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考古学是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考古学的最终目的，不仅是还原历史，更是为了服务现实、启迪未来。通过考古发现，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和中华文明的辉煌成就，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与独特魅力，深刻认识到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作出的卓越贡献，从而有效增强民族自豪感与文化自信心。这种自信，不是盲目自大，而是建立在坚实的考古证据和历史认知基础上的理性认同；不是故步自封，而是建立在开放包容和不断进取基础上的文化自觉。新时代中国考古学呈现出多学科交叉融合，发掘与遗址保护、展示有机结合，国际交流与合作广泛开展等鲜明特点，将继续发挥其独特作用，在遗迹和遗物之间解码文明基因，勾勒历史轮廓，为坚定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关键词】考古探源 文化自信 文明寻脉
【中图分类号】G09 【文献标识码】A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认识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感知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离不开考古学。”①2020年9月28日，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主题为“我国考古最新发现及其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②，首次系统阐述了考古工作的重要意义、时代价值、理论方向和实践目标，为中国考古事业不断繁荣进步提供了行动指南。六年来，中国考古人以手铲为笔、以遗址为纸，在神州大地上书写着一部“无字地书”，用实证回答“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永恒命题，让沉睡的文明遗迹在新时代焕发出璀璨光芒，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了坚实的历史支撑与深厚的精神滋养。
百万年人类史：在遗址中触摸人类起源的脉动
中国考古学不仅聚焦一万年文化史和五千多年文明史，也关注更早阶段的人类演化根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百万年的人类起源史和上万年的人类史前文明史，主要依靠考古成果来建构。”③这基于一系列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和古人类化石的发现。
中国考古学的使命，首先是追溯人类自身的起源与演化轨迹。距今约170万年的云南元谋人牙齿化石和距今约70万至20万年的北京周口店人，已进入中学历史课本，成为广为人知的知识。陕西蓝田人公王岭头骨化石，是另一项人类起源的重要发现。其生活的年代曾长期被认为是距今约70万至115万年前，属更新世中期。中国科学院朱照宇研究员团队历经13年研究，通过高精度古地磁测年，将公王岭蓝田人化石的年代重新确定为距今约163万年前，使其成为亚洲北部最古老的直立人化石之一。在蓝田上陈村一带发现的旧石器遗址，将当地人类活动史推至距今126万至212万年前，为理解蓝田地区古人类演化提供了更广阔的背景。在河北泥河湾盆地，考古学家也发现了距今约200万年的石器地点。这几项发现，将人类在东亚地区活动的历史进一步推至200万年前。
东亚地区现代人起源，也有重要发现。在湖南道县福岩洞，发现距今8万至12万年的现代人类牙齿化石，为探讨现代人起源提供关键证据。这与中华大地多处发现距今6万到3万年间的一系列古人类遗址相关联，如同散落在时间长河中的珍珠，串联起人类从直立人到早期智人、再到东亚现代人的连续演化历程，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中华大地不仅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更是东亚地区人类连续进化的重要舞台。
考古学的意义，不仅在于发现“物”，更在于解读“人”。通过对古人类遗址的系统发掘与研究，我们得以窥见远古先民的生活场景：他们如何制作工具、如何获取食物、如何抵御野兽、如何繁衍生息。这些看似琐碎的细节，实则是人类文明最原始的基因密码，蕴含着中华民族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的精神特质。从百万年人类史的追溯中，我们了解了东亚地区早期人类的生活起源，更读懂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内在动力。
一万年文化史：史前农业的奠基和文明的曙光
如果说百万年人类史是人类文明的序章，那么一万年文化史则是中华文明奠基的关键时期。距今约1万年前后，中国大地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农业开始起源，陶器逐渐普及，定居生活出现，原始宗教萌芽。这些变革如同春雷，唤醒了沉睡的大地，为中华文明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与文化根基。
农业革命是人类文明史上的重大转折点。从采集狩猎到农业生产，人类第一次掌握了食物生产的主动权，从而能够定居下来，形成稳定的聚落，逐渐发展出复杂的社会组织与文化形态。
在中国，稻作农业与粟作农业都出现于距今一万年前，形成了“南稻北粟”的农业格局，为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格局，奠定最初的基础。在浙江浦江上山遗址，考古学家发现距今约1万年的栽培稻遗存，这是目前世界上已知最早的栽培稻之一，将中国稻作农业的历史推至万年前。上山先民不仅学会种植水稻，还发明彩陶，制作出造型优美的陶器，开启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篇章。在北京门头沟东胡林遗址，出土了距今万年、世界上最早的栽培粟和黍。这三种农作物，体现了中华先民对人类文明的卓越贡献。
