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生态修复农业是将生态系统修复治理与农业产业发展有机融合的新型农业发展形态，主要是依托农业生产活动推进退化生态系统修复，借助生态系统改善赋能农业提质增效，实现生态治理、资源利用、农业生产的协同共进。将适度的农业生产作为生态修复的内生性工具，通过生产要素重组与模式创新，实现生态与生产有机结合、修复与利用协同并进，关键在于因地制宜、适应性管理，在盐碱地、损毁矿山、水土流失区等典型区域，探索多样化的协同共生、立体循环模式。
【关键词】生态修复农业 绿色发展 农业农村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F323.22 【文献标识码】A
发展生态修复农业是基于我国基本国情的一个战略选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绿色是农业的底色、生态是农业的底盘。必须摒弃竭泽而渔、焚薮而田、大水大肥、大拆大建的老路子，实现农业生产、农村建设、乡村生活生态良性循环，生态农业、低碳乡村成为现实，做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守住绿水青山。”①推动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既要整体推进，又要聚焦生态脆弱区域，统筹生态保护与农业发展。
将农业绿色发展融入退化土地治理与生态演替全过程
当前，推动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仍面临挑战。一方面，传统高投入、高消耗的农业生产方式已逼近资源环境的硬约束边界，推动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具有现实紧迫性；另一方面，一些生态退化或自然禀赋较差的边际土地面临绿色治理难题，此类区域广泛分布于沙化盐碱地、废弃工矿用地及严重水土流失区，构成绿色转型进程中不可回避的空间治理挑战。
在生态脆弱地带，传统的常规农业生产体系与以自然恢复为主的生态修复手段面临困境。常规农业生产体系对边际土地具有无法承载的特殊性。此类区域土壤肥力低下、理化性质恶劣，若强行开展传统的大水大肥、高强度高频次的耕作，不仅无法形成规模化和可持续的农业产出，而且会诱发次生盐碱化、重金属向食物链迁移、水土流失加剧等生态退化风险，导致农业开发与生态系统承载力之间发生冲突。同时，传统绝对保护或大工程治理式的生态修复手段面临内生性瓶颈。依赖自然封育或公共财政投入的工程化治理往往秉持绝对保护的排他性思维，由于缺乏自身产业的自我造血机制，此类项目高度依赖国家财政的单向输入。此外，因治理过程无法转化为农户看得见、摸得着的经济收益，周边农户的参与积极性较低，易在政策补贴期满后陷入修复、复退、再修复的恶性循环。
纯粹依赖封育保护的传统手段难以维系当地居民的基本生计，制约边际土地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如何化解保护和发展的难题，将生态修复的正外部性有效转化为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成为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亟待回应的重要命题。将适度的农业生产作为生态修复的内生性工具，通过模式创新与要素重组，力求实现“在发展中修复、在修复中发展”的良性循环，为破解上述难题提供全新的实践范式。
生态修复农业的本质在于，将低碳循环、多物种共生等农业绿色发展的基本逻辑，系统融入退化土地治理与生态演替的全过程，借助现代农业科技发掘退化生境的适度生产潜力，最终达成生态系统健康恢复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双重目标。当前，新质生产力赋能现代农业，大食物观持续深化，生态文明建设向纵深推进，深入探讨生态修复农业的内涵意义、典型模式与发展方向，系统厘清其何以可能、何以行之有效的内在机理，具有重要意义。
生态修复农业展现出难以替代的自然、资源与产业经济价值
