入挖掘其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深刻领会长征精神的科学内涵。坚定的理想信念与救国救民的革命追求构成长征精神的灵魂。长征是一场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党始终“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26]以远大理想和坚定信念为支撑，以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己任，高举全民族团结抗战的旗帜。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雪山草地，在无数生死考验中，红军将理想信念转化为不畏险阻、不怕牺牲的革命意志，这种精神力量是党和红军走向胜利的根本精神支柱。
坚持实事求是、奉行独立自主，是长征精神的思想精髓。在长征这场检验真理的伟大远征中，党深刻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才能把革命事业引向胜利”。[27]以遵义会议为关键历史转折，党自此开启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秉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确保坚强革命意志能够转化为正确战略判断和灵活机动的军事行动，推动革命事业不断打开新局面。
“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政治意识与组织优势，以及“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群众路线，构成党和红军在极端环境下克敌制胜的坚实力量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征的胜利，实现了在追求真理、坚持真理的基础上全党的空前团结、红军的空前团结。”[28]思想上、政治上的大团结，确保党和红军在面对敌人的围堵与内部分裂危机时，能够保持严格的组织纪律，更加自觉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坚定革命的正确道路和正确方向。同时，党始终践行群众路线，牢牢扎根在人民之中，赢得各族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巩固同人民的血肉联系。组织团结与人民支持相辅相成，为党和红军夺取长征胜利提供坚强的政治保障、组织保障与深厚的群众基础。
长征精神推动中国革命事业的伟大转折。长征精神是党和红军克敌制胜的重要精神支撑，为夺取长征胜利提供精神动力。坚定理想信念，使党和红军在面临生死考验时始终保持对正义事业胜利的执着追求；不怕牺牲的革命意志，支撑队伍在极端困境中始终保持一往无前的斗争勇气；顾全大局的团结意识，使党和红军能够以高度的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实现革命力量的集中统一。即便面临人员锐减、物资匮乏、环境恶劣的重重考验，党和红军始终保持昂扬斗志，在生死关头挺立不倒，在险关隘口奋勇向前。
长征精神在千锤百炼中铸就，推动党和红军精神面貌的提振与升华，成为党和红军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长征的胜利不仅完成军事层面的战略转移，更锻造出不畏艰险、敢于胜利的精神气质。经过长征的淬炼，党和红军以更加坚定的理想信念、更加自觉的纪律意识、更加坚定的群众路线，实现了从挫折走向胜利、再由胜利不断走向新的胜利的精神跨越，成为引领民族解放事业的中流砥柱。
长征精神有力促进全民族的思想觉醒，传承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优良品格，凝聚起团结抗战的强大力量。长征既是中国革命的战略转折，也是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党和红军以经受极端艰苦环境考验的革命实践，使广大人民群众深刻体认到，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党、红军是人民的军队和真正抗日的力量，在精神上极大振奋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作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29]长征精神具有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影响，在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吹响全民族觉醒号角，凝聚起社会各界的救亡共识，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奠定深厚的群众基础，汇聚成抵御外侮、共赴国难的磅礴力量。
长征精神是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中，长征精神发挥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是高度重视精神力量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百余年奋斗中构建起彰显政党特质、凝聚政党标识的精神谱系，塑造跨越时空、历久弥新的鲜明政治品格和先进政党形象。长征精神是伟大建党精神在长征实践中的生动拓展，承继了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对于初心使命、理想信念的坚定坚守，深化了遵义会议精神蕴含的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理念。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长征精神深刻塑造中国共产党人的意志品质和思维方式，为延安精神、抗战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孕育形成，提供重要的思想养分和价值内核，成为贯穿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演进发展历程的重要精神形态。
以长征精神赋能民族复兴新征程。大力弘扬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既是历史启示，也是时代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论我们的事业发展到哪一步，不论我们取得了多大成就，我们都要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在新的长征路上继续奋勇前进。”[30]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的历史过程。当前，我们所处的历史方位、面临的客观环境、任务目标已发生显著变化，但事业的开创性、艰巨性、复杂性并未减弱。“十五五”时期处于推进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承前启后的关键阶段，必须大力弘扬长征精神所蕴含的意志和品格，在历史传承中汲取克难关、战风险、迎挑战的思想智慧和精神动力，不断将革命前辈开创的伟大事业向前推进。
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31]弘扬长征精神，关键在于将精神力量转化为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伟力。精神的生命力在于其对社会实践的深刻引领与持续作用，长征精神的当代价值不仅在于对历史记忆的传承与阐发，更要实现从精神层面向实践层面的转化。广大党员干部要在感悟长征艰辛中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长征精神中蕴含的求实思维与斗争精神，转化为破解发展难题、应对风险挑战的过硬本领。立足高质量发展、科技自立自强等重大任务，发扬独立自主、啃硬骨头的攻坚精神。始终站稳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推动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唯有将长征精神深度融入治国理政、干事创业全过程，方能在新的长征路上不断谱写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崭新篇章。
（本文系2024年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重大项目“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体系和原创性贡献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4LLMLA018）
注释
[1][25][26][27][28][29][30]习近平：《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6、9、8～9、5、5、5、11页。
[2]《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182页。
[3][4][5][6][8][2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06、521、58、291、215、70页。
[7]《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94页。
[9]《陈云文集》第一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9页。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一）》，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44页。
[11]《列宁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26页。
[12][13][14]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07、106、24页。
[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十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656页。
[16]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广东党史资料》第十八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50页。
[17]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编：《张闻天文集》第二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第3页。
[18]金冲及：《周恩来传（1898—1976）》上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306页。
[19][22]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毛泽东年谱》第一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第424、579页。
[21]参见任学岭：《陕甘革命根据地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28～229页。
[23][24]《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414页。
[31]何虎生：《从百年党史中汲取强大的精神力量》，《人民论坛》，2021年第15期。
The Long March and the Great Historic
Turning Point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He Husheng
Abstract: The Long March was a magnificent epic forg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and the Red Army, and a towering monument in the historical course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It marked a historic turning point that set the Chinese revolution on a path from setbacks toward victory. During the Long March, the CPC acted independently to rectify the errors of the "Left" line, thereby helping its political, ideological, and organizational lines mature. Through a major strategic shift, the Red Army broke through encirclement by Kuomintang forces, brought revolutionary forces together, and advanced to the forefront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The Shaanxi-Gansu Revolutionary Base became a new foothold and starting point for the Chinese revolution, laying a solid foundation for its eventual victory. The spirit of the Long March, forged through this great expedition, transcends time and space, providing powerful spiritual impetus for building a great country and advancing national rejuvenation on all fronts through Chinese modernization on the new journey.
Keywords: Long March,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great historic turning point, spirit of the Long March
责 编∕杨 柳 美 编∕澎 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