农业的出现促进史前文化的发展，催生原始宗教与艺术的萌芽。在湖南澧县彭头山遗址、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同样发现距今8000至9000年的稻作农业遗迹，开始了饲养家猪和酿酒。浙江义乌桥头遗址出土陶器表面施有红色陶衣，年代为9000年前，是世界最早的彩陶器。部分彩陶表面，还用白彩绘出太阳、点线、平行短线的符号，也是世界最早的书写在陶器表面的符号。
贾湖遗址少数墓葬中随葬成偶数的龟甲，部分龟甲上刻有符号，为探寻商代甲骨文的来源提供了线索。该遗址的部分墓葬中，随葬用鹤类的尺骨制作的七孔骨笛。这些距今8500年前的骨笛竟然可以吹奏出完整的七声音阶，这是迄今世界发现最早的能够吹奏七声音节的乐器，这一发现改写了世界音乐史，展现了中华先民卓越的艺术创造力。
在黑龙江饶河小南山遗址和内蒙古赤峰兴隆洼遗址，分别发现距今约9000年和8000年前的玉玦和玉吊坠，这是中国乃至世界上目前已知最早的透闪石玉器，表明当时先民已经开始掌握了琢玉工艺，并出现以玉为美的理念。在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出土了8000年前的独木舟，是世界上年代最早的独木舟之一，说明当时的先民们已经具备了航海的能力。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贾湖、兴隆洼等遗址的墓葬，都出现了随葬品的种类和数量多寡的明显差别，反映出当时社会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已经开始出现分化的端倪，开始了文明起源的进程。
史前农业的发展，促进了先民精神生活的丰富。在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发现了距今约7000年的地画，画面中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展现了先民丰富的精神世界。湖南洪江高庙遗址出土用瓷土烧制的白陶器，表面刻画出复杂的神像和鸟纹图案。这是全世界同时期最为复杂的图案，反映出当时先民们丰富的精神信仰世界。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刻有双鸟负日飞翔的骨板。这些考古发现，让我们看到了农业出现之后，先民在精神信仰方面发生的变化。祭祀在他们的生活中开始占据重要位置，为中华文明的诞生积蓄着力量。
大约从距今6000年开始，各地的文化进程呈现出加速的迹象。各地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出现剩余财富；围绕水源、土地和生产物的争夺，出现了战争。各地开始出现随葬武器（斧钺）和较多随葬品的大墓。与此同时，精神信仰方面也不间断发展，掌握军事指挥权的首领和掌握祭祀权利的祭司在剩余财富包括战利品的分配方面逐渐占据主动，社会的贫富分化逐渐加大。手工业取得进步，发明了养蚕缫丝技术，文明的曙光在各地区显现。
五千多年文明史：早期文明的诞生
距今5500—5000年，中华大地进入文明社会的初期阶段：农业发展，人口增加，城市开始兴起；阶级逐渐分化，礼制初步形成，古国在各地出现。这一时期，中国大地上形成了众多区域性文明的中心遗址，如长江下游的凌家滩和良渚遗址、长江中游的石家河遗址、黄河上游的甘肃南佐遗址、黄河中游的双槐树遗址、黄河下游的大汶口、焦家遗址、辽河流域的牛河梁遗址等，各区域文明如同满天星斗，共同照亮了中华大地。这些区域性文明中心文化面貌各具特色，展现了距今5000多年前中华大地上文明起源的多元性与丰富性。与此同时，各个区域文明之间存在着共同的文化因素，如龙的信仰、以玉为贵（即以玉器彰显持有者尊贵身份）、礼制规范、城市都邑等，它们相互影响、相互交流，最终汇聚成中华文明的洪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民族文化相通，是中华民族铸就多元一体文明格局的文化基因。”④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各地区文明相互交流、相互借鉴，形成了早期中华文化圈。
良渚古城遗址是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文明遗址之一。良渚古城内城和外城面积分别为300万和630万平方米，（相当于四个和八个明清北京故宫的面积），内城正中有30万平方米的高台宫殿区，城址以北有规模宏大、结构复杂的水利系统，其规模与规划水平远超同时期的古埃及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同类设施。良渚贵族墓葬随葬彰显权贵身份的玉琮、玉璧、玉钺等，这些玉器表面往往刻有神徽图案。这种图案在长三角地区的良渚高等级墓葬中随葬的玉琮、玉璧和玉钺上都可以看到，说明良渚社会存在着统一的信仰体系。这些高等级玉器制作的十分精致，一毫米的宽度内有五到六条刻线，说明当时的玉器制作技术的高超。这些玉器只见于高等级墓葬，说明玉料及其玉器制作和使用已经被王权所掌控，这些玉器是权力与地位的象征，也蕴含着“以玉为礼”的文化传统，成为中国礼制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2019年7月，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入选理由是“以稻作农业为基础，存在社会分化和统一信仰体系的早期区域性国家形态”⑤，标志着国际社会对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认可。