发展生态修复农业，不仅是对传统粗放型农业生产方式的扬弃，而且是对静态、被动式生态保护的突破。在系统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中，需从理论上厘清生态修复农业的科学内涵，并深刻认识其蕴含的多维意义。
生态修复农业是在特定生态退化或自然边际土地，将适度的、具有抗逆性和生态改良功能的农业生产活动，作为促进生态系统恢复与演替的内生性工具。通过现代农业科技与生态工程的深度融合，在维持甚至提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前提下，释放边际土地的适度生产与要素盘活功能，其内涵在于在生态系统修复过程中兼顾农业生产功能的发挥，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维度的协同共生。
生态与生产的有机结合。传统观念往往将农业生产视作生态环境的扰动源，将生态修复看作农业生产的对立面。生态修复农业打破这种二元对立思维，将多物种共生、物质多级循环、养分原位阻控等农业产业逻辑，主动嵌入退化土地的生态演替过程，通过引进对恶劣生境具有耐受和改良作用的先锋作物，利用其生物学特性改善微域土壤理化性状，实现农业生产与生态环境恢复在时空上的耦合。在这种整合状态下，生态系统的修复不再是排斥生产的单一工程活动，而是通过绿色生产的生态流和能量循环来加速完成，从而使生产本身成为生态演替的良性助推剂。
修复与利用的协同并进。生态修复农业强调主动适应和科学利用，其秉持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摒弃将自然封育作为唯一手段的静态保护模式，依托现代农业生物技术、农业机械装备和适应性管理手段，发掘荒漠化、盐碱化、废弃工矿等边际土地的潜在利用价值。在这种范式下，适度的农业利用不是破坏，而是加速生态恢复的催化剂，从而在动态利用中达成更具弹性和韧性的生态平衡。在实践中，这种协同将退化土地视为一种具有特定改造潜力的自然禀赋，通过科学导入抗逆作物，实现边际土地从“闲置负资产”向“绿色生产力”的转变。
生态系统价值化的内生实现。遵循绿色发展与乡村全面振兴协同演进的内在逻辑。生态修复农业通过构建多样化的生态产品供给体系，将治理过程中产生的生态效益转化为具有市场经济属性的有形农产品或无形生态服务，这种转化机制让生态改良的外部效益内部化，使生态修复项目告别单纯依赖公共财政输血的问题，成为依靠产业自身收益驱动生态系统的长效管护。这种机制创新，打破生态补偿与产业发展的矛盾，建立起“自我造血、利益联结、长效管护”的良性机制。
生态修复农业以独特的系统设计，在统筹保护和发展中展现出难以替代的自然、资源与产业经济价值，意义深远。
提升生态系统的维护修复能力。生态修复农业通过生态改良型作物的规模化种植和生物多样性重组，能够改善退化土地的土壤质量。例如，通过在重金属污染或盐碱化区域套种具有特定吸附、阻控或改良功能的植物，能有效固碳增肥、拦截泥沙，重建良性的土壤微生物群落，恢复退化生境的基本生态服务功能。此外，生态修复农业是落实“双碳”目标的重要微观载体。植物的生长过程本身就是高效的生物固碳过程，通过保护性耕作和循环农业技术，将碳元素长期富集并稳定在土壤介质中，显著增强陆地生态系统的碳库功能，从而为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低成本、高效率的自然路径。这种基于生态自组织能力的自修复过程，能大幅提升整个生态系统的抗扰动能力与气候韧性。
通过边际要素盘活提升资源利用效率。我国拥有数量庞大的沙化、盐碱化土地，以及工矿废弃地，这些区域由于自然环境恶劣或人类历史活动破坏，在传统农业视角下属于难以利用的生态负资产。发展生态修复农业，能够将这些闲置的边际要素重构为具有生产活力的潜在财富，缓解我国耕地资源趋紧的刚性约束，推动农业投入结构的升级。通过科学利用物种自组织能力和生态协同机制，生态修复农业大幅减少对化肥、农药等工业化学要素的依赖，转向依靠生态流和能量循环维持系统运转，实现资源利用效率和生态资本增值的双重跃升，为国土空间规划下的存量资产盘活提供可复制的绿色方案。