距今约4300年，中华文明的演进出现了变化。长江中下游的良渚文明和石家河文明因环境的变化使农业遭受严重打击等原因而走向衰落，黄河中游的区域文明却在此时崛起。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发现了距今约4300年的大型城址，面积达280万平方米。城内发现宫城、观象台、大型墓地、手工业作坊，被认为是尧的都城。大型墓葬出土上百件随葬品，每座大墓都随葬大型鼍鼓、石磬、龙纹彩陶盘和玉琮玉钺等高等级礼器，小型墓则几乎一无所有，表明当时已经出现了明显的阶级分化与礼制规范，具备了早期国家的特征。观象台证明陶寺先民已经掌握了天文观测技术，能够根据太阳运行规律制定历法，指导农业生产，展现了中华文明“观象授时”的悠久传统。需要指出的是，观象台年代早于被认为与观测天象有关的英国著名的巨石阵。在陶寺遗址中，还可以看到周围地区的一些先进因素。正是由于中原集团秉持的开放包容态度，使其得以博采众长，保持活力，从曾经与各个区域文明齐头并进的状态中脱颖而出。
夏代的考古发现实证夏王朝的实际存在
围绕夏王朝是否是实际存在的王朝，国内外学术界曾存在巨大争议。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300万平方米的超大型遗址。遗址中部为宫城，内有数座大型夯土基址，基址体现中轴线的理念和左右对称的平面格局。近年，在宫城周围，发现各自有围墙围绕，彼此道路相通的不同单元，每个单元内都有不同规模的居住址和随葬青铜礼器和玉礼器的墓葬。宫城以南是生产青铜容器和绿松石器的作坊构成的官营手工业作坊，不仅发明了青铜爵、青铜斝、青铜盉、青铜鼎等青铜容器的制作技术，以及镶嵌绿松石的铜牌饰制作技术，还出土了用两千多片绿松石镶嵌在有机物上、长64公分的龙形器。
二里头遗址还出土了玉钺、玉璋、玉戈、长条形穿孔玉刀等一整套玉礼器，其中玉璋在黄河下游、福建、广东、香港，以及成都平原的三星堆和金沙遗址都有发现，反映出二里头时期以玉礼器为代表的中原礼制向周围地区的强烈辐射。二里头遗址主要分布范围为河南中西部，所处的年代是距今3800-3550年，与文献记载中的夏王朝晚期的空间位置和年代都十分吻合。更为重要的是，该遗址的一系列发明，包括择中建都和择中立宫的理念、玉礼器和青铜礼器的种类和制作技术等，都被取代夏王朝的商王朝前期所继承。在商王朝建立之前，中原地区只有一个政治实体，就是夏王朝，别无其他。因此，二里头遗址所代表的政治实体只能是夏王朝。二里头遗址的一系列重要发现，为实证夏王朝的存在提供了关键证据。我们可以充满信心地断定，夏王朝不是传说，而是实际存在的王朝，二里头遗址是夏王朝晚期的都城。
商周考古彰显伟大青铜文明
殷墟遗址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并为考古学和甲骨文所证实的都城遗址。自1928年首次发掘以来，殷墟出土了大量甲骨文、青铜器、玉器、陶器等文物，其中甲骨文是目前已知中国最早的系统文字，记载了商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宗教等各个方面，为研究商代历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殷墟出土的司母戊鼎（后母戊鼎）重达832.84公斤，是世界上最重的古代青铜器。殷墟妇好墓出土的鸮尊等200件青铜礼器，造型精美、工艺精湛。在吸收商王朝青铜器制作技术的基础上创新而成的三星堆古蜀国的青铜神树、青铜人像、巨型青铜面具，造型奇特，制作技术更加精湛，与殷墟出土的商王朝系统青铜器一道，展现了古代中国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在世界上首屈一指。
在西周都城陕西周原遗址，发现了三重城垣，出土了大量带有铭文的西周青铜礼器，铭文记载了周代的分封、战争、祭祀、诉讼等重要历史事件。西周中期，礼制逐渐完善，以形制相同、数量不一的青铜鼎、簋等容器和编钟编磬和玉组佩构成严格的礼制规范。各地数十个西周诸侯国的考古发现，证实了周代分封制和礼乐制度的广泛实施。在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了震惊世界的曾侯乙编钟，这套编钟音域宽广、音色优美，展现了战国时期音乐文明的最高成就。
考古学不仅证实了文献记载的历史，更补充了文献记载诸多不足。通过对史前至夏商周时期遗址的系统发掘与研究，我们得以清晰地勾勒中华文明从多元起源到走向一体、从古国（邦国）走向王国的历史进程，真切感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深刻感受中华早期文明所展现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的有机统一。
考古中国：在新时代续写文明探源的新篇章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考古工作，将考古与文明探源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自2004年正式启动以来，已经实施了五个阶段，初步回答了“何以文明”、“何以中国”，实证了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提出了判断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国方案。“考古中国”重大项目自2018年启动以来，聚焦旧石器时代考古、各个区域文明进程研究、夏文化研究、殷墟文化研究等重点领域，推动中国考古学向纵深发展。在新时代，中国考古学呈现出以下鲜明特点：
多学科交叉融合。科技考古、环境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等新兴学科的兴起，为考古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与视角。通过碳十四测年、DNA分析、同位素分析等科技手段，考古学家能够更准确地测定遗址年代、复原古代环境、研究古代人类的饮食结构与社会组织，让考古研究更加科学化、精细化。
发掘与遗址保护、展示有机结合。从良渚古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到殷墟博物馆新馆，从三星堆遗址保护大棚到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大遗址保护与展示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这些遗址公园与博物馆不仅成为考古研究成果的展示平台，更成为公众了解历史、感受文化的重要窗口，让考古成果惠及亿万群众。