通过供给系统多样化提升农业生产和服务供给能力。生态修复农业拓展食物来源的传统边界，推动农业生产由传统耕地向草地、林地及荒漠化边际地带延伸。通过因地制宜开发抗逆性特色生物质原料、药用植物、优质饲草等特殊作物，能产出具有高附加值和独特品质保障的生态农产品，筑牢特色产业发展根基，丰富我国的“菜篮子”。同时，随着生态系统的渐趋稳定，修复区可以通过打造生态观光、科普研学、健康养老等多样消费场景，实现产业链条的纵向延伸与跨界融合。不仅能够拓宽乡村产业经济增长空间，而且为周边农户创造长期稳定的就业与增收渠道，使绿色转型的红利惠及广大农民，进一步筑牢乡村全面振兴的底盘。
生态修复农业的实践探索
在我国不同生态脆弱区的具体实践中，由于自然禀赋与退化机理的差异，生态修复农业呈现出多样化特征。在沙化盐碱地改良、工矿损毁区重构，以及小流域水土流失治理等典型生境中，各地立足本地资源条件，探索出具有特色的生态修复农业运行类型。
盐碱地改造改良修复农业。我国拥有庞大的盐碱地资源，根据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口径，表层盐碱聚集的盐碱地约1.15亿亩；若按更广义的“盐碱地资源总量”口径，则约达15亿亩，其中具备开发种植潜力的约5亿亩。这些盐碱地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干旱半干旱地区（占全国盐碱地的96.1%）、东北苏打盐碱区及东部滨海地区，类型多样、差异性大。传统治理依赖修建排灌系统、引淡水冲洗排盐等工程手段，不仅耗水量大、成本高昂，而且改良后的盐碱地稳定性差，一旦停止持续治理和压盐，极易再次返盐返碱。
地处黄河入海口的山东东营黄河三角洲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针对滨海重度盐碱、淡水亏缺和土壤严重板结等现实约束，通过耐盐碱生态农场的建设，探索出盐碱地改良的协同共生类型。这一类型农业的运作重点在于微域改土、先锋引种和生态循环。示范区转变育种观念，由治理盐碱地适应作物向选育耐盐碱植物适应盐碱地转变②，规模化培育小麦、水稻、田菁、苜蓿等耐盐碱作物新品种（系）68个，并配合接种高效沃土微生物菌剂，利用植物根系的生物物理活动打破土壤板结，固定空气中的氮素，同时植物凋落物和根系分泌物能够丰富土壤有机质，降低表层土壤盐分含量。构建草、牧、沼、肥一体化的循环农业链条。种植出的高蛋白耐盐饲草被加工转化为高品质的畜牧饲料，发展生态畜牧业；畜牧养殖产生的粪污经过沼气工程进行无害化与资源化处理，产出的富含腐殖酸和活性微生物的沼渣、沼液重新回施于盐碱地中。这种修复方式不仅避免单纯化学排盐导致的二次面源污染，而且通过生态流动和养分重组，让盐碱地逐步转化为肥沃的高蛋白饲草供给源和低碳有机农产品生产基地，实现生态治理、产业培育和农业适度增产的多维目标，为我国数亿亩的盐碱荒滩开发树立绿色标杆。
矿山损毁地的替代修复农业。我国历史遗留的粗放型矿山开采数量较多、分布较广，导致地表塌陷、植被损毁和重金属污染。矿区周边耕地被挤压损毁，土壤结构破坏、酸碱失衡，重金属含量显著超标，造成地力急剧下降，并威胁地下水安全。此类区域由于存在重金属通过食物链富集的潜在风险，无法进行面向食品供给的传统农业开发，长期处于撂荒或仅能种植非食用经济作物的困局。
湖南娄底冷水江市锑煤矿区历经百年粗放开采，生态环境受损严重。在生态修复过程中，当地以植物原位稳定修复与绿色工业产业链的深度整合为主要路径，因地制宜探索非食用性工业替代农业模式。在修复实践中，区域引种苎麻、构树等对锑具有较强富集能力且具备工业开发价值的非食用性作物，这些作物的发达根系能够原位固持土壤中的镉、砷、铅、汞等污染物，为复合污染土壤的植物修复提供一种新的种质资源③，能有效降低其生物有效性和迁移性，从而减少污染物向地下水及周边农田的扩散风险。通过定期收割并集中处理富含重金属的地上部分，可逐年从土壤中移除污染物，长期来看有助于实现土壤质量的动态改良。当地及周边地区围绕非食用作物构建绿色工业加工链，将收割所得的苎麻纤维进行深加工，转化为生态纤维、工业板材或环保生物质原料。这一模式将环境负资产转化为具有经济价值的绿色工业原材料来源，在斩断有毒重金属进入食物链途径的前提下，实现矿区地质灾害治理、生态环境修复与工业原料高效生产的耦合。
小流域流失区的立体循环修复农业。红壤是我国分布面积最大的土壤类型，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中具有重要地位。红壤主要分布在南方15个省区市，总面积218万平方公里，约占22.7%的国土面积。由于山高坡陡、雨季集中，降雨形成的地表径流冲刷力较强，加之丘陵山区人多地少，坡地开垦频繁，植被一旦遭到破坏，极易发生水土流失。地表肥沃表土逐年流失，土壤有机质和氮、磷、钾等养分流失，土壤肥力退化，导致山体表层红壤剥蚀。同时，流失的泥沙和氮磷养分随径流汇入下游水体，加剧水库富营养化及小流域面源污染，影响区域水生态安全与农业可持续发展。
福建龙岩长汀县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示范区结合数十年的治理实践，探索出一条小流域立体循环型生态修复农业模式，其运作的主要逻辑在于立体防护与系统物质循环。构筑梯级立体生态空间。在山顶实施封山育林和水源涵养，恢复多林种复合生态系统；在山腰通过坡改梯，规划建设茶果园，并在梯田埂上种植多年生牧草阻沙拦沙，在茶果树下套种豆科绿肥作物进行生物固氮；在山脚则布置绿色农田和微型湿地，用于拦截、净化坡面地表径流中的残余养分。推行草、牧、沼、果立体循环生产。在山腰坡梯下，利用种植的耐逆性牧草发展林下生态养殖，培育出地理标志农产品河田鸡，将养殖产生的畜禽粪便导入沼气池进行厌氧发酵，沼液作为优质有机肥，通过管网定向喷施回灌至茶果林中。在这种立体循环的运行下，农业生态系统和农业经济系统综合指数整体均呈上升趋势，治理区域的森林覆盖率为79.55%，水土保持率从76.18%增加至93.56%，减少水土流失面积116.3万亩④，水土流失得到较好控制。该模式高效产出高价值的地理标志生态茶果和家禽产品，做到在拦截泥沙、涵养水源的同时，培育出具备较强自我造血功能的乡村支柱产业，实现生态高颜值与产业高价值的协调统一。
生态修复农业的发展方向
发展生态修复农业是一项系统性、长期性的生态与产业重构工程，针对我国边际土地治理中暴露的难题，推动这一新型模式从零星试点走向规模化、制度化发展，需在观念变革、分类施策、技术赋能，以及要素保障等方面，进一步明确发展方向。
坚持大生态观与大农业观，拓宽产业形态与空间格局。推动生态修复农业健康发展，需打破传统农业等同于常规主粮种植、传统土地等同于一亩三分耕地的狭隘空间局限。在大生态观、大农业观的指引下，跳出单纯的农田保护区逻辑，将视野投向我国分布广泛的沙荒地、盐碱地、废弃矿区和小流域流失区等更具广度与深度的边际生态空间。
拓展农业生产的要素边界与功能边界。生态修复农业的潜力不仅在于传统粮食的供给，而且蕴藏于生物质原料、特种工业纤维、药用植物、抗逆微生物、观赏花卉，以及特殊珍稀种质资源等多样非食用性领域的培育，需引导资金、人才等关键要素向这些非传统利用地带倾斜。
将生境劣势转化为竞争优势。退化土地往往蕴含着独特的生境禀赋，如盐碱地的伴生咸水、沙区的超常光热，以及特定退化土壤对特定药用次生代谢物的诱导激发作用。需充分发掘这些边际土地的独特生物学价值，通过种植耐盐高蛋白饲草、抗逆道地药材和生物质材料作物，建立起具有高溢价和较强排他性的特色生态产业链，实现生境劣势向市场优势的创造性转化。
坚持因地制宜与适应性管理，精准分类靶向治理。我国乡村幅员辽阔，生态退化成因与边际土地属性差异较大，若盲目跟风和机械克隆所谓成功模式，会面临水土不服和资源浪费风险。发展生态修复农业，需根据退化类型的差异进行靶向诊断与分类施策，推行精细化的适应性管理。
确立宜农则农、宜牧则牧、宜旅则旅的精准分流机制。对于污染较轻、有水源保障的中轻度退化土地，需通过物理覆土与微生物接种相结合的改良方式，逐步导入绿色低碳型现代设施农业；对于荒漠化边缘、滨海盐碱带等生态承载力偏低、水分条件亏缺的区域，可实施人工牧草与耐盐植被复合改良，配套建设现代舍饲半圈养体系，切忌盲目开垦；对于兼具地质遗迹、红色文化背景的流域修复区，需重点通过景观重构和功能转换，深度开发生态康养、科普研学和文旅休闲等新型服务经济。
构建动态适应性管理系统。退化生态系统的恢复是一个长期、渐进且充满变数的生态演替过程。需通过设立长效环境监测站点，科学厘定特定生境在不同修复阶段的生态承载力红线，基于土壤理化指标、地下水水位，以及生物多样性变化的动态波动，科学灵活地调节生态作物的引种频次、耕作深度和开发强度，建立弹性的响应决策机制，防止因开发过度导致脆弱生态系统的二次伤害与二次退化。
强化实用性技术与装备研发，赋能产业链提质增效。新质生产力赋能现代农业，是生态修复农业统筹保护和发展的关键技术基础。需针对边际生境治理成本高昂、常规农机机具无法作业、治理作物市场承接面窄等痛点，在生物、机械和加工等关键实用性环节开展全链条技术协同攻关。