国际交流与合作广泛开展。中国考古学正逐步走向世界，与各国考古学家开展广泛合作。从肯尼亚的古人类起源考古到拉穆群岛的中国瓷器考古，从埃及战神神庙的发掘到洪都拉斯玛雅文明贵族墓地的联合发掘，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考古队伍已经在全球30多个国家实施近50项中外合作考古项目，以及十多项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中国考古学家在国际舞台上展现了中国考古学的实力与风采，也为推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作出了贡献。
公共考古兴起。通过考古公开课、考古夏令营、考古直播、考古纪录片、通俗读物等形式，考古学逐渐走进公众视野，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考古、了解考古、参与考古，考古学不再是象牙塔里的学问，而是成为连接历史与现实的桥梁，成为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
在历史回响中筑牢民族精神根基
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时指出：“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⑥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考古学的最终目的，不仅是还原历史，更是为了服务现实、启迪未来。通过对中华文明悠久历史的追溯，我们得以深刻理解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对世界文明做出的卓越贡献，从而增强民族自豪感与文化自信心。
从百万年人类史中，我们读懂了中华民族的坚韧不拔；从一万年文化史中，我们读懂了中华民族的创新精神；从五千年文明史中，我们读懂了各区域文明的交相辉映。从四千年王朝史中，我们理解了中原与四方的交流互动，从多元走向一体；从商周时期及以后的历史中，我们读懂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奠基、形成与发展巩固。从大量考古发现和对历史的追溯中，我们对中华民族的突出特性有了确凿实证和深切体会。这些历史基因，如同血脉一般流淌在每一个中华儿女的身体里，成为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深厚根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⑦考古学正是这种文化自信的重要来源。通过考古发现，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和中华文明的辉煌成就，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与独特魅力，深刻认识到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作出的卓越贡献，从而极大地增强了文化自信。这种自信，不是盲目自大，而是建立在坚实的考古证据和历史认知基础上的理性认同；不是故步自封，而是建立在开放包容和不断进取基础上的文化自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考古工作是一项重要文化事业，也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⑧在新时代，我们要继续深入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加强考古成果的研究与阐释，加强考古成果的普及与传播，让考古成果走出实验室，走进博物馆、走进校园、走进社区，让亿万群众在与历史的对话中感受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六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发出“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⑨的号召；六年来，中国考古人牢记嘱托、砥砺前行，在神州大地上书写着文明探源的新篇章，迎来了中国考古学的黄金时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考古学必将继续发挥其独特作用，在遗迹和遗物之间解码文明基因，勾勒历史轮廓，为坚定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考古探源，是寻脉中华文明的实证路径；文明寻脉，是回响时代的文化自觉。在亿万群众与历史的对话中，我们必将厚植文化自信，让中华文明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注释】
①《习近平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社，2023年6月2日。
②③⑧⑨《习近平：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 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求是》，2020年第23期。
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历史必然》，《人民日报》，2025年10月1日。
⑤《“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新华网，2019年7月6日。
⑥《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新华网，2014年3月27日。
⑦《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6年，第217页。
责编/常妍 美编/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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