攻克上游核心种质与菌剂芯片。综合运用现代生物育种与基因编辑技术，联合科研院校筛选培育出一批抗盐碱、高固碳、对特定重金属具有较强吸附及钝化能力的特种超级先锋植物、高附加值经济作物，以及特异生物质原料作物，同时加大对能改良土壤结构、降盐排盐或重金属原位钝化的特效微生物菌剂的研发，重建退化土壤的微生态活性，提升土壤生物质量。
升级中游智能化轻简装备。针对沙地起伏、山坡陡峭、废弃矿山塌陷区等复杂、特异且危险的地形条件，专门研发和推广一批智能化、轻简化、多功能的轻型生态农业机械装备。例如，应用无人机生态播种与精确施药技术、坡度自动适应型生态割草收割装备等，大幅度降低人力成本，提高边际土地规模化作业的可行性。
向下游延展高附加值精深加工链条。开发规模化生物质快速热解、高纯度药用多糖高效提取与纯化、重金属定向无害化处置与资源化回收等精深加工技术，推动生态修复产物从传统初级原材料向科技附加值产品跃升。例如，使用重金属富集纤维转化为高性能环保工业板材，或将耐盐耐旱植物转化为高附加值日化与医药中间体，提升生态修复农业的产业闭环回报率⑤。
健全农业生态补偿机制，激活多方主体参与动力。推动生态修复农业长效规范发展，需通过政策工具箱创新，健全长效生态补偿及其实施落地机制，激活多方经营主体和本土农户的自主管护内生动能。
创新构建“生态修复+产业导入”的多样化投融资机制，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和绿色金融信贷深度参与生态修复农业发展。通过开发生态修复专项贷款、碳汇收益权抵押融资、特定区域生态产品总值金融授信等工具，以修复项目为载体发行绿色专项债券并推行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模式。同时，依托农业土壤固碳与生物固碳的生态效益，推动修复项目与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CCER）及区域性碳权益交易市场的常态化衔接。为强化政策落地效能，需设立财政专项贴息与差异化税收减免政策，确保绿色金融资源切实流向从事生态修复农业的中小微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提升经营主体的融资可得性和参与积极性。
构建紧密的利益联结长效机制，强化本土农户在边际土地管护中的主体地位。农户是边际土地长效管护的微观实施基础，其参与程度决定治理成效的可持续性。为此，可探索推行农村集体产权股份化、生态管护岗位优先配置、保底租金加二次分红等股份合作模式，将治理项目的后期管护交由本地家庭农场或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通过设立稳健性风险拨备基金（如按年收益的15%—20%计提），平抑农产品及工业原料市场的价格波动，保障农户获得稳定的生态收益。通过上述机制，统筹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助于在脆弱生态区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协同共进，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保障。
【注释】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5年，第171页。
②自然资源部：《积极推进盐碱地综合改造利用》，《求是》，2023年第23期。
③刘金、殷宪强、孙慧敏等：《EDDS与EDTA强化苎麻修复镉铅污染土壤》，《农业环境科学学报》，2015年第7期。
④兰思仁：《以“长汀经验”解码水土流失治理的成功之道》，《福建日报》，2025年5月6日。
⑤邹宝玲、于法稳：《生态修复农业：内涵特征、发展逻辑与推进策略》，《中国农村经济》，2026年第3期。
责编/孙渴 美编/杨玲玲
声明：本文为人民论坛杂志社原创内容，任何单位或个人转载请回复本微信号获得授权，转载时务必标明来源及作者，否则追究法律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